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傅斯年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起源的假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年关论文,起源论文,古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文化是怎样起源的？或者说中国上古文化的具体面貌如何？这是史学界、考古学界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学者们一直致力于探索与研究，随着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原来一些若明若暗的问题已初步解决，尽管这些材料仍然是有限的，不过，不少文化遗容的揭示，已可以使我们从远古传说中得到的神秘、渺茫而朦胧的认识，变得愈益清晰、形象、生动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可以对中国的上古文明进行新的估价。
然而，当我们综合审视有关上古文明的材料时，不得不注意起五、六十年前傅斯年（孟真）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起源的几个假说，这便是他的夷夏东西说、史前文明多元说、先商文明高级而又长久说。傅斯年的假说问世之初，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赞誉。可是后来，他的假说似乎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几十年来，考古学在发展，历史学在前进，尤其最近十几年，中国文明的起源成了学术界注目的问题，许多论著相继问世。通过研究，我们已经可以回过头来反观傅斯年先生当年的假说。
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比较有名。《夷夏东西说》写作于1931年，刊于1933年的《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这也是傅斯年先生古史研究的代表作。他认为，中国自东汉以来，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治，常常表现为南北两方之分或争斗。然而这个现象却不能倒安在上古时期，“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上，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关于夷与夏的具体区域，傅斯年认为夏包括山西省汾水流域、河南省西部中部之伊洛嵩高一带地方，东不过平汉线，西则有渭水下游，大致在中原地区。在此范围内全部或一部即可称夏、诸夏、华夏等，夏为该区域中文明程度较高而且势力极盛之国，为四方所共仰。夏为实际上西方的帝国或联盟，曾一度或数度压迫东方。与夏同时，东方则为夷人，“夷”包括若干族类，其活动地区西至今河南之中心，东尽东海，北达济水，南则所谓淮夷徐舒者皆是。在商与西周以前或同时，分布在这一地区的部族皆为夷人。东南方分布的夷族与西方分布的诸夏恰成对峙的形势。夏、商、周三代之史正是在夷、夏的斗争与混合中发展的。
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发表后，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如徐旭生先生根据传说资料在豫西对夏文化的调查，王献唐先生对山东古国史的研究，都对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加以赞誉。[①]几十年过去了，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以及研究的深入，傅斯年的假说似有得到进一步证实的趋势。例如，邹衡先生在为王迅的《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②]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当前考古学界已公认东方特别是山东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属于东夷系统的文化，在考古学上印证了‘夷夏东西说’。”
当然，也有学者不赞成“夷夏东西说”。在古史传说中，夏王朝的某些与国的地望在东方地区，如关于斟灌的地望有寿光说、淳于说和观县说，三地均属东方地区。因此，有的学者便认为夏文化应该分布于东方地区。杨向奎先生即持此论。1983年，杨先生发表《评傅孟真的“夷夏东西说”》[③]，他称自己五十年前曾有这种看法，见于其所著《夏代地理小记》、《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等著述中。几十年过去了，杨先生“始终坚信旧说”，认为：“夏禹之迹遍及全国，古代中国都属禹域，我们不能据之以定夏初政治中心之所在。中夏以前，启以后，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东，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晚夏则移居于河东及伊、洛，东方仍有孑遗。”杨先生深信“他日考古发掘必将有以证实”自己的看法。另外，还有人提出了“夏为东夷”的说法[④]。
不过，就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在东方地区尚未有夏文化的踪迹被发现。诚如前述王迅之书所言：由于以豫西和晋东南地区为重点的夏文化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我们已经可以将东方地区年代相当于夏代的文化与中原地区同一时期的文化联系起来考虑。假如岳石文化或山东龙山文化或斗鸡台文化是夏文化，那么二里头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就都不是夏文化。中原地区也就没有夏文化，未曾有过夏族活动，这与史籍的记载显然不符，因为文献中夏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记载是很多的。如果东方地区曾有夏文化存在，这种文化就应该为二里岗下层期商文化所取代，但山东地区至今未见二里岗下层期商文化遗存。[⑤]笔者认为，虽然现在还不能完全排除在东方再现夏文化遗存的可能，但现有的考古材料却很难说明山东地区夏代的文化是夏文化；同时，夏为东夷的说法也还有待于更为充分的论证。
诚然，杨向奎先生所言夏、商的政治中心并非一成不变是对的，尤其是夏、商两个王朝的前期，“不常厥邑”表现得十分明显。前期政治中心的变动，必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这就是部族的族众不至过于庞大，否则，经常的迁移就不可能。另一方面，早期部族对周围其他部落的统治，一般都带有明显的军事征服性质，随着各部族力量的消长，以及部落联盟的分合变化，某个区域中居统治地位的部族也会发生更迭，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居于统治地位的部族就会被迫移居到另外的地区。当然，那时部族迁徙的原因可能很多，但由彼此之间的争斗引发的迁移一定不少。夏、商早期的迁移，其具体原因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也不可排除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流亡性质。只是夏、商与其他部族不同，他们在迁徙之后又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以至于一直未失其当时全国最大政治中心的地位。
不言而喻，越是社会发展的早期，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越强，因而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就越明显。夏、商两族也是这样，他们开始时人数不多，在被迫迁徙到新的地域之后，就不能不适应当地的固有文明，同时他们也不致完全抛弃自身的原来文明。夏、商时期的自然面貌与现在差异极大，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因而各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很明显。另一方面，夏、商两个王朝都历时几百年，且不说他们迁移后要适应当地新的文明。动态地看，他们本身的文化也会有变化发展。因此，早期的中国文明既表现了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同时又由于频繁的部族迁移使诸多的文化因素相互沟通。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的观点大致就是如此，他一方面注意到各族文化间地域、时代与族别的区分，一方面又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张光直先生是服膺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⑥]1976年，他发表《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⑦]，他“利用最新考古成果的研究结论也同傅斯年此说相近”[⑧]。
关于夏、商、周三代之间的关系，除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外，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也是风靡已久的名文，王国维先生倡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⑨]可是，由于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周代的各种制度很多与殷代制度基本相近，或者说周代的不少制度当滥觞于商代。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通过对商周之间一些文化要素之间联系的研究，认为商周两代存在剧烈变革的见解“和古人所说不能相合”[⑩]，“如孔子便论及商周礼制的因袭关系，以为其间不过是部分的损益”(11)。《李学勤集》(12)一书中收录了《商周青铜器对西土的影响》、《周文王时期卜甲与商周文化关系》等文章，就是李先生对有关问题的一些探讨。
王国维先生是较早利用甲骨材料研究殷商史的人，可惜由于时间的限制，当时的研究仅处于起步阶段，否则王先生不会如此过分强调殷周两代文化的不同。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强调了古代地理与古代历史之间的联系，强调了文化的区域性差异，而且在强调这种差异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两系统因对峙而引发的争斗与混合。张光直先生有《中国青铜时代》两集(13)，他自称其主要目的是对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的若干主要特征作整体性的讨论。在其中的一些文章里，他谈到了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总体看法，他说：“夏、商、周在文化上是一系的，亦即都是中国文化，但彼此之间有地域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夏、商、周三代代表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他们彼此之间的横的关系，才是了解三代关系与三代发展的关键。”(14)李学勤先生认为：“张先生的这个看法，既考虑了三代直的关系，又照顾到三代横的关系。他所讲夏、商、周代表相对立的政治集团，吸收了《夷夏东西说》的一些要点，而夏、商、周在文化上一系，则与《殷周制度论》以来的成说不同。”(15)
实际上，我们应当承认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还有待古史学界的完善，值得欣慰的是，这个学说在具体内容方面已经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如傅斯年以为中国上古历史的演进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东西之分在考古学文化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而东、西两系内的情形也有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特征。例如，王迅的《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一书，在五十年代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东方地区考古工作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东方地区诸考古学文化，尤其对江淮地区的考古材料作了重点分析，第一次在考古学上将东方地区诸考古学文化遗址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明确提出了淮夷文化问题，论证了东夷、淮夷与夏、商、周文化的关系，从而把夷人文化的研究又提升到另一个新的台阶”(16)。郭沫若曾将东周时期的铜器分为南、北二系，而且二系之色彩泾渭分明，“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黄河流域北系也”，“徐楚乃南系之中心”。王迅的研究认为，中国上古文化的夷、夏东西两系统都有明确的南北之别，而这“正是东周铜器分南、北两系的重要原因和基础”(17)。
与夷夏东西说相比，傅斯年的史前文明多元说及先商文明高级而又长久说应当说已经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证实。
史前文明多元说是在《〈城子崖〉序》中提出的，这种提法首先由傅斯年明确提出来，不能不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傅斯年说：“中国的史前文化原本不是一面的，而是多面互相混合反映以成立在这个文化的富土上的。海边及其邻近地域有一种固有文化，这文化正是组成周秦时代中国文化之一大分子。”傅斯年所说的这种“固有文化”首先发现于1928年，地点在山东章丘的龙山镇，1930年、1931年先后两次发掘，1934年正式出版了发掘报告《城子崖》。这便是众所周知的典型龙山文化（亦称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当时，为与仰韶文化被称为“彩陶文化”相区别，便把城子崖这种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文化命名为“黑陶文化”。尽管当时人们对黑陶文化的认识还是初步的，然而，城子崖所展示出的这一崭新的原始文化风貌，已启示傅斯年等人认定这是当地固有的一支文化。此后，山东的考古文化遗址陆续被大批发现、揭示，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不仅证实了傅斯年当年的推论，而且已经建立起了距今8000—3900年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完整谱系。(18)
更值得注意的是，自八十年代以来，山东地区的考古又有了重大发现。1981年9月至10月，在沂源县土门乡发现了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人”，“沂源人”的生活时代大体与二十年代末发现于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相当。(19)另外，在大体与“沂源人”年代相近的文化遗址在鲁东南地区还有发现。这使得山东地区已发现人类活动的遗迹的年代大大被提前，因为此前发现的较早文化遗存属于7—8万年前和2—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八十年代的中期，“在沂河源头到中游地区，南北长170多公里、东西宽几十公里的狭长地带，就发现了猿人化石和近百个旧石器、细石器地点，充分说明这里是几十万年来古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20)，有的学者推测：“随着调查研究工作的深入，完全有可能建立‘沂沭旧石器文化’比较完整的谱系，并通过‘沂沭细石器文化’这个关键环节，同北辛文化早期形态衔接起来，……这样，就在鲁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尽管我国是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细石器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国度，但在一个小区内，可望把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有机地连起来，从而形成中国史前文化比较完整的谱系的，还只有鲁南地区。”(21)通过对这一地区文化内涵的分析，学者们明确提出海岱历史文化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22)
傅斯年先生是就山东考古的新发现立说的。除此之外，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如遍布南北各地的猿人遗迹、旧石器时代的众多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丰富多彩的历史遗存，都充分证实了史前文明的多元性质。所以，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的文化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严文明先生1987年发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论述了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同傅斯年四、五十年以前的史前文明多元说何其相似！”(23)
李学勤先生在论及近些年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新特点时，认为“反对文明起源单元论的观点”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他说：“过去考古学尚未取得足够材料去打破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的单元论，现在考古学已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打下新的基础，单元论的传统观点就被打破了。”(24)李先生还对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25)一文表示了浓厚的兴趣。邵文提出，公元前第三千年期间，特别是其中、晚期，黄河、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发生了大的社会变革，进入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这个时代形成的龙山文化群体，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基地。《禹贡》记述的九州，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文化区系相对应，其内容之古老、真实，绝非后人凭想象所能杜撰。邵文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基地，中原地区为中心，是多源的。
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原地区以外，中国境内还有一些古代的民族，其文化面貌同中原地区有较大差异。傅斯年强调史前文明的多元性，而同时也强调这些文明在多元基础上的混合，这与他的夷夏东西对峙、混合论是一致的。傅斯年始终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原则，认为中国民族自古及今经常与外族并合成一体，中国境内存在多个种族，但一直处在混合的过程之中，中国民族的整体性并不受到影响。李学勤先生的看法也是如此，他曾说“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共同缔造的”，他“一直主张古代中原地区与边远地区的文化间存在着双向的传播影响。中原文化强烈地影响到很遥远的地区，同时在中原也能找到源于边远地区的许多文化因素”。(26)如近几年发掘的四川地区的蜀文化，广汉三星堆两座器物坑的出土品已以其特异而精美蜚声世界。这些器物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说明“当时的蜀文化有本身的发展和特点”，另一方面又“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影响”。(27)
从这种角度看，傅斯年先生的观点不独体现着他热爱中华民族的崇高情操，也表现了他于历史学上的真知灼见和求实精神。
傅斯年先生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另一个假说是先商文明高级而又长久说。这一假说见于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代表作《性命古训辨证》，此书分上、中、下三卷，他在该书的中卷第三章论述说：殷商文化“乃集合若干文化系以成者，故其前必有甚广甚久之文化背景”，“以文字论，中国古文字之最早发端容许不在中土，然能自初步符号进至甲骨文字中之六书具备系统，而适应于诸夏语言之用，决非二、三百年所能达也。以铜器论，青铜器制造之最早发端固无理由加之中土，然制作程度与数量能如殷墟所表见者，必在中国境内有长期之演变。”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一书曾受到著名哲学史家赵纪彬的高度赞扬，他称此书“穷究人之源，通论思想之变，溥薄渊泉，精义时出，实有美不胜收之慨”。(28)其中，上述先商文明高级、长久论也是其“精义”之一。
关于先商文明，无论从事专门研究者还是其他人，倾力注意者已有不少。诚如张光直先生所说：“商文明的起源，在许多人看来是个问题，其中既包括那些治古代中国问题的学者，也包括那些被商代艺术或商代文明的其他方面所深深吸引的人。”(29)事实确实如此，笔者去年底参加山东省孔子学会的一次学术讨论时，就听到一位并不专门从事中国上古文明研究的先生的议论，他也是以商代甲骨文的成熟文字形态为例证，认为我们对先商文明的估价有些偏低。傅斯年先生当年是从殷墟的部分发现中得到了启示。后来，商代文化的考古发现愈来愈丰富，更多的甲骨文字、青铜器物等考古材料被发现、被研究，人们对商代文明之灿烂看得更加清楚。更何况，五十年代末以来，考古学界不仅发现了二里头的夏文化，而且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等遗址的发掘，使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存得到确认，据测定，其时代的上限可以追溯至公元前6000年(30)，中原古文化的年代大大提前。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我国历史上存在夏王朝或夏代是不成问题的，而从二十年代起，这却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少人认为那只是个神话或传说时代，以致于中国文明形成于商代成了长期流行于学术界的观点。日本著名学者贝冢茂树也说，中国文明的形成时代应定在由青铜器、宫殿基址和原始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商代前期。(31)对此，李学勤先生的看法是：“在考古学上，以那些遗物和现象来作为文明的可靠标志，本来是有待探讨的，但贝冢氏所列举的青铜器、宫殿基址（或城市）、文字三者，都确实是文明的重要因素。从最近的发现看，这些因素在商代以前都已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古代文明是否迟到商代才形成，值得重新考虑。”(32)李学勤先生曾就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进行论述，并把中国和古埃及的文字起源进行比较，从而进行中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因为研究文明要素正是探讨古代文明形成问题的切实途径。李先生“一直主张中国文明时代的开端要比一般承认的早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他曾推测“中国阶级社会、国家的起源应与两河区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古国一样地古老，一样地悠久”。(33)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想到唐兰先生很有影响的看法，这就是他在七十年代有感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惊人发现，认为大汶口文化是东夷集团的少昊文化遗存，少昊文化“是奴隶社会初期的文化”，“中国已有了六千年的文明史”。(34)当然，唐兰先生的观点还不能被普遍接受，但他主张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年代应当提前，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商族本来是起于东方的，《诗·商颂·玄鸟》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茫茫）。”《史记·殷本纪》也说商人始祖契的母亲简狄洗浴时，“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殷商人把自己的祖先与鸟相联系，正是因为他们本是夷方的一支，因为以鸟作为图腾加以崇拜乃是东夷人的特点。《殷本纪》又说：“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还说“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从契至汤，传十四世，在时代上大约与夏王朝相始终。现在，学术研究的进展，已很少有人怀疑我国古代文献关于夏代记载的可靠性，夏朝的存在已基本确立。在此基础上，我们同意张光直先生“商政治集团在夏朝的整个统治中可能与之并存”(35)的看法。商人祖先既出自夷，那么，东方灿烂的原始文化便也是其早期发展的广阔背景，而商朝取代夏政之前又已有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如此，先商文明之高级而又长久便不言而喻。
长期以来，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限制了人们对中国上古文明的探索。可喜的是，今天中国的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都已发展成相当成熟的学科，由于这些学科的互相沟通，给学术界以深刻的启示，人们肯定疑古思潮在思想史上的进步作用，也发现它有难免造成古史空白的缺陷。于是，走在学术前沿的历史学家提出必须走出疑古时代，并对中国上古文明重新进行估价。挣脱了旧有束缚，便可对中国上古文明的诸多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如果说傅斯年先生当年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看法尚属假说，那么，经过学术界几十年的努力，今天这些假说可以说已经得到了证实、完善和发展，并被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奉为定说。
注释：
①徐旭生先生的有关说法见其《一九五九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王献唐先生的看法见其《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等著述中。
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③载《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
④程德祺：《夏为东夷说略》，《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3辑。
⑤ （17）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第85页，第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⑥ （13）张光直先生有《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和该书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其中所收论文如《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等，都可明显看到这一点。
⑦该文原载于《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后收入《中国青铜时代》。
⑧ （23）张利庠：《论傅斯年的史学贡献》，《齐鲁学刊》1993年第4期。
⑨《观堂集林》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
⑩ （11） （32） （33）《李学勤集·自序》第16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12）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14）《中国青铜时代》第28页，三联书店，1983年。
（15） （24） （26） （27）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64页，第23页，《自序》。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16）《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邹衡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7）同⑤，第90页。
（18）见于《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杨子范、高广仁、黎家芳等文。
（19）《我国古人类考古又一重大发现》，《人民日报》1982年5月7日；刘心健：《沂源猿人的发现经过》，《临沂师专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1期。
（20） （21）张学海：《从考古发现看山东在我国古史上的地位》，《文史知识》1987年第10期“山东专号”。
（22）如《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高广仁、邵望平文。
（25）载《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
（28）《赵纪彬文集》第2卷第1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29） （35）《早商、夏和商的起源问题》，见《华夏文明》第一集《附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30）磁山遗址的文化面貌早于“仰韶文化”，据碳14测定，其年代在公元前5800年左右（见《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裴李岗文化的年代则稍早于磁山文化（见《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31）贝冢茂树的观点见于其著作集第四卷《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的补记。此据《李学勤集》第16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34）《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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