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古典传统的又一挑战：后凯恩斯学派的新消费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学派论文,传统论文,理论论文,新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4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4-0083-09
后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近年来逐渐认识到，要想彻底打破新古典传统在当代经济学界的支配地位，秉承古典经济学的精神对经济学进行重大变革，就必须在经济理论的各个领域全面地展开理论批判与创新工作，尤其需要在消费者行为分析这个历来被视为新古典传统最为根深蒂固的领域敢于与正统的教条“短兵相接”，而这也正是老一代后凯恩斯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所忽略或未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他们在吸收、借鉴以往各种对边际效用理论的质疑与批判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当代经济学以及其他科学分支中涌现的一些新思想，积极地在消费理论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清理与批判、创新工作，取得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
后凯恩斯学派的新消费理论明显地具有不同于新古典消费理论的重要特征。这首先表现在消费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上。后凯恩斯学者反对新古典消费理论所贯穿的“非社会”(asocial)的、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①强调人们消费行为的社会历史性。其次，与上述方法论特征紧密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消费理论在其整个经济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也与新古典消费理论的情况截然不同。新古典的消费理论是其整个资源优化配置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属于典型的微观分析，这种微观分析理论与关于经济总体运行的宏观分析理论的联系是极其松散的。后凯恩斯学派的新消费理论则不然，它在其整个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不是单摆浮搁的，而是从一开始就试图与其他理论分支、特别是宏观经济分析紧密结合起来。在这里，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消费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居民户或家庭经济学范畴，其使命不再限于仅仅描述和论证经济个体的消费行为及其决策问题，而是在于探讨和揭示个体的消费活动与总体经济的运行之间的关系机理与互动机制，即宏观经济的大环境（诸如总体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格局、社会经济结构与制度安排等等）如何影响人们的偏好与消费行为，反过来，人们的消费偏好与消费选择行为又如何影响到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和结构变化（诸如通过总需求与需求结构等等）。这样，就像在分配理论中的情况一样，在这里，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简单分野即传统的二分法基本不复存在了，微观分析不仅仅是宏观分析的基础，而且宏观分析也是微观分析的基础，即后者同时也需要以宏观经济分析为前提。因此，消费理论分析在整个经济学中的地位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它已经成为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有机地整合起来的枢纽之一，承担着解释宏观经济运行的总量波动与结构变迁原因的重要职能。
一、后凯恩斯学派消费理论的主要原理
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消费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和借鉴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发展中的成果，较为系统地建构起一套新的消费理论原理。②从而在当代经济学中第一次形成了一种可以与长期以来广泛流行的新古典消费者选择理论相抗衡的新消费理论。
（一）程序理性原理
“程序理性原理”(the principle of procedural rationality)是与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立论基础的完全理性原理相对立的。所谓程序理性原理强调的是，现实世界特别是社会经济过程是一种复杂系统，其明显特征是未来具有不确定性。而经济行为主体不仅缺乏对于现实过程的完备知识，而且也缺乏有效地利用和处理大量信息的能力。这样看来，假设经济主体总是能够通过深思熟虑与精确计算来实现效用和福利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简直就无异于一种童话故事，它与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是格格不入的。那么，在现实中人们究竟是怎样明智地或者说“理性”地行事的呢？按照程序理性原理，人们总是想办法来避免陷入劳而无功的复杂计算与繁琐思考过程，而设计或摸索出一些可以利用不完全的信息进行有效决策和选择的程序，按照这些程序去争取实现在现实条件下可能实现的最好结果。这些程序主要有：接受“经验规则”(rules of thumb)，遵从社会的惯例，借鉴和参考消息灵通人士或同伴的判断，等等。这便是所谓程序理性的含义。由此可见，程序理性原理并不是根本地排斥理性概念，它所反对的只是那种空洞无味的所谓完全理性的新古典假说。不仅如此，从目的论的角度而言，所有这些程序实际上乃是拥有有限知识、计算能力的行为主体在面临时间约束和基本不确定环境条件下的唯一有效的反应方式，故而它又应当被视为真正“合理的理性原则”(principle of reasonable rationality)。
用程序理性原则来取代完全理性原则，可以更好地解释人们实际的消费行为，从而把消费者选择理论建立在更为现实的基础上。营销学者们早就揭示出，消费者在实际选择时通常都采取比较简单的程序，而并不经历多么复杂的过程。就其根据推荐而购买，根据社会规范而购买而言，严格说来也谈不上包含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决策过程。有些程序人们是自觉地遵循的，对它们可以称之为规则或者“惯例”(convention)。而有些程序人们则是不自觉或下意识地遵循的，它们则被叫做“习惯”(habit or routine)，现实中人们大量重复进行的在非耐久消费品上面的支出便属于此列。此外，运用程序理性原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甚至对于同一类人群，其在不同的场合和条件下的消费选择往往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恰恰反映的程序理性原理所揭示的人们选择行为的环境依赖性。
也有后凯恩斯学者结合对转轨国家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程序理性假说的现实性。同一般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处于体制转轨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经济体在其运行中将面临着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时，人们的决策，不论是消费决策还是投资决策等等，都具有显著的“观望”、“试探”(wait-and-see strategies)的特点，从而具有更明显的环境依赖性。以消费者对物品的选择偏好来说，就至少经历了这样几个主要阶段的变化：其一是，在原来旧体制和低收入水平下，人们保持较稳定、单一的消费模式；其二是，在改革初期面临外国商品与时尚的引入，而国内收入虽有提高但仍然有极大局限的条件下，人们的消费模式出现多样化有时甚至似乎显得混沌的状态；其三是，随着收入水平较大幅度提高和国内生产水平的提升，人们对内外商品的选择更趋理性，从而消费模式又转而趋于成熟和稳定。因此，如果仔细地观察转轨国家的消费者行为，将能够更清楚地感受到程序理性原则的现实生命力。③
显然，坚持程序理性原则，将会根本改变消费者理论的面貌。这时，消费理论的重点将不再是刻意追求消费者选择的完美性，描述和论证其实现最优或最大效用所必须满足的各种条件。相反，说明现实中人们的消费选择为什么可能是一种理性选择（尽管有时它们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最优），以及影响和制约这些选择的现实环境和条件是什么，从而在特定条件下人们实际遵循的选择程序是什么，将成为理论关注的重点所在。
（二）需要分层原理
“需要分层原理”(the principle of subordination of needs)是后凯恩斯消费理论中的核心命题和基础原理。“分层次”也叫做“分等级”（hierarchy或subordination），或者说严格地遵循先后“次序”(lexicography)，它强调了人们的消费需要或者偏好、欲望存在着不同层次与程度差别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体现生物特性与社会属性双重意义的行为主体，人的需要从而偏好是多维度的，例如，从大的类别来说，就有满足个体基本生存的需要，满足个体精神发展的需要，以及促进个体社会活动的需要，等等。而在每一类别当中，又会分为不同种类，拿基本生存需要来说，又分为吃的需要、穿的需要、住的需要等等。根据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对思想史的考证④，人们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了需要的这种层次性与等级性。从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柏拉图，到重商主义时期的巴本、休谟与坎蒂隆，再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斯密、萨伊、马尔萨斯、劳德代尔、朗菲尔德等人，都曾谈到过人的需要的层次性，看到了不同类物品具有满足不同层次需要的属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不同层次的需要被满足具有先后顺序的特征等等。⑤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并没有在现代消费理论中反映出来。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它难以用正规化的数学方法来加以完美的处理。换言之，引入这一事实，将会导致原先建立在统一、无差别的欲望与需要基础之上的效用分析范式乃至其整个理论体系都遭到破坏。例如德布鲁就承认，引入需要的等级性与层次性，将会产生非凸性以及非连续性，从而一般均衡的存在也就成问题了。
然而，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则认为，承认并强调需要和欲望的层次性与等级性，恰恰是摆脱目前流行的到处充斥着所谓普遍消费公理、抽象消费模式以及最大效用条件的新古典的空洞理论教条的重要突破口。这是因为：需要与欲望的层次性与等级性从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打破了传统消费理论的均质性假定，彰显了人们消费行为的结构性、社会性、历史性与动态性等等特征，表明了统一的效用与福利的比较与测量的不可能性，这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原来所流行的许多看似严格而又完美的消费公理的基础。因此，后凯恩斯经济学家便特别重视并系统阐述了需要和欲望分层原理。具体来说，这一原理包含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人的需要在客观上普遍分为不同层次或等级，各个层次或等级上的需要的性质从而其重要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各个层次或等级的需要之间不具有相互的归约性，从而满足不同等级需要的各种物品或消费手段相互之间也就不具有替换与补偿性。例如，吃饱肚子的渴望与成名成家的需要，两者在性质上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也无法相互替换和补偿。如果要用通常的偏好曲线图形来表示这两类物品或消费手段之间的关系，那么它们将总是呈零替代弹性的垂直线形状。第二，不同的需要层次总是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来排列，形成一个类似于金字塔型的欲望阶梯。越是处于阶梯底层的需要，越具有反映人的生物学本能的属性和特点，即更明显地具有基本生理和生存需要的特征。而越是处于阶梯上层的需要，越具有反映人的社会学要求的属性和特点，即更明显地具有非基本生存需要的特征。第三，人们对欲望或需要的满足亦即其消费行为，总是严格地沿着从低到高的顺序依次展开，在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适当满足之前，不会进入较高层次的消费需要阶段。每个等级上的需要都有一个适当满足点，它叫做该等级的“心理门槛”，在达到此门槛之前人们对于该等级的消费需要是刚性的。而在达到这个门槛之后，人们对该等级的消费需要迅速下降至零，从而产生向更高等级的消费移动的要求。第四，人们的消费行为具有环境与条件依赖性。虽然历史地看，人们对需要的满足总是沿着从低级到高级的路径发展，但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并不存在所谓统一的消费模式。收入水平、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等等不同的人群，其消费心理与行为模式将各不相同。因此，在考察不同人群的消费行为差异方面，收入因素比价格因素更重要，阶级分析比个人分析更有效。
根据需要分层原理，新古典的消费理论命题的有效性大多是与某一等级内的消费行为相关联的。一旦我们将视角扩展到各个需要等级之间，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将部分或者完全地失效，取而代之的将是非替代定理、收入效应等等一系列为后凯恩斯学派所长期倡导的另一类理论命题。
（三）需要饱和原理
由需要的分层性和等级性直接导出的另一个原理是“需要饱和原理”(the principle of satiable needs)，它直接否定了新古典消费公理中的非饱和（或局部非饱和）命题。客观经验与主观内省都告诉我们，单就每一层次和等级上的需要来说，它们肯定不是无限扩张的，而是都有特定的饱和点，这也即是所谓消费的“门槛水平”(threshold level)。达到了门槛水平也就意味着达到了饱和状态，而饱和了也就不再需要了(enough is enough)，⑥即使价格降得再低，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它们给消费者带来的边际效用近乎等于零了。显然，这个消费原理实际上恰恰是从新古典思想体系中的边际效用递减定律推引出来的，然而令人奇怪至极的是，新古典消费理论本身却常常以非饱和或局部非饱和作为其立论的前提。产生这种看似矛盾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新古典消费理论没有考察需要的分层性和等级性，从而不了解某一具体层次需要的有限性和饱和性，进而把人类总体欲望的无限性与具体需要的有限性混同起来。
需要饱和原理直接否定了偏好的单调性，由此便使得有关人们的消费选择行为的推理发生了根本改变。根据需要饱和原理，人们对某一等级需要的满足从而对某一范畴物品的需求具有刚性，在达到饱和点时，不仅价格效应不起作用，收入效应也将不再起作用了。虽然新古典消费理论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需要的饱和性，但是它主要集中在关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分析方面。而按照后凯恩斯学派强调的需要饱和原理，不单是生活必需品，每个需要层次与等级上的消费都存在着饱和性，即饱和性原理具有普遍性。认识这一原理，科学地界定与把握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不同人们的需要的层次、等级结构及其饱和点，对于考察消费需求对总需求进而宏观经济的影响，显然是十分有意义的。
（四）需要可分离原理
“需要可分离原理”(the principle of separability of needs)是从需要分层原理引申出的另一个消费原理。需要分层原理已经从基本类别方面表明了需要是相互分离的这样一种思想。而需要分离原理则进一步表明，各种需要和支出所包含的具体范畴也是可分离的。例如，同样是满足基本的生理与生存需要，但是食品与饮料便属于更为细分的不同范畴，食品中的谷类与鱼肉类也是相互分离的不同细类。根据这一原理，可以把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物品看成一个矩阵，一种单独的需要是与由若干物品构成的子矩阵以及从一种可分解矩阵中产生的特征相联系的。由此可见，可分离原理的实质，还是在于强调消费者需要的差别性进而满足各种具体需要的物品的差别性和可分离性。在有关现代消费需求的计量分析中，这种需要分离原理也得到广泛的采用，根据这种思想，众多的支出种类以相互独立的方式被纳入到总体效用函数当中。不仅如此，每一种支出的种类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从而形成了所谓“效用树研究方法”(utility-tree approach)。
运用需要可分离原理，将有助于我们更细致地把握消费主体的实际决策过程。由于需要是逐级分离的，人们的消费决策制定过程也将是逐级分离的，即一个消费者的总体决策在现实中总要分解为一系列更为细小的多阶段决策。通常，人们首先是在各种主要类别的需要之间配置其预算或资源，然后再在每一种需要内部各个具体的需求或者次级物品组合之间进行支出分配。即使是这些次级的具体组合，它们相互之间也被认为是独立的。相互独立或者分离，也就意味着彼此需求不受相对价格变动的影响。即：在每一具体组合里物品价格的变动，一般将不会对其他组合的需求进而对一种需要内部的预算资源的安排产生影响。但是，当一个主要类别的需要内各种物品组合中的物品价格都下降时（这亦即意味着实际收入的增加），或者各种物品组合中的物品价格都上升时（这亦即意味着实际收入的下降），将可能对消费者对该主要类别的需要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其预算资源在各个主要类别的需要之间的分配发生调整和变动。
因此，需要的可分离原理，实际上在更为具体的层次上进一步限制了新古典学派所一直热衷的替代效应的作用空间，即不仅在各个主要类别或层次的需要之间不存在替代效应，而且在各个具体的物品组合之间替代效应的作用也严格受限。这时，不论是价格变动的自身需求弹性还是交叉需求弹性，都将是微乎其微的，剩下来唯一能够起作用的因素就是收入效应。
（五）需要增长原理
如果从动态角度来看，人们的欲望和需要将是不断发展的。根据需要分层原理，既然人们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人们对需要的满足就不会停止在某一层次或等级上，而是要沿着需要的等级阶梯逐级上移。需要的这种变化是与前面的需要饱和原理不矛盾的，它反映的是另一个原理，即“需要增长原理”(the principle of the growth of needs)。根据需要增长原理，当一个等级的需要达到饱和点之后，就产生了需要升级的要求。这时，如果不存在新的需要种类，人们将会通过发明与创新创造出新的需要，尽管这可能需要时间。实际上，人们的需要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从一个需要饱和点向另一个需要饱和点前进的过程。
当然，从一个饱和点向另一个饱和点的提升，除了主观欲望的推动以外，还需要具备客观的条件，这就是收入水平。原有的需要达到饱和点是与一定的收入水平为前提的，达不到既定的收入水平，就达不到该种需要的饱和点，从而就只能停留于该需要等级。而达到了某一饱和点之后，能否跃上新的消费等级，也要取决于收入水平是否整体提升到了可以支付新的需要等级的程度。总起来看，这里实际上体现了需要变化与收入变化两者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需要的发展会推动生产发展与收入水平提高，而收入水平提高又会引致新的需要并且为满足新的需要创造条件。因此，从动态角度看，需要或消费行为是与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相互促进的。而就对消费需要的影响和决定因素而言，则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故所谓需要增长原理是直接依赖于需求或消费的收入效应的。这里再一次地显示了收入效应在消费理论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地位。按照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的看法，即使承认替代效应可能具有某种微小的作用，那么它也仅仅是限于有关消费行为的静态分析的范围内，而到了动态分析的领地，特别是宏观经济的动态分析领域，收入效应将占有压倒性的地位，替代效应基本不复存在了。
（六）需要非独立性原理
上面的需要增长原理主要从动态角度阐明了需要与收入水平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收入水平对于需要的形成与发展的制约作用。然而，在人类需要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除了收入水平等经济方面的影响因素之外，还有若干非经济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关系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人们在消费活动中的学习过程。“需要非独立原理”(the principle of non-independence)主要就是揭示这种学习过程对于人们的消费需要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机制。例如，在现实中，消费者是怎样安排他们面临的新的支出机会的？他们是如何学会利用他们新增的购买能力的？
根据需要的非独立性原理，这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学习过程实现的。人们总是观察与模仿其他人的消费模式，这即是前面谈到的消费偏好与心理的社会形成机制。人们的偏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社会实践的产物，主要是从自身的消费活动经验以及对其他人的消费行为的观察、学习和模仿中形成的。尤其是需要等级的提升，往往是对于处于较高等级的群体的消费方式与行为直接进行学习与模仿的结果。现实中，导致对某种特定商品的需求出现扎堆的赶时髦现象，就是这种社会成员之间，特别是朋友和熟人之间迅速传递消费信息从而相互模仿的结果。这种情况表明，人们的消费需要乃至偏好的形成具有非独立性，它将依赖于人们的社会关系与消费的社会过程。进一步地说，人们的需求与消费行为将依赖于具有特定社会、经济地位的阶级关系。不同阶级群体的决策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而在同一阶级内部不同成员的决策之间，更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彼此以某种方式影响着。我们从一个家庭的生活模式中，总能够看到与其处于类似社会经济地位的其他家庭的生活方式的影子。
（七）需要遗传原理
“需要遗传原理”(the principle of heredity)是对需要非独立原理的一种引申，或者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变种。这一原理进一步强调了人们的偏好与需要形成的内生性和环境依赖性。不过，与需要独立性原理的视角稍有不同的是，这里强调的重点不是现时的社会关系与经验对一个人的消费行为的影响，而是过去的经历或历史的经验对一个人的消费行为的影响。所以，它实际上强调的是，人们的消费习惯的形成具有某种路径依赖性。据说，这是因为人们从消费中得到的效用或满足程度将依赖于过去的经验，依赖于过去经验的强度与持久性的结果。由此推知，人们的消费选择本质上乃是决定于人性本身的复杂性，而不是便于操作的数学计算。
按照某些后凯恩斯学者的观点，需要遗传原理还为经济学中广为流传的所谓“磁滞效应”(hysteresis)提供了一个重要例证。消费者曾经采取的行为模式或消费路线，将对他们的未来选择产生持久性的影响。由于人们消费行为与模式的这种惯性影响，使得其在现实中的实际选择行为有时表现出任意性的特征，不一定满足偏好的传递性，而可能出现多重均衡的局面。例如，在环境经济学中的CVM（或有估价方法）调查中，WTP（人们的最高支付意愿）与WTA（人们的最低补偿要求）两者常常不相等，实际上也是需要遗传原理起作用的一种表现，因为人们对于已经适应了的并且长期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
二、心理门槛与价格刚性：新消费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
后凯恩斯学派的消费理论与传统新古典消费理论的不同，不仅直接导致了对于人们消费活动的不同解释，而且对于经济分析的其他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含义。前面提到的收入效应重要地位的提升与替代效应作用力度的下降，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这里再集中考察一下它在经济分析中的另一个重要应用，即对于价格刚性的消费视角新解读。
众所周知，价格刚性是一种常态的经济现象，即使是崇尚市场机制完美作用的新古典学者，也难以否认价格刚性的存在，只不过他们并不认为它有多么重要罢了。凯恩斯主义一贯强调价格刚性的重要性，然而其内部不同流派之间在具体的理论解释上却差异甚大。主流派有与新古典思想相调和或者相互综合的倾向，后凯恩斯学派以往则从垄断厂商管理定价或加成定价的视角来论证，至于8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凯恩斯学派，更侧重于从劳动市场非均衡的视角来解释。近年来，后凯恩斯学派关于加成定价理论的微观分析基本立场没有改变，不仅如此，他们通过大量的经验研究还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这种理论体系。但是，随着其新的消费理论的日渐成形，也有一些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力图从消费理论的新视角为价格刚性提供新的解释，使其进一步建立在微观消费行为的基础之上。其基本的思路，就是从需要的等级性以及消费的心理门槛引出价格刚性的形成机制。⑦
在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看来，个人偏好和需要的等级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于特定种类商品需求的刚性特征，不仅不会在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中相互抵消掉，相反，它们还会得到加强。这样，就可以由这种个人的有折点的需求曲线通过加总而推导出社会对某类消费品的总需求曲线，它必然也是折弯的。而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由折弯的需求曲线可以很容易地推出价格刚性的结论。
三、后凯恩斯学派消费理论的
学术价值与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消费理论长期以来一直属于新古典主义的一统天下。不仅是专业的经济学家，就是普通的经济学本科学生甚至是业余的经济学理论爱好者，对于新古典消费理论中的那些所谓“公理”，诸如偏好的连续性、替代性、非饱和性，边际效用递减律与等边际的最大效用条件等等，也基本都耳熟能详。因为只要一打开经济学的教科书，特别是那些普及性的版本，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这些东西，它们不仅由于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而特别引人注目，更由于其借助于数学方法而对理论内容进行的正规化建构和完美化形式表达而特别易于为人们接受。所以，尽管也有许多人意识到这一理论所依据的一些前提和假设过于理想化，缺乏现实性，但仍然由于留恋它的形式上的完美性而认为它“说的在理”。
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在消费理论方面所进行的开创性理论批判与建构工作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因为科学的发展贵在创新，科学发展本身也就是一种推陈出新的过程。任何科学理论的真理性都是相对的，社会科学尤其如此。新古典消费理论的完美性自然也不能掩盖其内在固有的缺陷，通过对其加以系统修正和更新必然会大大促进消费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新一代后凯恩斯经济学家致力于这项工作，他们在综合吸收和借鉴不同学科的诸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初步建构起一种体现后凯恩斯学派经济思想理念的新的消费理论。这既填补了该学派以及其他非主流经济学派以往的学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增加了他们同主流派经济思想相抗衡的力量，同时也有益于推动现代经济学发展多元化局面的进一步形成。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后凯恩斯学派新消费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当代经济学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的。
后凯恩斯学派的消费理论开创了基于古典经济学精神的消费理论发展的新局面。对于已经习惯于流行的新古典消费理论信条的人们来说，这一新的消费理论确实开辟了人们观察和审视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的新视角。这种新的消费理论更加强调了人们的选择行为的有限理性和程序理性，强调了人们的消费活动的社会性，人们的消费过程的动态性与非均衡性，人们的需要与消费行为的结构性特征等等。这就使得关于消费经济活动的分析更加深入细化了。同样是考察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行为，但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相比，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的视角更加贴近社会生活的现实。比如，在现实中，人们的需要确实是分为不同等级与层次的，而人们的消费选择也是严格地按照由低到高、由先到后的等级、层次顺序依次展开的。这种重要的消费现象在新古典消费理论中没有得到重视，但是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却抓住了它，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若干根本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消费原理与行为规则。再比如，人们的消费选择在现实中具有明显的环境依赖性，由于信息缺乏与未来不确定性等等因素，有时这种选择往往又是犹豫不决从而飘忽不定的，从而根本无最优可言，现实中比较常态的情况更可能是从众心理与模仿行为。这也是新古典消费理论所不予考虑的，而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却把它作为有关人们的行为偏好与消费选择的行为规则。如此这般，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新消费理论，就把新古典经济学以往的消费理论所忽略或舍弃的一些重要现实细节重新找回来了。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增加了消费行为分析的现实性因素、结构性因素、社会和历史性因素，但是却为若干统一性、抽象性的公理或命题的推导设置了更多的障碍和限制条件，从而就使得原先流行的一些传统的消费理论命题和公理性假说在这种新的消费理论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不那么完美，甚至不具有公理性的消费原理和假说。毫无疑问，这些原理对于消费者行为的描述要比新古典的完美模型更真实，尽管它在形式上尚不如新古典的理论模型更为完美和正规化。实际上，不独消费理论，在经济学理论的其他分支方面，后凯恩斯经济学派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派相互之间大都具有这种反差性特征。
由此，也就涉及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两种不同的消费理论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认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消费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两者之间的区别，从根本上看还是由于两大思想体系基本理念、方法论的不同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消费理论的具体研究视角与分析侧重点的不同所致。如前所述，新古典理论的宗旨是要揭示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因此其消费理论自然更关注于对理想的均衡状态即最大效用水平的刻画。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承认理想不等于现实，由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以及未来不确定性等等因素的存在，现实中大多数人们的具体选择行为与结果显然或多或少都会偏离最优状态。但是他们认为这并不重要，这个事实并不能成为把消费理论的重心从资源配置的最大化效用状态转移开来的理由，因为理论需要抽象。故此，为了满足这种公理化体系的论证需要，他们便忽略或者干脆舍弃了这些现实因素，这就难免使得他们的理论缺少某种现实性。而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宗旨则不同于此，他们不注重最优的均衡结果，而更看重现实经历的过程；不拘泥于理论形式的完美性，反对过度的抽象，而更欣赏理论的现实性品格。由此，便形成了不同的理论风格。这样看来，对于后凯恩斯经济学消费理论的建构，我们不应当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于传统的主流派消费理论的替代，尽管一些后凯恩斯经济学家持有这种立场，他们试图用这种新的理论去否定传统的新古典消费理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将这两种消费理论视为相互补充的理论，即后凯恩斯学派的新消费理论矫正了原有消费理论中的一些缺陷，包括若干重要缺陷，并填补它的一些漏洞和空缺，开辟了消费理论发展的新思路。而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当代消费理论的新的丰富和重要推进。在承认这些理论意义的条件下，也不能否定原有新古典消费理论在其特定假设和限制条件下所具有的科学价值。因为作为几百年来研究人类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的智力活动的结晶，新古典消费理论确实揭示了人类消费活动的某些特征，描述了在理想的条件下人类的消费活动可能达到的最优状态。
尽管我们需要对不同学派的理论坚持这种“兼容并蓄”的立场，然而在当前我们却不能不指出，着重强调对于后凯恩斯学派的这种新消费理论加以研究和借鉴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由于长期以来主流的新古典消费理论的广泛流行和影响，其所包含的各种“公理”或命题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因此我们看到，无论在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实际政策设计中，人们往往先入为主地把最大效用、最优选择、替代效应等等命题不假思索地拿来作为前提假设，从而常常难免犯有简单化和脱离现实的毛病。例一，拿刺激需求的政策来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按照新古典教科书的标准政策指南来操作，却达不到实际效果？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考虑到需要的等级性，没有考虑到中国处于不同收入水平阶段的不同人群的特定偏好与消费模式。某些官员和学者一谈到刺激经济，就着眼于总需求，中央政府投资多少，地方政府投资多少，再根据所谓“乘数效应”计算总需求扩张结果。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总需求扩张的幅度却达不到这种乘数效应预期的程度，甚至严重地“缩水”。原因就在于处于某些特定社会阶层的群体的需求类型与宏观上的需求刺激内容并不一致。这种单纯拘泥于总量而忽视结构特征的思维毛病，恰恰是新古典理论模型带来的后遗症。而在当前深入研究后凯恩斯学派的新消费理论，恰恰有助于我们克服这种思想认识的误区。例二，目前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决策层，许多人都热衷于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似乎发展市场经济就要完全依靠价格杠杆的调节机制，这实际上也是近年来在中国社会最时髦然而却经不起严格推敲的一个论点。发展市场经济当然要依靠价格机制的调节，但是却决不能完全依靠价格机制，因为在有些场合下价格调节机制是受限的，甚至是失灵的——对于普遍处于低收入水平与贫乏文化知识状态下的农民，即使是大幅度地降低电脑的价格也不会增加多少他们的需求；另一方面，对于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以及种子、化肥等必需的基本生产资料，即使大幅度提高价格也不会抑制其必需的需求量。在这两种场合，价格调整的结果根本不可能导致所谓市场出清，只能是非均衡，前者是商品过剩，后者是消费者福利下降。近年来，许多人把中国铁路在“春运”期间出现的“一票难求”现象归因于票价不上浮，并幻想通过票价上浮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种传统新古典思维定势的典型反映。按照后凯恩斯学派的新消费理论，在这些场合，适当的价格干预和收入政策，可能更会增进消费者的总福利，从而促进非均衡状态的逐步解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无论是对于深化当代消费经济理论的研究，还是对于完善中国宏观调控的现实政策措施的设计，后凯恩斯学派的新消费理论对于我们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注释：
①C.G.Fuller,1996,"Elements of a Post Keynesian Alternative to Household Production",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1996,Vol.18.pp.595-606.
②J.E.King,2003,The Elgar Companion to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pp.68-72.
M.Lavoie,1994,"A Post Keynesian Approach to Consumer Choice",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16,No.4.pp.539-562.
M.Lavoie,2005,"Post-Keynesian Consumer Choice Theory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in PK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pp.2-15.
③M.Lah and A.Surjan,1999,"Rationality of Transitional Consumers:A Post Keynesian View,"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Summer,Vol.21,No.4.pp.589-601.
④S.A.Drakopoulos,S.A.and A.D.Karayiannis,2004,"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Hierarchical Behavior in Economic Thought",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26,No.3.pp.363-378.
⑤N.Georgescu-Roegen,1954,"Choice,Expectations and Measurabil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pp.503-532.
⑥F.Akerman,1997,"Consumed in Theory:Altern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s of Consumption",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31,No.3.p.656.
⑦S.A.Drakopoulos,1992,Psychological Threshold,Demand and Price Rigidity,The Manchester School,Vol.LX,No.2.pp.15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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