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行第”称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称谓论文,唐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历史上，独具特色而举世无双的传统称谓，往往引起中外人士的注目。有唐一代近三百年间，以行第（排行之前加姓氏）用作人的称谓，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从而构成了一道奇特的文化风景线。中学语文教材中就不乏这方面的例子，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高适《别董大》。其中“元二”“董大”就是“行第”称谓。
唐代的称谓有时很是繁杂。比如，韩愈有《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一诗，这是写给华州刺史张贾的。张氏行第十二，曾任门下省给事中，其时中书、门下二省官员通称“阁老”。汉代称州刺史为使君，唐人沿用以示尊敬。诗题是将三种称谓合在一块，要弄清就得下番功夫。以行第互相称呼是唐代的习尚。这种情况，在唐人诗文中可谓屡见不鲜。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杜甫《赠卫八处士》《送韩十四江东省觐》，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贾至《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三首》……这都是俯拾皆是的书证。
必须了解的是，唐人计算排行时，并不限于同胞兄弟，而是以其在家族内的行第排列为顺序。杜甫有诗《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可知高适排行三十五，岑参排行二十七。其同胞兄弟当然没有这么多，而是“联从祖兄弟为排行”，“合曾祖所出以计”，相当于现代的堂兄弟。
唐人以行第相称时，有时在写明姓氏与排行之后，又将对方的名字或官职之类写上，这自然不可能使人误解。《唐摭言·序》云：“同年卢十三延让，杨五十一赞图，崔二十七籍若。”元稹《酬哥舒少府寄同年科第诗》：“前年科第偏少年，未解知羞最爱狂。九陌争驰好鞍马，八人同看彩衣裳。”自注云：“同年科第，宏词（科）吕二灵，王十一起，拔萃（科）白二十二居易，平判（科）李十一复礼、吕四频、哥舒大恒、崔十八玄亮逮不肖（指元稹本人）八人，皆奉荣养。”这都是先称行第再称本名的例子。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杜甫曾任左拾遗），韩愈《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时任中书舍人），则是先称行第再称官职。
有时只以姓氏排行相称，也不会使人误解。这主要因为对方知名度高。如李十二（李白）、杜二（杜甫）、韩十八（韩愈）、白二十二（白居易）、钱大（钱起）、刘二十八（刘禹锡）、元九（元稹）……都是名振千古的杰出人物。以行第相称，不仅当时人一望而知，今人读唐代诗文对此称谓也不陌生。有的知名度不高，稍作考证也可了解其人。韩愈《答张十一》，此即临武令张署，与韩愈同时被贬。
当然，唐代盛行的行第称谓，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些难题。元稹有首名诗《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刘十九是谁呢？查白居易《刘十九同宿》，中云“唯共嵩阳刘处士”，则刘氏乃河南登封人。当时还有一位刘轲，《白氏长庆集》43卷《代书》云：“有彭城人刘轲……”《全唐文》卷742载刘轲《上座主书》，自称“沛上耕人”；而《全唐诗》有沛人刘轲诗一首。可知刘十九非刘轲其人。查来查去，终究不知何许人。前述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高适《别董大》、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的董大、元二这两位先生，也让后人一头雾水弄不明白，难识庐山真面目。
唐以行第相称既然是一种时尚、一种风俗，因此，断不可将行第之称误为人名。刘建国先生撰《数字与人名》（该文刊于某语文刊物），就将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中的夏十二、孟浩然《送杜十四之江南》中的杜十四（真名是杜晃）判为以“数字为名”，乃至将世以行第称为“元九”的著名诗人元稹也归入“数字为名”之列，这显然是个不小的失误。
行第称谓盛行于唐，至宋代仍有其遗风。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人称柳七。《方舆胜览》载：柳永死，“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于南门外，每春日上冢，谓之‘吊柳七’。”宋代徐铉有《送王四十五归东都》诗，也是行第相称的例证。不过，宋代千真万确出现了许多以数字为人名的。洪迈《夷坚志》中记有汪二十一（洪家佃人）、王一、王七六、徐千二、朱二十八、宁三十、李五七……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