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国后我党关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认识上的两次飞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党论文,两次论文,知识分子论文,试论论文,社会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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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我党对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认识实现了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这次飞跃，从1956年1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开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最终完成，即确认我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采取了“包下来”的办法，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帮助他们从为旧社会服务转到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来。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状况也有了较大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和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1956年1月，党中央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 周恩来同志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表明党中央正式确认我国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
然而，我们没能始终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后不仅发生了“反右”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而且又给旧社会过来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重新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中间虽有1962年广州会议上的“脱帽”（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两个估计”，将我国所有知识分子都称之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这一问题才得到最终解决。
1977年9月19日， 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1〕在第二年即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郑重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但总的来说，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2〕同年11月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也明确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3〕。
建国后，我党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是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问题，这次飞跃的标志是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个报告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4〕
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是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中两个不可分割的问题，前者是确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政治归属，后者是指它的社会功能。阶级属性的确认是评价社会作用的基础和前提，而社会作用的评价则是确认阶级属性的必然结果和落脚点，只有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有一个准确而完整的认识。我党对于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认识，可以说是与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相伴随而发展的。
我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历来十分重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先锋”，“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并提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主张〔5〕。 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确定和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地位的确立，我党也十分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毋庸讳言，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定发生偏离时，对其社会作用的认识和发挥也受到影响，有时甚至视为打击对象的“臭老九”，根本谈不上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属性的最终确认，为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扫除了政治障碍。特别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提出之后，党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也就更加充分。这个问题讲得最早、讲得最多、讲得最精辟的，还是邓小平同志。1977年5月24日， “文化大革命”结束仅仅半年多的时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6〕1984年10月1日，在国庆庆典上的讲话中，他又提出“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7〕不能把重视停留在口头上。同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在谈到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历史性文件时指出：“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8 〕由此，邓小平同志得出结论，“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9〕。 这一评价不仅从政治上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充分肯定了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和价值。
1988年9月， 邓小平同志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新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不仅为我们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而且也为我们考察和认识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基点，使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正是在这一科学论断的基础上，1991年5月23日，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的命题〔10〕。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对此又作了本文前面提到的更为完整的表述。这是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命题之后又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是在肯定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的基础上对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最准确、最科学的概括，是我党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认识的第二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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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我党关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认识上的两次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理论的继承和重大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划分标准在理论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我党长期为一个理论认识问题所困扰，即要不要把世界观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如何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层论”，并且是以经济关系作为划分阶级属性的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标准。在实际工作中，他对知识分子也十分尊重。然而由于知识分子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方法等问题的认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些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必然影响到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与政策。也由于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受到共产国际及其领导者斯大林、布哈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还由于民主革命时期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知识分子时，往往十分注意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状况。因此，他在分析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时，不仅坚持以经济关系作为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同时还要附加上世界观特别是政治立场的因素，有时甚至把世界观作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理论观点，相当长时期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一旦强调阶级斗争，把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看得过重时，便给知识分子重新带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认识正确的时候。例如1950年经过修改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就明确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对于其中“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同。”〔11〕再如，建国前夕，刘少奇同志视察天津时就指出：“如果是大学教授，即令其家里有几百亩地，但他主要是靠薪水生活的，可以加入工会，因为其要求与工人是一致的。……我们许多同志只同情穷人，这是好的，因为有较大的可能争取为无产阶级。但要懂得，不要光看表面，光看生活。聘请就是雇佣，大学教授挣几百斤米，是无产阶级。而农民只挣几十斤米，生活很苦，但不算无产阶级。”〔12〕可惜这些真知灼见并没有取得中央的共识。
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邓小平同志。他复出之后，在郑重地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尽管也提到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已转到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了，但是，他显然是不主张把世界观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的。这从他1978年3 月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的讲话》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他说：“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脑力劳动者。有些人是完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处在对立的地位。但就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如同列宁所说，尽管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但是他们本人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学者。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这一般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他们同那些绞尽脑汁直接为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政客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13〕邓小平同志在这段论述中明确指出，很多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尽管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但我们不能因此把他们划到“资产阶级”中去。这充分表明了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了不能把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成份的标准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邓小平同志的以上重要论述，彻底纠正了以世界观作为标准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观点，标志着这个困扰我党数十年的理论是非问题得到最终的解决。这是理论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从而也使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属性的问题得到彻底的、最终的解决。
第二，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认识上的一次重大发展。我党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的评价，是对我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最新、最完整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基于这样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在我们国家中，既不像在旧中国，也不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分属于不同阶级，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二是我们正处在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时代，处于这一时代的我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有一定特色的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力量。我党对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认识的两次飞跃，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实现的，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理论的重大发展。
首先，关于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属性的确认，既是在阶级属性划分的标准上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又是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为，尽管马克思曾经正确地指出过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多数受雇的知识分子属于“生产工人”，但总的说来，在剥削制度下，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完整的阶层，而是分属于各个阶级，即使属于“生产工人”的那一部分也是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则不同了，它具有新的涵义：其一，它是对我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而言的；其二，它意味着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领导阶级的一部分，居于国家的主体地位，这把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次，江泽民同志关于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的命题，是在新技术革命时代，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对我国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最新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知识分子的作用有过深刻的论述。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时，研究了科学和生产的关系，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过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4〕从这个结论出发，马克思强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因素。并且指出脑力劳动比起体力劳动来能够创造更高的价值，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为此，恩格斯指出，不仅工人阶级的解放，需要知识分子，而且在建设新社会、新经济、新文化中，他们也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他说：“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需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绝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15〕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知识分子的作用也十分重视。他曾经提出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的著名论断，他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在建国初期，当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数量还很少的时候，就必须吸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认识还没有达到今天的高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发展，在生产中的应用更是日益广泛和深入，特别是由于高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使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构成要素）和结构基础（组合方式）都发生了全局性的变化，开始形成新的一代生产力，即科学生产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先进生产力。而知识分子正是这种先进生产力中最富有能动性的要素。这是因为，先进生产力是以高科技为核心的，而知识分子作为科学技术知识的载体，则是高科技的创造者、传播者和应用者。现代化的大生产表明，知识分子不仅担负着高科技的创造和传播任务，他们还承担着高科技直接应用于生产的任务，他们和生产工人一起将高科技这种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并且在现代化的大生产中居于核心地位，成为掌握科学技术的主体生产者。高科技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知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也使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邓小平同志说，“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16〕有的西方学者称之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也有的称之为“知识价值社会”。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提出“后工业社会”的五个方面，其中特别强调了知识和科学技术专家居于“中轴”的地位。江泽民同志关于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的科学论断，正是对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其科学涵义非常丰富。
第三，为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知识分子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党关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新认识，为社会主义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是新时期知识分子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它首先表明，党对知识分子的高度信任。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队伍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是整个工人阶级完成历史使命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对他们采取不信任甚至歧视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当然，把知识分子说成是居于工人阶级之上的独立阶层，从而同工人阶级割裂开来，同产业工人和广大劳动群众对立起来，也是完全错误的。其次，它意味着，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寄予无限的期望。知识分子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现代化的大生产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是我国赶超国际先进科技水平、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力量。第三，它也表明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本质意义还在于向知识分子提出了坚持工人阶级立场，自觉担负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正是基于对我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新认识，及时和不断地对我国知识分子政策作了重大调整。首先果断地结束了建国后确定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和政策。1978年10月，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说：“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的变化，因此，我们党在建国前后提出来的，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现在已经不适用了。”〔17〕这一年11月发出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就提出了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的意见。经过几年的努力，于1982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在1990年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表述为“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这一政策正是建立在党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新认识的基础上。“政治上一视同仁”或“充分信任”，是根据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科学分析提出的；“工作上放手使用”和“生活上关心照顾”是由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决定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作用。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5月提出的“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重要思想，则是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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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建国后我党对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认识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主要的经验教训有哪些？或者说，我们应该得到什么结论呢？
第一，在理论上，必须坚持以经济关系作为划分阶级成份的唯一标准，而不能以世界观作依据。建国后，我党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定上之所以走过一段弯路，出现多次反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存在理论上的误区，即用世界观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且不说当时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现状的分析是否正确，单从理论上来看，这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对什么是阶级，列宁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些关系大部分是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8〕我们在判断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时，只能根据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即对生产资料的掌握情况及由此所决定的取得生活资料的来源（即对产品分配状况），而不能再有其它什么标准，更不能以世界观作为依据。因为就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和世界观的关系来说，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世界观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具有相对独立性。一个人的世界观不仅由经济地位所决定，而且还受家庭出身、接受教育的状况、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讲，具有不确定性，我们不能把一个不确定因素用来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
第二，在思想观念上，必须承认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都是劳动者，而不能把广大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视为“精神贵族”。我党有些同志一度在思想观念上，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对立起来，把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视为“精神贵族”，这是又一重要教训。社会的发展不仅从根本上取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也依赖于精神财富的生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极少数处于高层的知识分子之外，对广大靠自己劳动谋取生活资料的知识分子，马克思均称之为“生产工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与产业工人的差别，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19〕历史的发展表明，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一方面，脑力劳动者日益更多地参与物质财富的生产，他们在现代化的生产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有的发达国家已高达50%，他们与体力劳动者共同构成生产的主力；另一方面，体力劳动者的知识化程度也日益提高，将逐步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科技型”劳动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消失。把知识分子称为“精神贵族”，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第三，在思想感情上，必须把知识分子看做是依靠的对象，而不是“异己的力量”。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观念上的错误，加之思想感情上的隔阂，在一个时期内，在我们部分党员干部中曾经出现过把知识分子当作“异己力量”的宗派主义情绪，这是又一个值得总结的教训。这种情绪的出现与我们党的干部成份有关。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运动，当时军队中的领导干部大多数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出身的同志，不少人对知识分子不了解，不熟悉，在部分同志中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建国后，我们各方面的领导干部，多是这些从战场上下来的工农出身的干部，有些同志这种心理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地位的变化，发展到排斥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尖锐地批评过这种错误情绪，强调团结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同志说：“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20〕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做到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
第四，在思想认识上，要把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提高到“安邦治国”的高度来认识，克服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薄一波同志深刻地指出：“建国以后的长时间内，我们没有把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提高到‘安邦治国”的高度来认识。古人说：天下可以马背上得之，不可以马背上治之。意思是说，取得天下、巩固政权后，应该赶快由‘武攻’（以武力取得天下）转入‘文治’（经济建设，治理国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实行工作重点的战略转变。”〔21〕这是又一个深刻的教训。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国要尽快实现“四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要认识到，这绝不仅仅是涉及到知识分子个人的命运前途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共产主义理想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
第五，在工作上，要随着形势的发展，适时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明确工作重点。“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路线正确了，还要靠正确的政策来保证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22〕建国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工作任务以及知识分子队伍的变化，适时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确定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能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否则，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纠正了过去对待知识分子的某些“左”的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为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要求各级党委对知识分子要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1991年，江泽民同志在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提出：“当前，贯彻和落实党和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重点是采取切实措施，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23〕改革开放十多年的时间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执行得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知识分子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的最好时期之一。根据以上精神，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特别是为拔尖人才脱疑而出，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四化建设和改革服务，这是现阶段我国知识分子工作的总题目。
*本文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基金课题“社会主义新时期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6〕〔13〕〔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89、40—41、88—89、89页。
〔3〕〔17〕《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48—49页。
〔4〕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载《求是》1992年第21期。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7〕〔8〕〔9〕〔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91—92、275、279页。
〔10〕〔23〕《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1年5月24日。
〔11〕转引自龚育之《端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定性斗争》，载《红旗》1983年第19期。
〔12〕转引自朱文显《广大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7月第22卷第3期。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7页。
〔1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2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4页。
〔2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7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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