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时期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2-0136-09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以清末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南洋公学的建立以及新学制的施行为肇始。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高等学校中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抑或是教会大学(教会大学相对于中国政府的学校实际上也属私立)，都受惠于当时因政治的动荡、各派力量的制衡带来的较为宽松的学术、思想环境，得益于国外多元教育文化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快速“崛起”之势。①
民国高等教育的创始阶段是从民国元年到1915年。此期的大学一共10所，其中公立大学3所，分别是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而私立和教会大学显得相对较繁荣。“五四”前后北京大学改制，带动了整个高等教育的革故鼎新和快速发展。从1921年到1926年，公私立大学由13所增至51所，教师和学生人数也有了明显的增长。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尤其是在抗战前的十年间，我国的高等教育逐步由规范而定型，趋于成熟。从1928年至1936年，全国大专以上学校从74所增加到108所，在校生人数从25000多增加至近42000人。这十年，高等教育也和国家的其他方面一样，是一个黄金时期。抗战的全面爆发，给正处于蒸蒸日上的中国高等教育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在“抗战建国”、“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思想指导下，高等学校虽然历经磨难，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到1945年抗战胜利，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增至141所，其中大学和独立学院增至89所，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人数与战前比都有大幅度增长。此后发展到1947年，全国总计有大专以上学校207所，其中公立128所，私立79所；按层次分，有大学55所，独立学院75所，专科学校77所；在校生总数超过15万，当年毕业生超过2.5万，均达到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数量发展的最高水平。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苦难与辉煌，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也走过了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光辉历程。在激荡时代思想潮流引领社会文化变革，服务大学教学改革，促进人才质量提升，弘扬学术精神与推出学术成果等诸多方面，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谱写了中国现代出版史的华丽篇章。
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可以上溯到晚清，南洋公学译书院、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和编书处、山西大学堂译书院都可看作是大学出版的源头。稍后还有教会大学的出版活动。遗憾的是，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大学出版的历史演进、社会价值以及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一直没有引起出版学术界的足够重视。除了宋应离编著的《中国大学学报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姚远著的《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从某个角度给民国大学出版一定关注外，现今已经出版的《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民国出版史》《中国近代科技出版史研究》等专著，均没有对民国大学出版专章专节论述。有关民国大学出版的研究虽然也还有一些史料梳理、专题探究类的论文，比如白化文的《关于“老北大出版组”的研究》，韩晗的《关于“现代中国大学出版业与民营出版业(1840—1949)的比较研究”》等，但总体看比较零散，不成系统，对于出版制度、机构设置、图书刊印、大学出版的历史贡献等方面的研究明显偏弱。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从几个方面，包括以往很少有人论及的制度设计，论述很不全面的机构设置以及学术期刊的特殊地位与贡献等，进一步作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个领域的注意，进而展开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
一、制度设计层面：大学出版委员会
民国时期的高等学校一般规模都不大，即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名牌大学。学校教职工人数不多，管理人员更少，机构设置十分精简，运作的效率却比较高。民国大学在机构设置中，不论是一些著名的综合性大学，还是比较好的专科学校，均设有一个专门委员会——出版委员会。仅此就足见大学管理者对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视。
以北京大学为例，“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组织机构有所调整。1919年12月3日评议会审议通过了《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该章程规定，北大内部组织分四部：1.评议会，司立法；2.行政会议，司行政；3.教务会议，司学术；4.总务处，司事务。其中，行政会议是学校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掌握全校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行政方面的事务。行政会议下设组织、预算、审计、聘任、图书、庶务、学生自治、入学考试、出版等常设委员会。各委员会人数5至9人。设委员长1人，由校长于委员中推举之，以教授为限。各委员任期1年。校长为行政会议的议长，主要参加者是各常设委员会的委员长，他们协助校长推行全校大政。
北京大学的出版委员会是在1919年设立的。首任委员长为胡适，委员有李辛白(也是总务处下的出版部长)、张相文、钱玄同、陶履恭、王星拱、张大椿、陈衡哲。出版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审查出版书籍，并策划出版部之行政。1924年至1930年，出版委员会因故中止设立。1931年，出版委员会恢复设置，委员长为何基鸿，委员有杨铎、孙云铸、徐志摩、张慰慈、周作人、胡济。1932年出版委员会由刘复任委员长，委员则有马裕藻、孙云铸、江泽函、邱昌渭、赵抟、毛准。1934年的出版委员会人员构成则为：刘树杞、胡适、张景钺、曾昭抡、陈受颐、赵抟、陶希圣、傅斯年、樊际昌。②
查询有关的大学校史资料发现，民国时期的大学(包括专科学校)设立出版委员会是比较通行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4—1927)设校务会议，作为议事机关。它实际上具有一定的立法性质，其决议经校长批准后，行政部门当即执行。为了提高议事效率、科学分工及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经校务会会议讨论通过后，设立多种专门的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各委员会讨论议决的事项，由委员会主任交校长办公处处理。该校先后设立的常设委员会包括以下10个：学校组织系统，学生自治，运动，图书馆，游艺，出版，校舍建筑，校景布置，办事方法研究，招生。出版委员会的主任为深受师生爱戴的刘伯明教授，委员则有杨杏佛、陶行知、柳翼谋、胡步曾、李仲霞。③国立东南大学(1920—1927)为了体现民主精神、发挥教授作用及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各有关机构的相互协调和相互监督，采用了校长领导下的“三会制”，即评议会、教授会和行政委员会，校长兼任三个委员会的主席。而行政委员会除了临时委员会外，设9个常设委员会，包括政治训育，群育，招生，图书，出版，卫生，体育，校景，稽核。④后来以东南大学等为基础建立的国立中央大学(1928—1949)，依然在常设委员会中保留有出版委员会的一席之地。⑤
西北大学早在1913年就成立了出版部，后来又有了出版委员会，中间因战乱等原因出版委员会曾经中辍，1943年学校再次拟议成立出版委员会和复刊《西大学报》，创办《西北建设》。出版委员会于1944年11月正式成立，萧一山担任主席(后改称主任委员)，15位著名教授担任委员。其《本大学出版委员会简则》规定该会主要职责为：关于本大学学术刊物之编审、出版的事项。其中还规定该会各种刊物的印刷发行事宜统一由出版组办理。这个体制类似北大，出版委员会为领导管理机构，而出版组(部)则是具体的出版实施机构。⑥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相似的还有交通大学。1921年，交通大学就成立了出版委员会。《交通大学大纲》(1921年2月)规定：“出版委员会协助校长审查编译之图书规划，推行出版事宜。”出版委员会又下设出版部具体负责出版事务。
由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交通大学也设立有出版委员会，1929年创刊的《东北交通大学校刊》即由该委员会编辑出版。出版委员会编辑部简章中规定：出版委员会编辑部职员设委员长1人，编辑部主任1人，委员6人，干事5人，上述人员由本校教职员及学生中推定。兼任这个委员长的人就是校长张学良本人，足见其对出版的重视程度。而编辑部主任由委员长聘任，经理部主任则由庶务部主任兼任。为了工作方便，出版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由委员长、编辑部主任、经理部主任及学生出版部的代表组成，办事细则由常务委员自定。⑦这里的学校出版委员会职能与运作方式，又和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的同名组织有着明显的区别。
除了公立大学，民国时期的私立(包括教会)大学对出版工作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其中一些大学也设置了出版委员会。这方面金陵大学比较典型。为了有效指导各种专门事项，金陵大学设立有教务委员会、校产管理委员会、事务委员会、风纪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军事教育委员会、体育委员会、宗教委员会、学生消费合作社指导委员会等。这个出版委员会“由图书馆馆长和校长指定的其他7人组成。它将征集学校出版的各种出版物的副本交图书馆保存。在需要时，它将对学校的出版物行使编辑的职权，照看出版物印刷的整个过程包括校对。它将和学生自治会合作负责学校所编杂志的发行。各出版物如以学校的名义出版或声称代表学校，须经该委员会许可，在该委员会不在的情况下须经校长批准”。⑧福建协和大学设专门的机构组织出版发行活动，在学校教务处下面有出版课管理学校的出版事务。为了保证学术著作的出版发行，还在教授会下设立了出版委员会，其职责为“办理本校各种关于学术研究出版事宜”(福建协和大学：《今日的协大》，《协大半月刊》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31年)。⑨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有一些大学设立的出版委员会本身就直接开展编辑出版及发行方面的具体工作，或具有刊物编委会之职责。如，山东大学出版委员会主办的《科学丛刊》(1933年创刊)、《文史丛刊》(1934年创刊)；河南大学出版委员会出版的《河南大学学报》(1934年创刊)；广东的勷勤大学出版委员会1937年前后编印了《勷勤大学季刊》；私立广东国民大学出版委员会1938年前后就编印过《民风》杂志；山东齐鲁大学1948年的《齐鲁大学校刊》显示，编辑：校刊编辑室，发行：齐鲁大学出版委员会；广州大学出版委员会则于1949年刊行《广大学报》，标为“建校廿二周年纪念特辑”，“复刊第一卷第一期”。这些杂志均可见到书影，有些还可从网上购买原件。材料应该是很真实可信的。
著名的私立南开大学也很早成立了自己的《南开周刊》出版委员会，这当然和学校层面的出版委员会不同。据《南开周刊》第44期(18周年纪念号)记载，1922年10月25日：“出版委员会10月13日假中学教员休息室开成立大会，到会者为赵水澄、王子甘、刘博平、喻廛涧、柳钟文、戴德粼、舒舍予、范仲澐、张颖初、李述庚、蒋逵、刘清泉、邰光谟、周明昌、钱萃丰、许承钰、张鹤寿、刘炽晶、曲天成、朱烹焘、陈冠雄。讨论出版纪念专号、分配值周编辑。集稿为周五，出版为周二。”(10)
略加比较可以发现，同样是“出版委员会”，国立大学如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东南大学，侧重于宏观指导和协调；教会的金陵大学、私立的广东国民大学，其出版委员会还兼有部分出版部的具体工作任务，有的还兼有图书(馆)委员会的主要职能；也有的出版委员会只负责具体指导某一种或两种杂志的工作，类似现在杂志的编委会；此外，另有院系一级设立自己的出版委员会，统筹本单位出版事宜。第一种类型即学校层面的出版委员会，这种出版委员会大多隶属于行政会议，有的则隶属于教授会。民国时期大学的这类出版委员会属于校级层面的顶层设计，从制度和体制上确立了学校特别是校长对出版活动的重视，也从宏观上确立了如何指导和管理出版工作，促进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发展。而一般由知名教授牵头，委员也由教授组成的人员安排，则保证了出版委员会教育为本、弘扬学术的基本定位。
二、机构设置层面：大学出版部(组或社)
出版之于现代大学并非可有可无的东西。有研究者论及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形成的标志主要有六项：“一是具有综合性的现代大学的创建，单纯的技术性学院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学；二是有稳定的院系设置，大学设置学院、学系有制度性保障；三是设立有各类专业研究机构；四是设立选课制；五是出版社、学术杂志、图书馆、实验室筹辅助设施之建立；六是‘教授治校’原则之确立。”(11)由此可见，出版社、学术杂志在现代大学中的作用与地位。美国最早成立大学出版部的霍普金斯大学就把出版部(1878年成立)与实验室、图书馆同称为现代大学的“第三势力”，强调大学靠教育、研究和出版三位一体的机能发挥影响社会的作用。
但在民国时期，像今天这样成形的相对独立的大学出版社并不多，当时大学的出版机构从设置到发展，也还是处于不断进步之中，且有自身的特点。这里，先来看看那个时代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出版部(社)，随后再就其他学校出版部或出版组之类的机构略加分析。
北京大学是设立出版部(组)起步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也较大的一家。最初的出版部隶属于总务处。总务处管理全校之事务，设总务长1人，总务委员若干人。总务处的主要分部有：注册部，图书部，仪器部，出版部，文牍部，等等。出版部下设3课：印刷课、售书课、讲义课。关于出版部的具体职能，1918年的《出版部规程草案》作了详细规定：
一、本部隶属于庶务主任，经理本校印刷出版物，并掌理各科讲义。二、本部出版物必经教授会主任署名交校长或学长核定部数，始能付印。三、校外出版物亦得托本部代售，但须经校长各科学长或图书主任之介绍。四、本部设事务员二人，书记若干人，承庶务主任之命，司理本部一切事务。五、本部设售书处，存置书籍以备出售。六、本部设收发讲义处，存置讲义，预备配发。七、本部售书款项，按月清算，移报会计课。八、本部代售书价之折算，商承庶务主任定之。九、每学年终本部提出事务报告书于庶务主任，由庶务主任转达于校长公布之。十、本部事务所售书处、收发讲义处办事细则，由事务员商承庶务主任定之。十一、本规程遇有不适不备之时，得随宜修改。十二、附则国内外学术团体有以定期出版物与本校交换者，图书馆得嘱托本部寄覆，本部当按月开报寄出清单于庶务主任及图书馆主任。(12)
从这个规程来看，当时的北大出版部承载了今日大学出版社的部分职责，同时还担负了部分图书馆、印刷厂的任务，在行政上接受总务处的管辖。出版部是学校业务执行机构的组成部分，出版委员会则是学校行政决策机构的组成部分。出版委员会对出版部进行工作上的指导，出版部主任当然是出版委员会的委员。
对北大出版部(组)进行比较全面系统论述的是北大教授白化文先生。他在《我所知的老北大出版组》一文中，或依据亲身经历，或查询有关书刊及文献档案，对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出版组进行了勾勒。他介绍说：
最早的北大讲义，由图书馆属下的“收发讲义室”负责印刷、管理、分发等事宜。1918年3月，校方公布：“本校印刷品日渐增加，现特改‘收发讲义室’为‘出版部’，仍隶属于图书馆。以李振彝为该部事务员。”实际上只是改换名称，表示校方重视而已。工作人员只有一人，隶属不变。可这究竟是新的开端，说明学校重视自己的出版事业了。(13)
关于北大出版部(组)组建时期的情况与上引“规程草案”似乎有些不一样，这里说的是1918年3月，规程草案颁布则在是年11月，可能是事情有所发展与变化，也可能有些地方白先生是凭听闻，不尽准确，如下文提到的出版部分课、人员等；但此文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线索。他说：“北大的出版事务繁重，断非一人所能了。到1920年，出版部就划分为讲义课、售书课两部门，而且起码有三位职员了。同时开始向商务印书馆订购印刷机器，慢慢越来越壮大，1929年经由‘大学区’阶段恢复为‘北京大学’以后，出版部改为出版组，完全脱离图书馆，改由校长直属的秘书处直辖，下设印刷股、讲义股、售书股三股，从此机构定型。后来或称股，或称组，或称部，还是干的那个事。极盛时代，雇工约百余人，在当时北京是一个大型印刷发行机构，还承印校外印刷业务。”至于北大出版组何时升级为出版部，白先生说“没有查到确切史料”，“估计抗战胜利复校后就升格了。它的实际负责人，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末就是李续祖。他原是图书馆和化学系合聘管仪器的，后来专任出版组以至出版部的主任”。事实上，北大出版机构称出版部由来已久。笔者查询：民国七年(1918)十一月出版的钱玄同《文字学音篇》，标注的印刷发行者是“北京大学出版部”。《新潮》第一卷第三号(民国八年三月一日)的版权页，标注编辑者：新潮社；发行者：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者：财政部印刷局。总发行所则为：北京汉花园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这说明，北京大学出版部的牌子在1918、1919年就已使用了。陈大齐的《哲学概论》1920年出版，印刷发行者亦署北京大学出版部。1923年，该出版部刊行有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到1948年，北大50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编印了《国立北京大学历届同学录》《华北之农业(4)以水为中心的华北农业》《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文学院第一种)等书籍，刊行者均署“北京大学出版部”。可见，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人们还是比较习惯和喜欢使用北京大学出版部这个名称。无疑，出版物上用“出版部”而不用“出版组”字样，显得也更庄重和正规一些。
白先生认为：“1919—1926年，是北大出版部的开创时代；1929—1937年，则是黄金时代。”出版部(组)的主要业务是影印外国的大学教科书和参考书，印刷、销售本校的书刊，包括教师讲义、报纸杂志等，此外还影印或排印了类似《词源》《曲品》方面的参考书。
据有关资料可知，北大出版部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就已有很可观的成绩了。1922年11月是北京大学25周年校庆，主题是“回顾与反省”。“《北京大学日刊》也报道了二十五周年纪念的各种活动，例如‘历史部’、‘出版品部’、‘美术作品部’的展览(其中出版品部就展出在校师生出版的163种学术著作，108种讲义，19种杂志，20种报纸，要是放在今天是一定要说‘成绩很大很大’的)，学术演讲，中文、法文、俄文的戏剧演出，中西乐演奏，技击表演，体育比赛，以及放烟火等”。(14)是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为校庆“纪念号”，主要刊载“纪念词”，其中教务长胡适的文章《回顾与反省》中说道：“我们纵观今天展览的‘出版品’，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这几百种出版品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学术上的贡献？”他认为北大“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这样的反省、批判，确实体现了真北大的境界，真北大的传统。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主要还是那个时期北大的出版事业。若从1918年北大出版部成立算起，到1922年也还不足5年，实事求是地说，成绩的确是很不错了。上述展览品中，讲义无疑全为出版部刊印，其他专著、期刊、报纸也绝大部分是出版部出版和销售的。作为一家大学出版机构，放在当时的业界也是很突出的。
比北京大学出版部成立更早的是西北大学出版部。1913年，西北大学就正式成立了出版部。该社附设有印刷设备，管理和组织有关刊物、著述、章则和教材的出版事宜；它不仅是西北地区也是全国高校中创办最早的出版机构之一。该机构几经变迁，抗战时期改名为出版组，设主任1人，组员若干名，隶属教务处，工作始终坚持了下来。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学校尽力保证出版组工作的进行，其中仅1944年第二学期讲义费拨款一项就有15万元，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到1949年，出版组共编印讲义63种。同时，还编辑刊行《校刊》《西北学术》《西大学生》等刊物，负责新闻简报的缮印与发行。(15)
通过网络查询民国版图书、期刊，很方便地就可以从封面、版权页上了解到那个时期大学出版机构设置的某些信息。大学出版部的设立，在民国时期是比较通行的。例如，1925年，民国大学出版部刊行了《中华帝制史》(民国大学丛书之一)。1926年，中国大学出版部推出了《六书微》(中国大学国学丛书第一种)。1928年，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印行《家蚕生理学》(高等农学丛书之一)；1933年，该出版部刊行《毒气与烟雾》一书；1936年，该出版部又刊行了《怎样写论文》。20世纪30年代刊行的苏雪林讲义《中国文学史略》出自国立武汉大学出版部。1941年，四川大学教务处出版组编印了《国立四川大学校刊合册》；1943年，《营养提要》一书由国立四川大学出版组刊行；1944年，《比较伦理学》也由该出版组印行；1948年，《国立四川大学季刊》《国立四川大学周刊》《气象月刊》《国立四川大学一览》等书刊，标明：编辑者国立四川大学秘书处，发行者国立四川大学秘书处出版课，经售者国立四川大学售书处。1942年，《湖大通讯》创刊，出版发行者为国立湖南大学出版组。显然，民国时期诸如此类的大学出版部、出版组、出版课还有很多家。另据《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一书提供，华西协和大学出版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成都华西坝成立，主要职责是编辑出版本校教学所需之教材、讲义等。而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成都祠堂街建立的“大学印书局”，刊行过《民主主义百科全书》《民主主义理论基础》等。(16)笔者从网上搜得1944年的《大学》杂志一册(有书影)，封面有“革新特大号”“战后民主问题特辑”字样，出版单位署名为“大学印书局”，地址为“成都祠堂街”。这个祠堂街曾经是著名的文化街、书店街。到底是在成都有一家大学印书局，还是“成都大学”下属有一个印书局，还需考证。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大学印书局是一家社会出版机构。
民国时期大学的出版机构以出版社命名的十分少见，南开大学出版社可能是唯一的一家。(17)南开大学一向重视出版工作。在南开大学成立初期就曾与南开中学合编《南开周刊》《校风》等；1924年，校学生会成立出版股，专门负责出版活动。1919年11月13日，由学生组织发起的南开大学出版社正式成立。早期的南开大学出版社，主要由学生主办，并聘请教授担任顾问。该社独立进行工作，不隶属于校学生会。出版社的出版物获得公开在国内外发行的许可证是：“内政部登记证警字第1339号，中华邮政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南开大学出版社设立了自己的出版委员会，由文科、理科、商科、预科各自直接推举7名委员组成，并聘请12位教职员为顾问；还从学生中聘请编辑若干名。出版社由社长领导，下设秘书，并成立编辑部和经理部。编辑部下设言论、学术、文艺、杂俎和校闻5个编辑组；经理部下设发行、印刷、会计、广告4个组。出版社的首任社长范庆奎，秘书王之杰，编辑部主任乐永庆，经理部主任为张志刚。
南开大学出版社初期出版的图书，目前能见到的是1930年5月出版的《南开大学向导》，该书详载了本校组织、现状、各院概况、投考手续及最近两年的入学试题等，类似于现在的《报考指南》或《新生导航》。另外，该社还主编有《南开大学周刊》《南开大学周刊副刊》及后来的《南开大学半月刊》等。办社期间，经常出版学术专刊，目前能见到的有《中国经济专号》《社会科学专号》《英国文学专号》等。南开大学出版社一直延续了8年时间，到1936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到华北时，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才停办。
除了学校层面设置的出版机构，民国时期大学的一些杂志、报纸的报社、期刊社和编辑部，一些院系、研究所，一些图书馆、教务处，一些教授组织的学术团体，一些学生自治组织、社团，都具有专门或兼顾的出版机构职责。例如，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成立后，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主要开展的三项工作即：出版定期刊物，包括《国学门季刊》《歌谣周刊》(后改为《国学所国学门周刊》，不久改为月刊)；考古调查和纂著考古方面书籍，印行的有《封泥存真》，待刊的有《甲骨刻辞》等；歌谣之征集和刊印。可见，除了学校层面的出版部(组)，其他各个层面、组织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书刊编纂与出版活动，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不再赘述。
三、出版物刊行层面：图书、期刊和报纸
出版物是大学出版活动的最终载体，也是今天考察历史上大学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岁月迁移，物是人非。掩藏在历史尘埃中的出版事实、人物机构及功过得失，往往不得不从故纸堆里去找寻。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物，无疑是考察那个阶段大学出版事业的一个重要层面。
民国时期的大学，不仅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也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基地。教科书的编纂刊印，学术论著的创作出版，无疑在当时的高等学府中处于一个重要的位置。前面讲出版机构设置已经对此有所涉及。白化文先生对北大出版部刊行书籍之功勋论之甚确当，他指出：
印刷本校教授的讲义，是一大宗。许多后来的名著，其初稿都以此种形式在北大印刷过。窃以为，这是出版部的光荣，是它为学术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历史上光辉的一面，必须大书特书的。如前引鲁迅、胡适、周作人的三本书，其定本后来均在正式的出版社出版。鲁迅先生的书是中国小说史开山之作，胡适、周作人的书均列入商务的“北京大学丛书”，当时声誉很高。再有，如也列入“北京大学丛书”的，有梁漱溟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列入“新潮丛书”的，有蔡元培先生的《蔡孔民先生言行录》……此外，如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吴梅的《词余讲义》，孟森的《明元清系通纪》，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黄节的《诗学》，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等等，后来俱成名著，其发轫均在北大讲义中。但须指出：北大讲义多为其初稿，文物与版本价值超过阅读价值(18)
这里，白化文先生将北大出版部在著作出版方面的作用和价值论述得比较到位了。从出版界来看，以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成立为标志，民间出版业在20世纪上半叶快速崛起，除了老商务以外，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文通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等都涉足教育出版和学术出版，一些著名大学的教授专家的优秀教材、学术著作最终往往还是给它们正式刊行。前面提到的北京大学25周年校庆期间展出的108种讲义、163种专著，前者应该都是北大出版部所编印，163种学术著作中具体的出版单位就不甚明了了。
类似北京大学及其出版部的图书编印情况，在其他大学中也存在。下面再来看看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是近代天津著书立说、出版发行书刊较早的单位之一。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937年间，该校编著、翻译出版教科书就达80种，包括《英文法程》《世界通史》《亚洲地理》《地形测量学》《大地测量学》《实用天文学》《矿物学》《岩石学》《世界矿产与国际政策》等，其中不少都入选了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出版发行。(19)福建协和大学“教师学术成果颇丰，学术专著很多由国内著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也有一些著述由协大的出版机构出版”。据陈林《福建教会大学出版活动探析——以福建协和大学为例》记载，1926年至1948年间，“由协大出版的文献共有50本，包含学术专著、小册子、纪念文集、字典、调查报告、教学参考书、学校章程、中文图书和英文图书等。出版学术专著是协大出版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32本，约占总数的64%。这些图书基本上反映了协大的学科设置和教授的学术专长及专业水平”。笔者从网络上查询到的国立四川大学出版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刊行的大学教材、学术专著，数量质量皆堪称上乘。
民国时期大学出版的最突出贡献还在报刊，尤其是期刊方面。民国时期创办的学术期刊，大致有三种来源：一是新式学会创办的专业性会刊；二是各大学创办的学报及其他学术刊物；三是独立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创办的学术刊物。如果说在图书出版方面，社会上的出版机构还占有绝对优势的话，一到期刊特别是学术期刊领域，大学出版机构就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有更加骄人的成就。“大学专业性学术刊物的创办，是建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任务。1912—1916年，中国创办专业性杂志的现代大学，有上海浸会大学(后改名沪江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北京清华学校、武昌中华大学、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北京大学、成都四川陆军测量学校等。其中，以蔡元培创办的《北京大学月刊》较具代表性”。(20)
那时，无论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期刊的编辑出版都十分兴盛。拿教会大学来说，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创办的学报校刊总数就在500种左右，其中可以查到的中文期刊就有416种。这些刊物中，1919年至1926年创办的有46种；而1927年至1936年创办学报校刊则多达189种，堪称鼎盛时期。(21)“众所周知，民国时期最好的学术刊物即所谓‘四大名刊物’乃北大《国学季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内中多半属于大学学报；而现今的学术界公认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刊物，几乎都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主办。这种鲜明的反差，可能并不意味着后者的进步，而只是前者的退步”。(22)这里，我们略微说说三家大学学术刊物。
《燕京学报》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编辑出版。它创刊于1927年6月，至1952年6月终刊，共出刊40期，历任主编有容庚、顾颉刚和齐思和。该刊以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拥有一流的作者群体和编辑队伍、设置及时反映学术动态的“学术消息”栏目和注重学术评价的“书评”栏目、按时出刊(年出两期，抗战时期除外)、印制精良等特点而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
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则无论是在研究内容与方法，还是在编辑技巧与形式方面，都开时代新风。1922年北大设立国学门，由章门弟子、著名训诂学家沈兼士任主任，并于次年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胡适撰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刊物大力倡导国学研究，引进新的理论与方法，刊登了众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对推动国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负责该期刊之编辑审查事宜，并由胡适担任主任委员。这本刊物是以研究国学为目的，却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编排方式是自左向右的横排，文章也全部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物的外在形式在学术界引发一次小小的革命。在中国顶尖国立大学出版，讨论国学的刊物，竟然使用“蛮夷”的形式，这一举动震惊当时学术界，同时其在内容上也开启了西体中用的国学研究时代。
《清华学报》创刊于1915年，是第一份以清华学校名义创办的文理综合性学术期刊。严复、黎元洪、梁启超、范源濂、周诒春等政要和社会名流相继为之题写刊名，叶企孙、梁思成、梅贻琦、闻一多、曾昭抡、潘光旦、萨本栋、顾毓琇、朱自清等曾相继任学报编辑。抗日战争期间，随校迁昆明出版。抗战胜利后回迁北平出版。从1915年至1948年，先后共出版90余期。其中1915年至1919年的中英文版学报，发表了百余篇介绍欧美最新科学、技术、教育理论的文章，也连载了到访清华的美国政治学家克罗博士等人宣扬西方民主制度的演讲或专文，还发表了清华科学社有关中国农业、工业技术与教育发展现状的数种社会调查报告。由此营造了“五四”运动前夕浓郁的科学、民主气氛，也展示了清华学子忧国忧民、科学报国的极大热忱。它是借助留美师资和创办文理综合的中、英文版学报直接从欧美传入最新西学，从而开创了高校学报传播西学的新途径。该刊学术研究水平一流，仅在1924年至1948年间就有30余位国学大师及学界名流在此发表了90余篇代表作，有的专家甚至直接参与编辑学报，从而构筑了旧中国罕见的学术高地，将大学综合性学报的模式推到极致。对于学术刊物、著作编辑出版的作用与意义，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有深刻的认识。他曾说：“至于非定期刊物，如学术专著，如大学丛书，年有出版，其不经本校印行者尚不计焉。即此可见校内同人努力之一斑，而亦极足以告慰于校友诸君者也。”又说：“本校出版刊物，近已日趋学术化，时有转载，或作提要、索引，即外国近来出版之专门教科书籍，亦时有以此种材料为征引之资，此其对于我国在国际学术上地位之提高，实至重且大也。”(23)
民国年间学术的重镇首推大学，学术出版特别是学术期刊出版的中心也主要集中在大学里。弘扬学术精神，倡导学术创新，推出学术成果，引领学术潮流，这就是民国大学出版的重要价值所在。上述三种大学学术名刊，是从民国大学林林总总的刊物中脱颖而出的“秀于林之木”，有着深厚的学术文化土壤和出版生态基础。据专家统计，北京大学1917年—1949年共创办各种刊物79种，清华大学1914年—1949年创办的刊物有56种，而中山大学1918年—1949年创办的刊物更是多达106种。(24)其他各高等学校，无不重视期刊的编辑出版，创办的刊物少则十几二十种，多则五六十种甚至更多。
当时的大学，特别是“五四”以后，在“科学救国”理念引导下，一些著名大学从学校领导层面，到院系和专门研究机构，再到教授、学生组建的学术社团，纷纷创办各种学术刊物；至20世纪30年代，这股学术期刊潮与全国大兴杂志的潮流汇合，形成“期刊热”。从大学学报的编辑刊行来看，1919年1月推出的《北京大学月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蔡元培在发刊词中阐明之所以创办《月刊》的目的：一曰所谓大学者，“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师生对一些学术问题凡“有几许新义”，便可在“月刊以发表之”。二曰破除专己守残之陋见。创办月刊就可“以祛其褊狭之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三曰网罗众家之学说，开展学术自由讨论。蔡元培主张，月刊当遵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收之主义，发表各方面的学术见解，引导学术上自由讨论风气的形成。(25)蔡元培个人及北大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合乎时代潮流的学术思想和编辑理念，使得《月刊》树立了大学学术刊物的典范，长久地影响学术研究事业和学术出版事业。
在各个高校中，无论是综合性学报，还是专业性学术期刊，都保持比较高的水准，非一般社会出版机构所能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旦大学有《复旦》杂志，南开有《南开季刊》，法政大学有《法政学报》，辅仁大学有《辅仁学志》，岭南大学有《岭南学报》，武汉大学有《社会科学季刊》《文哲季刊》，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有《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则有《女师大学术季刊》，等等。这些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学报如学术园地的奇花异卉，活跃着高等学府的学术空气，又向社会、向世界贡献出有中国特质的丰厚成果。“五四”以来，以大学为依托，还形成了或激进或保守的不同刊物派别，其中既有《新青年》《新潮》等作为大学空间里的思想舞台，又有《史地学报》《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等作为大学空间的另类舞台。(26)它们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化姿态，构成多样化的学术生态环境，相互抗衡，又相互吸纳和促进，共同促进思想的进步与学术的繁荣。
从上述分析看到，民国时期各大学普遍重视出版活动，把出版工作视为培养人才、改进教学、提升学术水平的重要一环。从理念到制度、到机制和机构，出版有所附丽和依托；从校长到教授、到学生，出版皆受到关注与重视。从图书到报纸、到刊物，大学出版在整个出版业中的作用和地位呈阶梯状上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整个民国时期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给予大学出版难得的历史机缘，当然也有磨难。“割据混战，中央和地方政权无暇更无力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智力生活方面的其他机构，从而为思想自由与学术自主打开了窗口，为高教、大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宽松的环境”。(27)今天，如何真正落实“双百”方针，营造学术自主、自由的宽松文化环境，无论对大学还是大学出版界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与民营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相比，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机构都没有能够“做大做强”。一些大书局平衡出版的商业利益与事业属性、经济效益与文化责任，全面涉足教育出版、大众出版和学术出版。这些大书局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教育出版特别是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来获取丰厚的利润，进而进军出版的其他领域。而当时的大学出版机构一方面是定位与职责所在，加之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毕竟十分有限，导致市场空间狭小；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商业出版机构的挤压，它们把主要的活动领域限定在学术出版的范围。大学出版机构的优秀讲义的编印，成为许多一流大学教材和学术专著的孵化器。而在学术刊物(包括部分思想文化刊物)编辑出版中，由于专心、专注和专业，创造了真正的国内一流，同时也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北大《国学季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新青年》《新潮》《学衡》《史地学报》等一长串刊名，必将载入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和现代学术出版演进的史册。
当下，我国的学术出版在国际上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自然科学期刊唯西方“权威期刊”马首是瞻；即便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国出版的刊物包括大学的学术期刊也没有什么地位，而且越来越呈现所谓“与国际接轨”其实就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国标准为标准的趋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邬书林副局长在上海书展“中国学术‘走出去’高端论坛”上指出：“我国严格意义上的重要学术创新成果，95%以上是选择在国外期刊上首发的。”(28)问题当然涉及出版界包括大学出版界未能及时地关注、追踪并出版传播领先的学术成果，但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根子还不在出版社、期刊社。看来，学术出版的某些方面如学术期刊出版，比起民国时期来，现在有的地方不仅没有什么进步，反而出现了明显倒退，令人深思。此外，数字化对传统出版业包括大学出版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如何运用自身内容生产上的优势，同时融入新业态的发展大潮，值得深入探讨。读史使人明智，借古尚可鉴今，民国时期的教育理念、学术体制以及大学出版，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①王青花：《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崛起的动因分析》，《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②详参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1912-1937)第一篇《体制及组织机构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③南京大学校庆办公室校史资料编辑组、学报编辑部编辑：《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51—73页。
④南京大学校庆办公室校史资料编辑组、学报编辑部编辑：《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04—107页。
⑤姚远：《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43页。
⑥姚远：《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45—546页。
⑦宋应离：《中国大学学报百年发展纪略》，秦英君、郭道夫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年鉴(2003)》，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⑧王运来：《诚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
⑨陈林：《福建教会大学出版活动探析——以福建协和大学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0)崔国良、张世甲主编：《南开新闻出版史料(1909-1999)》，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4—55页。
(11)左玉河：《移植与转化——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59页。
(12)《北京大学日刊》第259号，1918年11月26日。
(13)白化文：《我所知的老北大出版组》，《出版史料》，2003年第3期。
(14)钱理群：《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论北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5)姚远：《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45页。
(16)张忠：《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巴蜀书社，2011年，第104—107页。
(17)《关于早期南开大学出版社情况的报告》，崔国良、张世甲主编：《南开新闻出版史料(1909-1999)》，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0页；霍彩素等：《南开大学出版社志稿》，《天津出版史料》第8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等等。
(18)白化文：《我所知的老北大出版组》，《出版史料》，2003年第3期。
(19)王杰、宋彧：《北洋大学出版物之管窥》，《天津出版史料》第5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
(20)左玉河：《移植与转化——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337页。
(21)王奇生：《中国教会大学学报校刊出版史略》，章开沅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22)刘超：《中国大学的去向——基于民国大学史的观察》，《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
(23)梅贻琦：《致全体校友书》，《清华校友通讯》第3卷第1—5期，1936年。
(24)姚远：《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6—98、106—107、323—327页。
(25)宋应离：《中国大学学报百年发展纪略》，秦英君、郭道夫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年鉴(2003)》，人民出版社，2003年。
(26)沈卫威：《现代大学的两大学统——以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为主线考察》，《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27)王青花：《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崛起的动因分析》，《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8)陈熙涵：《学术出版为何与科研成果绝缘》，《文汇报》，2013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