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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必须狠狠批判和坚决破除。”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官本位的涵义、表征及其危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破除官本位意识的对策，无疑对于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改进党的领导，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官本位的实质
何谓官本位？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官”、“本”、“位”。古人诠释“官”字的含义，谓“官者，管也”。管即管理，管理则需要权，有权就要设官，由官来掌握和运用权力进行管理，这样，当官就有了权。在现实社会中，所谓官，实际就是指掌权者。这里所说的“本”，从哲学意义上来讲，就是指本源、根本、本质等意思，同时，“本”也有中心、核心的意思。而“位”即位置或地位。有其“位”必有其“为”。官本位即以官为本，或者说官处于中心位置，是说一切话只有当官的说了才是真理，一切事只有当官的干了才是符合政策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为了做官。因此，在官本位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时，追求当官、当大官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官与权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官本位实质上也就是权本位，有权就有一切。江泽民同志对官本位进行了科学界定，他指出：“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东西都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官本位是官的本来涵义的异化。官是一种历史范畴，其存在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原始社会的官叫酋长，是氏族部落的首领。恩格斯指出：在原始社会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上，第218页）酋长是由氏族部落全体成员推选出来代理大家管理氏族部落的公共事务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大家赋予他权力为人民服务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仆。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社会生产的产品出现了剩余，尤其是在此基础上私有财产的出现，官就开始向官本位异化。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异化的标志是世袭制取代禅让制。这种异化的完成是在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私有制和国家的出现。国家是阶级的国家，官吏也是阶段的官吏。官从此所代表的不再是社会全体民众的利益，而是某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时也是当官者自己的利益。尤其是经过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修炼，官本位在中国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夺取政权以后，才逐步恢复了官的本来涵义，认为一切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官本位是与民本位根本对立的价值取向。所谓民本位，即“以民为本”。无论干什么事情或做何种决策都必须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民为本”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毛泽东：《1945年的任务》，见《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6日）我们“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并一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警惕由“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始终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每个党员都要牢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2页）他在著名的“三个代表”论述中，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但是，在我们的领导干部中总有一些人热衷于搞“官本位”，思考问题、决定政策总是“以官为本”，从“官”念出发，首先考虑的不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是当官的需要。这样就出现了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弄虚作假，“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以及献礼工程、形象工程、首长工程等，只顾一时的流光溢彩、花红灯霓、鼓乐齐鸣，完全忘却了社会效益和工程质量，致使后患无穷。
江泽民同志指出：“这种‘官本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正是由于官本位这一陈腐意识的影响，使得在我们的领导干部中存在着一批“官迷”，这些人一门心思就是当官。于是在社会中出现了跑官、要官、骗官、买官、卖官、以色换官，甚至还有在县委大院埋置“升官符”的。有的人急于当官，把精力不是放在干事创业为民谋利益上，而是求助于封建迷信，请巫师看“风水”，择“吉日”放鞭炮，顶礼膜拜，虔诚地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更有甚者，有的人急于当官，迫不及待，不惜重金雇凶杀人，谋官害命。此类案件在全国已不下十余起，已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严肃地指出：“五年来，在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谋官害命或报复杀人案已有10余起。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例，难道还不需要引起我们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高度警觉吗？”他明确提出治吏必须用重典。
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人们热衷于当官、沉湎于当官、官迷心窍呢？马克思讲过：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物质利益相关。鲁迅先生也在《南腔北调集》中尖锐地指出：“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只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古典名著《红楼梦》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如今十万雪花银已是小巫见大巫，敛财上千万的贪官已不是十个八个了。有的贪官也自嘲地说：“当官不为财，请我也不来。”纵观中国历史，高官总是与厚禄相连。当然，当官不只是这一项好处，还有自我价值实现、社会地位提高、光耀祖宗、福荫子孙、享受特权，等等。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什么都有了。
官本位的危害极大，它扭曲党的形象，财坏党的声誉，干扰党的事业。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意识的俘虏，于是跑官、买官、卖官的现象出来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职位的现象出来了；明哲保身，不思进取，但求无过，一切为了保官的现象出来了；以权谋私的现象出来了。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形式主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的总根源，就是官本位意识。官僚主义者只求当官，不求干事，遇事推诿扯皮，遇官必争无疑，沉湎于文山会海等官场习气。形式主义是领导干部的“专利”。形式主义者注重的是形式，忘记了内容，只做表面文章，不讲究实际效果，把“政绩”当做升官的筹码，而不是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和为国家作贡献。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所以屡禁不止，与官本位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必须对官本位意识进行深入的分析、批判和彻底破除。
二、官本位存在的社会根源
官本位在当今社会存在甚至盛行，决不是一时的显现，而是根深蒂固，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认真分析官本位存在的社会根源，无疑对于我们批判和破除官本位意识具有直接的帮助。官本位在当今社会存在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旧社会遗留的痕迹，主要是旧的传统“官”念的影响。虽说古代中国有“四大发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在某些方面曾居世界前列，但这并非是中国社会的主导产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是当时社会的副产品。中国封建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完备的官僚体制。这种完备的官僚体制与封建专制的特点是相适应、相配套的。从夏朝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经过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到清朝的皇帝统治下的省、道、府、县，官一直是居于社会的核心位置。所以，官在人们的意识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历来皇帝自诩为天子，其高位除改朝换代外实行的是世袭制，其下的地方官实行分封制。在春秋时，孔子就提出“学而优则仕”。到了唐朝，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吸纳社会贤才以协助统治，创造性地推行科举制，这在当时是一种社会进步。此举一直沿袭到近代。所以，当时的学校无论是公学还是私学都把当官作为培养学生的直接目标。每逢科举考试，千军万马直奔“独木桥”，十年寒窗苦，只待“金榜题名时”。所以，官的观念在中国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其遗传性势必影响到今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身处“官场”，受害更深。
2.经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官是目前令人羡慕的职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特点有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整体欠发达，经济落后，社会供给与群众需求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二是职业还是人们谋求生活资料的惟一手段。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收入多寡，而实际收入的多少则直接取决于个人所从事的社会职业。就目前我国社会分工的情况看，当官仍然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据有关部门对大学毕业生择业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首选党政机关的比例排在前列。大学毕业生之所以选择当官，除了看中其优越的工作条件外，丰厚的收入（包括正常的工资和“灰色收入”）是主要原因。
3.政治：社会主义民主化程度偏低，法制建设滞后。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封建主义的显著特点就是专制，所以，要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实现法制化，还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就目前状况来看，一是民主化程度偏低，主要是直选的范围狭小，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意志得不到充分表达，甚至有些官员根本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人民群众又无可奈何。二是法制化程度不高，尤其是针对官员的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缺口很大。虽说这些年党和国家制定了一些法规、制度、准则，但仍然属于“环境宽松”，无所作为的官照样混，腐败分子也似乎层出不穷，有“前腐后继”的征候。
4.体制：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管理制度还不完善，存在着漏洞。党管干部的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应该说，奋战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第一线的干部大部分都是合格的、称职的，但确实有一些人不那么合格和称职。这些人之所以能走进领导干部队伍，主要是我们的干部制度还不完善，还存在着漏洞。一是在选拔机制方面，还是少数人说了算。虽说这几年有公开选拔之说，但公开选拔的范围毕竟有限，最终还是少数人说了算。二是在干部的使用方面，主要是组织部门考察任命，广大群众的意见只作为参考。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干部实行的仍然是任命制。这样一来，干部工作的着力点就是对上负责，至于群众的利益、企业的效益则被看做是第二位的。在此前提下，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之风怎能不盛。三是在干部管理方面既缺乏有力的监督，又实行的是只能上不能下的政策，即使要退休也要想方设法再提升一级。这些弊端的存在，使得官本位意识难以消除。
5.社会环境：一些基层群众素质不高，把官本位当做天定地设的东西予以接受和承认。中国目前仍然是文盲数量相当多的国家，群众的文化素质、科技素质乃至政治素质从总体上来看比较低下，加之最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国有企业不景气，出现了一些下岗工人，由于生活所迫，使他们无暇顾及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普通群众的观念中，政治与他们无缘，从而把官本位当做天定地设的东西予以承认和接受。他们不知道自己应享有政治权利，不奢望“公仆”为人民服务，只寄希望于出现“清官”为他们排忧解难。包公、海瑞之类的戏之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其原因就在这里。基层群众中存在的旧的思想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纵容了官本位意识的流传和泛滥。
三、治理官本位问题的对策
官本位是一种历史顽症，要彻底根治并非一日之功所能奏效。所以，我们必须从长计议。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和着力解决官本位问题。毛泽东曾指出过党内存在的“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问题。邓小平针对这一问题，提出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江泽民同志则直截了当指出，对官本位意识“必须狠狠批判和坚决破除”。但是，官本位意识今日仍很盛行，已经危及到执政党的根基和形象，若不积极采取措施，任其泛滥和蔓延，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官本位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1.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重点是改革干部制度。我国的政治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延续了旧社会的政治体制。虽说我党的根本宗旨、人民政府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党政干部是为人民办事和服务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旧体制却从某些方面窒息了我们的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欲望，限制了办事的简洁高效乃至廉洁的本性，一些干部逐渐沾染了官僚习气，养尊处优，满足于官本位。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是精简机构、精简人员，使吃“官”饭的人达到少而精，办事快捷高效。二是放权。官本位的特性就是揽权，该管的管不好，不该管的乱管。为了消除官本位，就必须实行放权：一方面，社会能办的事就把权力归还给社会，不要抓住权力不放；另一方面，要把部分权力下放给基层，以调动基层组织和群众的积极性。三是政府机关人员也要打破“大锅饭”，废除终身制。虽然我们已经改变了过去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实行了离退休制度，但这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建立淘汰制或轮换制，只有这样才能激活我们的干部队伍。
2.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的基本治国方略，其首要的任务是治官。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管理国家的两个基本杠杆，二者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其中依法治国是前提和基础，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以德治国。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首要的是治官。官是社会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应该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和社会公众的道德典型。所谓依法治官，就是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提高法律意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正常的领导和管理活动，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对于违法甚至犯罪的官员，要坚决严惩，决不心慈手软。所谓以德治官，就是要提高官员的道德操守，实行以德管理。古人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如今我们的社会风气不好，首先是党风、官风不好，有些领导干部甚至不讲“良心”，不讲“礼义廉耻”，包“二奶”、养“小蜜”等。所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对广大干部进行为人民服务教育，特别是进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使其克服当官做老爷的思想，增强公仆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群众观，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
3.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高群众的参政意识，为群众提供参政机会。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可以说人民群众就是我们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群众能不能管理好国家，这里还有一个素质问题。列宁曾经说过，在一个文盲占相当数量的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应该说人民群众的基本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参政议政意识还比较淡薄，总认为政治的事是当官的事，与自己无关，即使参加民主选举或者民主决策，也有怕麻烦的思想，认识不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必须提高群众的参政意识，让他们认识到参政是自己当家做主的具体体现。另外，党和政府还必须增强各项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为群众创造参政机会，使他们在参政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提高。随着群众参政意识的增强和参政机会的增多，官本位也就逐渐失去了市场，公仆意识将得以复归。
4.加强监督机制建设，是消除官本位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们常说，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同样，不受监督的权力也必然滋生官本位意识。如今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着的官本位意识与社会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有着直接的关系。人们常说我们的党政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实际上这就是官本位的表征。这种状况的存在，说明在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头脑中存在着浓厚的官本位意识，他们不是热心于为人民为基层服务，而是喜欢当官做老爷。基层群众找他们办事，不是当做自己的应尽职责，而是看做请他办事、求他办事，是给他添麻烦，是他给基层群众帮忙，甚至不请客不办事，请客后乱办事。所谓“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就是这种状况的生动写照。这就完全颠倒了我们共产党人倡导的主仆关系。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就是社会的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力度不够，机关越大、级别越高监督越少，甚至成为监督的死角。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监督机制建设，强化监督力量，加大监督力度，拓宽监督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质询、弹劾和罢免制度，把每一位官员都置于监督的“阳光”之下，使他们诚惶诚恐、谦虚谨慎，夹紧尾巴做人、做事，不能有丝毫懈怠。只有如此，才能彻底根治官本位意识，把颠倒了的主仆关系再重新颠倒过来。
5.消除官本位意识，最根本的还是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官本位的存在与经济落后直接相关。要解决官本位问题，还必须在发展经济上下工夫。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他们的闲暇时间会越来越多，对政治的关切度就会越来越高；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随之提高，他们也就能够拿出部分钱来读书上学，提高自身的文化、科技、政治素质，具备了当官的可能。这样一来，当官就由过去的少数人变为大多数人的事情，人人可以当官，人人能够当官，官也不再神秘；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与官员的实际收入差距缩小，人们的传统“官”念也会随之发生根本转变，当官也不再是社会上惟一令人羡慕的职业。在这种情况下，官本位也就自然而然失去了社会基础。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正在领导全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力图把我国建设成为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使经济发展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具有直接的作用，同时它对于消除官本位也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官本位的彻底根治有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国家的消亡，那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