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与经今古文学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文学论文,经今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虑周，包举洪纤，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论著的“成书之初祖”。在该书中刘勰从传统“经权”论思想出发，提出了他的文学“通变”说。可以说，“通变”观是其结构全书的一条逻辑主线，“通”与“变”也是《文心雕龙》最为重要的两大逻辑支点。《序志》篇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①]以此对勘首五篇本文，实以“通变”为其灵魂。因此，关于《文心雕龙》的思想纲领，学界所提出的“儒家主导”说、“道体儒用”说以及“以佛统儒”说等，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实，儒、道、玄、释的思想，对《文心雕龙》的影响都是非常重大的，都是其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但是具体问题应作具体分析，大体说来，道、玄、释的思想，对其创作内部规律的研究，起了更为直接的推动作用，诸如其神思论、体性论、言意论、虚静论以及养气论等等，就是明证。[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刘勰是立足于“通”来讲“变”的，通于经、宗于经，这个经乃是指《易》、《书》、《诗》、《礼》与《春秋》这五部儒家经典，对此《宗经》诸篇有明确的表述。又由于刘勰极具卓识地看到“变”的文学史实，在很多方面，便突破了“宗经”的保守性。
本文暂且撇开《文心雕龙》中的道、玄、释的思想内容，仅对其儒学思想进行探讨，力图在综合已有论述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便使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从经学史的眼光看，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自两汉迄宋齐，经学研究已经历了西汉今古经学的繁盛与东汉古经学的兴起这样两个主要阶段，从而也就形成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这样两大派别，其中还有经学与玄学、南学与北学、经学与佛教乃至道教的种种矛盾、冲突与交融等问题。
学界对刘勰撰《文心雕龙》的儒学经学派别与立场，主要有“三说”：一是“完全属于古文学派”说，二是“基本属于（或云倾向于）古文学派”说，三是“调合（或云杂糅）今古文二学派”说[③]。笔者认为“完全”说虽有绝对化的倾向，但其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基本”说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是对“完全”说的修正；“调合”说实不明派别进而取消派别的新说，虽不足取，但强调《文心雕龙》受到今文经学的一定影响，也是很有道理的。本文赞同“基本”说，并作一些阐述和补充，同时也认为《文心雕龙》汲取了今文学家、玄学家的不少重要的观点和经学研究成果。周予同先生曾说：“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特色为功利的，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④]又指出今古文学的异同与争辩，“不仅仅是经学上自身的问题或文化上已死的陈迹，而竟和中国其他学术有重要而密切的关系。”[⑤]而《文心雕龙》的研究，正属于与今古文经学异同之辨有“重要而密切的关系”的学术范围。
二、基本立足于古文学派的立场
考察刘勰在经学方面所持的立场与倾向，不可避免地要考察其时南北地域的经学研究的不同。《北史·儒林传序》云：“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毛公，《礼》则遵于郑氏。”说明当时南北经学都以古文经学为主，南北所学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序》又云南北学风亦不同，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以此对照《文心雕龙·论说》所云：“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正是相一致的。在《文心雕龙》中，《诗》主“毛传郑笺”，《春秋》主“左氏杜注”，而《易》学则象数与义理两说并兼，这是历历可考的。下面就刘勰撰《文心雕龙》时“基本上站在（或倾向于）儒学古文派的立场”的观点，试归纳前说，并略作补证。
（一）刘勰持古文派的观点，以为“六经”为孔子所删述而非如今文派以“六经”为孔子所作。《原道》篇云：“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制诗缉颂，斧藻群言。至夫于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接着又说“玄圣创典，素王述训”，得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结论，引文说明了刘勰论文是以宗经为准则的，而孔子对六经只作了一番“熔钧”的功夫，还明确地说《易》之八卦是玄圣庖牺“创典”的，而《易》之卦、爻辞是周文王所作，孔子仅作《十翼》而已。翼者，辅佐之意，《十翼》是孔子对《易》经的解释，故前文云：“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宗经》篇更明确表明《易》、《书》、《诗》、《礼》、《春秋》，均是经过“夫子删述”，才能为“群言之祖”的。这种观点，正是本于古文派的解说，如托名孔安国的《尚书序》，就认为孔子删诗、删书、修鲁史记，编成《诗经》、《书经》与《春秋》等。
（二）刘勰持古文派的观点，认为“乐”本有“经”即《乐经》，后燔于秦火；而其排列六经的顺序，也符合古文派的传统。关于六经的序次问题。王元化先生说：“在儒家经典的排列上，刘勰也依古文学家所规定的先后秩序。”[⑥]在经学史研究上，周予同先生似为最早强调可从六经排列的次序上来看今古文学派旨趣异同的，认为六经的次序“在经今古文学却是一个大问题。今文家的次序是（1）《诗》，（2）《书》，（3）《礼》，（4）《乐》，（5）《易》，（6）《春秋》。古文家的是（1）《易》，（2）《书》，（3）《诗》，（4）《礼》，（5）《乐》，（6）《春秋》。他们除了为行文便利偶然颠倒外，决不随便乱写。”[⑦]因为今文家视孔子为政治家、哲学家，而古文家视孔子为史学家，故“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今文家却是按《六经》内容程度的浅深（原着重号略）。”[⑧]金春峰先生对此表示异议，认为《汉书·五行志》所载刘歆对《易》、《书》、《诗》、《礼》、《乐》、《春秋》的序次排列，是按天道、地道、人道的序次排列，与“产生时间的先后”无关，又认为《诗》、《书》、《易》、《礼》、《乐》、《春秋》这种序次排列，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荀子及董仲舒等人承袭之而已，它与今文学是没有内在联系的。[⑨]笔者认为金春峰先生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不管这两种不同的序次排列，内在涵义究竟何在，或者仅是今古文学家各自行文的习惯，仍然说明以此来作为区别今古文学派的一个标志，也是可以的。刘勰“原始表末”的论文内容，受到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影响，并对二书有深刻的研究。因此，我们说刘勰对五经排列顺序源于古文派，并非毫无根由。特别《宗经》篇三次论述到五经，并没有为了行文的参差而打乱其“《易》、《书》、《诗》、《礼》、《春秋》”这一顺序。
（三）刘勰《文心雕龙》对《周礼》与伪《古文尚书》的采用，也表明了其古文派的立场。“礼”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经学家所谓“三礼”是指《仪礼》（汉人称为《士礼》，晋代以后称《仪礼》）、《礼记》与《周礼》（汉初叫《周官》，古文派的创始人刘歆始改名《周礼》），自东汉末大儒郑玄杂错今古文学遍注“三礼”后，便成为后代讲“礼学”的依据，刘勰时代经学研究虽有“南学”与“北学”之分，但南、北方之“礼学”都本于郑氏。“三礼”的今古文问题，也是相当复杂的，一般认为《仪礼》为今文，《周礼》为古文，而《礼记》或以为是今文，或以为无今古文之别。《文心雕龙》本于三礼的论述甚多，又多采郑注，但郑玄注礼，往往今古文互注。皮锡瑞认为其“注《仪礼》并存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是郑注《仪礼》兼采今古文也。《周礼》古文，无今文，《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其注皆不必论。”[⑩]《周礼》实质上是从刘歆开始争立古文经于学官，才开始受到重视，并被视为古文派的重要学说依据的，唐人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云：“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序于录略。”围绕《周官》的发现与著录及其礼制是史实还是儒生们的理想诸多问题，暂且不去管它，要之，它代表的是古文学派的“礼学”。仅就刘勰对《周官》的采用，亦颇能说明其古文派立场的。另外，《文心雕龙》对《尚书》的引用也同样能说明其古文派的立场的，这是杨明照先生已经指出的。《文心雕龙》引述《古文尚书》（包括“晚书”与书序部分）甚多，由于相信此书为“孔壁本”而非伏生口授的今文经，当然其立场无疑也说明了是站在古文派一边的。
（四）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表现的“文字学”观点与内容，也是站在古文派立场来讲话的，这也是我们要加以切实研究和注意的地方。文字学研究，可以说是古文派立论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刘勰对《说文解字》、《尔雅》当是有过精心研究的。许慎为古文大师贾逵的弟子，《说文解字》作于汉永元十二年，正是古文经学盛行的时代。周祖谟先生《许慎及其＜说文解字＞》一文说：“许氏在解说中，有时引用经传来说明字义或字音。除少数用今文经外（如《仪礼》用今文经，诗间用《韩诗》），一般都用古文经”[(11)]，并指出郑玄注“三礼”，曾引用《说文解字》的解说。这是我们阅读《说文解字》即可得到验证的。《文心雕龙》虽然没有明确称引和赞美《说文解字》的话，但如果将许慎《说文解字叙》与其《练字》诸篇对绎，可以看出二人的观点有不少是相近的。如《指瑕》篇云：“若夫立文之道，惟字与义。字以训正，义以理宣。”《说文解字叙》云：“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啧（赜）而不乱也。”[(12)]很明显，两人所说有类似之处，都将文字及其训诂提到立文之“本”与“道”的地位。《尔雅》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据今人研究，实非一人一时之作。阮元说：“尔雅者，近正也。……近正者，各国近于王都之正言也。”《文心雕龙》对《尔雅》及郭璞的《尔雅注》与《尔雅图赞》，都作了竭力的赞颂，《颂赞》篇云：“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练字》篇云：“夫《尔雅》者，孔徒所纂，而诗书之襟带也”。周予同先生认为刘勰的这一说法本于郑玄，因为《周官·大宗伯》孔疏引郑玄《驳五经异议》说：“《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以释六艺之文言。”[(13)]刘勰讨论“文字学”问题，是为他的创作论与批评论等服务的。既然他认为文要宗经，那么文字的规范当以附经释经的《尔雅》之类的字书为规范。其实，这也反映了刘勰的古文派“文字学”观点，具有一定的保守色彩。
（五）刘勰对谶纬的态度，基本属于古文派的立场。蒙文通先生说：“井研廖师以今文为哲学，古文为史学，诚不易之论。”[(14)]今古文学家对谶纬的态度亦可以说是一“哲学”（神化式政治哲学），一“史学”（也往往以伪为真）的。刘勰《正纬》一篇，明显是立足于古文派的立场来分析问题的，所谓“正纬”之正，就是要辨明其“无益经典”的地方，从而使源于五经的文体不要因之而淆乱，达到批判“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的目的，并要以正驭奇，正确地利用谶纬“有助文章”的一面。“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正纬》篇的主旨。就“无益经典”的一面而言，刘勰通过对谶纬的分析，指出像“沛献集纬以通经，曹褒选谶以定礼”，是“乖道谬典，亦已甚矣”，其分析的方法就是“按经验纬”，既明其“四伪”，自然得出文要宗经，“经足训矣，纬何豫焉”的结论。与上篇《宗经》相比，一从正面立论，一从反面立论；就“有助文章”的一面而言，不仅谶纬有助于文章的取材，更在于其“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有奇特的想象、奇伟的文辞，而“古来辞人，捃摭英华”，已经成为一种文学史实，因此应当执正（经）以驭奇（纬），正确地利用谶纬“有助文章”的一面。就此而言，又与下篇《辨骚》基于同一立场，所以列之于“文之枢纽”。
（六）刘勰《文心雕龙》对易学的研探和易学学说的吸收，也基本属于古文派的。自东汉迄隋唐，古文经学占主要地位，这是从经学史的角度看问题的。其间玄学家的儒经解说，可视为“玄学经学”。就王弼易学来说，也是本之于古文费氏易学的。章太炎先生说：“古文家盛行后，自己又分派别：以《易》而论，王弼主费氏，郑康成也主费氏。各以己意注释，主张有大不同，因为费氏只是文字古体，并无他的学说的。”[(15)]玄学重自然而又讲名教等，这些特点致使后人对王弼易学（包括整个“玄学经学”）有相反的评价，如孔颖达、王应麟以为“虚浮不实”，而黄宗羲却认为“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络玄旨”。[(16)]章太炎先生《五朝学》一文也认为玄学有“控实”的一面，这是言而有据的。但从玄学本身去看问题，玄学与古文经学、玄学易“义理”说与汉易“象数”说，其一系列的思想观念又有着“质”的不同。汤用彤先生说：“夫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17)]从哲学上说，宇宙构成论与存在本体论是不可混淆的，故汤先生特用英文加以区别，Cosmology的词根cosmo，本文是“宇宙”、“秩序”的意思，Ontology的词根onto本义是“存在”的意思。既有如此不同，故可以说“汉代经学衰，而魏晋玄学起”。《文心雕龙》中讨论到“言意之辩”的问题，受到王弼《周易略例》的影响，但就全书看，如《原道》篇涉及的“太极”说、《论说》篇批评“有无体用”之争、《隐秀》篇提到“互体、旁通”之论，均当属于汉儒“象数”易说，属于易学古文派无疑。
（七）刘勰《文心雕龙》对《春秋》“三传”，主要称颂并大量征引、采用的是《左传》，而对《左传》主要遵从杜预的注释与解说。这一点，杨明照先生亦已点明。所谓“今文为哲学，古文为史学”，《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相比，是真正的史传，从这个角度上讲，确非空讲“微言大义”的公、谷二传可比的。《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多举《左传》中的史实来论述，这也是与刘勰的方法论有关的。《序志》云：“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是一种历史学的方法，故刘勰采用《左传》不仅是其思想的必然，也是其方法论的需要。《史传》云：“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以上论《春秋》之言，与杜预《春秋序》的观点是一致的。主要理由就是对孔子“泣麟”一事的表述。一般注者多引《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的解说，与刘勰原意不符。所谓“临衢而泣麟，于是……修《春秋》”之说，正与杜预所言相合。《左传》所附之《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止于哀公十六年“孔子卒”，而实际传文记载到哀公二十七年事。这与公、谷二传及所附《春秋》经文，均起于隐公元年而止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而孔子叹泣事不同。《春秋序》用问答体先提问题云：“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孙（逊），辟（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子卒，敢问所安？”下文杜预自设的答辞中，批评“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之说，认为《左氏经》至仲尼卒，也是“近诬”的后人附会。杜预自己的观点是认为“（孔子）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18)]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刘勰对《左传》南朝重杜注，北朝重服注而引起的争议中，是站在“申杜”一面的。另外，《春秋序》对“春秋笔法”亦即“义例”的研究，是非常深刻而简约明畅的，所谓“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之说，最为刘勰所称道，曾反复引述“《春秋》五例”：即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污，五曰惩恶劝善。从《文心雕龙》“文体”、“文术”论中，也不难寻觅到对这“五例”之法的讨论与运用。这都说明刘勰撰《文心雕龙》确是立足于儒学古文派立场的。
（八）刘勰《文心雕龙》在“《诗经》学”上，主要采用的是《毛诗》及《郑笺》的古文学派学说。根据《北史·儒林传序》，当时南、北学“《诗》则并主毛公，《礼》则遵于郑氏”。刘勰撰《文心雕龙》时期的经学家们如上文所举的何胤、严植之诸人都精通《毛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今文齐、鲁、韩三家诗或已亡佚，或失传承。《隋书·经籍志》云：“《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另外，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毛诗》所以列于古文，是因为其立说与三家诗多不相同，其“关于事实和《左传》相同；关于典章制度和《周礼》相同；关于训诂，又和《尔雅》相同。”[(19)]《毛诗》的这一特点，也当是为刘勰所采用的重要原因。虽然当时仅存《韩诗》，但《齐诗》、《鲁诗》之说仍然保存在《郑笺》等文献中，刘勰不采其说，当是下过一番甄别功夫的。举“四始”说来讲，《宗经》篇云：“诗列四始”，并未明言其“四始”说的内容，然参照其他篇章所论，是采用《毛诗序》的说法无疑。《齐诗》“四始”说，以为“《大明》在亥为水始，《四牡》在寅为木始，《嘉鱼》在巳为火始，《鸿雁》在申为金始”，说杂阴阳五行，为刘勰所不取。而《鲁诗》、《韩诗》“四始”说，与《毛诗》有相同之处。司马迁《史记》的记载，为《鲁诗》“四始”说：“《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而《韩诗外传》有记载子夏问孔子语云：“《关睢》何以为《国风》之始也”的话，这与《毛诗序》的“四始”说相近。但今文家诗学都以《关睢》为刺诗，如司马迁《史记》、刘向《列女传》记载均如此；另外扬雄《法言》、王充《论衡》亦主刺诗说[(20)]。刘勰对以上四家的论著极为熟悉，并曾采用他们的一些学说思想，但在“四始”说这一问题上，却恪守古文派“毛诗说”中的观点，可谓“家法”严谨。《比兴》篇云：“《关睢》有别，故后妃方德”，与《毛诗序》所云“《关睢》，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是一致的，明确以《关睢》为美诗。
三、对今文学说的统摄与汲取
章太炎先生《五朝学》开篇即云：“俗士皆曰：秦汉之政，踔踔异晚周，六叔之俗，孑尔殊于汉之东都（六叔，指魏、晋、宋、齐、梁、陈）。其言虽有类似，魏晋者，俗本之汉，陂陀从迹以至，非能骤溃。”[(21)]以此推论，东汉以后，古文学占据主要地位，但今文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也“非能骤溃”。验之于《文心雕龙》，也可以得到确切的证明。刘勰虽是基本上立足于古文学的立场，但对今文学的思想也有所统摄与采掇，且不说自郑玄诸古文学大师，注经常常今古文并存，如三礼注、诗笺、易注等等，会使刘勰思想暗暗受到今文学派的影响，而且当刘勰搦笔论文时，也会受到前代今文学大师遗著遗说的直接影响，并对其学术观点加以采纳。下面笔者试拈出三个问题，简要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首先，刘勰不仅崇尚刘歆、马融、郑玄等古文大师，而且对能够“敷赞圣旨”的今文大师如董仲舒、公孙弘、刘向等人的学术与人品也给予了一定的赞誉。《议对》篇云：“观晁氏之对，验古明今，辞裁以辨，事通而赡，超升高等，信有徵矣。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混者，事理明也。公孙之对，简而末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钦之对，略而指事，辞以治宣，不为文作。及后汉鲁丕，辞气质素，以儒雅中策，独入高第。凡此五家，并前代之明范也。”这里给予很高评价的对策文作家即晁错、董仲舒、公孙弘、杜钦及鲁丕五人，均属今文学家，联系到其他诸篇论述，应该考虑到这样几点：第一，这里是着重从“对策体”的文章角度给予的赞美，或许之以“辞裁以辨，事近而赡”，或誉之为“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等等；第二，从人品才学上给予的赞美，因其对策都为“贤良”之对策。《程器》篇“略观文士之疵”，也没有批评这五人有什么不足之“细行”，而《才略》篇则推崇董仲舒为“专儒”；第三，是从“摛文必在纬军国”的角度给予的赞美，或称为能“验明古今”，或评为能“究列代之变”等等。下文接着批评了“魏晋以来，稍入文丽”的对策文，不能致力于“达于政事”的目的。但以上三个方面只能说明刘勰力图“弥纶群言”品评历代作家的不同文体，还不能说明刘勰有认同今文学家思想观点的一面。笔者要说的是第四点，即我们不能因为刘勰的基本立场属于古文学派，只注意他对古文学派大师的推崇，而忽略他对他们的批评和对今文学派大师的赞誉，执其一端是不妥当的。《程器》篇毫不客气地批评“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而《才略》篇却推许董仲舒的人品。儒家讲“有德者必有言”，同时这一命题本身又包括了“有言者不一定有德”的反命题在内，刘勰立论，批评马融而赞美董仲舒，正是从这两个命题角度去看问题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品评文章，必须包涵着对文章思想内容的否可，在对今文学“始祖”董仲舒的《贤良对策》三篇（策）与古文学派创始人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品评中，也都包括对其思想观点的认可。《檄移》篇云：“及刘歆之《移太常》，辞刚而义辨，文移之首也。”认为其立论为“义辨”。即表明对其文中主张立古文经《左氏春秋》、《毛诗》及《古文尚书》等于学官，指责当时文学的太常博士们“党同门，妒道真”，刘勰认为是有道理的。同理，刘勰认为董仲舒《贤良对策》三篇“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是“事理明也”，也是有道理的。《贤良对策》第一策宣扬“天人相与之际”的天人感应学说；第二策主张兴学、求贤、养士的方针；第三策强调“务明教化民以成性”的观点。这些思想，虽然不一定为刘勰全部赞可，但当有一定的认同。而且董仲舒以“大一统”说《春秋》，力主独尊儒学的思想，与刘勰宗经主张本身有相合拍的一面。再看刘勰对董仲舒的评价，可以说明刘勰对今文学的“微言大义”当并非完全否定的，其评董策语“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云云，本身就是这种观念的实际运用。
其次，刘勰的“春秋学”本于《左传》杜注，但亦明确采纳了今文《公羊传》、《谷梁传》的一些观点和二传所记载的一些史实，这与他对董仲舒的评价正是相统一的。第一，公、谷二传，比《左传》更重视“义例”的研究、义理的解说，故其中一些观点，被刘勰采入《史传》篇中，用来表述他对“史传”之作的意见，属于“敷理以举统”的内容。《史传》篇云：“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直接标明引“公羊高语”。语见《公羊传》隐公元年，释经文“公子益师卒”云：“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意思是说孔子修《春秋》，对“所传闻”的、“所闻”的与“所见”的三个时期的事，略远详近，笔法不同。《史传》篇又云：“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所谓“定、哀多微辞”，语本《公羊传》定公元年，意思是说孔子修《春秋》，对同时代的定、哀年间（属于“所见”）事，辞多隐讳。这一“春秋笔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还作了实际运用。例如，他在《序志》篇里，激烈批评当时浮诡、讹滥文风，在《程器》篇里，指责“近代词人，务华弃实”；而在《才略》篇品评历代作家时，略齐代而不论，并说“世近易明，无劳甄序”，在《时序》篇中又大褒齐代“运集休明”。其实，“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云云，不全是他的心里话，只不过因为有关于“世情利害”，便用了“时同多诡”的微辞而已，故最后落实到“扬言赞时，请寄明哲”一句上作收结。《史传》篇又云：“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语本《公羊传》闵公元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以上三条均是刘勰从《公羊传》中拈出来的史传笔法与义例，可见，刘勰是明显受到今文学家这些“微言大义”的观念影响的。但同时我们要注意：《史传》篇的主旨，在于强调“信史”观念，以《左传》为史传模式，并极有眼光地高度地评价《史记》、《汉书》与《三国志》诸史，并要求“史传之作”，当“辞宗丘明”。第二，对公、谷二传中一些“微言大义”而有助于文学创作的论述，进行概括和采纳。上文所举的三条“义例”只适合于史传类著作，而公、谷二传有些分析是具有一般创作规律的意义的。如《宗经》篇云：“《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略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这里引用了《公羊传》的两条传文的分析。其一是《公羊传》僖公十六年，解释《春秋》经文“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条云：“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后言鹢？六鹢退飞，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经过《公羊传》的这一揭示，使我们确实感受到《春秋》经文这十二个字的内容，是多么丰富而生动，其叙述过程，是多么简约而有条理，根据这一解释，经文“陨石于宋五”一句五个字，是按照视听感官的自然感觉过程来写的，先听见后看见再仔细观察的，可谓一字不能挪移；经文“六磌退飞过宋都”，是“记见”，与上面一条“记闻”又不同，是纯从视觉感官认明事物的逐渐过程来写的，视之而后察之，察之而后徐而察这，从而得出了结论。《公羊传》的这种分析，真可谓是心细如发，而又入情入理，直可与现代西方叙述学理论相比拟，称之为“中国古代的叙述学理论”，笔者认为也不为过，而刘勰又能别具慧眼将春发掘出来，不愧是论文大家。其二是《公羊传》定公二年，解释《春秋》经文“雉门及两观灾灾”条：“其言雉门及两观灾何？两观微也。然则何不言雉门灾及两观？主灾者两观也。主灾者两观，则曷为后言之？不以微及大也。”这是讲叙述层次的先后之理，既要举重略轻，又要符合事实，也是极有道理的。刘勰拈出《公羊传》这样两例，既是为了说明圣人经典文笔的高妙，从而要求文要宗经；另一方面也是为补《左传》在这些方面研究的不足，进一步解说“《春秋》五例”的内容。第三，《文心雕龙》也采缀了不少公、谷二传所记载的而《左传》所无的史实，例如《议对》篇“春秋释宋，鲁僖预议”句，据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云，宋本、钞本、活字本等均作“鲁桓务议”，而“鲁桓公无议释宋事”，清人惠栋《九曜斋笔记》卷一最先提出当是作“鲁僖预议”，后经过钱大昕、李详、黄侃等进一步考辨，认为惠栋之说为是。而“鲁僖预议”，其典即出于《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传文。他例尚多，今不赘举。
再次，刘勰对谶纬的态度，基本属于古文派的立场，但其论述仍有今文学的色彩。前面笔者已提到今古文学家都是讲谶讳的，古文学许多大家，如贾逵、马融、郑玄等大师也都是讲谶纬的，只是对谶讳相信的程度、利用的目的不同，今文学家讲谶纬偏向于宗教性的与政治哲学的一面，具有神话色彩，而古文学偏向于训诂、考史的一面，但古文学家并非都能完全摆脱今文学派的“宗教神话”理论的影响。刘师培《谶纬论》认为谶纬有五善即补史、考地、测天、考文、征礼五大方面，然而一千几百年以前的刘勰是不可能有如此客观的态度的。范文澜先生持刘勰为“完全属于古文派”的观点，在《正纬》篇注中认为：“彦和生于齐世，其时谶纬虽遭宋武之禁，尚未尽衰，士大夫必犹有讲习者，故列举四伪，以药迷罔。盖立言必征于圣，制式必禀乎经，为彦和论文之本旨。”[(20)]这是十分正确的论断。但接着说：“纬候不根之说，
驳经义者，皆所不取”，就有点绝对化了，并不符合《文心雕龙》的实际。另外，范文澜在附引《隋书·经籍志·六艺纬类序》一文中，有案语云：“谶讳本非儒家之言，故古文家不道”。[(21)]其实，“序文”所说的古文学家如贾逵，其治《左传》，就是杂有谶纬阴阳之说的。正如上节分析刘勰《正纬》篇的主旨，是“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一句，在“无益经典”的一面，刘勰批评“乖道谬典”的谶纬之类的东西，基本上是站在古文学派的立场上的，其批评的精神是十分强烈的。然而他不仅开篇即讲“神道阐幽，天命微显”这种天人感应的一套理论（这与他认同董仲舒以阴阳说《春秋》，而许之此“事理明也”的评价态度也是一致的），而在谈到“有助文章”的一面时，又稍稍采用了一些谶讳之言与今文学之说。《明诗》篇说：“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是纯从“谶纬”的预言隐语角度，来讲其对“离合体诗”产生的影响和渊源关系的，从中我们确实仅可见其“有助文章”的技巧一面，还看不出什么今文学家的谶纬观念。但是《明诗》篇首段引用纬书训“诗”云：“诗者，持也”，这就涉及到对“诗”的根本观念问题了。另外又如《封禅》篇云：“及光武勒碑，则文自张纯，首胤典谟，末同祝辞，引钩谶，叙离乱，计武功，述文德，事核而理举，华不足而实有余矣。”这是对引用谶纬的文章的评价。张纯《泰山刻石文》引用了《河图赤伏符》、《河图会昌符》、《河图合古篇》、《洛书甄曜度》、《孝经钩命诀》等谶讳之书，引文之言，宣扬皇权神授，光武（刘秀）当立的预言；明显是伪诬不实的，如果说该文后半部分，叙离乱而述功德，虽缺乏文采，还是“事核理举”的，那么，就全篇讲很难说是“实有余矣”的。刘勰这样说，是因为他自己对这种神学理论、今文家言，也是有所认可、有所信仰的。
四、结语
由于篇幅的限制，最后我想一句话概括全文，那就是对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儒家思想立场似乎可以这样进行表述：基本上立足于儒家经学古文派的立场，同时对今文学说也有所统摄与采缀，此外还直接受到当时玄学、道家、乃至佛学之思想的深刻影响，并汲取了它们的许多有益的观点。
注释：
①本文所引《文心雕龙》语，均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②参见张少康先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第223页有关论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三说”依次分别可以范文澜、杨明照与马宏山为代表。
④⑤⑦⑧(13)分别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92、23、4、5、2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⑥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第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⑨参见金春峰《“周官”故书之谜与汉今古文新探》，见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杂志第四期。
⑩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4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1)《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第397页，北京师范学院1993年版。
(12)许慎《说文解字》，中国书店1989年版。
(14)蒙文通《论经学三篇》，文见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杂志第四期。
(15)(19)《国学概论》第41、37页，巴蜀书社1987年版。
(16)黄宗羲《象数论序》，转引于朱伯
《易学哲学史》上册第2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7)《魏晋玄学论稿》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8)杜预《春秋序》文，据《十三经注疏》本。
(20)以上参考徐澄宇《诗经学纂要》，中华书局1936年版。
(21)《章太炎全集》（四）第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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