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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代的哲学
有这样一种说法：当一个人处在谷底，他只能向上攀行。但这种地形学上的比喻未必正确。如果不采取行动，就不会产生向上的运动，人也只能呆在最底层。人们必须收拾行囊，观察好地形，以便找到正确的出路。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呢？将要走的又是怎样一条路呢？
科学方法已成为我们时代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是启蒙的结果，而是由于科学已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科学方法的规范和形式甚至影响了非科学的、伪科学的言论或反科学的概念。资本主义的日益非理性化与此并不矛盾，因为即使是非理性主义也要受到理性原则的支配，以使非理性主义变得合乎理性。科学理性的断言甚至延伸到了其对立面。非理性主义只是表达了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合法化这样一种愿望，以保持其科学方法的假设，进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确立一种“制度化的地位”。
世界观的科学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和优越性的根源。这与将事实与价值判断分离、只把收集和分析数据当成科学方法而不用科学的根据来指导人们的方向的不可知论的世界观形成鲜明的对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行动都要服从于经过审慎思考的科学规范。作为一种人生态度，这种科学性质的普遍性首先只有通过（唯物）辩证法才能实现，才可能将矛盾理解为“历史中理性”的时刻，进而去建设一个历史进程中的理性体系。因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可以为指导知识的继续发展提供一个方案，即一个可以按照统一的原则、包容了理想和我们世界关系中不同制度同时又可以解释其意义的方案。那样，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也有能力克服意识形态上的缺陷，从而开辟一个崭新的前景。
我已经论证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可供发展的世界观，因为它是科学的世界观。科学包括了经验实验、修正和改正自身内容上的错误（包括那些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从理论上已经站不住脚的内容）。于是，科学的世界观要服从于下面的准则，即科学知识的发展与其自我修正并不矛盾。因而就出现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是指，它表明了理论与理论解释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性；自我批评指，它改正了落后于科学进步的知识，同时又修正、扩充和更新了其概念。只有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种世界观才能在科学的时代提供足够的指导。否则，它就会阻碍知识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步，从而变成“反动的”。很显然，只有不对某个需要加以保护的阶级利益造成伤害，指导性知识的自我修正才会得到保证。科学的世界观在一个其生产关系必然会消除阶级的社会中才首先会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是必然的。科学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生产力表明，目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世界观必须符合科学的趋势。马克思主义在为人民大众觉醒的斗争中，通过阐明其理论立场表达了这一趋势；因而它领导了为争取文化领导权的世界观的斗争。
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与先前社会形态相关的新的历史局面。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本阶级的世界观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一个阶级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过渡中，部分统治阶级通过调整适应新的生产关系而保留了他们的剥削形式。例如，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许多原有的统治和法律形式被保留了下来。为了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需要，新兴阶级的世界观内容在旧的统治关系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已经步入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和新的阶级结构的封建贵族的代表们在阶级利益上越来越接近于资产阶级，他们可以接受资产阶级世界观中的某些主要内容。集知识和世界观为一体的法国“百科全书”就是这一意识形态过程的明显例证。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的领导权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已建立，并为革命作好了准备。
工人阶级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其历史使命是消除剥削阶级的特殊阶级利益，以便任何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都不能继承和恢复他们的原有利益。这意味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将资产阶级的利益改头换面地变成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不具有接受工人阶级世界观的动机——科学社会主义代表着一种历史进步，资本主义即便是一个变革的阶级，也不能接受。尚不存在从资产阶级利益向无产阶级利益的有机的过渡。因而，在18世纪条件下成功地保留了原有统治关系的范例不能适用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意识形态。60年和70年代，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试图将资产阶级观念改造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并将此作为改变制度的政治战略，但没有考虑到阶级结构的各种问题。尽管当时这些激进的组织在教育和大众媒介上有很强的代表势力，但这种战略最终不会有多大的效果。
当世界的某一部分最初试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尝试失败后，很显然社会主义未来的战略问题应当被提了出来。今天，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形式和文化生活体制及其简单的头脑和残酷性都正在被摧毁，以便将其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机制中，这让人们不再怀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否有前途，尽管有一些人持不同的和善意的立场。作为科学世界观的意义重大和必不可少一部分的还有政治行动，这些政治行动的基本假设是，历史的形成必须符合科学的原则——在认清了什么是对人类（而不是某些个人）有益和必需的之后，普遍利益优先于特殊利益。建立在这种科学的历史哲学之上的政治学必然会和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发生冲突。因而，为了保护自身，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必须反对将社会意识分裂成各种“平等有效意见”的做法。多元论是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权的有效战略。
另一方面，科技革命的社会结果只能被吸收和融入到具有科学世界观的人们的生活目标中。我们需要一个未来规划，使我们的技术能力、人类需求和生活的自然条件相互协调，并使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行动。科学理性不仅存在于具体的研究中，而且存在于全部相互联系的辩证结构中，它是人类生存之必需。在我们时代，任何世界观都没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提出了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和人类与自然的历史关系的理性的观念。这包括马克思主义潜在的优越性和其未来前景。人类的问题越是紧迫，人们越是需要再次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寻找指南。
因此，一切取决于保持这一理论工具的锐利性，给它在世界各地得以发展的空间，其概念结构和方法必须准确无误，必须摆脱先验图式，不能只凭良好的愿望，而且要认识到，只有克服了某些特殊的利益，人类才会取得进步。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哲学中唯一不受非理性影响和渗透的哲学。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争夺领导权，早在17世纪就在科学的世界观上取得了主导地位，这在伽利略、笛卡儿和培根的著作里都有记述。1600—1830年间，哲学、科学和技术同时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形式的确立，它们在19世纪形成制度化，并建立了工业国家。如果将这种资产阶级为本阶级的利益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视为人类普遍利益的表现，那只是一种幻觉。同时，随着其阶级利益的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和哲学理论传递给这些“英雄式的幻想”这样一个内容，它们越来越自相矛盾，好象现实和实践都是从理论中阐发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对启蒙时代的意图提出质疑，将其倾向与普遍的理性和科学结合起来，解决由科技革命而导致的更加复杂的当代生产方法的问题。相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须否认或者反对其自身传统的基本内容，而不能为其提出一个新的解释。20世纪的所有世界观的提出（除了马克思主义）都是不完整和可替代的。
与继承的关系
每一个阶级，在它争夺社会主导地位的斗争中，即在它向统治阶级地位攀升的过程中，都要提出一种能够将其自身利益解释成为全体人类的共同利益的世界观。这意味着每一个阶级都对自己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实现一种理想的目标抱有“英雄式的幻想”。这里不是讨论这些哲学问题的场所，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理论才能解答这些问题。总之，所有的社会形态，不管其意识形态观点如何，皆以象征的形式自我表达着一种对完美人类社会的期待，一种在阶级社会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许诺。每一阶级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与其自身世界观下产生的规划发生矛盾。
既然我们有了一个可以与人类的过去相关联的现在，我们就可以从过去历史岁月中的文化典籍中去寻找永恒的与之相关的内容。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出发，在建立一种意识形态或象征形式与其产生的根据之间关系（包括理想与其依据之间的不同）时，必须要以期待中的内容的主要观点为基础。一种历史的差异性分析将或要继承或要抛弃的遗产从遗产的糟粕中分离开来。当然在此必须包括抛弃，因为存在着将人误入歧途的有害的传统，因而在阶级斗争中，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必须要明确和肯定。从狭义上讲，人们可以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看到，我们准备接受传统的前提条件是保障“自由意识的进步”。工人阶级为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就是实现人道的历史观念的斗争。
统治阶级当然不是对“历史的幻想”、“乌托邦式的幻想”以及他们的世界观所表达的理想与现实社会的阴暗面之间的差异视而不见。意识形态的屈从、逃避现实的运动、玩世不恭，凡此种种是理想范式同险恶的现实之间相互矛盾的反映。正是由于这种纯粹的否定，一种共同的世界观是不可能形成的。于是在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在同无产阶级世界观争夺领导地位的斗争中，产生了一个新的阵线。对文化传统有意识的利用，将社会主义认同为人类历史上人道的社会，都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大多数心灰意冷的市民都可以拥护这一结论。他们可以为了一个相应的政治联盟而形成一个共同的机构，在此机构中，无产阶级不断强大的政治、理论和道德力量及其对未来的构想逐渐成为它取得领导权的基础。这种真正可能性的阶级基础在于，资产阶级的大部分，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长期以来被排斥在本阶级之外，并未参与到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阶层，因而他们的特殊利益不再因经济关系而得到满足，得到的只是资本主义经典时期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并非真实的表达。
如果工人阶级利用了这种历史现存条件的机会，将文化理想与人类的种种希望融入自己的世界观，如果工人阶级显示了实现这些希望的可能性，同时又克服了其自身的阶级局限，那么它可以调动起在客观上已经丧失了同垄断的资产阶级发生阶级联系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的进步因素。如果说在从一个阶级社会向另一个阶级社会的过渡中，改变剥削和统治的利益可以为新兴的阶级取得领导权创造条件，那么同样，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将资产阶级中失去阶级特征的那部分人的世界观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可以完成同样的政治使命——特别是在危险的时刻。
反法西斯同盟政策的思想以及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上提出的战略将这个重任赋予了工人阶级运动。现在这个任务并未过时，但是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进行审视。因而很显然，在达到了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长远政治目标之后，即基本上取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同之后，工人阶级在其同盟中的领导作用必须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因为它必须从势力强大的垄断资产阶级那里夺取并保持权力。所有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排除在共产党的战略之外的企图都必须铲除。阐述领导权的经典理论家们（如葛兰西）都无不强调这些联系。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理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要素。即便是在第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之后，这一理论联系仍然有效。
随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劳动分工，世界观内容的产生和传播以及价值观的现有体系大都倾向于“知识分子”。因而他们担当了影响统治阶级领导权的主要责任。科学（包括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后果）总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连，因而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即葛兰西称之为的“传统知识分子”）内部，甚至在知识分子个人之间都会产生矛盾，这将有利于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盟，同时伴随着文化传统向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转移。然而，这种转移过程本身将由知识分子来完成，因为他们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诞生的，是特殊理论职能的承担者，他们要么出身于工人阶级，要么认同于工人阶级。葛兰西称他们为“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坚持认为，每一个人类的行动，特别是每一次有意识的政治行动，都需要集聚知识分子的才干，每一位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特别是每一位官员，都是他（她）本阶级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因而，理论教育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不可或缺的方面，也是改变文化传统的一种途径。
一种理论上高度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必要的，它可以使工人阶级实现这种转变。这意味着，对科学世界观的理论概念的阐述也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实践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政治实践中，理论不是次要的和自发的，相反，它是这种实践本身的一个侧面。所有的行为都以一定的世界观为行动的指南。但是只有反省和自我批评的科学的世界观才能产生超越了简单的行动与反咸关系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将乌托邦式的幻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一理论上的全面（而非仅仅是实用的）思想是科学实践的条件。于是，在这个思想中，传统的内容被扬弃了，所以它们不再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残余，而是变成了这一思想的一部分。只有在历史、文化和普遍的相互联系自身的始终如一的理论模式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才能融入新的形式，并在新的形式中保持生机。
当然，马克思主义内部也会存在不同的观点，在假设的有用性、真理的内容或理论立场的正确性等方面也会出现分歧。但是必须抱有这样的信念：分歧总是可以解决的，而且，为了指导实践，必须得到解决。自然，不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使现有理论得到修正也是必要和不可缺少的。知识和相对真理不断地接受近绝对真理，这一基本观念与教条主义的僵化针锋相对。但是不能出现好几个“马克思主义”，这样做会分化工人阶级，无法将历史理解成为一个法律控制的“目标体系”，一个根据统一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多元化将意味着排斥真理问题，使主观的战略思想合法化，割裂在工人阶级组织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进而消解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形式的特殊性质，从而瓦解阶级意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历史上第一次不是为了特殊利益，而是为了整个人类而夺取领导权——不允许世界观存在多元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考虑到了不同国家阶级斗争的多方面的历史社会条件以及经济的多样化，特别考虑到形成其战略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利用某一特别国家的文化才能成为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前提。国际化与国家的特殊性并不矛盾，而是相互渗透影响。共产主义者始终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强调革命不能输出，而必须从每一国家的现存矛盾中爆发。每个国家的进步知识分子都有责任根据本国的文化传统制定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而进行斗争的理论思想。
前面的路
科学的世界观并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知识的一幅世界全景图。“图”是不变的图景，是复制的静态的结果。而“世界观”则以一幅反映了运动着的真实世界的图画为前提，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世界观首先是以实践而不是以知识为前提，科学的世界观是关于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指导实践的知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职责是不断发展理论概念，辩别和明确不同环境下和不断变化的人际关系。今天的问题产生于技术活动和知识的新特性、自由空间的新的扩展和限制、需求体系中的结构性变化（到目前为止仍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不断加深的文化接触和相互渗透所产生的新情况、无所不在的媒介在社会意识中所产生的新的生产形式。在此，哲学具有超前的产生理论的功能，而且，它必须确定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认识上的批评步骤。
倘若不同时反对以意识为基础的反科学的和使现存的生产和统治关系长存下去的解释体系，进一步阐释这一世界观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意识形态批评——通常被狭隘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能够胜任此职。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驳斥错误的理解和／或非科学的解释是推动和保证科学进步之必需；第二，知识的意识形态阐释对于政治论争和阶级斗争来说从来都是不无意义。前者是知识的理论；后者是科学方法的道德力量。在此，我们仍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尼可马可伦理学》的第6卷中得到启示。
更概括地说，意识形态批评转而担负起马克思哲学的第三种也是更为全面的任务。表象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质。例如，人们思考民主的制度形态、思考自由和人权的内容、思考丰富的思想体系（或用阿多尔诺的话来说，“是幻觉的相互联系”）。这些都必定被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哲学理论所揭示。如果社会意识的媒体操纵被打破的话，一定有无数的个案分析可以作证。当然，阶级意识并不是从理论中产生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没有理论，阶级意识亦不会产生。
作为一种理论本身，马克思主义并未陷入危机，相反，它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和资本主义的自我矛盾是历史之必然，为资本主义过渡到一个新型社会提供了解释性模式。为达此目的，必须能够而且愿意解释在两种社会体系的较量中，社会主义所遭受到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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