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神秘主义阐释——苏布尔与马利坦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秘主义论文,布尔论文,诗歌论文,马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艺术创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的、精神的创造过程，历代文论家对此从不同角度作过各种解释，但从神秘主义的角度阐释诗歌及其创造过程的却并不多见。我在从事《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的课题研究中，接触到了埃及诗人萨拉哈·阿卜杜·苏布尔和法国当代哲学家、文论家雅克·马利坦对诗歌创作所作的神秘主义解释。他们的解释引起我的兴趣，因为它揭示出神秘主义与文学艺术的相通之处。我以为这一解释是以历代神秘主义者和诗人的实践为依据的，属于经验的总结，也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值得介绍。
一
萨拉哈·阿卜杜·苏布尔(1931-1981)是埃及新诗运动的旗手和代表人物，是埃及当代五位最著名的诗人之一。1957年他的诗集《我的家乡人》问世，标志着埃及新诗运动的开端。他一生创作了《我对你们说》(1961)、《老骑士的梦》(1964)、《受伤时刻的沉思》(1970)、《夜的树》(1972)和《记忆海洋中的航行》(1979)等六部诗集。他的诗作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特色，优雅含蓄，充满五彩缤纷的意象。他的诗剧《公主在等待》、《哈拉智的悲剧》、《夜行者》及《丽拉和痴情汉》发展了阿拉伯的诗剧艺术，得到评论界的一致赞誉。除此之外，苏布尔还著有文学评论多部。其中，《我的诗歌生涯》(1981)最能体现他的诗歌理论。他的理论建立在对人的关注和认识之上，涉及了诗与人、社会、生活和艺术之美的关系，带有苏非神秘主义的色彩。在论及诗歌的创作过程时，他将诗歌创作过程等同于苏非灵修的过程，完全用灵修者的体验和语言进行阐释，很有新意。他了解西方文论，又能用阿拉伯伊斯兰固有文化——苏非文化——来阐释诗歌，使其诗作和诗歌理论既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富于现代性。
苏布尔的诗歌理论以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吧！”作为开篇，意义重大。他认为，人认识自我的前提是先具备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批评自我的起点，也是前进旅程的第一步。然后，人方能在观察和沉思自我中认识自己。人注视自我是人类认识上的最大转变。因为这种认识由舒缓的静态转化为超越的动态，使人类语言提升到与自我对话的阶段。若这语言是纯净、无误解和含混的话，它就处于对话的最真实、纯洁、连续的阶段。注视自我的意思不是专注人本身，而是自我变成寰宇图象及其事物的中心和焦点。人在观察自我的过程中检验着他与周围事物的关系。于是，这对话不是双方的，而是三方的，是一种“三方对话”的结果。人成为“观者的我”、“被观的我”和外界事物三者之间的一种对话，并于对话中发现真理。苏布尔援引苏格拉底的话说，真理不能植入人心，必须通过辩论才能获得。真理始于“观者的我”开始思想，然后在“被观的我”身上以怀疑和沉思面对所看到的事实（或称为事物），并加以检验。苏布尔由此引申到人类的历史，认为历史可以说是人沉思自我的历史，或者说是“观者的我”、“被观的我”和外界事物三方对话的记录。
在分析诗歌的创作过程时，苏布尔揭示出了艺术创作过程中苏非精神的心理模式。他把诗歌创作分为涌起、变化达到和返回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诗的涌起（wārid，瓦立德）。据《苏非术语辞典》的解释，“瓦立德”一词是动词“来、到”的主动名词。伊斯兰苏非大师在解释这个词时都用近义词来描述。大苏非诸奴·密斯里认为“真实的涌起，心儿有所动”。苏非派长老库萨伊里用了“闪视、闪光、光亮”三个词来限定它。这三个词代表了苏非灵修最初阶段的状态。“闪现”是灵修者在心灵的黑暗里看见一丝稍纵即逝的亮光。“闪光”说明闪烁的亮光消失得不那么快，可能还会出现几次。“光亮”又进一步，闪光消失时留下一抹光亮。（注：阿·穆·侯夫尼《苏非术语辞典》，贝鲁特，麦希拉出版社，1980年，第263页。）
苏布尔援引库萨伊里的这三个阶段来描述诗在诗人头脑中涌出的最初状态。出现在诗人脑海里的是诗的一些意念、开头或段落，它模糊无序，杂乱无章，诗人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些涌起的东西在诗人头脑中闪现，既没有闪现的前兆，也没有闪现的固定时间和地点，诗人当时可能独处，也可能在人群中，可能在工作，也可能在休息。也许这些东西还会反复涌起，像闪现的光亮一样，慢慢留下较为清晰的图象或思路。诗人回想起它，就会发现它为即将写作的诗开辟了道路。于是诗人便进入创作的阶段。
第二阶段是变化和达到的阶段(at-talwīn wa at-tamkīn)。《苏非术语辞典》指出，“变化”是灵修者能力的显现。状态的变化、心灵的变化与认识安拉秘密的增多，合起来就是获得真理的标志。苏非杰尔加尼认为，“变化”指灵修者寻求和审视的等级。阿拉伯思想家伊本·阿拉比指出，“变化对多数导师来说是欠缺的等级，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完美的。因为，在变化的状态中安拉说出他的事，灵修者每天都在安拉的事里。”（注：阿·穆·侯夫尼《苏非术语辞典》，贝鲁特，麦希拉出版社，1980年，第48页。）
苏布尔在书中提及了库萨伊里的看法。库萨伊里认为，修道者不断提升自己，经历一个个境界和状态，从出发地到达了牧场——春天和放牧的地方，这意味着他已达到。变化着的修道者处于提升之中，到达的修道者即与安拉同在。（注：苏布尔《我的诗歌生涯》，贝鲁特，读书出版社，1981年，第14页。）
苏布尔巧妙地把这些苏非用语转换成艺术语言，描述了诗人创作的过程。他写道，当诗人处于艺术创作中时，他便让自己开始一次痛苦艰难的旅行。“从一个状态上升到另一个状态”这句话足以证明诗人创作的艰辛。诗人回忆这第一闪念所启示他的东西，从那里可以捕捉到诗的源泉，成功的诗人有能力迈向那个源泉，与之联系。一旦联系上，诗人便与自我分裂或自我与诗人分离。然后，诗人在自我中将自我显现。也就是说，“被观的我”迅速变为“反映的我”（镜子），将寰宇图象及其事物显现出来，诗人在镜子里见到闪念所启示的东西，若换成中国佛禅的语言，就是修道者在“智慧眼”中观看到了幻象和光。
那么，诗人在第二阶段是如何“变化到达”的呢？苏布尔写道，诗人“从日常生活中会汲取成千上万个映象和材料，在头脑中形成许许多多的闪念、直觉和念头，它们停留在脑海里的某个部位，可称为潜在的理性。”（注：苏布尔《我的诗歌生涯》，贝鲁特，读书出版社，1981年，第22页。）这些奇特的因素即是自我的话语，它是“被观的我”与“观者的我”进行艺术对话，形成诗篇的话语。事实上，区别艺术家自我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自我在自我中展现的强烈愿望，或者可以称其为“潜在理性展现的渴望”。一旦光亮出现，自我迅速陷于沉思，尽快完成自我分离为“观者的我”与“被观的我”的过程，以便凝神注视这光亮（即那些直觉和闪念）。那东西看起来僵死不动，实际上却似“蚕茧一样，具有潜在的生命力。反复的审视会再现它的存在，并使之复活”。诗人为了描绘这突然出现的新世界，必然求助于语言的象征。苏布尔认为，诗歌不是对一个每日面对世界和宇宙的沉默朋友自我的直接表现。然而，多数诗人只满足于这直接的表现。成功的诗人则必须凝神注视那另一个自我，它是一个“充满梦境、知识和念头的火药库”。当诗人用以表达的材料是话语的象征图画时，他便进入了对话的第三方，他即是事物。区分诗人、梦者、疯人的重要尺度，就在于这对话第三方的进入。
第三阶段是返回阶段，即恢复到诗人的正常状态。诗人经过前两个阶段，在看到出现在眼前的新世界并找到表达新世界的象征图画后，便中断了对话，开始作出判断，运用他批评的敏感性，把握正确与错误。这时，第一自我（观者的我）以他全部的意识，注视着能从对话的另两方获取的东西，对它进行加工。
苏布尔在谈及诗的涌起时，没有直接用灵感一词，而用了“念头”一词。他认为，这念头是由远离人类的源泉降下，但未明确指为神灵。与此同时，他又提到：希腊人和阿拉伯人是把诗的源头与神灵联系在一起的。希腊人称之为灵感，与祭司的预言同源；阿拉伯人则称之为启示，是精灵所为。正如伊斯兰前的大诗人乌默鲁·盖斯所说：“精灵为我选择了诗句／从中我挑出自己喜爱的。”苏布尔认为，念头的涌起是模糊的，无序的，有时是强烈的，它似闪电一般骤然出现。这时，宁静的自我渴望捕捉到它。为此，他需独处，静静地等待它一次次地出现，从而把握它的存在。自我的孤独是为了意识到自我，经由同一而认识自我。因此，伟大的艺术都产生于同一(at-tawahhud)之中。同一在这里指“自我趋向沉思自我的高级阶段”（注：苏布尔《我的诗歌生涯》，贝鲁特，读书出版社，1981年，第10页。）。
此后，苏布尔又援引库萨伊里的见解来解释诗人不成功的原因。库萨伊里说，修道者是否发生变化取决于瓦立德的力量够不够大或者人是否太软弱，而修道者能否保持虚静也取决于修道者的力量或瓦立德对他的影响力。由此，苏布尔认为，诗人写作的失败，可能是自我情感过于炽热强烈，或是由于自我的抗拒（挣扎）使之不能与自我脱离，让闪念控制自己；另一个原因是诗人对“涌起”的闪念缺乏强有力的感受。在分析自我的强大或抗拒或缺乏感受力的原因时，苏布尔认为，它归根结底与人心灵净化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修道者经过一系列的变化之后，必须最终战胜自己的心，才能达到幸福的终点。正像他引用一位佚名苏非所说的那样：“求道者的旅行终止了战胜自我。一旦战胜自我，他便达到了目的。”（注：苏布尔《我的诗歌生涯》，贝鲁特，读书出版社，1981年，第20页。）
苏布尔对诗歌创作的神秘主义解释并非从理论到理论，而是以个人的苏非体验为依据的。14岁时，他曾通宵达旦地祈祷，企盼能像虔诚者那样忘记自我，心中只有安拉。果然，当他专心默念古兰经的段落时，眼前出现了光环，这令他吃惊不小。过后他有意识地重复这一经验，却一无所获，这又令他不安。他15岁开始写诗，那种感受令他激动发狂。他越发内向和孤独，寻找着真正诗人的感觉。
在叙述诗歌创作过程中，苏布尔试图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加以说明。他引用了《旅行》(1952)一诗，描绘对意义旅行的向往和渴望。这首早期未发表的诗已经运用苏非的语言将诗歌创作过程称之为“意义的旅行”。在美丽如画的静夜里，“我漫不经心瞥见一丝微笑／习惯听着恩主的回响／薄雾中传出轻轻乐曲／我摘取清新的梦幻／收集起来驱散阴沉／梦中的新娘婷婷玉立／小鼓和笛声喧闹不息／花冠微笑令我呆立不动／心火窜动用手掌抚平／玩偶木然的感觉令我心痛／至高拒绝她向我走来／和随后出现的万丈辉煌／啊，心中的意义旅行／居于荒漠拥抱着虚无”，“夜那迷人的气息逝去／黎明现出了她的笑脸／啊沉睡的兄弟，在睡意／和思想天真的怀抱里多惬意”。（注：苏布尔《我的诗歌生涯》，贝鲁特，读书出版社，1981年，第17页。）心火和木然的感觉说明心儿不虚不静，没有“涌起”发生，只有像孩子般纯洁、安宁，灵性之光才能闪现。
在《亲和之歌》一诗中，他通过描述失败的经历，强调爱于合一中的重要。没有爱便不能牺牲自我、达到无我的境界。诗中表示，他在自我分离、获得物象以及自我对诗的亲和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是诗意并未来临。于是诗人从自我中剥下一切生活的标志，像一个朝觐者奔向至圣。诗人为诗歌筑起圣坛，可是他亲爱的造访者还是没来。诗神不来让他恼火，他推倒神坛，丢掉所有的东西，像出生时一丝不挂，不穿受戒的外袍。在漆黑的夜晚走向山谷，询问先驱欲生者是否以爱的殉道者的名义死去。他曾在想象中埋葬过温柔的心和僵死的体。他呼唤着：“爱人啊，折磨我的人儿／难道你那儿没有追随的礼物／我是顺从听话的仆人／若允许，我是你奥秘中的朋友／我的故事空前绝后／性情似杯中酒般柔和／能否赐与眷恋的凝视／我以爱来证实友情的亲密／在你深邃的心里可有我的位置／为爱你，我打碎了／人的本性，不再返回”。（注：《苏布尔诗歌全集》，贝鲁特，奥达出版社，1972年，第103-104页。）失败在于他欲念过强，没有战胜自我，处于自然而然之中。
二
早在50年代初苏布尔正进行意义旅行的时候，远在美国的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文论家和美学家雅克·马利坦(1882-1973)就已写就了他的代表作《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1953)一书。这部书详尽地论述了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人类艺术活动的制作过程。他的理论建立在以下认识之上：艺术存在于灵魂之中，它是灵魂的某种完善；智性是精神的、天生的、沉思的，它远远超出概念和逻辑，在想象和情绪的重要联系中活动。艺术是一种智性的创造；同一性的原则是关于存在的最初的规律。经由同一性的认识在人的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马利坦的论述具有明显的神秘主义特征，首先表现在他对智性的推崇和解释上。他认为，“智性是纯精神的”，“在智性和欲望之先有一个广泛而原始的前意识的存在”。它是认识和创造力之源，是隐藏在灵魂那原始半透明黑夜中的爱欲，以及超感觉的欲望之源。意识的种种产物和行动，思想观念以及概念逻辑理性推理等等，都是在智性和欲望中形成。在这种形成中，智性活动采取了确定的形式和外形。这种有生命的智性活动是“在一个半透明而富于想象力的黑夜中发展”，这黑夜与在上帝产生之前最先被创造出来的那种原始扩散之光的黑夜类似。“这种启发性智性以其纯而又纯的活化的精神之光渗入意象之中，驱动或唤醒包含在它们中的可理解性。”马利坦把启发性智性描绘为“不断放射出光芒的太阳”，这太阳之光是马利坦借自神秘主义者在修炼中的体验。他们在灵魂黑夜中，“心见”上帝之光，其亮度几倍于太阳的光。马利坦充分肯定了这光的价值，认为“它的光使得我们所有的观念在我们心中产生”，“从启发性智性之光对意象世界的影响中生出斑状的云彩。它是微不足道而抖动不定的初兆，然而它是无价的，朝向可被把握的概念的内涵”。（注：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80-84页。）
其二，表现在马利坦对同一性的认同上。同一性的概念也是马利坦从神秘主义借用来的。他认为，“智性认识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渐进性精神化的过程。因为智性想象力的活动，只有通过智力与在活动中被带入精神状态的客体的同一才能完成。”这里，马利坦指出，阿奎那以前的学者以及阿拉伯的哲学家都认为这种智性与神的智性同一，是超然的，只有圣托马斯认为它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人本体上是完美的。一种参与了创造神之光的内在精神之光，它通过不断移动的纯精神性而存在于每一个人中，成为每一个认定全部智性活动的原始活跃之源。马利坦解释说，“概念是在启发性智性的驱动下，被智性以概念胚芽的形式自意象中得到的。智性来自概念的胚芽，它通过最重要的发展过程在自身之中生出他自己的生命之果，即它的概念和观念。”
其三，表现在他运用这种非概念的智性活动，这种非理性的理性活动解释诗的起源及其在诗性灵感中起的作用。马利坦叙述诗歌创作的全过程时，运用了“诗性直觉”、“诗性认识”、“诗性经验”几个重要的概念。他认为，“诗性直觉本质上是一种智性的闪现”，“是智性的非概念生命幽深中的一种创造冲动”，所以它既是认识性的又是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的直觉“是一种在认识中通过契合或通过（产生自精神的无意识中的）同一性对它的自我和事物的隐约把握”。“诗性认识是一种经由倾向和同一性的特定认识，是一种经由表达情感的同一性的认识。这种表达情感的同一性，本质上与精神的创造性有关，他倾向于在作品中表达自身。”它“以一种无意识或潜意识的方式自诗人的思想中产生，然后以一种感觉不到、然而又是强制性的和不可违背的方式出现在意识中，提示自己的存在，但并不表达它的存在。”而“诗性经验”则是“浮现在精神前意识界限之上的一种隐约的、无法表达而动人的认识状态”；“在智性中，来自灵魂的灵感成为来自概念的理性灵感，即诗性经验。”
马利坦对比了诗性经验与神秘经验的异同。他肯定这两种经验都在精神的前概念或超概念的、具有活力的神秘之源中诞生，彼此接近并都靠近灵魂的中心，通过无数方式彼此交叉和互相交换。但是诗性经验较之神秘经验所涉及的范围不同。诗性经验涉及创造性的世界，而神秘经验则涉及超然物外的个体中的事物的原理。两者获得的隐约认识在程度上有所区别，神秘经验所获得的隐约认识较之诗性经验所获得的隐约认识来得更隐约，更具决定性和稳定性。它们所依赖的同一在产生的方式上有所不同。诗性经验通过它特有的同一，并借助激起人奥秘的幽深处的主观性而产生。神秘经验则有自然的神秘经验和恩赐的（即有神的）两种。这两种神秘经验所特有的同一是一致的，但方式不同，前者通过自我不可言喻地被触动的虚空智性的透视而发生；后者通过博爱——一种连接灵魂与上帝的，不但超越情感而且超越人幽深处的主观性而发生。（注：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183页。）
在论及诗性经验时，马利坦将其分为诗性经验的产生和表达两部分。两者合起来完整地描述了艺术创作的全过程。
诗性经验的产生分为收缩和统一的宁静阶段和舒张的给出阶段。马利坦认为，诗性经验涉及灵魂的某种状态，即“在平静中聚集在一起的灵魂的全部力量处于一种实质性状态和休眠的活力状态”，“这是一种对灵魂的所有活力的专心，平静而镇定的专心，毫无紧张感”。人从灵魂的所有力量的单一驱动中退回到它们的根本生命力之中。这时，诗性经验进入第二阶段，一种单一的运动产生了。它似在沉默积聚之后灵魂中心发出的喘息，给出了人“宁静的神秘的幽深处”隐藏的一切事物。
诗性体验的表达也分为想象和情感的第一阶段和创造性智力选择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短暂的和有倾向性的，它朝向语言表达的目标。这表达首先是通过自然符号（它们是想象和情感的推进）的瞬间表达，然后过渡到以语言表现出来的社会符号。创造性智力的首要任务是对自发地涌现出来的词语进行选择。
三
苏布尔和马利坦在阐释诗歌的创作过程时，都使用了神秘主义的语言，但是他们两个谁也不是神秘主义者，只是借助了或认同于它的基本观念。确切地说，他们都曾信仰宗教，与神秘主义有直接的关连。苏布尔从小就对宗教抱有虔诚的情感，并有过苏非灵修的初步体验。信仰的虔诚引导他在大学期间参加了穆斯林兄弟会，并积极参与该会的宗教和反帝爱国活动。脱离宗教多年后，对人的全面思考引导他又重新审视宗教，将注意力集中到人从无真理、无生气、令人厌倦的世界里的解脱，以及人精神的建设之上。1961年，他在有关人的文章中说，“人的解脱可赋予生活意义，而生命的意义在于人精神的崇高。”马利坦像苏布尔一样都从小受到宗教的熏陶，后来经由新教改宗罗马天主教。他曾潜心研读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即圣徒托马斯）的著作，对托马斯主义作出重要贡献。他于40年代中期与教皇过往甚密，晚年隐居法国图鲁兹修道院。40年代末，马利坦研究伊斯兰神秘主义，写出“自然的神秘性和伊斯兰文化中超自然的神秘性”一文，收入马利坦《宗教科学研究》(1950)之中。
这两位在各自的实践中都非常强调理性，重视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著名思想家的论述，借鉴各国诗人的实践，能够兼收并蓄。由此，他们都发现了宗教、哲学和文学的相通之处。苏布尔坚持认为，“宗教、哲学和艺术是人为实现超越自我的人道主义而做出的三种努力”。他一再强调艺术对人认识自我的重要作用：若没有爱情诗人，人便不知何为爱；若没有苏非的沉思，人无法知道何谓神爱；没有奥赛罗怎知何谓嫉妒；没有哈姆雷特又何以知疯狂。他相信“存在的目的是要让善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战胜邪恶，以便返回到他的纯洁无邪……人的责任是建设寰宇，净化寰宇，将理智渗透于物质之中，实现均衡协调，最终将他的成绩交到安拉的手中，作为人有权生活在大地上的证明。”（注：苏布尔《我的诗歌生涯》，贝鲁特，读书出版社，1981年，第121页。）马利坦则在他的前言中说明，他把理性和智性作为同义词使用。而理性的意义并非只是逻辑意义上的理性，它包含一种更为深奥的——同时也是更为晦涩的——生命；当我们越是力图揭示诗的活动的幽微之处时，这生命便越是显现在我们面前。诗迫使他考虑智性在人类灵魂中的神秘源泉，考虑它以一种非理性（不是反理性）或非逻辑的方式起作用。他认为但丁离开了宗教观点，《神曲》就不可能写出来。“神学信仰，这个最神圣的信仰本身，已经通过创造性情感和诗性认识的媒介进入作品，并通过了创造性天真的超然无执的湖面。”（注：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15-16页。）
虽然这两人都使用神秘主义的话语，认同在灵魂的幽深之处存在着一种前意识的活动，认为那是一种闪烁着创造性生命光芒的存在，但他们确也不约而同地放弃柏拉图式的“灵感”，只不过在具体的解释上又有许多不同之处。马利坦明确指出，这种广泛而原始的前意识生命的隐蔽作用先于智性和欲望。苏布尔的解释则较为含混，他把这前意识称为“潜在的理性”，把灵感称为“念头”。
他们两人的不同还体现在关于诗歌创作三个阶段的论述上。马利坦的诗性经验收缩阶段表达了苏布尔涌起阶段所必须的心灵的宁静状。照马利坦的说法，收缩和统一的宁静阶段指人在平静中聚集在一起的灵魂的全部力量处于休眠的状态，人从灵魂力量的单一驱动中退回到它的根本的生命力当中。这单一短暂的运动，即是来自灵魂中心的在沉默凝聚之后的一个“喘息”。喘息有时是感觉不到的，但却是强劲有力的，通过喘息的一切事物是在从容和愉快的舒张中被给出的。马利坦所说的这一种短暂的运动——喘息，即是苏布尔所指出的“心灵有所动”，闪现的光亮留下清晰的图象或思路，为诗开辟了道路。
苏布尔的变化和达到阶段则等同于马利坦的诗性体验表达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苏布尔认为心灵在不断提升，对安拉秘密的认识不断增多，并实现诗人与自我的分离。马利坦则详尽地解释为：在舒张状态下，诗性体验在启发性智性之光的照耀下被唤醒，它不断伸展，不断运动，将灵魂所获得的所有昔日体验和记忆珍品呈现出来，并释放出一种含义或一种旋律，一种源泉状态中的最初的旋律。马利坦把这种既是想象性的、又是情感性的诗性直觉称为“直觉的推进”或“动力的突发”。舒张阶段给出的，有时是一阵风暴般的事物，有时是旋律般的东西，有时是言词的迸发。
苏布尔的第三阶段“返回”，大抵与马利坦的诗性体验的第二阶段“智力选择”相同，都是智性发挥的阶段。马利坦在其中加进了音乐的因素，认为这时智力既倾听诗性直觉，又倾听直觉推进的音乐。马利坦对人内在音乐性的揭示是与众不同的。灵修者认为，人的心灵是依着各自的灵修等级，发出不同频率的震动和旋律的。马利坦以为，创造性智力的首要任务是对自发地涌现出来的词语进行选择，考虑词语的组合、估价和衡量一切。它包容所有的耐性和准确以及所有技巧的功效。（注：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188-189页。）
他们在叙述过程中都提到了神光。神光也是灵修者的体验，在三大宗教的经书中都有记述。苏布尔描述的“闪光、光亮”属于灵修者最初阶段出现的光现象。马利坦描绘的似“一轮不断放射出光芒的精神太阳”的“智性之光”，则属于较高阶段的光现象。至于见主时的光，则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太阳光。马利坦确认，这个光能使得所有的观念在人的心中产生。他们也都强调“冥思的宁静”必不可少。马利坦将这宁静比作一股洪水，“它使得沐浴其中的思想得以更新、恢复活力和净化。”而“诗人特性的发展也取决于那个瞬间的喘息和每一个诗人的气质、自然倾向以及他对精神宁静的接受力和忠实程度。”
苏布尔虽然不像马利坦那样强调智性的认识过程（指诗性认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渐进性精神化的过程，但他们都重视同一过程中自我的丧失和那另一个自我。马利坦认为，“诗歌的自我是实体的关于生命之爱的主观的深奥，它是创造性自我，一种作为行动的主体，表示精神作用特有的透明度和达观性。”“诗中的自我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主体”，“似圣人之我”，“诗人的自我消失在创作性自我之中。”“创造性自我既不断地展现自我，又不断地牺牲自我”（注：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118页。），它是超然的。苏布尔强调自我净化的重要，指出，诗人一旦战胜自我便达到目的。如果自我抗拒便不能自我脱离。他们都提出诗人要顺从，于自然而然中接受上苍的馈赠。马利坦还提出了一个“创造性天真”的概念，以表达注视事物时全然的单纯和信任，既相信种种事物给予他的每一次赞许和启示，也相信他的感情以及他对难以言传的自我的真实的表达欲望。与此同时，天真也意味着原始未凿的纯洁。这种创造性天真不是道德的纯真，而是属于本体性质的。马利坦还以此来解释诗人的道德与本体诚一纯净的错位。因为当诗人处于创作中的本体诚一和纯净中时，他“灵魂的全部力量在通常的状态中得到统一，这种永恒的状态是诗性经验所特有的。”（注：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276-281页。）诗人作品中纯洁的赐予能使人在美的体验和人类灵魂方面有所发现，从而让时间冲刷掉诗人的一切罪过。
总之，不论是马利坦还是苏布尔，他们都把诗歌视为人类精神的创造性活动，它的产生过程揭示出事物的内部存在与人类自身的内部存在之间的相互联系。马利坦用了三百多页篇幅详尽系统地阐述他的理论，用了许多专用术语，比较费解；苏布尔只在其诗歌经验中作为一节来叙述，线条较粗，但简明易懂。尽管如此，一位诗人和一位学者，他们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变化背景下的共同发现，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启发意义，值得重视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