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效率的教育性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性论文,高等教育论文,效率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3)03-0031-04
在原初意义上，“效率”的含义就是多方面的。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在说“做事要有效率”，是指以尽可能少的时间把尽可能多的事情干好——这里的“效率”就是在单位时间内完成任务的多少；在物理学中，效率指的是有用功在总功中所占的百分比。后来这一概念被引入到经济学中，表示投入与产出的比值，以此来衡量人力、物力、财力是否被充分利用。高等教育中引入“效率”概念所关心的是以有限的教育资源来更好地实现教育目的。如此看来，“效率”在高等教育中的含义应该是明确无疑的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在我国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之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的效率问题开始倍受国人的关注，对我国高等教育效率状况的看法则更是见仁见智，既有“滑坡论”，[1]也有“提高论”。[2]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评价呢？细究其中就不难发现，人们在讨论或评价高等教育效率时所处的语境并不相同，所持的标准不一致。因此，如何协调或统一对高等教育效率标准的认识，不仅有利于正确地理解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也有利于顺利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同时对深化高等教育效率的理论认识也会有所裨益。本文认为，高等教育的效率及其标准是多样的，高等教育效率的各种标准之间还经常存在着矛盾，但是，教育性标准应该是高等教育效率标准的核心内涵，是协调和统一各种标准的可能所在。
一、高等教育效率的相对性及其标准的多样性
在笔者看来，理解“效率”概念应该把握这样几点。首先，是活动或工作的质量，即某一活动“所完成的任务”或“产出”是不是该活动的目的所规定的；其次，是活动所花费的“成本”，包括时间、物资、人力或金钱等。显然，在这两点中，“成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花费同样的成本完成的任务多，效率就高，反之则低。但是，“质量”却是效率概念的根本性要素，对“质量”的追求是效率的根本所在，因为如果所完成的任务不符合目的的要求，“成本”再少做的也是无用功，没有任何效率可言，而如果符合目的的要求，成本大一点也不过是效率低一点而已。质量，就是对目标的达成度，因此，我们在讨论效率时首先应该关心的是活动或工作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例如，在谈及经济效率时，它的根本性问题就是投资是否获得了最大的经济效益，因为获取经济效益正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同样地，高等教育的效率所关心的就是一定的高等教育资源所能实现的教育目的的程度，其核心就是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关于高等教育效率的各种讨论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分歧，对于高等教育效率概念内涵的看法（高等教育效率观）的不同并不在于形式上对教育效率是什么的认识的不同，而在于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对高等教育应该达成什么样的目的的认识的不同上。高等教育属性极为复杂，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高等教育时，高等教育具有多方面不同的属性，比如政治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和育人属性。随着所注视的高等教育的属性不同，对高等教育所提出的目标也就不一样，进而高等教育效率的内涵也不一样。高等教育属性的多样性决定了教育目标的多样性，进而也决定了高等教育效率的多样性。当重视高等教育的政治属性，把高等教育当作政治工具时，高等教育的效率就体现为高等教育活动所完成的政治任务的水平，高等教育的其它方面的目的实现与否或者实现得如何似乎并不重要了。当重视高等教育的经济属性，把高等教育当作实现经济目的的手段时，高等教育的效率就体现为高等教育对经济的促进或拉动的程度；相应地，高等教育还具有文化、育人等方面的属性，因此高等教育的效率还可以体现在传播文化知识、培养人才的水平和程度，等等。这样一来，高等教育的效率标准即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高等教育的效率，或者追求高等教育的什么方面的效率的问题就突出来了。这说明，高等教育的效率总是相对的，而高等教育效率的标准也是多样的，不存在可以替代一切方面的绝对标准。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单一地看待高等教育的属性，如在20世纪50、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的政治属性掩盖或抑制了其它各方面的属性，大学经常被当作无产阶级政治的“堡垒”，高等教育成了无产阶级政治的工具；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的经济属性开始逐渐具有“统治性”，高等教育越来越被当作一个产业部门运作。在这种情势下，高等教育的目的也往往是单一的政治性或经济性目的，其它的目的则大多是服务于这些目的的。自然地，高等教育所追求的也是单一的政治或经济的效率，而忽视或淡化其它方面的效率。目前，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属性的认识不断深入，高等教育的目标也在逐渐丰富，高等教育效率的多样性也逐渐显露出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实际上是追求高等教育的多种效率使然。对高等教育的效率及其标准，如果仍然采用单一的观点，势必违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衷，也不利于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
二、高等教育效率标准之间的冲突
高等教育的目标不同，实现目标的手段、方式以及影响等都是不同的，因此高等教育的效率标准总是有差异的。当它们聚集于高等教育系统时，必然会产生冲突，因此认识到高等教育效率的多样性自然应该看到高等教育效率标准之间存在的矛盾。在笔者看来，当前高等教育效率标准之间的矛盾表现最为突出的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发展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之间的矛盾。随着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显现，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强，同时越来越多的公众也要求接受高等教育，因此，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动因。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就意味着要降低进入高等教育的门槛，而生源基础的降低可能会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因此，在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的时候，如何保持高等教育的质量，或者应该追求什么样的高等教育质量，这些问题就把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之间的矛盾都暴露出来了。
其次是谋求经济效率的最大化和尽量好地培养人才之间的矛盾。从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社会行业来看，尽管人们不会完全同意高等教育系统属于经济部门，但没有人能否认高等教育的产业属性，高等教育具有产业经营中的一些特点；现代高等教育还具有直接或间接产生经济效益，进行社会服务的功能；同时，从高等教育自身内部的管理来看，高等教育在运行过程中总是要耗费一定的资源，如何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好的办学绩效，是高等学校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取向，这实际上也是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问题。因此，谋求高等教育中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也是发展高等教育的一个合理的效率标准。然而，这显然会与追求尽量好地培养人才的标准产生矛盾，因为谋求经济效益和追求人才培养质量所服从的目的，所遵循的逻辑都是不同的，在许多方面甚至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第三是发展知识与培养人才之间的矛盾。在高等教育的目标中，发展知识与培养人才都是重要的内容，而且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它们目标和实现逻辑也各不相同，因而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应该说，培养人才一直是高等教育目标中的重点内容，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高等教育的研究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大学作为研究机构的看法在受到日益广泛的认同。大学向社会贡献知识的状况逐渐跃升为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于是，高等教育既要重视“研究”，又要重视“教学”。问题是，“研究”与“教学”是两回事，前者主要是用“知识的方法”追求“知识”的增长，后者则必须要用“人”的方法促进人的发展，而“知识”与“人”的目的、发展机制尽管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高等教育的“研究”与“培养”两种目的之间势必形成矛盾。随着科学研究（即发展知识）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的提升，这一矛盾又有日趋复杂化的趋势。为了集中精力搞研究，教授上讲台的比例普遍地不高。在当前许多高校的发展规划制定过程中存在的定位困难（即选择到底“以研究为主”，还是“以教学为主”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实际上也表现出这方面的矛盾的复杂性。
第四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率以及个人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高等教育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这不仅表现在其政治属性、经济属性等方面，还表现在引导和传播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以及作为社会的再生和平衡机制等方面。比如，许多研究者就将高等教育当作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然而，为了经济效益，高等教育就要服从“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逻辑；为了谋求经济效益，高等教育势必要经常冲击社会伦理规范，甚至加剧不平等。因此，高等教育在追求社会效益和谋求经济效益之间时常会出现两难的局面。同时，社会的主流价值和伦理规范总是寻求个体之间保持最大的统一性，强调服从，而这与基础不同、兴趣各异的学生个体发展的多样性要求以及学生家长的愿望也存在着矛盾。
总之，多种效率标准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并存就必然会出现各种效率标准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这不仅深刻地刻画了高等教育效率标准的相对性，也向我们提出了深入思考高等教育效率及其标准的难题：究竟如何统一和化解这些矛盾，使得高等教育的多方面效率都能得到最合理的实现？
三、教育性是高等教育效率的核心标准
任何活动或事业的属性都可能是多方面的，但这些属性并不是独立并具有同等意义的，而是在活动或事业的根本属性的主导下构成一个合理的“属性系统”，正是这一合理的“属性系统”的表现，该活动或事业才得以正常的发展，并实现其效率的最优。
从高等教育存在与发展的条件及其作用看，政治（上层建筑）、经济（产业）和育人等属性并存于高等教育是必然的，但是其中又必定有一个使得高等教育区别于社会其它行业的根本属性，这就是“教育性”，即传授知识和思想道德教育。[3]高等教育的实质是以将人类已有的（高深）“文化”传递给下一代（或后来者）并促进其发展。在“教育性”的主导下，高等教育的其它各种属性都处于从属地位，是条件性属性，又通过或借助于并有利于“教育性”表现出来。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高等教育的其它各种属性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育人属性。高等教育要主动地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但这并不是要以高等教育去直接行使政治或经济的使命，不是用高等教育去代替政治活动或经济活动，否则，高等教育就不是高等教育了。在“文革”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政治化”，大学办社会的结果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样，高等教育的目的也具有多样性，包括育人、培训、学问等。相应地，其作用也具有多样性，包括教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但是，它们之间都是围绕育人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的目的系统中，育人的目的是最基本的，或者说其直接目的是育人。通过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即“修其身”，“正其心”，“诚其意”，“致其知”，“格其物”，进而以“教育的”方式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实现各方面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因此，高等教育的目的具有系统性、结构性，而其核心是育人。
在高等教育的属性和目的多样性的制约下，高等教育的效率及其标准也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育人的效率是核心内涵，这就是以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适度的高等教育规模和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教育方式，所培养的满足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知识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等方面要求的、各种各样的（包括学术的、应用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人才，从而实现高等教育质量。围绕着和通过“育人”，高等教育的其它各方面效率不再是对立而是互相促进，并能得到顺利地实现，然后又服务于高等教育育人的效率。从而，高等教育的效率标准也是一个以教育性为核心，由多种标准组成的一个合理、协调的系统。在“教育性”标准的主导下，高等教育的其它效率标准都获得了合适的、相对的并且统一的意义。这样，我们所谈论的和追求的才是“教育”的效率，而不再是经济的、或者别的效率；也只有这样，高等教育在体现“教育”的效率的同时也在实现着其它各方面的效率。最终，高等教育的整体效率获得了最优化。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无疑强化了高等教育效率的相对性和效率标准多样性的合理性，但也突出了高等教育协调这些标准的艰巨性和重要性。在大众化时期，对待高等教育的效率，必须坚持把教育性作为核心标准，并以此来协调和统一各方面的效率标准。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对于高等教育，今天看到的是它的经济属性，把它作为一个经济部门，重视“经济”的标准，明天看到的是它的知识属性，把它作为一个研究机构，重视其科研成果的多少；或者，这个方面强调的是它的经济属性，把它作为一个经济部门，重视“经济”的标准，而另一个部门又看到的是它的知识属性，把它作为一个研究机构，重视其科研成果的多少；……等等，这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它实现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效率。遗憾的是，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常常面临的恰恰是这类苛求，大学常感“婆婆”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