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小说研讨——上帝还会发笑吗？——对陕西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还会论文,小说论文,陕西论文,上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讲话中，借用犹太人的谚语“人一思索，上帝就会发笑”来说明小说是一种创造的艺术，是人类不断反思与创造的智慧结晶。
就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历史区段而言，陕西的小说家们听到过两次上帝的笑声。第一次是五十年代末。继五十年代初《保卫延安》之后，于五十年代末《创业史》（第一部）的出现，标志着陕西小说创作，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艺术高度。但是，今天看来，这笑声中不免带有几份苦涩。这苦涩中隐含着深意。第二次笑声，是在九十年代初。陕西小说创作在八十年代《人生》、《浮躁》、《平凡的世界》等之后，以集团军式的力量，推出了《废都》、《白鹿原》等多部长篇小说。同时，又有《赌徒》、《老旦是一棵树》等中短篇小说。这次，上帝的笑声似乎更为会心一些。但是，这会心之中，仍然隐含着一种焦虑与期待。但是，不管怎么说，上帝总是发出了笑声。现在的问题是，在认真反思前两次上帝笑声的基础，去更为认真地思考在世纪之交，如何创造出能够让上帝真正会心地发笑的艺术殿堂。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小说创作，走过了一条从在激情推动下近乎疯狂的艺术试验，到拉开文学艺术历史时期区段，进行艺术沉思与综合的道路。不可否认，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小说创作，在艺术探索上，出现了惊人的景观。过后，人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景观中，激情有余而冷静思考不足。此时，陕西虽然也出现了《人生》、《浮躁》等引起上帝驻目的作品，但从整体上来看，还不足以引起上帝的笑声。在这充分张扬激情的个性的年代，陕西小说创作并未走向全国的最前列。或者说，陕西的小说家们不善于在激情的波浪中去充分显现自己的风采，而更长于脚踏实地地去思考，去苦苦地写作。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比别人慢一拍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多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当赶潮者们把西方所有近现代小说艺术样式都过了一遍之后，陕西的小说家们才跚跚来迟地把带有一定西方味的艺术吸收到自己的艺术创造世界。与别人相比，他们的艺术构造中，仍然是具有更多的中国味。这样，当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给小说家们提出深思与综合的期望时，陕西小说家的慢却发生了喜剧性的转化。九十年代初期，更具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艺术精神的《废都》、《白鹿原》等作品，赢得了人们更多的关注，直至今日，仍谈兴未绝。《白鹿原》《废都》等作品引人深思的地方，在于能面对具有几千年民族文化传统的这块深厚的黄土地的意蕴，揭示了其中所蕴含的民族历史命运和文化精神。这大概是上帝对陕西小说创作发笑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是，艺术创造，是一部不断超越的历史。人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对于处于世纪之交的小说家们来说，面对小说艺术探索已经走过了几百年历史的今天，更为重要的恐怕不是艺术形式的戏法变换，而是小说家们对于人自身，对于人类历史命运和文化精神更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反思，不是从某种先定的意识形态，或者外在社会话语出发，而是从小说家对于人，对于人类命运，对于生命的深切体验与思考出发，去发出自己独立存在的艺术声音。当以此为思考的逻辑起点，去审视陕西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时，人们就会体味到上帝笑声中所隐含的焦忧与期待意味。特别是当二十一世纪一步一步向人们逼近时，陕西小说创作上潜存的，甚至以优点面目出现的缺陷，就越来越明显了。对此，人们难免不无忧虑地发出疑问：面对二十一世纪，上帝还会向陕西小说创作发出笑声吗？
陕西的小说创作，就创作主体而言，承担主力军的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小说家。他们以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为代表。他们这一代作家，虽然有的人从六十年代便开始了文学写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包括邹志安、京夫、赵熙、王宝成、莫伸、程海、高建群、李天芳、王蓬、王晓新、蒋金彦、韩起等等所构成的庞大阵容，真正走向中国文坛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于八十年代后期，显示出了自己的创作实力，并开始分化。象王宝成、莫伸、王吉呈等，将主要精力或放在了影视文学创作，或对报告文学创作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就其成分而言，他们一是大部分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农裔城籍”作家（借用李星说法，见其《“农裔城籍”作家的心理世界》一文）。二是受过高等教育者占的比例小于未受过高等教育者。从所承续的文学传统而言，他们最大限度地继承了陕西五、六十年代的艺术传统，走的是一条文学为人生、为社会服务的创作道路。就创作的思维方式而言，主要是以自己所生存、体验过的生活为思维的逻辑起点，以社会——历史为基本的思维框架，去构建自己的艺术世界（贾平凹是个特例）。这代作家，由于自己特殊生存历程所致，大都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对社会生活，对人生有着比较深刻的情感体验。特别是对土地，对乡村文化，对农民的精神、情感、生命方式等，具有更为深切的把握。而且，他们这一代作家，历史使命感特别沉重而强烈。因此，他们基本的小说创作模式，是社会生活——历史文化型的。他们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不是以艺术表现形式的新奇性和探索的先锋性见长，而是以深厚的生活积累，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对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的深刻把握而显示出自己的创作实力。客观地讲，这一代小说家艺术创造的突发性的爆发力目前已经消退，他们于九十年代表现出更为沉稳的艺术思考。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不是创造自己的艺术形象，而是突破自己的形象。
进入九十年代，更确切地说，从80年代后期，陕西新时期以来第二代小说家便成长起来，到了九十年代末，他们已经走向了成熟。第二代小说家以杨争光、叶广芩、爱琴海为代表。与上一代作家相比，这一代更具个性色彩。他们似乎不具有艺术创作倾向性的一致性，也不具备集团军力量。他们更注重自己独立的艺术话语。他们的艺术创造素质更具混合性。既有象王观胜、冯积歧、李康美等这样更具乡村特质的作家，也有象叶广芩这样更带有贵族文化气质的作家。在他们中间，杨争光是一个最具个性特色，又能与中国先锋小说发生某种对话的作家。在我看来，这一代作家，在文化修养与艺术素养上，就起始点而言，要比前一代作家具有更多的优长。他们毕竟少了前一代作家的一个漫长的历史使然的过程。他们中间受过高等教育者占的比重要大得多。在他们这里，受过高等教育与未受过高等教育相比，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他们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冲击力。他们突破了沉稳，他们也不着迷于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的创作思维模式，而倾心于个体的生命体验与预设性艺术创造。试图通过多种途径去塑造自己的艺术形象，如小说、影视、报告文学等。这样，他们为自己的成功创造了多种可能性，同时，也因此限定了他们在小说艺术道路上前进的步伐。就杨争光而言，他的小说创作，在陕西是独具一格的。《赌徒》、《棺材铺》、《黄尘》、《老旦是一棵树》等，无不表现出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造才华。但是，他近年来热衷于影视，使自己的小说创作，在艺术创造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旋转性的重复。叶广芩的成功，得益于两点，一是她皇族血统及其所形成的贵族文化心态与气质，二是她去日本进修，眼界的开拓、艺术素养与文化修养的提升。所以，她的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没落皇族的文化韵味，是陕西小说中独一无二的。她就此开拓下去，会有更大的收获。但她同样表现出将小说变为影视的更大兴趣。就此而言，这一代小说家的自身生存道路，似乎走的更为现实、更为实际。因此，他们这代作家所创造的自己的艺术形象，将是多色调的。
总的来说，陕西的小说创作具有三长三短。而且，这三长三短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
这三长的第一长是，挚着的艺术追求精神和求实的创作态度。有人曾经说过，文学创作是愚人的事业。因此，从事文学创作，没有一种对文学艺术挚爱和挚着的精神是不行的。在此，我们并不否认从事文学创作，需要聪智与才华。而且，凭着先天性的才气，也能够写出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但是，作为一种精神创造的事业，则更需要那种愚人的持之以恒的挚着精神。中国当代小说创作，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其中一个弊端，我以为恰恰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了这种精神。或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将文学作品创作变为产品制作，沾上了浓厚的商人气息；或垂涎于名誉、地位、以文学艺术作为法码，在获得一定的名誉、地位之后，便穿插于名利场，再不愿受艺术创造的苦难。陕西的作家，虽然也有人弃文从商，或成名之后便干起了沽名钓誉的事情。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他们绝大部分，仍然甘愿受艺术创造的煎熬，不为金钱，地位所迷惑。对文学艺术的挚着依然如故。他们仍然抱定“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依然神圣”的信念。正因为如此，“陕西作家不悔的操守和不懈的创造性劳动，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而且， 陕西的小说家们，在艺术创造上，从不耍花架子，甚至先天的缺乏那种哗众取宠的机敏。他们的小说创作，是在艺术追寻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迈进的。你甚至可以说，陕西的小说家们下的都是些笨功夫。他们很象龟兔赛跑的龟。也正因为如此，在比其他人脚步慢的情况下，使创作更为扎实。否则，是难以想象《人生》、《白鹿原》、《废都》等一大批作品能够有现在的状况。陕西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镇，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此。
第二，陕西的小说创作，表现出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历史文化积淀。就全国小说创作来看，我始终认为，陕西不以艺术探索的先锋性见长，而以其内涵的深厚性而取胜。每次出现新派创作，基本上是没有陕西小说家参与。但是，陕西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够引起全国的关注与重视，就在于对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的深刻思考。他们的小说创作，是面对现实，直面人生的。关注现实，关注生活，关注历史，是他们小说创作上的一个共同特征。他们从不逃避现实和生活矛盾。而是采取正面攻克的态度，将笔触伸向现实生活和中国的社会历史。就人们常常提起的作品而言，基本都属于此类。不论是赞誉或批评，都与此有关。
在有些人看来，从事文学创作，谈论生活基础已不合时宜。但是，在陕西的小说家这里，创作以生活为基础，仍然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一个信条。就连以悟性与灵气高而受到大家称道的贾平凹，人们只看到他于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灵性，其实，他于平常对于生活的积累和思考，是非常扎实的，只是所表现的艺术方式有别于写实性而已。为了《白鹿原》陈忠实五年磨一剑，赵熙曾在太白山区生活多年。甚至可以这样说，陕西的小说创作，你可以在艺术上，在观念上，在思维方式上说这说那，但是，在生活基础上，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就我的阅读而言，我觉得有些作家的作品，艺术创造上的确可以说还较为粗糙，但是，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其坚实的生活基础。对于生活的思考与开掘，陕西作家也有自己的特点。与山东的小说创作相比，山东更善于进行社会历史与人的伦理道德价值判断，是一种伦理道德型的创作。陕西虽然也进行了这一方面的思考，但更为突出的，是将此融入社会生活与历史文化的思维轨道。与河南相比，河南的小说创作，更长于对社会现实与历史的思考，而陕西则在历史文化方面表现出优长。由此，我以为，陕西的小说创作，与陕西这块土地的文化积淀有着密切的关系。陕西这块土地，有着过于沉重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是历史上的帝王之地。这对于生活于此的小说家们的创作，无疑起到非常明显的制约作用。
第三，陕西的小说创作，在艺术探索上，表现出沉稳的态势。从中国小说创作新时期以来的发展来看，陕西的小说创作，在艺术探索上都要比别人慢一拍。甚至表现出某些固守传统的特点。常常是别人已经拿出了作品，并在全国造成了一定的声势，这时，陕西的小说家们才开始接触。即使接触，了解了，也多半是有选择地吸取，基本上是不改变自己的艺术思路，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思维矢向前进着。这固然有内陆省地理上的原因，更为主要的，恐怕是沉稳的艺术创作心态在起作用。这种沉稳的心态的优长在于，审视了象先锋派似的探索过程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更利于进行艺术上的综合。试想，如果《白鹿原》等作品，不是出现于九十年代，而是八十年代，那情况将会怎样呢？正因为它们不是赶潮的产物，而是多年艺术思考的结果，才有了今天的面貌。虽然这批作品无法归于任何一个流行的派别，但我们从中隐约可以感到各种先锋或不先锋的小说艺术探索的某种影响。他们是综合了各种小说艺术的素质，吸取了多种艺术素养，创造出自己的艺术天地。之所以把陕西小说创作上这种特点归之为一种优长，这是因为九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是综合的艺术，是深化的历史阶段，而不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代。事实也似乎在证明着这一点。小说创作发展了二十年，转了一个圈，把过去斥责，抛弃的东西，今天又拣了起来。当然，这是一种在新的意义与层次上的某种复归。对于文学艺术创作来说，没有过时的形式，只有运用的好与坏的问题。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艺术，都是处于发展创新之中的。在别人都象匆匆过客式地赶艺术潮头时，陕西的小说家们却于不声不响中进行综合。虽不能说不停地赶潮，变换自己，最终就会造成自己艺术个性的消失，但可以说不随波逐流，持之以恒地坚守自己的艺术阵地，虽不能造成兴奋点和轰动效应，但最终是会显示出自己的艺术个性的。我想，陕西小说创作如果没有这种固守的精神，是不会有今天的这种景观的。
陕西小说创作的三短是，第一，艺术创新意识不够。在前文就说过，优长与短处是相联系的。任何事情一但超过限度就会走向反面。而且，文学艺术贵在创新。由于陕西小说家普遍存在着固守心态，因而，从全国小说创作来看，我以为陕西的小说创作，所提供的让人们更多新的艺术思考的东西，相对要少了一些。艺术冒险精神在陕西小说家身上较少，他们似乎更偏爱于求稳。说到底，艺术创新关键是作家自身要有创新意识。要敢于反传统，要敢于突破已有的，既定的艺术思维模式。在创作思想上要有一种超越意识。当然，创新不是猎奇，也不是耍花样。先锋派的创作，虽然在艺术思考的深度与厚度上还存在着某种不足，但他们的确提出一些让人思考的新文本。在此，我们认为那种外在的人为的制造兴奋点式的花样，不是艺术上的创新，艺术创新，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于创作主体内在精神上的艺术创造生命的爆发力。我们感到，陕西小说创作对于传统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他们大部分更喜欢在已有的艺术思维模式中进行思考。当然，九十年代陕西小说创作在艺术创造上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跨度并不大。在此，我们应该对陈忠实、贾平凹、杨争光等人的探索给予充分的肯定。陈忠实《白鹿原》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对新的艺术探索成果的积极吸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自己一种新的艺术思维方式和艺术构建形态。贾平凹对意象世界的追求与创造，打破了以西方近现代小说艺术模式为参照的中国现代小说艺术模式，从中国传统艺术的意象思维中发展而来，创造了当代的意象小说艺术模式。杨争光将小说与电影艺术结合，所表现出的动态画面性，特别是叙事语言上对于小说语言传统的突破。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第二，社会——意识形态创作思维模式的局限。中国当代小说所形成的基本思维模式，就是社会——意识形态模式。即作者从事创作思维的逻辑起始点与归结点，是社会——意识形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艺术结构模型：小说的结构与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存在一种必然的对应关系，并且是建立在对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先行肯定的基础之上。这样，从社会意识形态角度去限定小说创作，造成小说艺术独立性的某种消失。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艺术价值判断问题。在人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上，观察审视点不同，其价值取向也就不同。以人为观察审视的基本点，就小说创作而言，便是以人性、人情、人的精神建构和人的命运为基本的逻辑起始点，看它们在建构和演进中，透视出怎样的社会、历史或意识形态，并以人性等的合理性展现，去审视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是否合理，并做出审美上的价值判断。如果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基点，那就是以此为来审判人性等，并将其纳入社会、意识形态的轨道，从而做出价值判断。当然，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对于小说创作来说，的确存在一个基本视点问题。陕西小说创作，除少数人突破了社会——意识形态模式，还有相当的人仍然处于这种艺术思维的框架之中。在我看来，这是制约陕西小说创作进一步发展与深化的一个桎梏。
第三，陕西小说家的文化、人格、修养与艺术修养上，还存在着缺陷。从当代陕西小说创作的历史来看，五、六十年代那代作家，很显然，他们的人格力量是很强大的，但文化修养与艺术修养，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于后天，他们做了幸勤的努力，象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特别是柳青。这从他们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上就可以看出。从总体上来看，这一代作家主要是依靠扎实而深厚的生活基础和社会人生阅历进行创作，以此来弥补其他方面的缺陷。不可否认，这种状况限定了他们在艺术创造上的更进一步的升华与深化。新时期第一代作家与前一代作家相比，情况有所改观，但仍然存在这一方面的问题。他们表现出更为自觉的自身努力，去加强这一方面的修养。象陈忠实、贾平凹等人，文化与艺术方面的修养，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但从总体来看，仍然存在文化、艺术修养与小说创作艺术创造上的差距。这就限定了他们在艺术创造上难以达到更高的境界。新时期第二代作家的文化修养与艺术修养，就起始而言，要比前一代作家显得更为充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对进一步的丰富与提高，表现出某种淡漠。这与他们务实的人生态度不无关系。因此，陕西小说创作要进一步深化，加强文化与艺术修养这一课，是必不可少的。
基于对陕西小说创作以上的看法，认为陕西小说创作，要获得上帝的再一次笑声，还须付出艰辛的努力。
具备开放的艺术创造心态，是陕西小说创作首先应解决的一个问题。前文谈到陕西小说创作的沉稳性。这有其优长的一面。但是，也有其短缺的一面。如果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恐怕难有更大的建树。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创新、在于超越。因而开放的艺术创造心态是必不可少。要有纳四海之流的胸怀，去固步自封之气。也就是要进一步开阔艺术视野和精神境界。彻底突破社会——历史艺术思维模式，从人性建构，人类命运与人类文化精神建构角度，去审视，观察自己的对象——生存的现实生活、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等。对于陕西小说创作来说，我以为更为重要的是在艺术创造上超越本土观念。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超越民族的更是世界的。也就是说，不仅仅要看揭示出多少民族的东西，还应看到于民族的东西中透视出多少人类文化的信息。这不仅是一个艺术视野问题更是一个精神境界问题。人们常常惊叹列夫·托尔斯泰所创造的艺术境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列夫·托尔斯泰具有着一种博大的人类精神境界。他既着眼于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时代、又超越了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时代，创造了一个更为广阔而长远的艺术时空。如果陕西小说创作不能超越三秦之地，或者不能超越西北黄土高坡，是难以有新的发展与突破的。这样说，并不是脱离这块土地，恰恰相反，而是要立足于这块土地，于这块土地中，融进人类命运的历史演进和精神发展的内涵。
为此，离不开艺术创造上的综合思维。我非常赞同德国人类学家古茨塔夫·勒内·豪克的观点。人类进入到二十世纪末，应该建立一种综合思维。在此，它有两层含义，第一，思考问题的综合方式。即在进行艺术创造思维时，不是从单一视角入手，而是从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中切入。甚至从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方面去考虑问题。但又既不进行二元对立式的思考，也不进行调合式的“综合”，而是“在当代人的概念中，把它们与当代人的新的经验加以逻辑的整合，一种真正的综合不是从抽象的关系中演绎出来的，而是产生于人类复杂而多层次的本性”。〔2〕也就是从人类的综合命题去思考，第二， 在艺术创造上要有一种综合精神。各种小说艺术、各有其长，也难免其短。相互取长补短，共生存同发展中，相互得到丰富。也不要局限于小说艺术本身，而从多种艺术类型中去汲取营养，在综合中探索小说创作的新路径。
注释：
〔1〕陈忠实《陈忠实创作申诉》、第140页，花城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2〕〈德〉、古茨塔夫·勒内·豪克《绝望与信心》中译本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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