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道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革命论文,道德论文,成果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2)06－0008－06
中国革命道德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是当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宝贵文化资源。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并大力传承与弘扬。
一、古代传统道德是中国革命道德产生和形成的历史前提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她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积极地倡导和推进先进文化的建设。革命道德就是中国共产党自觉传承与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伦理理论成果。中国革命道德的基本内容包括：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为最终目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和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高举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旗帜，形成了无私奉献、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革命精神。中国革命道德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先进文化成果，就其形成的思想源流而言，它首先传承了中华民族古代的优良传统道德，并立足于新的实际进行革命性改造，使其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崭新理论成果。
古代传统道德主要是指从先秦到辛亥革命时期所积淀和流传下来的伦理道德。其得以形成的基础是：在所有制上，以土地占有制为特征；在经济存在形式上，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在社会关系上，表现为等级森严的人伦之道；在文化背景上，正统儒家伦理思想为主导。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P88)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则是地主阶级的道德。它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是，以“畏天命”、“知天命”、“顺天命”的唯心史观为理论依据，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基本纲领，以尊君孝亲为主要行为原则，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行为规范。这套系统的道德规范体系，从其阶级本质和历史功能来看，是为维护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是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枷锁。但在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导的社会伦理和道德教育理论，曾经发挥了推动社会进步、维护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其中宣传仁爱思想、强调整体精神、倡导人伦价值、追求理想人格、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等内容，顺应时代和民心，是生活智慧的集结，不乏可取的实践理性成分，且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性特征，需要认真甄别和借鉴。
封建社会除了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道德外，与此相对立存在的还有农民阶级的道德。在压迫和被压迫的封建制度统治下，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自然产生“等贵贱、均贫富”的道德主张，把“主公道、讲义气”作为人际关系的原则，并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形成了勤劳、勇敢、忠厚、简朴、互助济贫等优良品质和精神。这些突出地表现在历代农民的生活实践和农民起义中的道德诉求，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和封建主义文化的影响，其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小生产者的保守、狭隘、缺乏组织性的落后意识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消极因素，但它的本质、主流是好的，它直接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精神需求，同无产阶级的道德要求有着天然的联系，是革命道德应当重视和批判继承的。
此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共处于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生活环境之中，人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繁衍生息、生存发展，总会遇到一些共同问题，形成一些道德共识，遂成一些为全民族所接受和遵循的伦理道德。包括处于上升时期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进步的思想家、民族英雄，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社会进步，积极提倡和约定俗成一些“能以长久存在”的道德传统和民族精神。诸如，人皆可以为尧舜，应有“仁爱”之心；“兼相爱、交相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见利思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抗击外敌入侵，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所不惜；“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政以德”，“廉洁奉公”，刚直不阿；“言而有信”，“言必信，行必果”；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扶贫济困、尊老爱幼、尊师重教、家庭和睦、遵守公共秩序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国古代的生活智慧结晶和优良道德传统，为革命道德提供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古代传统道德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并且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正如毛泽东指出：“所谓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会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2](P200－201)这就是说，古代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混为一体，先进与落后并存，我们应当对古代传统伦理道德文化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创造出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的崭新道德体系。
革命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之所以要以古代传统道德为历史前提，是由新旧道德之间的联系所决定的。人类道德作为人类对自然、对社会、对自身认识的成果，其发展呈现出前后连贯、相互包含、传承更新，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过程。在这个总过程中，任何一种新道德的出现，都是从先前的旧道德脱胎而来，这就是道德发展的历史连续性。道德从本质上作为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关系的变革和社会历史的变迁，也要随之相应地改变自己的形态和内容。“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时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3](P51)也都利用先人创造的文化成果。由于这种社会形态依次发展的历史联系，作为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道德，也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因此，毛泽东说，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P534)。此外，道德还具有相对稳定的独立性。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形成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和善恶评价标准，并不是随着社会变迁和时代更替而立即消失或变化，它作为一种文化积淀，逐渐成为一种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像血液一样置于社会有机体之中，并将长期存在着，对现代人的心理素质、价值取向、道德要求、行为方式和社会风尚仍然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都是内涵十分丰富的社会道德规范，尽管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对其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应用，但在社会生活中总能看到它的存在，或发挥正面影响，抑或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只有对这份遗产重新审视，批判继承，推陈出新，才能创建出为广大人民所认同和接受的崭新道德形态。再者，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道德都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如不许偷盗、见利思义、尊老爱幼、文明礼貌等道德规范，就是人类共同的文明诉求。先进的道德只有善于借鉴和汲取这些人类文明中具有普适性的思想，将其包含于自身之中，才能真正创立并超越前人的道德理论。
二、革命道德的生成开创了中国道德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华民族道德发展的新阶段，它的产生和形成是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史上空前的革命性变革，标志着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道德体系的终结；中国革命道德的产生和形成又是道德进步规律使然，它同古代传统道德既有联系又有本质上的区别，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是在对古代传统道德扬弃和超越的前提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时代性成果。
中国革命道德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产物。革命道德萌芽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发端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蓬蓬勃勃的伟大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逐渐形成的。革命道德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的，她归属于共产主义道德体系，与古代传统道德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正如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化时正确地指出：“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4](P285)。中国革命道德既根植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又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这是道德发展的逻辑所使然。
近代以来，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特别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传入，传统的伦理道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旧伦理思想发生了激烈冲突。人们在忧愤之中不能不对“孔孟之道”进行反思。龚自珍、魏源等一些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揭露和抨击了当时的吏治腐败、道德沦丧的现象，但没有认识到这种现象的本质和根源。因此，他们虽然以清廉自持并提出“整肃道德”的主张，也只是对封建礼教作某些修补，“存天理去人欲”仍是基调。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洪仁玕，对封建礼教持批评态度，也接触到西方某些伦理思想，主张转变社会道德风尚。但是，他们试图将西方某些宗教道德嫁接至传统伦理道德之上，终究未能摆脱封建道德的藩篱。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左宗棠等，面对中外民族矛盾和中西文化冲突的现实，在注重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同时，初步认识到株守封建礼教没有出路，必须加以“变通”，革除其中某些陈腐的教条。然而，他们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旨在于“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根本不触动封建主义伦理道德体系。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先后介绍西方的进化论和伦理思想，并以“乐利主义”、“背苦超乐”的人道主义以及“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为武器，对君主专制和封建礼教展开批判。由于他们对中国封建伦理道德和西方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缺乏深刻的阶级认识，难以分辨精华与糟粕，遇到了不可解决的矛盾，最后不得不向守旧势力妥协和封建礼教复归。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把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与革命的实际行动相结合，以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为武器，对“君权神授”、“君为臣纲”以及与封建专制主义相联系的道德规范给以致命打击。同时，对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忠”、“孝”规范和“人格”、“国格”观念，重新加以解释，并赋予革命内容，他提出的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他试图以此代替封建纲常伦理思想体系的新尝试，在变革旧道德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遗憾的是，他们超脱不了阶级和历史的局限，由于缺乏科学的批判武器和强有力的武器批判，随着革命成果被篡夺而告失败，未能完成批判旧道德、重建新道德的历史使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激进的民主主义斗士们针对当时十分猖獗的尊孔复古反动思潮，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发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提倡新道德，破除旧道德，向封建礼教发起猛烈攻击。这场以个性解放为主的“伦理革命”，扭转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倒退局面，使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陷入危机，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通道。与此同时，面对国际形势和国内现实，一些先进分子感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总是行不通，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伦理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5](P1471)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同封建礼教进行坚决斗争，对传统伦理变革作过深刻的剖析。但是这个时期，救亡图存是当务之急，没有把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普及到工农大众中去，只是揭开了伦理道德领域彻底革命的序幕，无产阶级道德代替封建主义道德的伟大使命，就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身上。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无产阶级独立地走上政治舞台，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从此，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这场革命战胜反动、进步战胜倒退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思想道德领域合乎逻辑地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这是空前的革命性变革，在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它的时代性成果和主要标志，就是产生和形成了革命道德，从而开创了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新时代。
首先，这次变革，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伦理道德建设中的指导地位。革命道德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形成的。它既同以“天命论”为理论依据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相对立，又与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基础上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彻底划清了界限，扫除了笼罩在伦理道德领域的理论迷雾。在它的生成过程中，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伦理问题，形成了系统的革命道德理论。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刘少奇的《论人的阶级性》、《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周恩来的《我的修养要则》等，都是中国革命道德的经典之作。
其次，这次变革，实现了对古代传统道德的扬弃和超越。革命道德是对古代传统道德批判、继承、改造和创新的崭新成果。在对待古代传统道德的问题上，它反对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和肯定一切的文化保守主义，采取批判继承的科学方法。这就是通过消化和分解，“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使精华成为新鲜营养，概括出适合时代需要的道德范畴和道德规范。以爱国主义为例，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维护祖国的独立、统一和富强的优良传统。然而在封建时代，往往将“爱国”与“忠君”联结在一起，带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依据国际国内具体条件，将传统中的“爱国”与“忠君”的关系综合创新，转换成“热爱祖国”与“忠于人民”的联系，并赋予新的内容，自觉地把民族的解放和振兴、祖国的独立和统一、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有机地统一在实际行动中。经过辩证的“扬弃”，就把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正是通过这种批判、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的扬弃，革命道德实现古代优良道德传统从旧质向新质的转化、新质超越旧质的革命性跃升。
最后，这次变革，铸就了富有民族特色的革命道德规范和优良道德传统。革命道德既有科学的思想理论内核，又有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内涵极为丰富。诸如，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和人生观，坚持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倡导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致力于民族振兴、祖国统一、富强的爱国主义传统，团结友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风尚，等等。这些高贵品德和精神，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精神，又生动地体现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凝聚和激励中华民族建设新社会的强大精神力量，也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三、自觉传承和弘扬革命道德传统
中国革命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和提升，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逻辑关系。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德传统在当代的传承与弘扬，也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创新的集中体现。
1996年，《中国传统道德丛书》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该书题词：“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这成为日后研究和出版《中国革命道德丛书》的重要思想指导和精神动力。200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积极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它的颁布，为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创造了条件。罗国杰先生在《伦理学探索之路》一书中提出：“在大力弘扬我国古代传统优良道德传统的同时，还应该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所形成的优良革命道德传统。”陈先达先生认为，“在道德领域中我们有两种传统，既有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古代道德传统，又有中国人民在近现代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革命传统。我们不能忽视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弘扬，但也不能忘记进行革命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者更加重要”①。我十分认同这些观点。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征程中，我党高度重视、积极主动地应对思想道德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其创新理论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道德理论宝库。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生活中的“理性经济人”意识、社会生活中的“官本位”文化，在思想道德领域产生了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道德观、价值观的冲突日益尖锐，诸如义与利的关系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何者为先、荣与辱的评价标准是什么？等等，伦理生活领域乱象纷呈。怎样有效地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主流文化，正确处理一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严肃地摆在我党面前，亟待道德理论上的创新。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三个文件都是旨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等。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进一步突出了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其理论成果，既是对革命道德传统的继承，又是结合时代特点和国情变化的理论创新，从而使社会主义道德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日臻丰富和完善。
首先，把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突出位置。我国的改革开放对于思想道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适应社会变革和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观念猛烈地冲击着文化包括道德传统，另一方面，西方的文化也多方影响和渗透，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影响深刻，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落后的封建的道德意识沉渣泛起。邓小平明确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的关系，等等。”[6](P367)以思想道德教育为重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既为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更是物质文明建设的思想保证。两个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任务则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7]十二届六中全会和十四届六中全会分别制定了两个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要文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深刻阐明了新时期道德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创了思想道德建设的新局面。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详细阐述了“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这一重大课题。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概括了十三年来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所积累的十条宝贵经验中，“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其中一条。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其中包括革命道德的精髓：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道德、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等。
其二，系统建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争得民族解放、祖国独立、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奋斗。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的思想觉悟和价值观念不尽相同。正是从这种实际出发，邓小平同志提出高低层次不同的道德要求。他首先要求继续“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6](P367)，身体力行，作出表率。而对广大群众则要求做到“五爱”基本道德要求，在全社会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的教育，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作风，消除腐败和丑恶现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将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建构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这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为内容的道德基本规范以及“八荣八耻”等道德要求，形成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内容的道德规范体系。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把个人品德建设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一起提出，突出个人品德建设的重要性，“三德”建设由此延伸为“四德建设”。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的新丰富、新发展。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系统概括，是我们党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最新认识成果，标志着我国的道德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正确理解先进性与广泛性的辩证关系，为人民服务就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一种实际行动。它之所以能够提升到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位置，就在于人的价值的实现终归要体现在造福于民的具体职业实践之中；共产党人只有在思想上和行动中坚持为人民服务，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干人民所愿，才能真正实现党的执政宗旨与道德原则的高度统一。
其三，丰富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内涵。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确立起来的集体主义原则，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关系的调整，特别是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作为一个开放的道德思想，也是在不断变化与日益丰富的。如何理解不同时期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具体内涵，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不要提倡和坚持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成为伦理学理论上的一个焦点。有人提出用人道主义、功利主义代替集体主义，有人提出用个人主义取代集体主义。在经济利益与革命精神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曾针对只是抽象地强调革命精神、忽视或否定物质利益，从辩证唯物论的高度明确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6](P146)针对片面强调物质利益、多劳多得，忽视或否定革命精神，不讲“共产主义风格”等右的错误倾向，他又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6](P337)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他大力提倡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和帮助所有人共同富裕，这就将社会主义利益原则和道德原则辩证统一起来，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价值目标找到了正确的途径。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原则等，都是我们深化新时期集体主义道德理论的重要指导思想。
［收稿日期］2012－8－20
注释：
①陈先达：革命的道德和道德的革命——读《中国革命道德》，北京：光明日报，2000年4月11日。《中国革命道德》是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大型多卷本丛书于1999年出版。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任总主编，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丛书的编写和出版给予很多的关怀和鼓励。《中国革命道德》多卷本分为理论卷、规范卷、名言卷、教育修养卷，对有关革命道德的本质、规范、道德名言以及当前学习革命道德的迫切性和培养方式作了详细论述；简编本则重点突出地对有关问题作综合论述。——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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