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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灌输论”？“灌输论”的首创者是谁？如何理解“灌输论”？一直以来引起许多理论工作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并引发一系列讨论。围绕灌输的内涵、作用、为什么要灌输以及怎样灌输等问题，学者们展开了争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生活急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么，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本文就学术界关于“灌输论”问题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以便促进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关于“灌输论”的首创者
“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这是世人公认的。但对其首创者看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灌输论”的首创者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德萨米，他在1842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中提出：“要往无产者的头脑里灌输真理：你有责任给无产者进行这一洗礼！”这段话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关于无产者不能自发地在头脑中产生共产主义，必须从外面加以灌输的思想的最早表述，比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灌输”概念早两年。
第二种观点认为，“灌输论”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 恩格斯在1880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2]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革命理论过程中，不仅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而且赋予“灌输”一词科学含义，并多次强调、反复论证向工人群众灌输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三种观点认为，考茨基于1901年在谈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新的纲领草案中，就提出了“灌输论”的雏型，这是他“最有生命力的思想”。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强调了考茨基“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即“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3]。
第四种观点认为，最早将“灌输”这个词引入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是列宁。1902年，他针对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的崇拜自发论的工联主义倾向，在《怎么办》一书中明确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4] 在批判工联主义思潮过程中，不仅把理论斗争的意义提到应有的科学高度，而且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地“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将共产主义思想“灌输到群众中去，变成他们的习惯，变成他们的生活常规”，“提高他们的思想意识，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各种方面的素养。”[5]“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忽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6]
孙来斌认为，这些不同的观点，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宁对“灌输论”所作的贡献。从“灌输论”的思想源头来看，可以而且应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从“灌输论”的理论化过程来看，其首倡者是考茨基；从“灌输论”在理论上的完善、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及其社会影响的扩大来看，要归功于列宁。正是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努力，“灌输论”才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灌输的含义
何为“灌输”？就字面意思而言，俄语里“灌输”直译为“充实”，《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灌注输送思想、知识等”，可形象解释为“把流水引导到需要水分的地方”。具体使用“灌输”一词时，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
有观点认为，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涵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能自发产生，必须从外面灌输进去；自发的工人运动产生不了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产生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占领思想阵地；无产阶级政党要重视理论和理论斗争，善于把革命理论和群众实践相结合。灌输论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在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我们赢得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之一。
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灌输同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灌输，就是把思想工作对象需要有而又尚未有的思想，从外面传播、输入到其头脑中去，变成他们自己的思想，主张进行正面的宣传、教育、启发和引导，使革命的理论、先进的政治意识和道德伦理，由工作者输送给工作对象，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帮助他们树立政治信仰，提高政治觉悟，坚定政治立场，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并以此作为行动的规范和依据。“灌输”作为一种工作方式方法，应该说它并无特定的褒贬含义。
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灌输”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而不是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方法，其本质含义是“教育和宣传”——用外在的知识和思想输入，充实受教育者的大脑，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必须经过教育过程才能为学生所接受。具体到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灌输”就是思想、政治、理论等意识形态的教育宣传，它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灌输论的形成发展和经典作家的论述可以看出，灌输是指主体将特定思想移入客体的教育过程，方向性和目的性是其本质属性。灌输论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关系的理性认识，是一种政治教育的理念与原则。它是指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目的、有组织地对人们进行系统的思想理论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使之提高政治觉悟、坚定政治立场、树立政治信仰、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也有观点认为，灌输具有较宽泛的内涵，给婴儿喂奶、给患者输氧输血、教小学生1+1=2等，都可称为灌输。因此，灌输应被界定为带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或手段。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解释，认为把灌输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方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论的本义。灌输是原则，而不是方法。
大部分学者都赞同灌输是原则而不是方法，且灌输是来自外部的观点。认为把马克思主义的灌输论简单化为“具体教育方法论”本身就偏离了经典作家的原义，也不符合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事实。
三、关于“灌输论”是否过时
关于“灌输论”的作用及在当代社会是否过时的问题，学者们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灌输论”是列宁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很低、政治素质不成熟的状况提出来的，在当时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日中国，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觉悟水平与列宁所处时代的工人阶级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再提倡灌输教育是不可取的。应该强调启发人们自身的积极性，鼓励人们在各种思想理论的比较中去探索真理。也就是认为，灌输论已经过时了。
也有观点认为灌输论是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的理论，现在已经过时。认为“从外面灌输”的思想是在无产阶级处于受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工人既没有时间和精力，也没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和觉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使工人阶级树立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认清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以及自己的历史使命。如今，社会历史条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人阶级不仅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而且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也大大提高了，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们从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和掌握理论知识，开阔视野，无须从“外面灌输进去”。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仍然一味强调‘从外面灌输’，行吗？
但也有学者坚信“灌输论”没有过时。黄运焘认为，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当今思想政治教育遇到新的课题和挑战的条件下，更加显示其强大的作用。坚持并加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丰富其内容，加大灌输力度，改善灌输方法，对当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还有观点认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改变，我们的历史责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不可能完全沿用马克思、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所采用的灌输方式；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并没有过时，它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仍具有极大的生命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否定灌输，放弃灌输，就等于削弱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始终是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高举的理论旗帜。我们应该积极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施有效灌输的途径和方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
还有学者认为，灌输在人们的生活里无处不有。一个人一生都在不停地接受着他人的灌输、社会的灌输、各种各样的灌输；不是来自正面的灌输，就是来自反面的灌输。灌输没有过时，还在发挥它的作用。
四、为什么要灌输
对于灌输的必要性即为什么要灌输，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观点。
孙来斌认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概括了三点：一是工人运动不可能单独产生科学社会主义。二是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理论中发展起来的。三是自发的工人运动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
孙来斌还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应该承认，形势的发展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思想理论教育的对象、环境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灌输论”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添新的时代内涵。发展“灌输论”的前提是坚持“灌输论”，形势的变化并不能否定“灌输论”的基本原理。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是我们取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一条基本经验。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继续坚持和发展“灌输论”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当今社会，虽然与列宁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但“灌输论”并不因之而过时，而是依然具有重大价值，在我国当前更需要对其高度重视，因其践行具有深远的意义。一是“灌输论”的践行是我国国内形势发展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需要。二是“灌输论”的践行是我国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解决人民群众理想信念问题的需要。社会主义事业的理想性和崇高性与现实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矛盾以及理论形成的复杂性要求我们进行思想政治理论的“灌输”。三是践行“灌输论”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严峻国际环境的客观要求，是当今世界上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共存的斗争需要。
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的规律要求我们坚持科学的灌输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指导功能，决定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灌输”。这是我们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工作，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方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对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是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
还有观点认为，灌输不仅适用于文化程度较低的普通群众，而且是广泛适用的普遍性原则。灌输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长期任务，更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紧迫任务。
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论者普遍认为，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运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伟大作用。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社会主义就不能在众多国土上生根开花。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五、关于如何灌输
孙来斌认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就如何灌输概括了二点：一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要把自发的工人运动变为自觉的革命运动，就必须实现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二是“对于怎么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
对新时期实施灌输理论的新思路，一种观点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既要注意传统灌输方法的继承，又要注重灌输内容、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在灌输内容上坚持要精又要管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在灌输机制上坚持全程灌输、全方位灌输，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力；在灌输方式和方法上坚持科学性、先进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从过去的单向灌输向双向交流转变，从单纯“说教型”方式向“耐心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并重”的方式转变，从落后的、简单的传统灌输手段向具有更多科技含量的现代灌输手段转变。
另一种观点认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意识需要从外面灌输的原则仍然适合我们的时代，但灌输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则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对象的变化不断创新、不断丰富。进行灌输，应紧密结合党的现行政策，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来进行。要坚持主体参与原则，要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坚持灌输与疏导相结合，提高灌输的层次性和针对性，重视灌输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加强信息化灌输。灌输要讲究方法和艺术，把理论上的正确性、思想上的针对性和内容表述上的生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遵循由浅入深，由简而繁，由已知到未知的规律，通过多种途径，寓灌输于各项活动之中，从而提高灌输的效果。
还有观点认为，灌输不是千篇一律地照本宣科；灌输不能封闭化，不能对其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和观点不去了解、不去认识；灌输应该平等待人，以理服人。“灌输”不是指教育方法上强制性、“填鸭式”的硬灌，而是指的一种思想教育的重要原则。至于怎样进行灌输，那主要是灌输的方法问题了。因此，关键问题是要改进灌输方法，提高灌输水平。
大部分学者认为，对人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工作，既要积极认真对待，又要注意方法的科学性。放任自流和强制灌输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理论要真正体现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必然要在内容、方法、途径和手段上实现创新。在具体操作层面，要力求做好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转换灌输理念；二是更新灌输手段，强化阵地意识；三是丰富灌输内容；四是提升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责任意识和文化素质。
六、非难灌输的观点
在如何看待灌输的问题上，也有学者提出了诘难。
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灌输论看成是一种方法加以批判。他们仅仅从灌输的字面上去静止地理解，而不是全面地、科学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实质，把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看作是一种以经济、行政等手段为保障的强硬的教育方法，带有“强制性”，是一种“单向注入”、“插入”，是“硬灌”、“强灌”，是与“启发”、“疏导”等相对立的具体的强制性方法，甚至把它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同起来，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灌输论。
有的把“灌输”理解为“填鸭式”教学方法中的灌输，即简单的说教，认为靠“一张嘴、一个本、一支笔”、“我说你听，我打你通，我压你服”就行了，造成了工作者和对象间的不平等。还有人认为灌输就是光讲大道理、脱离实际，空洞无物、夸夸其谈，认为“灌输”教育无用。事实上，这正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反对和抛弃的。
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打出“真理多元”的旗号，否定灌输论，声称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诸学派中的一个学派，诸家中的一家”，要求各种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平起平坐。“否定论”者的一个所谓“论据”，就是“理论信仰自由论”，认为“相信什么主义，是公民自己的权利”，别人无权干涉，如果强调“灌输”，就会妨碍人们“自由地思想”。
针对各种非难灌输的观点，有学者提出了批判。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家强调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对“灌输论”怀疑甚至否定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时代向我们提出了什么“新精神”，“灌输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将是思想政治教育中行之有效的手段，它是任何一个社会有序发展必须具备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不仅应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更应该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实践证明，“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缺少的手段，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新的世纪是否要坚持“灌输论”，而是如何坚持“灌输论”，如何使灌输更为科学化、合理化的问题。这一问题应该是新世纪思想工作中致力于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对“灌输论”的任何怀疑和否定，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现实的。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应该是使灌输如何起到更好的效果，如何使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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