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世界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民族论文,传统美德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体。如果我们仅仅从夏朝、商朝有文字可考的时代算起，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也已绵延了近5000年之久。其间，各民族之间有几次较大的融合，形成了牢固的民族大家庭。自古以来，水潦、凶旱、战争、兵燹、饥馑，乃至近代帝国主义的残酷屠杀，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是生生不息，日益繁荣昌盛。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中，逐渐形成了勤劳、智慧、勇敢无畏的民族精神，并以勤劳朴素、吃苦耐劳、谦虚忍让、先人后己等传统美德著称于世，为世界人民所赞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所创造的宝贵财富，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一座丰富的宝藏。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精华部分有许多是世界公认的，如中华民族素有“以天下为己任”、“公而忘私”、谋求国富民安、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为此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有“天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责任感；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品格；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观念；有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有见义勇为、孝敬父母、崇尚和平等传统美德。这些美德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它们虽然经历过时代变迁，人间沧桑，却始终长久不衰，长存久远，以其雄浑、博大、深沉、辉煌的魅力，影响着全世界人民的思想和行为。这不仅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奋进，而且也以强大的生命活力汇入到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亚洲和澳州的影响
（一）东亚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东亚的发展和文明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
朝鲜是中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的兄弟邻邦，因而也是受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与美德影响最早、最深的国家。早在远古时代，中华文化就源源不断地传入朝鲜，奠定了朝鲜文化的基础。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灭殷，殷王室箕子不愿事周，率领5000族人避难到了辽东，后来到了朝鲜半岛，当时朝鲜居民还处在原始社会，箕子教朝鲜人民农耕、养蚕、织布和烧制陶器等，朝鲜人民从中华祖先那里学会了不少的技术，也学到了用勤劳和智慧的双手发展自己，壮大自己，遂使朝鲜很快进入农业社会。公元1世纪时，中国儒家学说便传到朝鲜（古称高句丽），他们在中央设置太学，地方新建学堂，教授儒家经典，因此，汉字成了朝鲜北部高句丽的通用文字。据考古发现，高句丽国的墓宝中，多绘有日月、星辰、苍龙、玄武等壁画，其风格与我国汉代壁画极为相似。高句丽、百济、新罗鼎立的三国时期（公元1—7世纪）是朝鲜封建社会早期。经过几百年的吸收、消化，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当时的朝鲜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高句丽的太学以儒家“五经”和“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教育贵族子弟，以后又大量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百济王在公元285年时还派遣王仁渡海向日本王子献《论语》、《千字文》。在南北朝时，百济重视吸取南朝文化，聘请梁朝的毛诗博士和礼博士前去讲学，百济王公大臣深受儒学熏陶，义慈王“事亲以孝，兄弟以友”，被称为“海东曾子”。新罗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基础，创立朝鲜特有的花郎道。花郎徒把“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等儒家道德理论当作自己的信条。公元935年统一朝鲜的高丽王朝，仍尊崇儒教，继续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化，立文宣王庙，扩充国学，实行科举取士，大力表彰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惩罚不忠不孝之人，因而出现了如割股肉疗父疾的尉貂、抱着“主辱臣死”信念为王殉难的洪灌等不少孝子忠臣。1392年取代高丽的李氏王朝，仍全力推行儒家伦理道德，使之成为唯一正统思想。为了满足宣传儒家伦理道德的需要，李朝一面大量进口和翻刻中国儒家伦理经典，一面令朝鲜的名儒依据本国情况以汉文、朝文和图画编写各类儒学教材，如《礼记浅见录》、《孝行录》、《五礼仪》、《三纲行实》、《三纲行实图》等，让忠孝节义的观念普及到包括文盲在内的所有民众中去。这样广泛深入的儒家道德教育，改变了朝鲜人历来尚武的风气，使全国上下“崇尚信义，笃好儒术，礼让成俗，柔谨成风”[①]。在全国普遍实行的乡约也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认为，“乡约规定的各条，把我国人民的高尚的道德品质，用儒家的三纲五常表现出来”[②]。可见，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的精华部分就成为了朝鲜人民高尚的道德品质的反映，其深远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就是到了19世纪末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入朝鲜，它们在政治、军事上奴役朝鲜人民的同时，在文化上也打击儒学，以便摧毁朝鲜人民的传统观念。1894年，以提倡儒学为中心的东学党，在民族斗争中，仍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领导农民起义的纲领：“弗杀人，弗伤物；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③]。可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儒家伦理道德还起着积极作用。
作为民族意识结构核心的韩国人民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可以从中华民族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上来寻找其根源。韩国人追求富贵，在历史上积累下来的韩国人的欲望是做官，所追求的价值是荣华富贵，“身士不二”等，这些都是儒家伦理道德的理念内核之一。今天韩国经济的腾飞与繁荣，进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原动力同这样一种民族的、政治的、经济的自尊、自强和自爱紧密相连。最近韩国的一些少壮派伦理学家正以浓厚的兴趣研究中国的礼教对他们国家历来伦理道德的影响以及现代韩国伦理道德观念中中国传统礼教所起的作用等。直到现在，韩国仍特别推崇孔子，把孔子儒家的“慎独”、“反求诸己”、“克己复礼”、“勿自欺”等看作是自己的传统美德，乃至韩国将《易经》的八卦图作为国旗的标志。大家知道，韩国是个城市化国家，国民本土意识特别强。他们认为土地是生命之本，每个人必须爱护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以全部的身心去维系它，这便是“身士不二”，也可以说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如今，在韩国的大街上，很少见到洋货。在他们心目中，使用国货是无尚光荣的事情，是公民的一种责任，任何人都应该为振兴祖国经济而尽心尽力。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学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韩国总统金泳三积极支持“复活汉字”，该国80%的小学开展汉语教育，学生一开始就学习《千字文》。韩国高丽大学金忠烈教授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德的特性是“以优美文化来忠己恕人”，扩大而为之“物我同胞”[④]。
与中国一水之隔的东瀛岛国日本，是受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影响最大的国家。日本国许多人至今仍把中华传统文化看成是文化之“源”。2200年前，秦代方士徐福以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气，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率数千童男童女及众多技术人才东渡日本，带去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渡海到日本，向搜道稚郎子献《论语》和《千字文》。一般认为，这是儒家学说传入日本之始。日本政治体制便参照儒家模式进行规划，以德治作为最高理想。中国儒家经典著作如《周易》、《尚书》、《左传》、《礼记》等广泛介绍到日本，成为士大夫们必读的书籍。513年日本开始设立五经之学，到7世纪，由于圣德太子的倡导，儒学教育进一步发展，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也逐渐被统治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所接受。圣德太子时制定十七条宪法，除第二条要求笃敬佛家三宝（佛、法、僧）外，多为儒家道德思想，如第一条“和为贵”，第二条“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反映了儒家道德的忠君和中庸的观念。他所制定的十二级冠位制，也以儒家德目“德、仁、礼、信、义、智”（分大小）作为各级的名号。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儒家道德经典的代表人物——孔子，在日本的地位不断提高。大宝令规定，大学和国学在每年春秋的两个仲日对孔子举行释奠之礼，这种祀孔仪式一直延续下来，开始称孔子为“先圣孔宣父”，768年敕称孔子为文宣王。后来祀孔不限于学校，政府官员也参加，执政者藤原基经在释奠之日，率公卿祀孔子，并且让明经博士宣讲《周易》，对孔子的礼释更加隆重。到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奉儒学为圣教，遂使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封建时代形成的武士的道德——武士道，也与中国儒学伦理道德有着极深刻的关系。它的主要道德规范如忠、义、勇、礼及其说明，如“得主尽忠”、“舍生取义”、“见义不为无勇也”、“非礼勿视、听、言、动”等等，都来自儒家典籍，有的甚至是孔子原话。在德川时代，中国儒学几乎成了日本统治者的思想理论，仁义思想、礼节风俗、德智教化等都深入到日本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还有勤俭互助、刻苦进取、互谅互利等传统美德也融入到了日本民族的性格和气质之中。17世纪30年代，日本阳明学派对中国儒学道德加以吸收、改造，强调做人要有不怕讥笑、不怕毁谤、不顾荣辱的良知，并倡导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有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因此，王阳明精神成了日本近代民族精神，鼓舞着日本人民立志进取、发愤图强。日本人还结合本土文化的特征进行抉择，如中国儒学纲常伦理是以“孝”为基础的，日本人则强调的是“忠”。此外，日本人的谦虚忍让，勤俭朴素，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爱国爱家等美德，更是深受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影响。
二战后，日本成为世界上除中国外研究儒家思想成果最多的国家。日本化了的儒学不仅深刻影响了千余年来日本社会的发展，而且直到现在日本已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时仍然具有很大影响。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就说过，“日本要把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想法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⑤]。这表明中国的儒学思想已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日本仅仅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有什么奥秘？前新加坡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黄望青教授的回答是：“很简单，只有一句话，东方文化与西方科技的巧妙配合”[⑥]。这里的东方文化，主要是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积极因素。所以黄望青教授又说：“‘同舟共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千百年来颠扑不破的古训加上‘公而忘私’，这些都是东方的美德，也是日本学自中国的文化遗产。”又说：“‘得人心’是东方古来治国为政的明训。要提高生产力，少了这味‘甘草’，药力也会不大见效的哩。”[⑦]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埃·赖肖尔也指出：“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字、词汇、艺术和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都来源于中国，中国是他们的希腊、罗马。”[⑧]
（二）东南亚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泰国、越南、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历来与中国的交往密切，且拥有众多华侨，这些国家在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方面都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实际上已被认为是东南亚各国经济起飞的精神动力之一。
越南与我国广西、云南相毗连，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秦汉时期，儒学在越南十分流行，尊孔崇儒遍及朝内。东汉初年的交趾太守锡光和九真太守任远，均以儒术治理越南很有成效，影响深远。越南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全书》（卷之四）载：“及锡光守交趾，任远守九真，建立学校，道以礼义，由此而降，四百余年，民似有类”。隋唐时代，唐在交州设都护府，派儒者统治越南，在越南大兴儒学。公元1010年，李公蕴在越南建立起李氏王朝，贯彻以儒学为内容的科举制度，修建文庙供奉孔子，大量引进儒家经典。到公元1400年，取陈朝后建立的胡朝，把许多儒家经典译成方言，这对于儒家学说在越南的广泛传播起了推动作用。1428年，黎利建立后黎王朝，为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封建经济，决定效法中国，把孔子思想变为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黎显宗景兴16年（1755年），尊孔子为王，孔子思想处于独尊。虽然越南在沦为法国殖民地后，研究和传播儒学的人遭到种种迫害，但一直到现在，儒家学说在越南仍有深远的影响。
泰国古称“暹罗”，与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交往。1292—1314年间，泰王朝派遣5个使团前往中国，系统学习中国的文化。13世纪，暹罗国王两次来到中国，带回中国制瓷工匠500名，然后制造瓷窑，烧制瓷器。明朝使臣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曾率领帆船队到达泰国的都城——大城进行访问，中国的儒家经典教义被当作礼物送给泰王。到永乐二年（1404年），泰国拥有近300万人的华侨，他们把中国传统美德中的勤劳吃苦、乐于助人等带到泰国，对泰国的文化和道德风尚产生过积极的影响。19世纪初，中国一些史书、经书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泰国，深受泰国人民的喜爱。如反映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在泰国民间流传很广，不少人能讲出书中的生动故事，泰国教育部甚至将《三国演义》定为中学的作文范本。
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在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他们就运用儒家伦理道德制定了工作伦理、商业伦理和家庭伦理制度，这些制度吸收了中华民族的诸多传统美德。新加坡学者认为：由于缺少资源，要使国家兴旺发达，只有让人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力求实行人才兴国。面对西方的一些不良思想作风的影响，前总理李光耀要求新加坡人重新发扬东方的美德，来抗拒西方颓废思想的侵蚀。特别强调教师更应该继承和吸取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以自己的榜样作用，去影响和培养青年一代。现在，新加坡正大力提倡“华文华语运动”，提倡使用汉字，讲汉语，并在中小学开设《儒家伦理》必修课，系统传授儒家传统美德。新加坡教育部从1982年3月开始，对全国师范生开设儒家伦理必修课，把儒家伦理作为教师道德与修养的核心内容。还在中小学设立道德教育研究室，规定由校长兼任道德研究室主任，挑选优秀教师讲授这门课程。目前，新加坡是国外唯一使用与中国一样的简化字的国家，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办公室挂有中国孔子的画像。李先生认为，通过华语，我们的孩子可以在感情上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古老文明的一部分。这种文明源远流长，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种久经磨炼和考验的价值观念制度的基础上。新加坡文学家、教育家石君女士也认为，新加坡之所以经济能高速发展，除了科学之外，还要靠优秀的东方传统道德。新加坡现在推行的许多作法都是从中国传统继承下来的，像尊敬师长、孝敬父母、谦虚礼貌、奉公守法等等都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美德。[⑨]
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同样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些国家备受尊重。其中的精华部分早已被这些国家人民所吸取，成为社会提倡的道德行为规范。
（三）澳洲
在澳大利亚这个面积巨大的南太平洋岛国，从南到北，处处可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踪迹。据资料记载，晚清时期便有中国官吏访问澳洲。18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大金山地区发现金矿，于是，中国沿海地区5000多名“协约劳工”来到澳洲，占当地采矿工人的四分之一。中国劳工尽管住铁皮屋，睡烂板床，但是他们刻苦耐劳，团结互助，勤劳节俭，诚实守信，艰苦创业，使大金山逐渐成为一个繁荣的华人社会。80年代，一位澳籍雕塑家将在澳洲的华人矿工形象创造成雕塑。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看后题赠《西江月》一首：“南海之南奇甸，薰兮解愠南风。红楼碧宇列重重，芳草天涯如梦。瞻像俨然神在，长留创业丰功。浪沙淘不尽英雄，唤醒人间龙种。”是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在澳洲真不愧是龙的传人。
在澳洲欢庆建国200周年的时候，华人社团侨青社组织了一个反映一百多年来华人在澳洲劳动、生活的大型舞会——“龙腾澳洲”，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堪培拉等大城市巡回表演，场场爆满，被誉为澳洲“龙的传人”的史诗。原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总理霍克，在1990年为华文书籍《今日澳洲》的题词中说：“澳洲华人在过去一个世纪内，使澳洲人民生活趋向多元化及带来了丰富的文明。与此同时，由于华人巨大敏锐的商业眼光及刻苦耐劳的精神，为澳洲带来利益甚多。华人移民作出的贡献，不单是华人社会的荣耀，而且对澳洲整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作出良好建树。”[⑩]“德业维新万国衣冠行大道，信孚卓著中华文化贯全球”，悉尼唐人街——德信街牌楼上的这副对联，从一个侧面讴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这正是中华优秀文化在澳洲大地得以发芽、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西方的影响
欧洲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基石，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所以能对西方社会产生影响，既受客观社会需求的制约，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而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西汉友好使者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从此打开了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通道。到唐宋元时期，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联系和交往进一步扩大，特别是欧洲经过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洗礼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客观要求，迫使西方人要走出欧洲影响世界，古老的中国大地自然对欧洲人有莫大的吸引力。当时，通过海上的交往，欧洲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不仅把中国四大发明带到西方，而且把中国的历史典籍、伦理道德等也带到了西方。
从16世纪开始，天主教耶稣会建立后，耶稣的信徒们怀着神奇的心理纷纷踏上中华大地。一方面，在传播宗教的同时，带来了欧洲文化和西方科学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充满理性精神的中国古典哲学、儒家伦理道德则以他们为主渠道，介绍到欧洲各国。这些对欧洲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渗透和影响，给欧洲大陆展现了一个崭新的精神天地。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如利玛窦、龙华民、庞迪我、邓玉函、汤若望、卫匡国等，就他们所见所闻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思想粗略地向欧洲各国进行介绍。特别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深谙儒理，仰慕孔孟，他首先将中国的“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国内，1615年出版了《利玛窦日记》，12次再版，先后被译为6种文字。他在所著《中国札记》一书中对孔子的评价很高，他说：“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的被认为德高望众的人更为神圣。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入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11)]继利玛窦之后，意大利另一位汉学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卫匡国（1614—1661年）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悉心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宗教和儒家思想。他认为主宰中国的宗教哲学体系是儒教，其创始人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懦家，尊亲敬祖只是一种礼仪和感恩戴德，以及儿女孝敬的表达而已，对孔子的尊敬，不应该把孔子看作神灵，而只是看作中国最好的哲学导师来崇敬；他还认为敬孔就是尊师，是民间的礼节，是可以为欧洲天主教徒所接受的。[(12)]在当时的欧洲大陆，还有不少的耶稣会士也竟相译介儒学。主要有：法兰西人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葡萄牙人郭纳爵与意大利人殷铎泽合译了《大学》，1662年在江西刊印，题名为《中国之智慧》，接着两人又合译了《论语》。殷铎泽还单独翻译了《中庸》，题名为《中国之政治道德学》。后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授意殷铎泽译述《中国之哲人孔子》，授意耶稣会士合作译成《西文四书解》，其中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未被翻译收录）。可以肯定地讲，这些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译述是很不深刻的，难免有误译误读，但在当时却起到了把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传播到欧洲的巨大作用。此外，在当时的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先后出版了多部研究中国政治、伦理道德方面的书，如《中国礼俗政治讨论》、《鞑靼战记》、《中国历史十卷》、《中国近况》等。欧洲人显然已经品尝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美和道德美。一位英国诗人写道：“东方有孔子，孤立如高峰，教人以行善，切实且可用。”可见，欧洲人对中国的圣哲是何等的崇拜。元朝时，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为欧洲人撩去了一层神秘的东方面纱，他写的《马可·波罗游记》成为风靡欧洲几个世纪的神奇著作，其中有许多介绍中国传统美德的内容。
在欧洲，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神学体系和宗教意识形态，像厚重的黑云压在欧洲的上空。当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想尽一切办法急欲冲破黑暗，摆脱宗教神权束缚时，他们发现来自中国的儒家伦理思想有很多合乎人性的东西，在中国孔子等儒家的典籍中已建立起理性思想体系。因此，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大师们，都程度不同地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从儒家思想中吸收了养分。他们从反教会神权统治，从承认、尊重理性原则出发，吸收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并加以融合。儒家思想所论述的天人合一、个人修养、家庭与国家关系、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序的伦理道德和无神论思想等等，这些能够拯救世界的道德伦理思想，给欧洲思想家以启迪。于是在西方涌现出如法国的伏尔泰、英国的坦布尔、德国的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等一大批思想家，他们从自己的价值取向出发吸收和传播儒家伦理文化，从而构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思想体系。儒家政治思想文化的传播，正是适应了当时欧洲风云突起的反对愚昧的宗教而寻求理性主义的思潮。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伦理道德，在西方人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德国著名诗人歌德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具有成熟文化和高度修养的民族。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呼吁欧洲人在中国文化面前一要赞美，二应自惭，三须模仿。他从孔子思想中汲取养料，丰富了自己的人本主义思想，他赞叹儒家人学的博大精深，钦慕孔子重现世、重人事的学说，以及中国的宗教和伦理道德。伏尔泰称赞孔子“全然不以先知自诩，绝不认为自己受神的启示，他根本不传播新的宗教，不求助于魔力”[(13)]。他认为孔子的学说并不玄虚，是极纯粹的道德。他在《自然法赋》一书中，呼吁建立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修明政治，人人努力于自然法，并用儒家道德来挽救欧洲的颓废。他称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他在《诸民族风俗论》一书中，高度评价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讴歌了中国古老的文明、优良的美德，肯定了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在自己房间里悬挂孔子画像，自诩为“孔门弟子”。经过他反复宣传孔子思想，终于使孔子的名字在18世纪的法国乃至欧洲，成为公正、理性和自由的代名词。晚年的伏尔泰还希望以中国道德的力量，同专横暴虐作斗争。他还将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一个宣传儒家伦理道德的五幕歌剧《中国孤儿》，剧中歌颂的不仅是一个中国孤儿，而是社会正义和中华传统美德的震憾力。伏尔泰这一剧本创作是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借助形象的力量，使中华传统美德在西方产生影响。此剧于1755年8月在巴黎上演。
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先驱之一莱布尼茨，很早就认识到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潜心研究中华文化，写成了《中国近况》一书。在书中他盛赞中华文化，认为中华民族是“凌驾我们的民族”，“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美，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如果由哲人来担任裁判的话，那么一定会把金苹果奖给中国人。他出于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为儒学辩护，也希望中西文化得到交流。他说：“我们目前的情况，道德腐败，漫无边境，我几乎认为有必要请中国派遣人员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及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14)]他在《致德雷蒙先生·论中国哲学》一书中更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热情赞颂，他指出：“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自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的，并且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哲学很久很久以前。”
德国哲学家沃尔夫是继莱布尼茨之后的一位儒家文化崇拜者。用德语在大学中讲授中国哲学，因而他的影响更大，1721年他在哈尔大学讲《中国的实践哲学》，极力赞美儒教，并有轻视基督教的言辞，结果被国王赶出普鲁士，沃尔夫也因此在欧洲和德国名声大振。他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精神，儒家学说以自然和理性为基础，与基督教的神启和信仰并不矛盾，两者可以相辅相成。这就说明，基督教要用儒家道德原则作补充。他赞美中国儒学的理性主义，认为只有理性是真正的道德原则。在他的影响下，其再传弟子康德写出了《纯粹理性批判》，放逐信仰，为理性争阵地，使德国古典哲学有了生机。
中华传统文化在法国引起了更广泛的兴趣。中国和孔子成为18世纪前后知识界讨论政治、宗教问题的题材，也是文艺和娱乐的题材。启蒙学者的最大代表伏尔泰，赞扬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15)]，在孔子思想影响下，中国人具有完备的道德。他认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
继伏尔泰之后，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也十分倾倒。他认为孔子学说简洁可爱，不要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平治天下，与基督教完全不同。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则主张以儒家道德来代替基督教道德，像中国那样把政治与道德结合起来。他说：“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历史悠久的帝国向人们显示，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道德成为一切合于理性的人们的唯一宗教”[(16)]。
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法国重农学派，对中国传统道德学说也很推崇。其代表人物魁奈认为：他所提倡的自然法，即依自然规律行事，实际上是儒学提倡的天理。他说：“中国文化均依据于天理天则，天理天则即不外乎自然法”[(17)]。魁奈著名的《经济表》，也被认为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的弟子大米拉博曾说：“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隐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爱人，战胜物欲，勿以情欲衡量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他已发现了自然所给的秘传，这就是经济表。”[(18)]可见魁奈是如此敬重孔子，他自己还得到了“欧洲孔子”的雅号。
在法国大革命中，中华传统美德对雅各宾派党人也发生了影响。1793年发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六条说，“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出现了一种可称为“东亚热”的思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企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良策，克服欧洲文化的危机。德国社会学家、戏剧家布莱希特，十分赞赏墨翟哲学对于解决个人与社会取得合谐问题的探索，他的著作中经常援引“非政”、“兼爱”等思想。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也曾说过：“我被中国圣贤极大地吸引住了……这些书给了我合乎道德的教益”[(19)]。
中华传统道德思想传入美国大约在18世纪末，比欧洲晚约二、三个世纪。开始也是靠传教士。进入20世纪后，有关儒家伦理思想的研究，随着美国对华政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加强，增设了研究机构，如哈佛燕京学社、太平洋学会美国委员会等都以研究中国问题著称；设立了各种基金会，以提供研究资金；扩大了研究队伍；大量搜集中文资料。虽然有部分美国学者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有歪曲的看法，但多数汉学家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持肯定的态度。如威尔·杜伦在他所著《哲学概论》中不仅充分肯定了孔子学说的反宗教性，而且认为“孔子与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言论极其相似，把道德和智慧看做一件事”，他们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格的全面发展”[(20)]。著名学者卜德同样肯定了孔子学说的反宗教倾向，并认为“主要是孔子学说的道德观孕育了中国文明的精神基础”[(21)]。二战后，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相当多，著名的有费正清、陈荣捷等。特别是“中国通”费正清对儒家的“以善为治”的政治理论大为赞扬，认为“儒家在多数帝国的统治者们主要依靠宗教权威的时候，却为当朝的政权提供一种合乎于理性的道德权威，以行使他们的权力，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发明”[(22)]。美籍华裔学者张灏认为，“儒学具有实际的社会政治意义，而不完全是个纯粹的哲学思辨体系。”施忠连则概括到“国外学者不仅强调中国传统思想方式的作用，还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有其内部活力，并且有应付近代民族危机的能力”[(23)]。林毓生认为，“儒学把人们内心精神和道德修养作为治理社会和研究学问的根本”[(24)]。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H·哈特，他所著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是一份世界名人座次表，也是一部简明世界史。他在书中把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道德家孔子名列第五。哈特认为：孔子的哲学和伦理道德学，概括了中国人的基本思想，成为独创一套信仰体系的鼻祖。其哲学根基于人生道德和用道德典范来教育人管理人的政治观点，贯穿于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之中长达两千年之久，对世界上很多人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孔子之所以有着巨大的魔力，是因为：第一，人们都不容置疑地认为他为人真诚，个性完美；第二，他不偏不倚，讲求实际，他不要人们去做力所不及的事，而要求他们诚实，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人讲求实际的气质和美德，值得美国借鉴[(25)]。
在今天经济发达而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西方世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人们的吸引力不但没有削弱，而且是日益增强。众多国外现代知名学者认为，若想解决现代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必须到中国传统道德中寻求智慧。他们甚至大声疾呼，要到中国古老传统文化中去找寻人生的意义和宇宙的真谛。我们深信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作为人类的宝贵财富将会被更多的西方人所了解和接受，并将在根治“西方社会病症”中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注释：
[①]《朝鲜志·风俗》，转引自《孔子评传》，匡亚明著，南京大学出版社，第394页。
[②]《朝鲜通史》卷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10页。
[③]王立达：《朝鲜简史》第28页，转引自《孔子评传》第395页。
[④]《人民日报》1994年9月19日。
[⑤]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及影响》，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⑥][⑦]引自黄望青教授《他山之石·论日本、新加坡经济发展之奥秘》，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05页；第395页。
[⑧][美]埃·赖肖尔：《日本人》第162页。
[⑨]参见《中国教育报》1994年12月3日。
[⑩]参见《炎黄世界》杂志，1994年第4期。
[(11)]何高齐编：《利玛窦中国札记》，转引自《爱国主义与民族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第113页。
[(12)]参见《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13)]《伏尔泰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30页。
[(14)]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接触》第69—71页，转引自《爱国主义与民族文化》，东方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14页。
[(15)]伏尔泰：《礼俗论》第16章，转引自《孔子评传》第407页。
[(16)]霍尔巴赫：《社会体系》第1卷第86页，转引自《孔子评传》第408页。
[(17)]魁奈：《中国专制政治论》第8章，转引自《孔子评传》第409页。
[(18)]转引自《孔子评传》第409页。
[(19)]《托尔斯泰全集》（中文版）第328页。
[(20)] [(21)]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57页。
[(23)] [(24)]施忠连：《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动态》，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
[(25)]参见哈特：《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湖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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