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发展观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发展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蒙昧走向文明、从野蛮走向理性，这是人类的进步，是社会的发展。理性地筹划自己的生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点。但是，如果把理性作为人类活动的唯一根据，把理性工具化，那么理性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在不同程度上正是从这一侧面来理解、规定和运用理性。
一
在人类历史上，真正地颂扬理性和崇拜理性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们高举“理性”的旗帜，把“理性”作为裁决一切的唯一权威。他们崇拜理性，以理性取代“神性”。理性主义思维方法成为主宰学术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一切被冠以“科学”名称的学科都必须以理性的原则建立起来。牛顿力学是理性主义科学研究的最高成果，是科学研学的典范。实证科学的形象是科学的唯一形象。为此，启蒙时代及其后的思想家们所追求的目标是把实证科学的方法用于社会领域。孔多塞(Marguis de Condorcet)说：“自然科学可信性的唯一基础是这样一种思想，即决定宇宙万物的普遍法则是必然的和不变的，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它们。为什么这个原则对于人类才智和道德力量的发展不如对自然界的其它进程有效呢？难道这是应该的吗？”①因此，人类应当以自然科学的原则回答道德的规范性问题，以自然科学“强有力的思维方式应用于人类的事业”。伴随着这种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无限扩张，以心理实验手段研究人的行为的心理学，以数学化、定量化的手段研究市场的奇妙变化过程的经济学，以权力的相互制约为目的使权力结构合理化的政治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应运而生。在康德以牛顿物理学为范式提出物理学和数学是何以可能的问题之后，他的后继者齐美尔进一步扩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出社会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把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贯彻到社会领域是那个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们的共同追求。胡塞尔指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②理性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正是在自然科学飞速发展、人们日益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贯彻到社会领域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启蒙运动以后，欧洲的理性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古希腊时代，欧洲的理性文化主要表现为冷静的、沉思的、概念性、逻辑性的理性文化。它以概念的方式来把握和分析人类的精神生活。因此，这时的理性文化在价值取向上主要关注人类自我的精神生活，体现为人类意识的觉醒。柏拉图的理念论在探讨具体事物如何分有理念如善的事物、如何分有善时所强调的是“一”与“多”、“同”与“异”、“动”与“静”等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它主张理念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存在”与“非存在”是相互结合着的规定性，侧重的是概念间的横向联系。智者派的论辩术以及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主要也是探讨概念之间横向联系的。因此，作为古希腊理性文化核心的哲学主要是一种以范畴论形式表现出来的本体论哲学，即通过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来说明本体、实体和存在的。然而，启蒙时代之后，思想家们在批判了神性、确立了人性、倡导人具有追求世俗的利益的权力的时候，范畴论、概念论的理性就转化为世俗的工具理性。从此，古希腊的以范畴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第一哲学发生了动摇，代之而起的是唯理论和经验论。这种以认识论为中心的理性文化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突出概念、范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突出理性的范畴在把握和控制外部世界中的功能。在古希腊，实体(Substance)是作为亚里斯多德的十对范畴之一而被提出的，并借助范畴之间的关系而得到说明的。然而，在斯宾诺莎那里，“实体，我理解为在自身之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③虽然斯宾诺莎等唯理论者继承了传统哲学以范畴体系来说明实体的逻辑方法，但是这种逻辑方法主要被看作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一种理性认识的方法。经验主义者更是如此，他们重视主体与对象以及主体与感性经验的关系。由此可见，启蒙运动之后，思想家们虽然仍然采用理性主义的思维方法，但是其关注的重点已不是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逻辑、概念、范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他们那里，逻辑的、概念的理性思维方法作为一种控制世界的手段而发挥作用。据此，我们可以说，启蒙时代所引发的自然科学的极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工具化了的理性所推动的。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有限的东西，现实的东西得到精神的尊重，这是自我意识与现实的真正和解。从这种尊重中，就产生出各种科学努力。”④在理性主义发展的大趋势面前，人们彻底否定了那种极易受到情感、欲望、意志等个人主观因素影响的传统的人治方法，代之而起的是以原则、以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新方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被人们用来作为一种控制自然和社会的手段。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运用主要遵循效率的原则。当代的一些社会科学家仍然坚持这一传统。伦德贝格指出：科学家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在实际运用他们的科学方面，他们应该发展最有效、最经济地满足这些要求的管理或工程技术，不管这些要求在某一确定时刻是什么，也不管它们随着时间改变有何变化，也不管科学家自己的偏好如何。”⑤
二
根据理性主义者的理性原则，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用于研究社会问题，他们得出了如下的重要思想：
第一，社会的发展就是理性的进步。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把社会的发展、理性的进步、知识的进化等同起来。他认为，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一定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认识水平或类型决定了社会发展类型，社会结构的变化取决于人们认识事物的水平和方法。这也就是说，社会形态的发展取决于知识类型的变化。在他看来，人类的理性发展经历了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科学的或实证的三个阶段。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相应地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启蒙运动及其后的思想家们看来，积累知识和传播理性是发展的主要手段，积累知识就是要不断地扩展实证科学的方法。找出控制自然的有效手段，克服由自然的反抗所造成的障碍。这种把社会发展归结为理性的进步的观点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
首先，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理性的进步就意味着，人们必须摧毁阻碍科学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迷信和偏见。为此，对人类进行启蒙，批判宗教迷信，促进科学的发展和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成为摆在思想家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孔多塞指出，启蒙思想家的任务就是要“穷追一切偏见，直至教士、学派、政府和传统协作允许它们避难并保护它们生存的藏身洞。”⑥圣西门进一步呼吁传播和扩展实证知识及其方法论原则。他认为，人们所应该做的只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将现已个别孤立存在的实证系统因素予以全面地组织起来。但是，这种理性主义原则的极端发展却导致了现代理性主义的彻底实用化、实证化。它否定了人们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对意义领域的探索。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标准；一个命题的意义就在于经验证实，诸如世界的意义，人类生活意义的问题则是不可用经验证实的形而上学命题，应该予以拒斥。
其次，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理性的进步就意味着人类社会是单线进化的。这种进化和发展的典型形态和最高成就是欧洲的工业文明。在理性主义发展观的支持者看来，任何社会都要经过若干的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开始逐步走向或接近于欧洲的工业文明。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阐述人类社会的这一宏观发展现象，也就是要发现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经历了哪些必要环节，发现人类如何从类人猿走向工业文明。世界各民族必然会逐步“接近于诸如法兰西人，盎格鲁──亚美利加人这些最开化、最自由、最无偏见的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状况。”⑦理性主义的单线发展论在实践上还与欧洲中心主义密切相关，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美国社会学家罗伯逊十分公正地指出，“种族中心主义认为，一切人类社会都沿着单线发展，走向尽善尽美的西方文明，这一信念提供了一种使殖民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合法化的意识形态。”⑧
第二、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用生物有机体理论等来说明社会，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影响之下，把进化理伦用于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是理性主义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认为，社会不是个人之间契约的产物，而是靠某种“总精神”来维系的有机整体。社会的发展是有机整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是靠劳动分工、社会分化和竟争来实现的。斯宾塞特别欣赏孔德的社会有机论。他认为，社会是作为有机系统而不断进化和发展的，是一种物质的自然进化。他试图发现社会的“进化规律”。他认为，社会的进化和生物有机体的进化一样，都是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而引起的整体的功能分化和结构分化。由此而分化出的各个相异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协调，并引起社会的整合和发展。可以说，当代西方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就是沿着斯宾塞的研究方法来考察社会的进步，只不过不再以生物进化与社会进步进行简单的类比。事实上，杜尔凯姆对有机连带社会和机械连带社会的划分，列维·斯特劳斯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帕森斯和默顿的社会结构和功能分析以及路曼对社会进化机制的分析无不体现了一种把自然科学方法用于研究社会的方法论传统。以现代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并提出社会的系统进化观也是如出一辙。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进化论在受到博厄斯等美国社会学家的批评之后，20世纪50年代又东山再起。托马斯·怀特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指出：“假如科学要发展，科学要包括文化人类学，那么进化论的东山再起无疑是势所必然的了。进化论的概含已经以其重要性和富有成效证明它由不得任何自称为科学的东西而念糊其辞地被置之不理了。”⑨他们以更精致的形式研究社会的发展问题，把社会发展过程与生物吸取能量的过程等同，认为社会“象生物那样向能源开发量的最大限度运动。”⑩
第三，在社会发展的目标的问题上，理性主义表现了极其乐观的态度，相信社会总是不断向一个美好的未来迈进。他们把社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未来的乌托邦上。圣西门认为，未来社会是以工业化为代表的有机社会，社会将处在单一的理想之中。他强调，人类的黄金时代不是在从前，而是在未来。按理性主义原则，社会的发展就是理性的不断伸张和扩展，就是社会组织从简单到复杂，就是社会从野蛮发展文明。他们追求一种无矛盾的至善至美的理性王国。孔德认为“就其实质而言，发展这一术语对于直接确定人类究竟在什么地方实现真正的至善，有着难以估计的好处……”(11)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理性的进步的理性主义者确信这种进步必然导致社会向“即将来临的繁荣迈进”，确信社会结构更加合理，更加完善。
第四，在对未来的看法上，他们强调科学技术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理性主义发展观的支持者认为，对于知识的依赖是任何社会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未来，知识的地位将发生变化它处于社会的主导的和中心的地位，它不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动轮，而且承担着管理社会的任务。它使科学和技术专家的社会地位突出来。社会中产生的问题可以由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所解决。圣西门富于想象力地提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权力的政治统治将转变成为社会的自我管理，即由科学家和实业家来管的理想。理性主义突出强调知识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在现代的未来学的思想家那里进一步表现出来，卡恩认为，人类社会正处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目前占统治地位的一些全球问题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解决。尽管现代科学与19世纪科学有很大不同，但从今天的西方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理论中，我们仿佛仍能感受到理性主义发展观在其中发生的影响。
三
毫无疑问，崇拜理性，倡导以与理性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生活问题的文化传统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但是，当人们把理性的方法作为解决社会生活问题的唯一方法，把理性的尺度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那么这必然会碰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首先，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把对社会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它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但是，社会现象毕竟不同于自然现象，用实证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会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可观察和可检验的现象上，而许多富有意义和价值的主观世界往往会因为缺乏可观察和可检验的特性而被排除在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它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真理与价值的二元分裂。一些学者指出：“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社会最基本的想象是大量独立变项的混合，它们能够被识别和测量，能够被彼此分开又相互结合。”(12)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被肢解为简单的、可被测量的各种变项的关系，一些东西在这种转变中消失了。例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试图把自然科学中的定量化方法用到经济领域中去，甚至要把人的需求定量化。毫无疑问，在社会领域中是可以用量化的研究方法的。但是，这种方法在自然科学中的运用与在人文科学中的运用是有重要区别的。在自然领域中，无论事物多么复杂，不存在运用数学工具的障碍，而只存在数学工具是否完备、初始条件是否被掌握的问题。在社会领域的许多问题上，我们必须考察数学工具运用的可能性的问题。事实上，在人的情感和意志领域，运用数学工具来研究恐怕是徒劳的。同样，结构和功能主义方法是一种必要的社会分析方法。但是，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往往以实证主义的态度来使用结构和功能分析方法，倾向于用自然科学特别是经典物理学的方法来解释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联系和结合，并往往把它们简单地理解为因果关系。而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是极其复杂的，以具有因果特征的结构和功能概念来说明社会现象往往会忽视其中的其它诸多关系。理性主义者在把自然科学方法用于社会现象时，它实际上是设定了一个抽象化、概念化的人的形象。在经济学中，人就是那些把买和卖以及消费都建立在精确的、有计划的理性计算基础上的人。心理学中的人是处在一种看不见却又始终有矛盾的心理动机的人。社会学所设定的人则是各种预定角色的承担者，就如同物理学中的原子一样。所有这些人的形象实际上都是对人的概念构造，而不是对现实人的描述，人在这里被抽象化了，成了唯科学主义的牺牲品。
其次，作为理性主义发展观的必然产物的单线论和社会未来的“至善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指责，即使某些沿着理性主义传统探讨发展问题的思想家也对狭隘的单线发展论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他们强调，谁也无法证明社会的实际现象是按照人类理想的设想来发展，并且不断地完善这种理性的构想；谁也无法肯定按照以往的情况预测将来可以把社会的发展从头到尾解释清楚。既然不能把以往的事情等同于将来，那么怎么能把社会现象是按一条直线发展的呢？因此，到了20世纪中期，社会发展单线论越来越缺乏支持者。许多人认为，社会发展是“多线的”。毫无疑问，社会总是从小规模的，简单的结构和文化向着规模较大和复杂文化的发展。这一发展过程是人类演进的基本趋势。但是，不同民族和不同社会群体完全可以以不同方式向着这一趋势迈进。同时，社会发展并不意味着向着一种“至善”的、无矛盾的状态迈进。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生活必定更加幸福。单线论和至善论的理性主义发展观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他们对发展本身的错误理解分不开的。他们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包括人类自身价值的提高。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赖于理性的发展，因而社会的发展实际上被归因于某种精神的力量。
最后，由生物有机体与人类社会相类比而获得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可以说是自孔德以来经久不衷的理论，只不过后来的发展更加完善、更加精致而已。但是运用这种理论来说明社会发展具有如下的理论困难：第一，生物有机体的运动和社会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运动形式。把两种不同的运动形式等同起来，用一种运动形式来解释另一种运动形式即使在自然科学内部也是不常见的。正如不能用物理运动的规律来全面说明化学运动一样，我们也不能用自然现象来全面解释社会现象。以生物进化规律来说明社会发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还原论。恩格斯曾指出，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试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同样，虽然我们可以用生物进化的现象来解释社会的发展，但是，难道这样就可以把社会发展的本质概括无遗了吗？第二，即使人们用生物进化规律来说明社会现象，但它仅可以较为园满地说明社会的均衡，却难以说明社会的发展。对于社会有机论的现代形态──帕森斯的功能主义，达伦多夫指出，它“仅仅展示出维持现状的机制。”(13)在生物领域，有机体系统与各部分的功能之间是相互协调和相互适应的，一旦出现不适应，那么机体就会死亡。因此，生物有机体适应环境的进化过程是相当缓慢的，它们的代际之间几乎不出现变化，无怪乎某些思想家认为自然界仅受“再现规律”的支配。然而，社会领域却不是如此，社会生活中除了有整合、协调之外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社会的发展是在矛盾中得以实现的。第三，用生物有机体的进化来说明社会的发展必然陷入单线论。由于进化理论无法解释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无法说明社会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内在根据，他们只能求助于“文化传播”，通过文化传播，处于较原始阶段的社会发展便到较高水平的阶段。对于他们来说，西方是现代文明的代表，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把西方文明传播到全世界，即用西方文化改造世界文化。这就根本忽视了文化发展多样性的特征。第四，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群体，由于它们之间的广泛交往会出现趋同现象，然而生物的不同种群之间，无论怎样交往也不会出现趋同进化的情况。用生物有机体理论也无法说明由社会交往而产生社会进化问题。
注释：
①⑥⑦孔多塞：《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概观》，法兰克福，1963年版，第345页，第275页，第345页。
②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③斯宾诺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
④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5页。
⑤转引自《二十世纪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⑧罗伯逊：《社会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10页。
⑨⑩贝托马斯·哈定等著《文化与进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第7页。
(11)转引自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12)W·D·珀杜:《社会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13)参见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