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拉美农业的“瓶颈”及当今拉美农业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农业论文,瓶颈论文,当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看似朴素的口号，却具有深刻的内涵：农业是国民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迈向现代化的进程，如果没有农业部门的平行发展，势必会遭到农业“瓶颈”的阻碍。
地广人稀，物产丰饶的拉丁美洲，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一直因初级产品（其中包括大量的农产品）的出口而在不发达国家中“富甲一方”，许多国家因此而拥有“粮仓”（阿根廷）、“糖罐”（古巴）的美誉。30年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7%， 不仅大大超过了历史平均水平（1%），而且还略高于“争取进步同盟”所规定的指标，即2.5%。（注：Joseph Ramos:"Growth,Crisis and Strategic Turnaround" in CEPAL REVIEW,August,1993,P66.）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后，较之于自然条件差、起步时间晚的东亚，拉美却明显地落后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到80年代，拉美陷入双重危机的泥沼，而东亚却能成功地消化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带来的冲击，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当今，拉美在世界经济的名次排列中，较之20年代和30年代，可谓是反向意义的“今非昔比”了。
自由主义把“拉美症状”归咎于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的选择，而结构主义则认为，经济结构失衡是拉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拉美的发展问题上，学术界虽然各执己见，但有一点共识：即拉美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过程中，没有很好地解决宏观经济结构的平衡问题。
笔者试图就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中的农业“瓶颈”的形成和危害以及今后拉美农业现代化面临的挑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拉美农业“瓶颈”的产生
（一）农业“瓶颈”及其表现。
“瓶颈”原指瓶子通向出口处细长狭窄的部分。经济学家借以代指阻碍或阻塞经济发展的经济部门、行业或因素。
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虽然曾经把令世人瞩目的“墨西哥奇迹”和“巴西奇迹”载入了社会发展的史册，但同时也造成了拉美农业部门的相对滞后：由于农业不能为工业化作出其应有的贡献，农业部门因而变成了拉美经济发展的“瓶颈”。威廉·P.格雷德在谈到拉美80 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状况时指出：“（在拉美）除了后阿连德时期的智利以外，多数国家的农业投资不足，农业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工业……农业部门的薄弱阻碍着多数国家发展计划的实施，并且会成为政治不安定的潜在因素。”（注： William P.Glade:"Economic Aspects of LatinAmerica",1991.P148.）
“瓶颈”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在许多拉美国家中，由于农业产出的增长落后于人口的增长，由于食品需求收入弹性较高，曾经为人类的农业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拉美大陆竟无法养活自己的子民。政府不得不动用本来就十分紧缺的外汇来进口粮食和食品。
2.农村收入普遍较低，人口增幅较大，造成了农村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的增加。E.伯恩斯曾经这样描述拉美的贫困和饥馑现象：“1985年，每年以近2.5%的速度增长的3.8亿居民中的大约2／3患有某种形式的营养不良症。联合国统计数字揭示，巴西不足4岁的儿童，有1／4 缺乏蛋白质热能，而危地马拉不足4岁的儿童有1／3如此……”（注：E.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中文版，第37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3.拉美农业部门的落后，还表现在该地区农产品的出口与农产品的进口比率呈下降趋势：1962～1966年，农产品出口与进口之比为2.9 ∶1；1972～1976年，该比例为2.6∶1；而到1977～1981年， 拉美的农产品出口与进口之比则下降到2.4∶1。（注：联合国粮农组织：《1988年贸易年鉴》。转引自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第235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二）拉美农业“瓶颈”的形成是历史与现实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1.以土地集中为特征的大地产制以及不全面和不彻底的土地改革是拉美农业“瓶颈”形成的历史根源。
现代拉丁美洲脱胎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属地。15世纪和16世纪，殖民者为了实现其征服美洲的计划，以满足其宗主国膨胀的物欲，通过各种富有欺骗性的立法，如所谓的“集合制”（Congregación）、“通告制”（Denuncia）、“协议制”（Composición）和劳役制度（注：E .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中文版，第376页，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第59页。），建立了极具封建色彩的大庄园，从此，拉美的大地产制初具规模。一方面，围绕宗主国的需求，追求商业利益的大地产制度使拉美的农产品结构简单，形成了所谓“单一经济”；另一方面，寄居于大地产制度的大庄园主阶层即土地寡头阶层，随着经济实力的加强，其政治地位也不断上升，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他们一直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毫无疑问，代表封建（也有学者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土地寡头阶层，势必对社会的进步产生羁绊作用。而现代拉美的发展，源自于工业化的起步。因此，工业化、现代化与大地产制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对无法回避的矛盾。要缓解和解决这一矛盾，只有通过全面的和彻底的土地改革。
然而，拉美的土地改革运动既不全面，又非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国家仅限于墨西哥、巴西、玻利维亚、秘鲁和古巴以及索摩查时期的尼加拉瓜。其中， 在对改革计划最具雄心的墨西哥， 在卡德纳斯时期（1930～1940）实行的村社制度并没有削弱大土地私有制，也未能阻止大地主势力的膨胀；在巴西，由于土地寡头阶层的竭力阻挠以及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的传统角色未能改变， 土地改革并未得到真正实施。 （注：Pablo Bustelo:" Industralizacion de America LatinayAsia Oriental,un estudio comparado de Brasil y Taiwan",1994.P75.）
所有制改革历来被公认为是解决贫困问题、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有效途径。这一环节的薄弱，无疑会影响农业的发展，造成农村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的增加。
2.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工轻农政策，是农业“瓶颈”形成的直接原因。
一是优化发展工业项目的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占用了本应流向农业的投资。如巴西瓦加斯政府曾经把农产品（主要是咖啡）出口换取的大量外汇转移到制造业。拉美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资金无疑是极为紧缺的，如果国家政策一味向工业倾斜，农业势必会因政府的“冷落”而萎缩。
二是支持本币的汇率政策打击了出口。鉴于拉美传统产品在整个出口结构中的比重，农业受到严重的压抑。以替代进口为目的的工业化，把汇率控制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汇率调整缺乏灵活性，致使本币币值高估，实际汇率下降。世界银行估计，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实际汇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农产品出口的增长率就下降0.6～0.8 个百分点。（注：世界银行：《198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转引自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第241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而直至1980年，拉美传统出口产品（包括大量的农产品）与全部出口的比重仍是75%，（注：Joseph Ramos:"Growth,Crisis and Strategic Turnaround "in CEPAL REVIEW.August.1993.P68.）因此，低汇率对拉美农业部门的冲击可想而知了。
三是向制造业倾斜的价格政策打击了农业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削弱了农业部门。伴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的是与日俱增的通货膨胀率。拉美国家普遍把抑制农产品价格作为控制物价的手段。更有甚者，拉美的政客们为了赢得选票，不惜牺牲农民的利益而抑制农产品价格。这样，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被严重挫伤，农业的发展因而受到十分不利的影响。
四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中的保护政策，增加了农业成本，加重了农村的负担。高筑的关税壁垒一方面意味着对农业的投入品（如化肥、农药、农业机械）价格的升高，另一方面削弱了国家对农业的保护，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失宠”的地位。
二、农业“瓶颈”的阻塞效应
“瓶颈”既已形成，势必会妨碍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作用的发挥，同时还会对其他经济部门、特别是对工业部门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一）农村失业人口的存在和增长加剧了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是劳动力的供给，只要存在农村失业人口，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就难以提高。因此，现代化部门的高收入同农村以及非技术工人的低收入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拉越大。
（二）粗放型的经营方式导致农业与工业争夺资金和资源。
正如威廉·格雷德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在农业产出增幅极高的巴西，农业的增长方式也是粗放与集约参半。”（注：William P.Glade :"Economic Aspects of Latin America",1991.P148。）粗放的和扩张的农业经营导致农业对固定资本投入需求的增长。因此，未能得到彻底的土地改革的拉美农业不仅不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反而可能与工业争夺资金与资源。
（三）农业增长滞后，粮食产出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使粮食进口成为必然。因此，原本应用于工业发展的外汇被白白“浪费”掉了（拉美国家并非没有自给自足的能力）。
（四）农业部门的薄弱，使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作为工业制成品市场的农村的作用就被大大削弱了。一般来说，农业增加值与国民经济总增加值的比率可以代表农业对整个国家产出的市场潜力。1960年，这一比率在韩国为31.8%，而在拉美两大工、农业国的阿根廷和巴西，这一比率分别只有16.9%和16.5%。
恩格尔定律认为，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部门在一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小。然而，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4种贡献：提供食品和工业原料， 提供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为工业制成品提供市场，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外汇。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由于“瓶颈”效应，拉美的农业不仅没有对工业化作出应有的贡献，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工业化的“包袱”。
三、今后拉美农业面临的挑战
从20世纪70年代起，经济发展理论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对发展农业越来越重视。到80年代，从危机中起步的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的经济改革是拉美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次战略转向。新的政策和措施沿袭了70年代对农业的重视，农业“瓶颈”得以疏通。
但是，社会的进步不断地向人类提出新的挑战。以“机械化”、“水利化”、“绿色革命”和“白色革命”为标志的农业现代化观念已经不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涵，管理方法的改进、人员素质的提高已经排在当代农业发展日程的前列。国际化、专业化和商品化已成为现代化农业所追求的目标。
在理论上，农业发展的3个阶段为：传统农业阶段、 混合的多种经营农业阶段、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商品农业阶段。目前，多数拉美国家的农业还处于“混合农业”阶段，农业中的“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传统部门中，就业人数占的比重大，而商品率低；现代部门中，就业人数占的比例小，商品率却很高，“二元经济”特征明显。以智利为例，虽然近年来农业出口部门（如棉花、水果、酒类生产部门）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趋提高，并且成为国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从事此类农产品生产的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大有改善，而传统的粮食部门却没有多大起色。农业经济教授卡洛斯·布拉奥先生指出：“现在这里是两极化的农业。”（注："ECONOMIST",January 10.1998.P34.）此外，占农业就业人口大多数的小农在经济上的地位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因此，维持生存仍然是拉美农业活动的主要目的。传统的和落后的部门制约着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此，笔者认为，在彻底的土地改革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今后拉美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继续保持对农业的重视，适当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对内可采用优惠信贷、财政扶持的手段，对外则可抓住目前大量外资涌入的机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对农业的投入从而进一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实现农业“硬件”的现代化。
（二）加强对农业人力资源的培训，培养具有外向型知识的农民。这样，一是可以提高单位农业从业人员的生产力水平；二是可以保持拉美农业面向国际市场的特色，推动拉美农业逐步向国际化、专业化和市场化迈进；三是可以提高潜在农村失业人口的文化和技术素质，为其向城市流动提供就业资本。这就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精良的“软件”。
（三）稳定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在这方面，欧盟、中国以及70年代墨西哥成功的农产品价格政策可以作为借鉴。
（四）进一步推进技术进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一般认为，农业技术进步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的：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生物、化学技术的推广与使用。由于拉美国家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难题，而劳动力却相对充裕，因此，尤其应该进行以生化技术应用为特征的“绿色革命”。
四、思考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数目居世界首位，而赖以养活12亿人口的可耕地面积却少得可怜。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还处于十分落后的地位。这表现在：机械化水平和水利化水平都很低，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农业基础设施陈旧。尤其应该警醒的是，中国每年需进口2000万吨粮食以弥补国内农业产出与需求间的缺口。美国总统布什曾预言，到21世纪，养活中国人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的负担。此语可能夸张，但却反映了在中国解决吃饭问题、发展农业生产的紧迫性和持久性。
为此，农业部门的持续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不仅是温饱使然，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使然，更是民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使然。
目前，中国农业部门仍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势必会成为“瓶颈”，阻扰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小康”计划的实施。
（一）中国的农业用地有限，而且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日益加快，可耕地面积面临日益减少的趋势。因此，要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保证农业产出与人口增长的适当比例，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大力推广生物和化学技术，确保极限内的单位面积产量的不断提高。
2.积极开展农业技术的开发和推广，挖掘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措施。
3.努力制止不合理占用耕地，严厉处罚单纯顾及眼前和局部利益的对土地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4.特别要组织和安排好化肥的生产、进口和销售，改变“买肥难”、化肥供销卖方市场的不正常现象。
（二）虽然国家一直努力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但是，由于粮食的流通网络不够完善和合理，农商结合不够紧凑，“卖粮难”仍时有发生。所以，建立覆盖面广、传输速度快、效率高的商业网络，搞活农商乃是当务之急。
（三）目前的粮食价格保护制度有着不容忽视的缺陷：保护价格的制定缺乏科学性，保护制度下的经济负担由谁来承担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势必会挫伤地方政府和粮农的生产积极性。
总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美、加、欧盟和东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的农业政策，中国可以实行有选择的“拿来主义”；对于拉美曾经的“失误”则可引为前车之鉴，用以谨已言，慎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