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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7）03—0030—08
邓小平理论诞生于现代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转折时期，是世界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文明交互作用的结果，体现了中国大国成长的一种政治智慧，中国崛起的伟大实践证明了其外交思想的正确性，这已为学界所公认。然而，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同志完成了外交战线上的拨乱反正，高举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旗帜，明确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国际交往方针，并赞同在党的正式文件中不提国际主义，因此，邓小平外交思想中不存在国际主义的成分。这个观点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后半部分却值得商榷。笔者认为，邓小平既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其外交思想体系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有机结合。本文重点谈一谈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际主义。
一、国际主义及其相关的概念
1.国际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国际主义一词在外交学中有着较为普遍的界定，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较为开放的贸易政策和较为积极的人道干预和政治援助政策。我们在这里使用的国际主义一词，既有外交学中的普遍含义的一面，也有国际关系理论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独特含义的一面。因此，本文将重点放在后一种语境里。虽然可以从经典作家甚至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找出国际主义的天才论述，但是，列宁却是国际主义一词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界定者。列宁认为，“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毫无例外地支持（由宣传、同情和物质来支持）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和这种路线”。① 在革命导师看来，绝对意义上的国际主义与阶级斗争、世界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是国际性的。
然而，这种“真正的”、纯粹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无产阶级是有祖国的，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前可以从理论上宣称“工人没有祖国”，但是，苏联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国家化了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处理合理的民族主义与绝对的国际主义之间的张力。列宁与斯大林的冲突、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以及中共与苏共的论战都从侧面反映了这种张力的严重性。从这一点讲，社会主义国家遇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常常遇到的相似难题。这显然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围，受制于主权民族国家体系规范的要求。可见，从现代国际关系与外交学意义上审视，国际主义的含义必须由民族主义来规定。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形成、发展的长期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语言、宗教、心理、习俗、尊严和生活方式的认同，是为民族求生存、求发展、求繁荣昌盛的集中体现，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族内情感，它具有根深蒂固的客观基础和历史渊源，是民族生存、繁衍、共同奋斗的纽带，是一种强大的内聚力。”②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类似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对现代国际政治生活都起着基本的建构作用。国际主义强调国际合法性，从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与责任中获得国际认同与尊敬。但是，如果不顾自身实力而过度援助外国，就会透支国力而导致国家的衰落，也不利于国际主义的进一步贯彻；民族主义强调国内合法性，在国际交往中越是能够为本国提供更多的相对收益与国民福利，就越会获得本民族的认可。但若将民族利益推向极至，不顾一丝一毫的国际准则和国际贡献，就会形成与国际社会为敌的局面，反过来又会严重损害民族利益。可见，合理的民族主义与合理的国际主义都是外交中需要的。
另外，由于不能绝对地认定民族主义是一种好的意识形态，又不能绝对地认定它是一种恶的社会力量，因此，一种新的概念出现了，它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就是一种千百年形成的对祖国最深厚的感情。用另一种术语说，就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旨在实现合理的民族国家利益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民族主义。
参考资料：马、恩、列、斯、毛、邓的著作，以及［苏］阿·帕·布坚科：《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苏艺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2.国际主义的分类
国际主义既是阶级的范畴，也是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体系类型下、与民族主义不同的辩证互动样式下，国际主义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从理论与实践的情况综合起来看，国际主义分为四个阶段，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新国际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国际主义。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时候泛指工人阶级为了全人类解放而进行的国际联合，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主要是指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不久一段时间内工人阶级政党的国际主义政策，它在两次大战前后遇到巨大的困难。所谓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是指，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和多国胜利的情况下，在形成了一定范围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条件下，要有一种不同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类型的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还无法达到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层次，它应该同时具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特征以指导无产阶级国际利益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以及符合主权民族国家体制条件下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种类型在苏联“大家庭”模式的实践中遭到失败。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在全世界最终爆发了世界革命，或者由于经历了普遍的社会改良实行了共产主义制度之后，国家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负责管理国际社会的功能，推动国际联合和共产主义一体化建设。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之间，如果有一个适当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话，这个模式在目前的恰当表现形式也许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国际事务中所奉行的一种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新国际主义。其内容尚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
二、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爱国主义与国家利益原则
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在新中国外交中的伟大贡献在于，能够从斯大林、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的执行过程中的成功失败中获得足够的经验与教训，能够从变化了的时代主题中洞察建设而非革命的时代要求，能够在面对政权全面危机的情势下更为迫切地从民族主义的精神资源中为共产党人发掘执政的政治合法性，能够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搁置起来而专心从经济基础而非上层建筑方面重建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基础。在三种情况下，邓小平的国际关系思想充满了比斯大林与毛泽东更多的爱国主义的成分。邓小平把爱国主义与国家利益原则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1.从思想上确立热爱祖国原则。邓小平讲过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③ 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④ 这实际上是对国际利益特别是“大家庭利益”或“极端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利益”的一种否定；他说过，“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⑤ 这实际上正确地梳理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提出了爱国主义能够帮助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当然也是新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遇到的一个困难。要战胜资本主义，必须高举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大旗，从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中寻求支撑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力量，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传统上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若不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就难以凝聚人心；他还说过，“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⑥ 这又坚决地反击了那种不要社会主义只要中国、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抽象地热爱祖国而忽视这个祖国的当代史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所建构起来的历史。新中国与社会主义两者在意义上具有了相互确定的关系。忽视前者，后者是无力的；忽视后者，前者是抽象的。这样，爱国主义就具备了现代意义、中国意义和现实意义。
2.把台湾问题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议程，这明确地表明中国外交的主要关注点从国际援助转移到国内事务。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1979年他回顾说：“……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集中反映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事情能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也是由于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结果。”⑦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已经把对台工作作为最重要的国内政治工作之一，邓小平为此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推动香港问题向顺利解决的方向发展，并给予了台湾问题很大的政治自主权，从而为祖国的最后统一准备了理论基础；他领导中国实现了与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有利的外部环境因素；他主持设计了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经济强国战略，为和平统一台湾提供了经济竞赛、政治融合的条件；他领导的军事改革、大裁军以及国内各条战线上的战略调整似乎都为台湾问题解决准备着有利的条件。可惜的是，台湾问题是一个具有复杂国际关系背景的中国国内问题，其前途并不单纯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努力所决定，80年代至90年代这个问题没有像邓小平在70年代末设想的那样如愿解决，反而愈来愈复杂化了。这至少在一方面表明了国内政治强烈地受制于国际政治的影响，民族主义在国际政治中具有复杂性和多形态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表明，邓小平实践了他的诺言，把全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愿采取武力和强制的方式使兄弟阋墙，同时也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的和平主义信念。
3.在国际事务中全面贯彻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他不论在处理与中小国家的关系时，还是在处理与超级大国关系时，都坚决执行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军事政治力量比较强大，与中小国家交往时坚持国家利益的原则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坚持这个原则，与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甚至国际地位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与合作。许多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都差不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经历过这种政治困境。结果往往是发展中大国不是成了现有主导性大国的政治依附国，就是变成了与国际社会格格不入的“修正主义”国家，将自身孤立在大国体系之外，造成了大国成长的夭折。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在当时却创造了一个奇迹。中国既做到了大步融入国际社会，又做到了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中美建交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在建交问题上邓小平自始至终都把“断交、撤军、废约”⑧ 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并且提出了由“美国采取主动”的策略建议。在中美关系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由于国内出现了政治动荡，引起了以西方大国为首的强烈反应和联合制裁，出现了中国要不要继续进行改革开放、要不要与西方大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战略选择。邓小平的选择是中国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主权与独立自主，“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⑨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民族尊严、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爱国主义思想，洋溢在整部《邓小平文选》第3卷之中。”⑩ 我们认为，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爱国主义是通过积极的对外开放实现的，是高度结合了合理的国际主义的结果。
三、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际主义
1.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国际主义观念上的不同
邓小平强调爱国主义高于国际主义，对结束“革命外交”时代、启动改革开放大业、推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与世界体系，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起到了正确的积极的指导作用。与毛泽东所注重的战争与革命时代条件下的国际主义不同，邓小平的国际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的国际主义；(11) 如果说毛泽东把国际主义理解为以阶级利益为主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话，那么，邓小平则把国际主义理解为以国家利益为主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毛泽东把向第三世界宣扬与实践中国革命经验作为中国国际主义的重要方面，邓小平则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贡献；毛泽东强调把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旧秩序作为国际主义的中心任务，而邓小平则把发展问题作为世界新秩序建设中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把北京作为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的中心，邓小平则反对中国“当头”；毛泽东把世界大战的危险看得很重，并将之作为推动革命的一个有利因素，也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个基本政策背景，而邓小平则认为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战争力量的发展，制止战争的因素在多维增长，发展和反对霸权主义就是其中的两个方面。
邓小平的国际主义有几个特点，一是强调非中心主义，“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12)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要求中国为世界贡献力量时不要当头。“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13) 二是采取了一条“消极国际主义”的路线。邓小平主张在综合国力不很强大的时候不能担负过分的国际义务。“……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14) 三是邓小平的国际主义是一种不言“国际主义”的国际主义，邓小平倾向于不用“国际主义”一词而用国际“责任”等词汇加以替代。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是把“国际主义”与“国际责任”放在一起使用的。比如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这样说过，“我们党在国际方面能否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归根到底，首先决定于能否把我们国内的工作搞好”。(15) 20世纪80年代之后，他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16) 在谈到国家稳定方面时，他说“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17) 邓小平在不同场合运用的“责任”尽管有些细微的差别，但基本上都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有意识、有努力的贡献，反映出来的精神仍然是促进国际公共事务管理事业，包含一种国际主义的精神。
2.邓小平国际主义的基本内涵
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际主义体现在许多方面。这里只指出其主要内涵。首先，他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8) “有所作为”主要是指中国要作一些对世界大格局有重要影响的大事，这些大事要超出纯粹的国家利益领域，从而对世界做出直接的贡献。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与国际经济新秩序并不纯粹为了中国国家利益，因为国际政治新秩序或者经济新秩序是一种国际公共物品，一旦建成，将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受益，将使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受益。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控制了已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因此，建立新秩序本身就是一种重大的国际责任，中国主张建立这种新秩序，是一种鲜明的国际主义作为。
其次，他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国际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对外交往的意识形态或者一定程度意识形态化了的外交理念，它是对国际公共事务提出的“正义”主张和理想化了的伦理要求以及为了实现这种伦理要求而体现出的一种积极进取的政策思想。任何国际主义都有理想主义的成分。邓小平外交思想恰恰通过反对霸权主义而体现了这种理想主义。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关于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说：“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19) 这里，邓小平把反对霸权主义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相提并论，显示出他对于国际事务的两大关心领域。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最初实际上是针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其目的是团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反对霸权主义也是一种普世性的政治主张，反对一切干涉他国内政、企图控制世界事务的大国行为。但是，无论它是反美或者反苏，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着眼点是团结美苏以外（或者包括两者其中的一国）的广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邓小平的反霸立场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与正义需求，显现了中国对于世界事务的大国责任，是带有强烈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特色的国际主义。
最后，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也是一种国际主义。按照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主权是一种不可分割、不可超越的权利，主权高于一切，任何国家不能在主权问题上讨价还价。特别在民族国家建立伊始的年代，政治领袖们都十分珍视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与政治自主。甚至那些高举国际主义大旗的伟大领导人，都把国家主权置于不可讨论的地位。以爱国主义为其国际关系思想基本内容的邓小平在继续将“国家的主权与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的同时，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来解决有着领土主权争议的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主权虽然不可分割，却是可以搁置的；虽然不能在政治上分享，但是可以在经济上共同开发；虽然不能在现实中解决，但是可以留给未来的政治家去解决；虽然不能用战争解决，但是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就是邓小平在主权争议问题上的一种创新性的国际关系思想。邓小平显然是从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现实以及时代发展要求的角度来创新理论，通过共同开发的新形式来促进国际利益从而捍卫国家主权。由于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办法预设了一种非战争解决争端的假定，因此这种办法实际上在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维护了国际和平与共同发展，后者则是实实在在的国际利益，体现了发展中大国的一种国际责任。因此，邓小平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观念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一种国际主义。
四、邓小平对毛泽东国际主义外交思想的继承
毋庸讳言，邓小平与毛泽东对国际主义的理解有较大的差异，在外交思想上也有较大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前者承认一定限度的国际合作与国际援助的条件，把国家利益原则与爱国主义明确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与核心内容。由于两代领导人外交思想的生成均处在中国大国成长的关键时期，处在较为近似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着近似的地缘政治与国际战略环境，两者拥有同样的政治信仰与权力依托，因此，其国际主义观念又有着相似的方面，我们不能否认邓小平外交思想中对于毛泽东国际主义的继承。实际上，两者的共同点可能大于一些国际战略分析家的想像，这是因为两者在语言表达上的不同并不能掩盖实质上的许多共同点。正如本章开始时所指出的，邓小平新国际主义思想萌芽与毛泽东国际主义思想有着诸多的不同，同样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1.两种国际主义本质上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
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为了全世界被压迫者得到最终的解放，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是对人类的贡献，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也是对人类的贡献。邓小平同样认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也是对人类的贡献。“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20) 不同的是，毛泽东概念中“人类贡献”中“人类”的主体是第三世界和第一、二世界中的人民群众，主要是从阶级划分和排序的；而邓小平心目中的“人类”主体可能是国际社会。
2.两种国际主义的立足点都是帮助第三世界发展经济与政治独立
毛泽东是“第三世界”概念的提出者之一，他的国际主义主要是帮助第三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获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邓小平的国际主义是建立一种良好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以解决南北矛盾，促进南南合作，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第三世界的政治独立的稳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的意义。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是谁？难道是美国、苏联？美国和苏联是搞霸权主义的，他们不是受害者。欧洲、日本、大洋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不是受害者。东欧有一点受害。如果世界和平被破坏，首先受害的是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没有什么和平，大战没有打，但小战不断。小战在哪里打？在第三世界。根源还不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在那里挑拨，在那里插手！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就是利用第三世界的冲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尽管第三世界本身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直接受害的还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第三世界所处的地位和切身利害关系决定的。”(21) 他还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这个思想现在人们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现在还很穷，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问题是将来我们发展了，搞不搞霸权主义。朋友们，你们都比我年轻，你们是可以看到的，到那个时候，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22) 小平把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与第三世界在含义上等同起来，其目的很明确：中国不管在硬实力方面多么发达，在政治立场上会一如既往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首先中国自己做到不称霸，不称霸就是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最重要标志，反过来讲，只有坚持以第三世界作为自己的立足点，中国才为自己的国际规定性和国际合法性找到了根据地，才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奠定了根基。总之，以第三世界为立足点的国际主义是中国国际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
3.独立自主是贯彻国际主义的基本点
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对外路线。毛泽东一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信任和依靠本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借鉴别国的经验，才能取得革命与建设的胜利，才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应有的贡献，体现为真正的国际主义。(23)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与任务决定了不能简单地贯彻对外开放战略和融入国际社会的战略，任何开放政策与融入政策都必须与坚持国家独立、历史传统、战略意志与大国成长等国情结合起来。“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24) 只是有了硬实力或软实力的强大基础，中国才能针对不同的争端和情势而执行国际主义的援助政策。有了独立自主，中国才可能获得世界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充分尊重，才能认同中国的国际主义行为，从而使中国的公共性国际行动具备了更强的国际合法性。
正是因为既继承了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又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创新发展，邓小平理论和外交思想才博大精深，以此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外交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在中国大国成长的关键时期，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反映时代要求的外交思想体系与国际战略，有必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与战略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正确对待各种国际思潮，不以暂时的国际政治斗争需要而牺牲固有的外交原则，真正做到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结合，推动中国成为一个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收稿日期：2007—04—20
注释：
① 列宁：《列宁全集》第2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53页。
② 俞正梁：《国际关系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④ 同上，第348页。
⑤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页。
⑥ 同上，第392页。
⑦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
⑧ 即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美国从台湾撤军、废除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
⑨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⑩ 郑必坚：《著名学者回首百年邓小平》，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11)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于1978年在一个为国际社会不太关注的场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说了一句表明了某种转折意义的话：“中国的革命，吸引着世界各国革命人民，与之共呼吸。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已得到并且必将进一步更广泛地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与支持”，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1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1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6页。
(14) 同上，第112页。
(1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298页。
(1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17) 同上，第360—361页。
(18) 同上，第363页。
(1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2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2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5—416页。
(22) 同上，第112页。
(23) 李靖宇、李远金、刘培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点问题论析》，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7页。
(2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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