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探析_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探析_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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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但他的思想体系中却有我们今天所称作的“和谐社会”的内容,他本人也对“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做过论述。在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理论支持的情况下,研究和思考邓小平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一、邓小平对“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的追求

社会公平正义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平等、分配合理、机会均等和司法公正。邓小平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其和谐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邓小平的有关思想来看,他对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本质思想。邓小平出来工作后,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反复地强调社会主义的“非”概念,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是社会主义,对外国经验照抄也不是社会主义。在这一系列的对社会主义的“非”概念的揭示的基础上,邓小平开始着力思考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即思考社会主义的“是”概念的问题,并就此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1980年4月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如果搞不好就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3、333、333、143.)1990年12月他又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373、156、314、213、148、373.)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系统地、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373、156、314、213、148、373.)社会主义本质是邓小平最根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内涵,也是其关于社会公正、社会和谐的最根本的观点。首先,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得不到发展,这个社会的活力就会被压抑,矛盾就会积聚,就容易出问题,就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其次,在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中,必然会出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情况。先富的人致富的手段多种多样,有的通过诚实劳动、而有的却依靠剥削和投机钻营;同时,由于社会机会的不均等,先富起来的人与贫穷的人的差距会越拉越大,甚至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剥削和两极分化是对社会公正的最大危害,是严重威胁社会和谐的最大危险。邓小平在晚年与其弟弟邓垦的一次谈话中就表达了这种担忧,他说:一部分人贫穷,一部分人太富,早晚是要出问题的。因此邓小平主张必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再次,邓小平根据以上事实,提出了实现社会公正,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共同富裕”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在邓小平看来没有共同富裕就没有社会主义,当然也就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强调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当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被简单地理解成:以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为标志的单纯的经济现代化过程。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一些地方出现了经济发展上去了,人的精神颓废了;经济发展了,民主法制观念下降了,腐败和不正之风开始盛行了的情况。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邓小平认为我们所建成的社会主义就是畸形的社会主义,而且长此以往,也肯定要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为此,邓小平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邓小平对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的“两手抓”内涵的解释是非常广泛的。其一,他认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373、156、314、213、148、373.)其二,他指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得人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373、156、314、213、148、373.)其三,他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在邓小平看来:和谐的社会应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包含文明今天所说的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单纯地发展任何一个方面都会显失公平和正义;而且,如不坚持两手抓,社会发展失衡,经济上去了,人心散了,早晚会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邓小平对“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的开创

民主法治是指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全面的贯彻,依法治国的方略得到全面推行。邓小平是在“文革”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导致社会的全面动乱,导致社会失去稳定、失去和谐的背景下来思考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所以这就注定他首先要根据“文化大革命”破坏民主法治的危害,从如何保证民主法治的彻底、真实地贯彻执行的角度去思考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从这一基本的逻辑出发,我们发现邓小平关于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以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主要涉及到:

(一)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违背民主、容易造成社会不和谐的政治弊端进行批判。邓小平在1980年的“8·18讲话”中系统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民主要求的弊端,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造成了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瞎指挥、命令主义、效率低下、缺乏活力等突出问题,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3、333、333、143.)邓小平特别强调从制度的视角看待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3、333、333、143.)

(二)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为社会发展营造和谐体制环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各种弊端的加剧,邓小平从维护国家的政治体制的长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开始全面思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基本是围绕着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积极性、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展开的。其一,他指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他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职能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第二是权力要下放;第三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从他提出的这三项内容来看都是致力于要解决政治体制中造成社会不和谐的问题。具体说来,党政分开要解决党政职能不分,造成党政矛盾和党政关系不和谐的问题;下放权力是要解决中央和地方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和不和谐问题;精简机构是要解决党委和政府具体运作中的内部不和谐问题。其二,他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1986年11月他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第一个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可以说,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各个方面都体现着调动积极性、释放活力、化解矛盾、营造和谐的思想。其三,他提出了判断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标准。他说:“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是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大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373、156、314、213、148、373.)在这里,我们看到政局的稳定、人民的团结、可持续发展说的都是和谐,追求的也都是和谐,因此我们说邓小平提出的判断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实际上就是社会和谐的标准。

三、邓小平对“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的探索

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活力是和谐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一个没有活力,死气沉沉的社会决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面对“文化大革命”后社会活力不足,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邓小平为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增强全社会的整体活力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一)破除“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粉碎“四人帮”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了以“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思想。“两个凡是”的提出,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得“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因此不解决“两个凡是”问题,我们党和国家就没有出路。为此,邓小平以巨大的勇气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他说:一个人说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即使正确的话也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超出这个范围也不一定对。在此基础上,他支持在全党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并指出: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的确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问题。他认为,真理标准的讨论目的在于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激发人们的创造活力,使社会充满生机。他强调,不坚持真理标准,“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3、333、333、143.)

(二)平定计划与市场之争,倡导市场经济的改革趋向。在我国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新的形势下由于忽视个人利益,造成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足,挫伤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必须对之进行改革。改革的出路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此,邓小平从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的角度,积极稳步地倡导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而推行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平定当时业已存在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争论。为此,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373、156、314、213、148、373.)经过不断的思索和论证,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又响亮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373、156、314、213、148、373.)这样以来,邓小平实际上就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指明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就大大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和发展活力。

(三)发展完善了多党合作的方针,调动了各个民主党派的参政积极性。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坚持这一制度,一要坚持共产党是执政党,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二要坚持各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积极发挥它们的参政议政和对共产党的民主监督作用。这一制度得以有效运作的要义在于: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各得其所,各司其职。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贯彻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为此,邓小平在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多党合作的前八字方针的基础上,结合胡耀邦的发展,又提出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后八字方针,从而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多党合作的“十六字”方针。十六字方针的形成就使中国共产党与各个民主党派的合作有了更加科学的方针指导,大大促进了各个民主党派的参政热情,激发了他们的政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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