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的文化和伦理审视
乔咏波1龙静云2
(1.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贫困”与“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贫困问题及其发展必然会导致文化的贫困；反之，文化的贫困和贫困文化也会加剧贫困、反道德等各种社会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具有从文化和伦理视域审视贫困问题的理论意识与学术自觉。本文在对贫困问题、文化贫困、贫困文化与贫困阶层这四者之间相对应的作用关系作出考察后，提出了消除文化贫困和贫困文化对贫困阶层影响的基本策略：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经济为消除贫困文化奠定物质基础；科学推进贫困地区的教育、科学与文化事业为消除贫困文化提供保障；有效促进社会融合为消除贫困文化重塑人文环境；注重发挥民间组织的志愿服务功能为消除贫困文化起助推作用。
关键词 贫困; 贫困阶层; 文化贫困; 贫困文化
J·K·加尔布雷斯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提出了这一观点——虽然可能有点极端——贫穷是人类最有影响且最巨大的苦难。”①它无时无刻不折磨着贫困者、危害着他们的身心健康。为此，习近平主席在访英的讲话时指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②此言有力地表达了我国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与战胜贫困的决心与信念。而从文化的视角关注与研究贫困问题，是伦理学应该重视的问题域。
一、贫困问题的发展一定会导致文化的贫困
作为贫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场域，要研究贫困问题，就不得不首先对贫困有一定的认识与把握。笔者在《贫困的道德风险及其治理》一文中在对一些中外学者关于贫困概念的梳理与剖析基础上指出：最初人们“对贫困的理解和认识，主要遵循的是‘从低收入到复杂的经济层面再到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层面’这样一种思路”③。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贫困”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发展。从最早只是狭义地将“贫困”定义为“低收入”到广义地认为其反映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状态” ，再到更广义层面地将其界定为生活“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贫困”概念已超越经济层面而具有社会层面的意涵。比如，欧共体就将“贫困”界定为：“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人的群体所拥有的资源(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十分有限，以致他们被排除在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④由此得见，贫困既指的是收入低下、物质匮乏、生活困顿等经济贫困，也必然包含社会层面的资源贫困、机会贫困与文化贫困等。但在阿马蒂亚·森看来，这依然未能揭示出“贫困”的本质。森在对贫困现象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基础上，提出“贫困”就是“可行性能力被剥夺”的观点，认为“贫困看作是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⑤，从而洞见了“权利贫困”这一真相。由以上关于“贫困”概念的研究发现，“贫困”的含义至少指涉经济贫困、资源贫困、机会贫困、文化贫困与权利贫困等几个方面。
在现实生活中，贫困问题自身呈现出一些显著特征。从共时性维度观之，贫困问题确实具有“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并存、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狭义贫困与广义贫困并存”⑥等一般性特征；从历时性维度观之，由于GDP增长并未产生某些经济学家所信奉的“涓流效应”而给予解决贫困问题多少实质性的助益，相反地，在某种程度上就像艾尔泽所指出的：“经济增长使部分人口获得了好处，但同时无论从绝对意义上还是相对意义上，它也加剧了贫困。”⑦随着贫困问题呈现出新形态，其基本特征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2013年起，浙江省人民医院管理层也有意打破上述瓶颈。当时，由于人力和设备数量不足，流程也比较繁琐，患者等待时间比较长。患者在医生诊室拿到B超、CT、核磁共振等检查单子后，需要到相应的医技科室进行预约；预约的同时，科室护士各自对患者进行宣教，让患者了解检查前的注意事项。比如，肠镜检查前不能进食，还要服用泻药；核磁共振检查需要确认体内是否有金属植入物、是否做过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等等。
其一，物质贫困减少、精神贫困增加。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这就意味着人民群众的整体物质条件已经得到了巨大改善，并且随着我国大力推进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贫困地区的物质性贫困已经得到了明显改善，物质性贫困呈现出不断减少的趋势，这是好的一面。而不好的一面是精神贫困问题的增加与凸显。贫困地区的物质贫困是得到了改善与治理，而由于在经济扶贫过程中精神文化扶贫并没有能够跟上节奏，这客观上造成了贫困者精神贫困现象的凸显。“钱袋子鼓了，脑子空了”，此言是对这一问题的生动描述。贫困地区出现斗酒热、打牌热、迷信热等现象也恰恰反映了贫困阶层精神上的极度贫乏。
其二，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增加。就目前而言，随着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扶贫力度的不断加大，真正意义上的处于“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是少之又少的，这说明我们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治理。虽然绝对贫困得到了有效缓解，但是相对贫困问题却越发凸显出来，随着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中西差距等的扩大，相对贫困将会加剧，成为贫困问题中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其三，狭义贫困减少、广义贫困增加。我们知道，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的进步使得每一位公民都享受到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正在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这就是说，单单经济层面的狭义贫困已经大幅度减少，甚至基本消除，但是，与此相对的是广义贫困却在不断增加。这集中反映在贫困地区的权利贫困问题加剧，比如，公平的利益分配权利、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等权利贫困日益加剧；贫困地区的文化条件、环境、资源等都相当欠缺，这说明了贫困地区的文化贫困问题相当突出。
心态失衡反映的是一种消极负面的心理状态，其实质是一种“非平和性”心理。对于一般人来说，其心态会处于一种正常的平和状态，人的心态失衡往往是由于某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刺激所造成的。对贫困者而言，查尔斯·威尔伯指出：“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
对于贫困群体而言，其心态失衡往往难以避免，这是因为：第一，贫困群体本就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这必然或多或少地造成其内心产生自卑感、无助感等不良想法；第二，由于在日常生活中，贫困群体常常会遭受不同程度的社会排斥，这种来自于其他人的歧视、轻蔑等因素会造成其产生气愤、怨恨与报复心理；第三，由于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的扩大，社会不公等问题的严重，这往往会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群体产生极大的不满、怨愤、仇富等心态。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因丑闻停颁，作家村上春树对瑞典文化界新设的文学奖“不领情”，希望组委会把自己从候选名单上去除
二、文化的贫困必然孕育、产生与伦理相背离的贫困文化
何谓“贫困文化”？在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看来，所谓“贫困文化”就是一种与社会主流文化明显相区别的异质性文化，也即“贫困亚文化”。这种贫困亚文化是贫困地区的人们对自身所处环境的习惯与适应在文化层面的反映，其主要包括贫困阶层所特有的稳定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心理状态等方面，其存在与发展深刻地影响贫困阶层的诸多方面。用刘易斯的话说：“简而言之，那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相当稳固恒久，在家族内部世代传承。对家庭成员来说，贫穷文化具有自身的模式，以及明显的社会和心理后果。它是影响其融入更高层次的全国性文化的重要动因，是自成一体的亚文化。”⑧
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文化。”文化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孕育与创造的。唯物史观同样认为，文化是源自于特定环境中人的实践活动。这就是说，文化产生的基本条件有二：第一，特定的环境；第二，人的实践性活动。对于特定文化的形成来说，这二者都是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从这两方面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贫困文化的生成根源：首先，孕育与产生贫困文化的必要条件之一——环境——是文化贫困或者说文化贫乏的社会环境。“穷人因为贫困而不得不居住在条件简陋的狭小和边缘区域，他们彼此相互交往，但却与社会其他阶层相对隔离”⑨，由于贫困地区往往处于与社会主流文化环境相分离或隔离的相对封闭的边缘化地区，不仅社会主流文化相当缺乏，而且教育资源、文化资源、文化基础设施以及文化氛围也相当匮乏，贫困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客观社会环境中孕育与产生的。一言以蔽之，贫困文化产生的社会环境是一种“空文化”环境与“去文化”环境。此处所说的“空文化”指的是在贫困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文化资源、文化基础设施与环境的空乏情况，体现的是一种贫困阶层对最基础性文化需求的荒漠化状态。“空文化”环境其实是贫困地区的一种现实的社会环境写照，客观地展现了贫困地区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场域；“去文化”指的是对于贫困地区而言，无论是农村贫困地区或是城市贫困地区，由于其自身具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与排斥性，往往对社会所提倡的主流文化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消费方式等文化因素的消极抵触与强烈排斥的反应与状态。在贫困地区，“去文化”环境也是相当常见的一种环境状态，因而“去文化”环境也就成为贫困地区一种客观社会生活场域。从现实情况来看，贫困地区往往不是“空文化”环境或“去文化”环境的单一性存在，而是二者叠合存在的环境状态，也即一个贫困地区不仅仅为社会所倡导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与生活消费方式相当匮乏，即使如此，贫困地区的人们依然不欢迎社会主流文化且产生排斥与拒绝现象。试想，在这样如此特殊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会孕育与产生什么样的文化或者说文化模式呢？这就要结合贫困阶层的实践活动进行逻辑分析了。诚如刘易斯在考察一个普通的墨西哥家庭赫苏斯•桑切斯及其四个孩子的贫穷生活而所著的《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中所言：“诚然，穷人的生活一点都不乏味。穷人的世界充满了暴力和死亡、苦难与遗弃、夫妻不忠、家庭破裂、少年犯罪、贪污腐败、警察专横，甚至穷人对穷人的残忍相向。”⑩由于贫困阶层在“空文化”与“去文化”场域中长期地生活，所有与人性的堕落、丑陋与邪恶等相关的行为与现象都有可能在这里发生。从表层来看，这就是属于贫困阶层所特有的一种生存状态与生活境况；而就深层来看，这并非一种生存状态与生活境况那么简单，其实质上所反映的是一种在“贫困环境”中所孕育形成的属于贫困阶层所特有的“生活结构”或者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结构”或者生活方式就会自然而然地凝结、固化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模式——贫困文化。无论这种“生活结构”或者生活方式是产生于刘易斯所说的“使穷人得以生存下去”的缘故或者说是其他一些缘故，其结果都会随着贫困者的生活实践活动而形成贫困文化。这一点可由贫困阶层的生活实际得到有力印证。就现实来看，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实践活动往往孕育与创造着各种形式的“贫困亚文化”。比如，在贫困聚居的街区，由于缺乏良好的文娱设施与活动，一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往往“闲不住”而拉帮结派、聚众滋事，甚至斗殴，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痞子文化”；再如，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农闲时节，人们往往由于“闲得发慌”而精神空虚，就常常聚到一家一户之中以喝酒打发时间，“三杯酒下肚”个个都是英雄，“你跟我斗”、“我跟你斗”，谁都不服谁、谁都不认输，就这样便形成了“斗酒文化”；还如，逢年过节返回老家的年轻人一般很多，贫困的农村地区确实缺乏高雅的文化、娱乐设施，于是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这些年轻人往往选择玩“钱的游戏”，三五个人聚在一起“炸金花”、“斗牛”或者“打麻将”，以赌钱为乐，这便形成了在农村地区相当盛行的“赌博文化”。由此可见，无论是“痞子文化”、“斗酒文化”，还是“赌博文化”，等等，大多是在贫困者的生活实践活动中逐渐孕育与形成的。
总之，文化的贫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浸淫和影响着贫困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贫困地区环境与贫困人口的贫困已衍生了“文化环境的贫困”或者是“环境的文化贫困”。这就意味着，贫困阶层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已经是文化贫困的社会生活场域。这种社会生活场域就是直接孕育与产生贫困文化的现实土壤，贫困者在这样的早已深深地被打上了文化的贫困烙印的客观生活环境中，长期的生活实践便会自然而然地孕育、形成与此相应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道德观念与风俗习惯等，便最终凝结到、融化于贫困文化这一“集合”之中，构成贫困文化的全部内容。
三、贫困文化对贫困阶层的负面影响
“一方文化育一方人。”文化对人的影响与作用是无时无刻不在的。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发现了“新教伦理”这一文化因素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巨大作用，进而表明文化所具有的对人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也揭示了贫困文化对贫困者所具有的反作用。他指出，由于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他们极易形成负面的自我评价和消极的人生态度，又由于缺乏生产技能，因而很难抓住那些能够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只能被动或心甘情愿地适应底层生活，故而贫困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得到强化和积淀，是他们摆脱贫困生活的障碍之一。
贫困文化的影响与负面作用是客观存在的，若不能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治理与消除，势必对贫困阶层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首先，贫困文化对贫困者形成正确的生存发展观具有扭曲与腐蚀作用。
我们知道，若没有社会主流文化的滋养与熏陶，要想使得人们在成长生活过程中形成与树立正确的生存发展观，这是十分困难的。而我们也知道，贫困文化是一种与社会主流文化区别明显而具有自身鲜明异质性的亚文化形态。它不仅不能替代社会主流文化在贫困者正确的生存发展观形成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相反，其会对贫困者树立正确的生存发展观造成误导、扭曲与腐蚀等负面影响。这是因为，贫困亚文化所蕴含的生存发展观往往是一种“天命观”与“宿命观”，进而信奉的是“天道”，即一切都有上天安排与支配，我们只要接受其安排即可。这一观念认为，上天要我活我就活、上天要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将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希望与未来全部交给“上天”。比如，当由于生病或受伤而遭受生死威胁时，贫困者往往选择“求仙问道”而非“求医问药”。具体来看，贫困文化对贫困者生存发展观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其一，在贫困者的生存发展观形成初期，由于一直深深地被贫困亚文化所负载的不合理甚至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影响，这势必对贫困者形成正确的生存发展观造成相当程度的误导；其二，在贫困者的生存发展观形成过程中，虽然贫困者往往会在接受教育、培训、与外界交往等过程中得到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滋养、教育与引导，以促使其培育与形成正确的生存发展观，但是由于其依然成长生活于贫困亚文化环境之中，如此，在其自身正确的生存价值观形成过程中无法摆脱贫困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的影响、干扰与冲击，这往往会导致扭曲贫困者的生存发展观，进而使得贫困者难以形成正确的生存发展观；其三，对于贫困者而言，只要其没有与贫困文化彻底断绝关系，即使通过接受正规教育、科学训练与文明浸染而形成了正确的生存发展观，也会因为在贫困文化之中生活而造成自身的生存发展观受贫困文化所传递出来的消极落后的亚文化观的腐蚀。
其次，贫困文化对贫困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削弱、阻碍与迟滞作用。
所谓“人力资本”就是指人们通过接受教育、培训与扶持等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这种知识与能力就是人的能力。质言之，人力资本就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能力资本。一个人能力的大小、成就的大小与自身人力资本积累的多少密不可分并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亦即人的能力、价值、成就会随着自身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增长。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指出，提升人力资本竞争力的有效激励机制之一是保证每个人都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
这就是说，接受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因素。而贫困亚文化所蕴含的“教育观”、“育人观”往往不仅不能促使贫困者积极地接受教育，相反地，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消极负面的影响。具体来讲，第一，贫困亚文化中泛滥着“读书无用论”思想，家长会认为“上学花钱不如打工赚钱来得实在”，尤其是认为女孩子没有必要读那么多书，早点嫁人、生儿育女才是“正途”。在这种缺乏长远眼光的教育观念影响下，贫困者的孩子往往会过早地放弃学业，错过通过接受教育提升自身人力资本的机会。第二，贫困亚文化蕴含“老子干啥儿干啥、老子犁田儿打耙”的封建保守思想，认为只要后代能够学会与继承“老子的技艺”、守住“一亩三分地”、“养家糊口”即可。这就会造成很多家长在孩子稍微长大一些就会让其学习“犁田打耙”的务农手艺而影响或放弃学业。第三，贫困亚文化中的育人观往往也是十分“独特”的，很多贫困家庭依然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等老一套，这种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育人观往往造成子女的心理受到极大创伤，削弱、阻碍子女的学习积极性，造成子女上学迟滞，进而对贫困者的人力资本积累造成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
第三，贫困文化对贫困阶层的上升性社会流动具有抑制作用。
某些厂家窖泥制作原料土腐殖质含量较高[7]，呈褐色，与老窖泥的颜色相近，如3年窖泥中2号和3号样品虽然年份较短，却无本色。
一般而言，社会流动指的是人们从一个社会阶层流入到另一个社会阶层的过程与结果。一个人的社会流动性的大小、强弱往往是由其自身的社会流动的能力、机会、资源与路径等决定的。一方面，由于某人自身的能力、机会、资源、路径等的不足或缺乏而导致其从原有的社会阶层向下流动；另一方面，因为某人能力、机遇、资源等条件的改善而使其从原有的阶层发生向上流动。对于贫困者而言，其本身就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被边缘化的状态。这就决定了贫困阶层要想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与命运，就必须能够使得自己的社会阶层发生上升性流动。而根据著名的“天花板效应”，人的上升性社会阶层流动往往会因某一或某些因素的制约或影响而遭遇困境或者停滞不前。对于贫困阶层而言，贫困亚文化的存在就如同一块无形的天花板，制约与阻碍着贫困者的上升性社会流动。在贫困亚文化的影响与浸染下，不但贫困者持有“天命”、“宿命”的生存发展观，而且其价值观、事业观极其消极落后，这样的文化价值观无异于一条无形的锁链，将贫困者自身及其后代紧紧地束缚于社会的最底层。具体而言，其一，贫困文化对贫困阶层的上升性社会流动具有某种程度的消极抑制作用。这是因为，贫困文化作为一种“乐天安命” 精神旨趣与价值取向的柔性精神力，必然会对成长生活于其中的贫困者追求积极向上的精神与动力起到削弱与阻碍作用。其二，以“保守”、“安于现状”、“缺乏创造性”等为特质的贫困文化，反映于贫困者身上则表现为思维视野的狭窄与实践能力的缺乏，进而造成贫困者上升性社会流动的机会、资源、路径等条件的不足或缺乏，其结果是使得贫困阶层固化于原来的层面上而止步不前。
第四，贫困文化对贫困者掉入、深陷“贫困陷阱”的风险有加强与助推作用。
1.1.1 主要的仪器设备:①梯度PCR仪(德国eppendorf公司)②紫外凝胶成像系统(Cell Biosciences公司)③Universal水平电泳仪 (BIORAD 300,美国伯乐公司)
所谓“贫困陷阱”往往指的是贫困者不仅难以逃离贫困而且会越陷越深的状态。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都会对这一路径产生“惯性”依赖。而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同样具有“路径依赖性”，其表现为人的思维与行为习惯是难以克服、摒弃的。贫困者由于自身长期地浸淫于贫困亚文化之中，便会形成“听天由命”的消极性心态、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狭隘的世界观与甘于贫困的价值观。著名的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轧·班迪曾说：“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讲，这种不知变通、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精神的心态就是由于受到贫困亚文化长期浸染而造成的结果。对于贫困者而言，一方面，其由于受到贫困亚文化的不良影响，随时都有掉入“贫困陷阱”的可能，承担着掉入陷阱的巨大风险；另一方面，贫困者往往会因为自身依赖于本就保守、落后的生存发展方式与路径而掉入到“贫困陷阱”之中，加之贫困亚文化无时无刻不对其思想、行为、生存方式等产生日益深化的消极影响，这往往会导致贫困者深陷于“贫困陷阱”之中而难以自拔。具体来讲，贫困文化增加贫困者掉入与深陷“贫困陷阱”风险有两种不同形式的表现：其一，对贫困者自身而言，由于贫困亚文化的存在与影响，其时时刻刻都承担着掉入或深陷“贫困陷阱”的巨大风险；其二，对于贫困者的后代来说，掉入或深陷“贫困陷阱”的风险则意味着上一代的贫困向其转移，这就演化成了贫困代际之间转移的风险。
第五，贫困文化对贫困群体的心态失衡和报复性反道德行为具有加剧与激化作用。
笔者曾指出，贫困问题必然会诱发某些社会“道德风险”。就目前来看，其风险并不只是造成经济失序、阶层对立与社会失和，而且一定会导致文化的贫困。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这就意味着，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影响与制约着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贫困问题的长期存在与持续发展，其对文化的根本性影响与制约作用就会凸显出来，这就必然会严重制约与阻碍文化向前发展。更有甚者，当贫困问题严重到连支撑与维系最基本的原有文化状态的需要都远远不能满足的情况时，长此以往，就会因为长时间缺乏必要的经济能量而必然造成文化的贫困。那么，何谓“文化的贫困”呢？在笔者看来，“文化的贫困”至少与以下几个方面相关：第一，科学知识匮乏，主要是指贫困者的社会主流的思想道德知识与科学文化知识缺乏；第二，人的精神贫困，主要指贫困者的精神世界空虚、甘于贫困、意志消沉、心理孤独、自卑、无助感严重等；第三，文化资源匮乏，这里主要指贫困地区的各种文化基础设施、文化氛围的严重不足；第四，文明制度的缺失，主要指的是贫困地区缺乏主流社会中的各种现代性制度，包括先进的法律、道德制度等，取而代之的是在当地流传已久的传统性风俗习惯，其中不乏消极落后的内容，而贫困者的言行无时无刻不受这些已被主流文化所淘汰的风俗习惯的熏陶和影响。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贫困问题严重的地区总是文化落后、迷信盛行、文明缺失；为什么贫困问题突出地区的人们往往受教育水平低下、总是给人以“乐天安命”、意志消沉之感。个中缘由就在于贫困问题的长期存在与持续发展造成了贫困地区的文化贫困。
对于贫困者而言，贫困亚文化就如同催化剂一般，它的存在与作用往往会对贫困群体的心态失衡具有加剧与激化作用。其原因在于，贫困亚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的一大区别就是其不仅不具有社会主流文化的理解性、包容性与和谐性等文化品质，而是具有狭隘性、排斥性等消极品质，长期受其潜移默化影响的贫困群体的言行举止会表现出耐性不足、包容性差、性格冲动、意气用事等特征。可以说，贫困亚文化对于贫困者这种“缺陷性”性格的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消除贫困文化对贫困阶层影响的策略
笔者以为，要想有效地应对、减轻与消除贫困文化对贫困阶层的心理、精神、价值观以及思维与生存方式等的影响、毒化与毒害，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经济，为消除贫困文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随着医学影像学的不断进步，临床上诊断疾病的医疗仪器越来越多样化，人们在惊叹医学发展速度的同时，也会为仪器繁多的种类而苦恼。如今紧张的医患关系，让医生在诊断的时候不敢“一锤定音”。患者也更加相信具有科学依据的诊断，医生不得不安排患者去做各种仪器检查，明确病因，才能对症治疗[3]。
②岳小乔、朱力：《关于中国的几个原则问题，习近平这次在英国都说清楚了》，《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3日。
其一，以促进与保障就业来实现贫困者的持续性创收与增收是重中之重。萨比娜·阿尔及尔等人指出：“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家庭来说，就业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虽然它不是一个新的福利维度，但在人类发展研究和减贫政策实践中，就业经常会被人们遗忘，或者至少对它的考虑没有达到其应该达到的深度。”
对贫困地区而言，促进与保障就业的主要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相关政府部门要为贫困人口创造与提供充足的就业渠道和就业岗位，最大限度地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其次，要积极鼓励、支持贫困人口创业与失业者的再就业，对于计划创业者，政府相关部门不仅要提供一些资金支持，还要提供必要的技术与政策支撑，而针对失业者要积极搭建再就业平台、提供再就业渠道以保障其充分实现“二次”就业；第三，要通过科学引进外部企业与资金等途径为贫困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④转引自谭诗斌：《贫困概念的经典释义》，《脱贫与致富》2003年第7期。
其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巩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成果，有效预防“返贫”现象的发生。对于贫困者而言，由于其自身购买与支付能力相对低下，相应地其应对与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往往是十分薄弱、贫乏的，加之“以物资转移支付方式来实施的旨在应对风险、脆弱性、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社会保障相当缺乏，这往往成为贫困者掉入或者深陷“贫困陷阱”的主要原因。比如，一旦贫困家庭的一个成员面临天灾或人祸而又没有社会保障，这个家庭要么会因一个家庭成员生病而恶化贫困状态，要么刚刚得到改善的生活状态因治病而“一夜回到解放前”。故而，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无、完善与否往往直接影响着每一位贫困者的福祉。“要帮助贫困户应对风险与脆弱性，更快、更广和更深入地减贫，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
一旦建立起了能够覆盖所有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每一个贫困者、贫困家庭都能够享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其直接作用就是能够有效地起到巩固扶贫成果与预防返贫的积极作用。巩固扶贫成果与预防返贫看似只是简单地给予贫困者必要的物质保障，但对于贫困者而言，其意义远非如此，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就能够免去与消除贫困者的后顾之忧，能够客观地起到让贫困者树立与增强安全感，重建自信心，找回积极进取的勇气与追求进步的信念，增强获得感与幸福感的作用，进而对减轻与破除贫困亚文化的消极影响具有积极意义。不仅如此，完善覆盖所有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为发展贫困地区的文化与教育事业提供保障，这间接地也起到了破除贫困文化的积极作用。
其次，科学推进贫困地区的教育、科学与文化发展，为消除贫困文化提供充足的精神力量。
塞缪尔·P·亨廷顿曾指出：“人类越是发动对其古老敌人——贫困和愚昧的战争，也就越是发动了对自身的战争。”
此言洞见了人的贫困与愚昧是与其自身的文化力量(如智力、精神力、价值力量等属于“人”的软力量)薄弱是分不开的。就此而言，贫困文化的滋生与发展也必然与贫困者自身的文化力量的缺乏与薄弱密切相关。故而，大力推进贫困地区的教育、科学与文化事业以增强其自身的文化力量，必然成为消除贫困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扶贫来讲，有一句流行语：“扶贫先扶智。”所谓“扶智”就是要提升贫困阶层的文化力量。增强贫困阶层的文化力量的路径主要有以下方面：
催产过的亲鱼往往容易受伤，体力消耗也比较大，抗病能力比较差，特别容易感染疾病。针对这种情况，全池连续2天泼洒适当浓度的药物加以预防。对外伤特别严重的亲鱼，应集中放在一口小水泥池中，给亲鱼泼洒药物、涂抹药膏，促使亲鱼早日恢复。
其一，发展与改善其教育状况。“教育对于发展来说起着基础性作用。它不仅是人的一项权利，还是对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投资。教育能使人们过上更为健康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教育是一种能扩展自我潜能、扩大自由、提升能力、开拓机会的途径。”
毋庸置疑的是，贫困文化的存在与一个地区教育水平的落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于处于相对封闭的贫困地区来讲，教育的价值则显得尤为重要。其原因有三：第一，只有科学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才能够有效地教育与引导贫困地区的人们培养与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从而为其生存与发展实践提供正确的指引；第二，只有通过以教育内容为载体向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传播与普及正确的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其智力水平，才能有效破除消极落后的思想价值观的封锁、禁锢与毒害；第三，只有通过教育活动不断地向贫困者传递与输入思想“正能量”，才能逐渐地减轻与消除贫困者内心的孤独感、自卑感与无助感，从而使其具有积极健康的心态。由此可见，科学推进教育扶贫事业以革新贫困阶层的思想观念是消除贫困文化的关键环节。
在“《拜月亭》《琵琶记》之争”中，首先是嘉靖后期何良俊自发对明人以《琵琶记》为元人南戏最高成就的传统观念提出的挑战，认为“《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16](P11)，并云：
其二，努力提升贫困者的科学技术水平。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毋庸置疑，大到国家发展、小到个人成长，科学技术力量的有无与强弱都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力量既具有智力属性又有能力属性。对贫困阶层而言，其之所以难以摆脱贫困文化的规约、影响与束缚，其中既有支撑其发展的智力水平不足又有能力水平贫乏因素。由此可见，努力提升贫困阶层的科学技术水平同样是消除贫困文化的重要文化力量之一。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以普及科学技术教育的方式培养贫困者的基础科技水平，如开设电脑课程、网络学习班等；第二，要大力完善贫困地区的科技基础设施，比如为贫困地区配置适当数量的电脑、手机与铺设网线等；第三，要以举办科技展、科技创新赛事等方式让贫困地区的人们了解我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体会科技的魅力，进而培养科技学习、使用与创新的意识与能力；第四，相关政府部门还应积极支持贫困地区与科技教育相关的专业院校、机构等的建设与发展，以保障贫困者能够有更多机会、更便利的条件获得科技知识且提升科技能力。
其三，有效开展文化扶贫工作，提升文化扶贫水平。实施文化扶贫战略可以说是在长期的扶贫实践过程中探索出的一种新方式、新路径。在开展扶贫工作初期，人们将扶贫工作简单化，狭义地认为扶贫就是扶持经济，指望着单单凭借经济“输血”与经济“造血”的方式来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这种简单化的扶贫虽然能取得一些成绩，但也会造就一批“坐吃山空”的懒人。这种问题之所以会出现且难以根治，其原因就在于贫困阶层的文化价值心态消极冷漠，在于贫困者处于极度的精神贫困状态之中。“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日常需要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当这种状态变成了一种习惯的时候，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
因此，科学改造贫困者的消极性心态、安贫乐困的生存方式与消极无为的价值追求就是十分关键的。这就要发挥文化所具有的力量，实施文化扶贫。实施文化扶贫的意义在于：第一，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能够有效地消除人们的精神空虚，激发其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热情。我们知道，贫困地区不仅仅物质上十分贫乏、精神上同样极度贫乏，越是贫困的地区往往斗酒、打牌、迷信等活动越发活跃，开展趣味横生的文娱活动是消除这一现象的有效途径；第二，用积极健康的文化内容与资源来滋养与纠正贫困者的心态，重塑其勇敢面对生活的信心与勇气；第三，通过强大的先进文化力量能够有效对冲贫困亚文化，挤压其生存的空间，进而削弱其对贫困阶层的影响，甚至能够将贫困亚文化彻底清扫干净。总之，积极开展“赋权式”文化扶贫工作，激发、调动人们潜在的追求美好生活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不仅能够减轻与彻底消除贫困文化对贫困阶层的消极影响，更能从总体上推进扶贫工作上新台阶。实际地看，积极开展文化扶贫工作应集中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落实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努力完善贫困地区的文化、娱乐等基础设施，比如图书室、阅览室、运动场等的建设，进而为贫困地区的人们提供良好的文娱活动条件、环境；第二，要善于挖掘与开发贫困地区的文化资源，通过举办重大节庆活动、复兴传统特色文化、开发新兴文娱项目等形式活跃贫困地区的文化氛围；第三，相关地区政府部门要通过文化节目、资源、产业下乡等活动援助贫困地区的文化建设事业，为其文化建设与发展事业注入活力。
⑤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第三，有效促进阶层融合，为消除贫困文化重塑良好的人文环境。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等人的“空间正义理论”认为，地理空间具有其自身的道德性与价值性，而一旦空间维护与促进了一部分人而忽视与牺牲了另一部分人的生存发展利益，就违背了正义原则。由此可以断定的是，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在空间上的相对封闭与相互隔离状态，这是违背空间正义的。诚如哈维所言：“存在于运转良好的市场中的平等环境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特定空间和地理特征的不平等环境。”
富裕地区在空间占有、使用、分配与消费等过程中都具有贫困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实际地说，这种空间非正义现象的存在与加剧也是造成贫困阶层生存发展空间持续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更进一步说，空间非正义问题的存在也是贫困文化滋生与发展的现实“帮凶”。那么，为何会产生贫富空间的非正义问题呢？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存在归根到底是由于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存在严重问题。我们知道，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总是相对处于某种程度的地理空间、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上的隔离状态。这些问题客观上都阻碍与制约着贫富阶层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贫富之间的这种阶层交融度低下问题的严重存在，势必进一步造成两个阶层之间文化层面上交往与融合的阻隔与匮乏。这对于贫困地区而言，是其良好人文环境缺失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是现实地造成贫困者无法享有某些文化权利的原因之一。德国文化人类学家兰德曼指出：“只有在文化包裹的气氛中人才能呼吸，文化如同人体的血管系统是人的一部分一样。”
这实则洞见了人在根本上是无法离开人文空间而生活的。由于贫困地区自身的人文环境本就相当恶劣，加之贫困阶层与富裕阶层之间缺乏交流与融合，进而导致贫困地区无法获得充足的社会主流文化的滋养与熏陶。
阶层融合不仅是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的空间环境层面的交往与融合，更意味着贫富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我们知道，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都有着自己特定的生活环境，彼此在地理空间上相互隔离，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活圈”，尽管这种隔离存在主动与被动两方面原因，其必然形成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与模式的隔离而产生两种不同的“文化圈”。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阶层的隔离造成了贫困文化的深度发展。因此，促进穷富之间的阶层深度交融也就成为重塑贫困地区人文环境进而消除贫困文化的必然选择之一。这是因为：第一，促进穷富之间阶层深度交融客观上有助于打破富人区域与贫困地区的地理空间的相对隔离状态，避免贫困地区被边缘化、隔离化；第二，促进穷富之间深度交融能够打破两种不同文化模式的隔离与对立状态，这不仅为贫困地区注入新的“文化血液”打通了渠道，也能够为富裕者了解、感知贫困者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模式创造条件；第三，穷富之间的文化深度融合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打破原有消极落后的思想观念，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差距与不足，能够在成功人士的榜样示范中振奋精神、激发竞争的勇气，努力奋斗以改变人生。概言之，促进穷富之间深度交流与融合能够客观地起到为贫困阶层建构良好人文环境的作用，进而激发“正能量”以有效地消除贫困文化。
改革开放之所以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前我们总认为社会主义就等同于计划经济，然而通过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也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和发展，也是历史智慧对现实的投射，因为历史上，中国也是一个有着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本文从大历史的视角对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进行回顾，进而揭示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可以注意到的是，付费买家投入占米奥会展宣传推广成本中的比重较大。所谓的付费买家投入，简单来说，就是该公司筛选周边地区优质潜在买家并邀请其参观展会，向其提供包括住宿、餐饮、交通及现场接待在内的免费服务。米奥会展想通过转化潜在客户来提高知名度及扩大收入规模，推广成本的增长不可避免，但同时也使得公司面临一些潜在风险。
无论国内外，对于民间组织的勃兴，一些学者都对其现实价值持十分肯定的看法。如美国著名的民间组织研究者莱斯特·M·萨拉蒙就指出:“如果说代议制政府是18世纪的伟大社会发明，而官僚政治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那么可以说，那些有组织的私人自愿性活动也即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代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
这是对民间组织产生与发展的高度肯定。诚然，由于民间组织集自发性、组织性、非商业性、自治性与服务性等特性于一身，其社会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诚如一些学者所言：“当国家无力提供充足的产品、服务和支持性环境以帮助人民实现生计安全，或导致弱势群体被排斥在国家体系之外时，必须寻求提供社会服务的替代方式，并推动政府实现问责。非政府组织(NGO)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一使命。”
这就是说，民间组织不仅能够有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生计安全，而且能够为包括贫困者在内的弱势群体提供某些必要的志愿性的社会服务。由此可见，民间组织确实能够在帮助贫困阶层消除贫困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而这其中一个十分明显的功能就是以“创新性、实验性的社区参与手段进行社会服务与项目的设计，通过这些项目赋权于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在排斥性的治理空间中谋得一席之地”
。由此可见，民间组织能够通过为贫困社区提供社会服务与项目设计等方式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基础设施的完善与经济水平的发展，进而为消除贫困文化提供物质支撑。不仅如此，民间组织还可以通过直接提供文化服务，比如为贫困者提供文化基础设施、送文化进社区、组织贫困地区的文化活动等途径，以这些现实的文化性措施为重要载体与媒介，将社会的主流文化传播到贫困者中去，使其能够切身地感受先进文化的丰富多彩与强大魅力，激发其参与文化活动与本地区文化创建的热情与欲望。这样，就能够现实地将受贫困文化禁锢的贫困阶层很好地改造成为贫困文化的“掘墓人”，进而使得贫困阶层主动地认清贫困文化的本质，主动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努力革新思想价值观念且在实践活动中对贫困文化进行“革命”、突破贫困文化的桎梏。
注释
①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贫穷的本质》，倪云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这就是说，一个社会经济状况的好坏从根本上制约着该社会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就贫困地区而言，归根到底，其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才是贫困文化得以滋生与存在的现实土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贫困阶层的负面影响且根除贫困文化，就必须首先从发展与改善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入手。显然，只有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了，才能为消除贫困文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不容分辩的事实。就发展贫困地区的经济而言，主要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③⑥⑨龙静云：《贫困的道德风险及其治理》，《哲学动态》2016年第4期。
其二，要切实实现对贫困者的“经济赋权”。“通过提供基本服务、扩大人类可行性能力及改善资产的分配，赋权能够对收入分配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些可行性能力和资产对于穷人获得新的经济机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它们会使增长的内容更广泛、更具有从下到上和共享的性质。”
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一个劳动者应有的经济权利得不到保证，其经济资源、环境与机会也就得不到保证。这就是说，要保障与促进贫困阶层的经济权利，首先要给予贫困地区充足的资金支持，以改善与促进其经济基础建设；其次，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引导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绿色产业、乡村旅游业等途径来挖掘与提升该地区的“内生力量”，将贫困者现实地改造为市场经营者；第三，贫困地区政府还应注重引进外部企业、资金、技术等，来促进与增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外生力量”，进而维护贫困者的基本经济权益。
验证转染成功后，再次进行转染，6 h后按对照组和OPC(40 μg/mL)给药组处理24 h，给药组分组如下：NC组、NC+OPC(40 μg/mL)组、Si-Atg5组和Si-Atg5+OPC(40 μg/mL)组。并检测Si-Atg5干扰后，OPC对TU686细胞增殖活力影响。
⑦艾尔泽：《减少贫困的政治》，《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0年第4期。
第四，注重发挥民间组织的志愿服务功能，为消除贫困文化起到助推作用。
⑧⑩奥斯卡·刘易斯：《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李雪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14页，第2页。
(4)用在数量词语前面，其中包括直接跟数量词语，或者是后跟“动词+数量词语”形式。此处，“就”和“才”都表示数量少。
龙静云：《共享式增长与消除权利贫困》，《哲学研究》2012 年第 11 期。
查尔斯·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52页。
萨比娜·阿尔及尔等：《贫困的缺失维度》，刘民权、韩华为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页，第51页。
左常升主编：《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2014》，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第232页，第145页，第145页。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6页。
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63-464 页。
式中：Δm为滤筒增重mg；C为样品溶液中硫酸根离子浓度，ug/mL；V为样品溶液总体积，mL；d为每个空白滤筒所含硫酸根离子的量，μg；98.08为1molH2SO4分子的质量，g；96.06为1mol硫酸根离子的质量，g；Vnd为标准状态下干气的采样体积，L。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小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第28页。
米契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阎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
传统青花装饰题材还仅限于表现具象的动植物、人物和书法等等，现代陶瓷艺术创作者对于青花的理解广度相对更大，创作者结合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当下社会状态，对表现题材进行再创作，这样创作的作品既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展现了一种新的艺术风貌（如图2）。
转引自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57页。
Examining Poverty from the Cultural and Ethical Perspective
Qiao Yongbo1 Long Jingyun2
(1.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2.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 “Poverty” and “culture”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together. Poverty and its development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cultural poverty; on the contrary, cultural poverty and poverty culture will also aggravate poverty, anti-moral and other social problems. This requires us to have 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academic consciousness of examining poverty from the cultural and ethical perspective.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among poverty, cultural poverty, poverty culture and poverty stratu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basic strategies for eliminating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poverty and poverty culture on poverty stratum: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economy of poverty-stricken areas to lay a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eliminating poverty culture, scientifically promoting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to guarantee the elimination of poverty culture, effectively promoting social integration to rebuil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to eradicate poverty culture, emphasizing the volunteer service function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eradicating poverty culture.
Key words ： cultural poverty; poverty culture; the ethical perspective
收稿日期 2018-0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研究”(13&ZD0037)
责任编辑 邓宏炎
标签：贫困论文; 贫困阶层论文; 文化贫困论文; 贫困文化论文;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