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哲敏[1]2007年在《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及营养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未来一段时期，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也是合理引导食物生产、调整食物消费结构、进行营养干预的关键时期。在未来食物发展不容乐观、食物消费增长不可逆转、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差异日益扩大等严峻形势下，如何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引导，使之适应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件关系到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及其事业成败的大事。基于此，本研究以食物消费理论、膳食平衡理论等为指导，开展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研究的相关理论：分析研究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的理论基础；分析趋势外推法、指数平滑法等在经济学中运用，为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趋势预测寻求方法支撑。研究统计分析对回归方程的检验意义。依据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阶段，编制不同时期主要食物消费与营养素转换表。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的主要模式：依据动物性食物、植物性食物占食物消费与营养结构的比例变化，将不同国家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模式划分为三大类型，分析它们的优缺点，总结合理食物消费与营养结构模式的构成，并对中国合理食物消费与营养模式及其特点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选取一定的指标，将中国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比较不同阶段的特点。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比较分析：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食物消费量及其结构，以及能量、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指标比较分析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的变化。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城镇居民的食物消费与营养结构是农村居民结构变化的先导，两者均偏离了合理食物消费与营养结构模式，需要进一步地加以引导。城乡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未来趋势预测：借助SPSS软件，利用不同计量经济模型，预测城乡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的未来发展，对预测结果进行统计检验，就不同的合理的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分析在无任何干预措施的条件下，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结构到2010、2015、2020年时的发展状况。结果显示，城乡居民的膳食营养结构仍与合理膳食营养结构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农村居民差距扩大，城镇居民有所改善。影响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食物供给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中一个地区的食物种类、数量等供给水平的高低是决定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决定基本的食物消费与营养结构取向；居民收入、积累与消费比例、收入分配结构、食物零售价格等是引导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差别的关键因素。实现城乡居民合理消费模式的政策建议：依据以上研究结果，从国情出发，本文提出促进城乡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朝合理膳食结构模式转变的八大政策建议。
刘士杰, 原新[2]2011年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问题与政策》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人口转变,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蓄积了巨大的潜在能量,而未来6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全面爆发的时期,必将给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带来深远影响。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应未雨绸缪,充分利用现在的人口机会窗口期,积极构建老龄政策体系。未来老龄政策体系的基本框架应包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发展规划、具体制度以及操作性政策等四个层面。
李晓君[3]2000年在《为21世纪绸缪》文中研究指明长久以来，实现后进都是发展中国家确定的一个首要目标。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绩。但是如果从更深一个层面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就会大打折扣，它们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经济增长缺乏坚实的基础。种种事实表明，在工业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后发终至上”的道路并不成功。世纪之交，知识经济的临近，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严峻的挑战，更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这个关键的经济形态转型期，如何调整和确定面向新时代的发展战略，成为事关新世纪发展中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本文在对发展中国家以往经验教训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新情况、新特点，就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分析探讨，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克服挑战，抓住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进的基本思路。 本文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对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作一简要分析。在肯定其经济成就的前提下，指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问题重重，南北之间在经济、科技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并对其深层原因进行了剖析，即经济增长缺乏坚实的基础。 第二部分，分析了知识经济的特点、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文中指出，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可主要概括为“知识化、全球化和可持续性”。目前，知识经济已经显示出勃勃生机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人类将在下个世纪下半叶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来临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峻的挑战，更带来难得的机遇。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克服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历史性课题。 第三部分，提出了面对知识经济，发展中国家实现后进的重大战略新举措：1、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并举，扎实稳妥，避免再犯急于求成的错误；2、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积极稳妥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迈向持续、高效的绿色经济道路；4、以科技为先导，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换代；5。改革传统教育观念和模式，使经济发展依托人力资本之路；6t加强软科学研究，增强政府科学决策的宏观调控能力。 第四部分，对中国发展知识经济的条件及特殊对策进行了研究。尽管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经济阶段，各项经济指标与知识经济的差距相当大，但是。我国具有超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力的优势和潜力，具备了发展知识经济的实力，是完全有可能乘上知识经济头班车的。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在发展战略方面，还有许多尤其需要强调和解决的问题：l、必须充分认识向知识经济过渡的长期性；2、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3、平衡协调与非平衡带动相结合；4、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5、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李惠茹[4]2008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研究》文中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因素之一。在中国为尽快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一发展目标和背景下,关注和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作用,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就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围绕FDI是否存在跨境污染转移,发展中国家是否是“污染避难所”进行探讨,但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不同,使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从中国开放以来,就存在着FDI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只是中国对短缺资本的渴求,掩盖了其对生态环境的负影响。因此,需要以FDI适应中国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以及发展战略目标转变的要求为研究视角,全面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态环境影响程度,争取最大限度降低FDI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提升FDI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正面影响作用。同时,现阶段生态环境恶化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国与国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与环境相关的国家利益问题已越来越深化和扩大化,如何在国际环境关系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协调FDI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进一步探讨和完善制度设计的空间。因此,要求不断审视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形成对FDI适应现实的系统性研究,不仅是本文的立意与研究视角,而且也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对FDI影响效应的研究。基于此,论文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分析,揭示FDI的生态环境效应,为探讨FDI与中国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解决跨境环境污染转移问题,促进中国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益参考。论文以对FDI生态环境效应的理论界定为基础,以探讨FDI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为核心,以FDI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等方面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为主线,从理论、现实和实证等多层面解析和揭示FDI形成的生态环境效应,并提出FDI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设想。基本研究思路是：(1)厘清FDI产生生态环境效应的依据,为研究FDI生态环境效应问题提供理论基础。(2)探寻FDI产生生态环境效应的途径,以及FDI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理性假定,为进行FDI生态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奠定分析基础。(3)进一步从现实性分析和实证分析层面检验FDI与生态环境的基本关系。(4)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强调把跨境环境污染问题置于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全球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构想FDI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通过一定的制度性协约,规范FDI投资行为对东道国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而促进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具体而言,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及观点是：1.从理论层面对FDI生态环境效应进行了梳理和解析,明晰了FDI生态环境负效应与正效应的依据。分析表明由于国家之间环境保护强度不同,所形成的环境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使环境标准制定相对宽松的国家,容易吸引污染产业的跨境转移,从而成为“污染避难所”,或“污染的天堂”。同时,在发达国家国内环境保护日益强化的形势下,污染密集型产业就是率先安排进行对外投资的边际产业。而“波特假说”则强调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有充足的理由和空间,提高自身的环境标准。本文指出如果完全靠内资发展经济也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破坏,则外资的生态环境正效应就有其发挥的潜力与空间。2.探讨FDI生态环境效应的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FDI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理论基础。在明确FDI主要通过其投资规模、结构及技术等方面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基础上,界定了FDI的生态环境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认为在环境保护技术和生产结构不变的情况下,FDI规模的增加将使污染排放量增加,其生态环境的规模效应为负；FDI流动变化产生的结构性变动可能引致正负效应,如果投资结构更清洁或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时,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并且在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提高上,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一般大于规模效应。另外,论文对FDI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多种关系形式的假设,为进一步验证二者的关系提供了分析基础。3.对FDI生态环境效应进行现实性分析。通过分析中国实际利用FDI的现实状况,从不同投资主体、投资区域布局等多角度论述了FDI通过其规模、结构等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揭示了不同时期下的FDI规模及结构效应及其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比较了不同投资主体如美、日、欧和港、澳、台经济体的FDI对中国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差异,得出港、澳、台经济体对中国生态环境影响大于美、日、欧；以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界定为基础,着重分析了FDI投资结构的环境效应,反映出FDI具有偏好投资中国工业部门及工业部门中的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特征。以中国东、中、西部的划分为前提,分析了分布于不同地区的FDI投资规模与结构对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体现了FDI主要集中于东部的现实,从而FDI的生态环境效应也体现东、中、西部这一梯度推移格局；同时,通过分析FDI对外贸易的生态环境效应,也反映了FDI的投资结构呈现由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向更高的产业结构转变的特征,从而以其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体现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4.FDI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经验分析。首先是对FDI与生态环境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一是从全国层面分别对FDI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验证,二是从区域层面分别对东、中、西部的FDI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验证。FDI与生态环境的因果关系表明,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区域角度,FDI是影响生态环境的成因之一,但是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其次是对FDI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趋势关系进行检验。一是从全国层面分别对FDI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趋势关系进行验证,二是从区域层面分别对东、中、西部的FDI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趋势关系进行验证。从FDI与生态环境趋势关系及其区域比较分析看,无论是从全国层面看还是从区域层面看,FDI与所分析的四个污染指标的趋势关系,几乎都具有“U型”特征。而且从各污染指标“U型”的转折点时间看,大都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相一致。近期的FDI与生态环境的变化关系还比较明显表现为FDI加剧了中国污染指标的上升趋势。5.FDI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因素分析。依据FDI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决定因素,对分析指标进行了选择。即分别选取外商直接投资额来反映FDI的规模效应；用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体现FDI的技术效应；用资本生产率表示生产方式；用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产业结构的变动；用污染物排放量与工业增加值之比反映环境保护程度、环保技术水平等。在分解反映FDI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及结构效应的前提下,运用指数体系因素分析法测定各影响因素对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排放量变动的影响方向与程度,以及引起的各污染指标增减变化量。6.构建FDI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首先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以及解决跨国性环境问题的要求,作为引导FDI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现实背景。分析了环境问题国际化和环境问题的跨国性趋势,探讨了在此背景下中国提高环境保护程度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明晰了把构建FDI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问题置于上述背景与现实下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FDI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的设想,一方面以完善国际性的跨国环境规制,作为FDI与生态环境关系协调的基础,同时,强化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跨境环境管理,形成和完善关于约束FDI投资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负影响效应的相关制度体系；另一方面以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建设,作为促进FDI与生态环境关系协调的条件。主要从建立与完善中国可持续发展制度、建立和推广清洁生产机制与环境质量管理体系、构建循环型经济社会运行体系、引导FDI发挥正效应的引资政策调整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生态现代化建设基础性条件。论文的主要创新点或拓展性研究表现为：通过对FDI与生态环境的因果和趋势关系的区域比较分析,得出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区域和行业上的差异,以及FDI与生态环境的曲线关系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特征的结论。在实证分析中建立了能够反映影响生态环境决定要素的指标体系。运用指数因素法分解了影响生态环境的各因素指标,并就各因素对生态环境污染指标的变动程度、变动方向及由此引起的变动量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了FDI规模对中国工业污染变化的影响具有同向性、FDI技术效应对工业污染变化的影响具有逆向性特征的结论。同时,进行了包含5方面内容的FDI与生态环境关系协调机制框架的设想。论文的立意是强调今后中国在利用外资上的态度决不能表现为饥不择食,要未雨绸缪的考虑引资所带来的环境问题问题,使引进和利用FDI与提高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相适应,使利用FDI的规模和结构,都要以解决生态环境要素的稀缺性为中心,以提高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体系为目标,让FDI真正成为中国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力量。
熊云[5]1999年在《面向21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国家发展战略关系国家未来兴衰成败。一国国力、国情难以选择，发展战略却可完善。在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日益加强的时代，制定、完善、推进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必须密切关注国际战略态势。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有关原理为指导，采用系统比较、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打破一般战略问题研究的松散框架，以中、美、欧、日、俄和发展中国家为对象，对国家发展战略所涉及的各主要方面(国内建设和对外战略)、主要领域(经济、科技、文化、政治和军事)进行了系统的比较，揭示出各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特点、基本趋势、相互关系、对我国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可资借鉴之处，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我国面向21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构想。 全文分序言和正文6章。序言部分着重对国家发展战略的内涵作出界定，阐明写作本文的目的和意义。正文第一章首先分析世纪之交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然后分别概述中、美、欧、日、俄和发展中国家面向21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第二、三章分别对各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发展战略进行比较。第四章对各国在经济、政治、教育领域的改革战略进行比较。第五章对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安全保障和国际战略进行比较。第六章在上述比较的基础上，对各国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它们之间的竞争与契合关系，它们对中国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其可资借鉴之处进行分析、概括和揭示，并提出完善和推进我国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构想。
荣华英, 李倩玮, 黄玉蓓[6]2017年在《美国对华启动301贸易调查的原因及影响分析》文中指出2017年8月,美国宣布对中国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正式启动"301调查"。在概述"301条款"及历史实施情况后,分析美国对华重启"301调查"的原因,剖析了"301调查"对中美两国的影响,指出中国的应对之策:政府层面利用沟通和谈判解决中美贸易分歧,企业层面要对"301调查"未雨绸缪。
刘京莲[7]2008年在《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危机的法理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初,阿根廷吸收了大量的外资,经济发展迅速,国民收入颇丰。2001年底至2002年初阿根廷却经历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缓解危机的冲击,阿根廷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会颁布《公共紧急状态法》。阿根廷实施上述措施一方面促使了阿根廷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使参与阿根廷私有化进程的外国投资者遭受了巨额损失。为了挽回损失,众多外国投资者向国际投资仲裁庭提起了以阿根廷为被申请人的国际投资仲裁申请。截止到2008年8月,仅在ICSID体制内阿根廷便涉案47起,且这些案件多半与阿根廷经济危机有关。在已经做出终局裁决的案件中,阿根廷多以失败而告终。阿根廷现象在ICSID体制内前所未有,即使在整个国际投资仲裁历史上也属罕见。因此,本文以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危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危机的背景、原因以及阿根廷在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的应对措施。通过考察,本文指出阿根廷经济危机是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危机的直接原因,阿根廷国际投资法律自由化改革是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危机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末期,阿根廷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背弃了卡尔沃主义,完全接受了国际投资仲裁机构的管辖权,并给予外国投资者高标准的保护。正是阿根廷双边投资条约过于自由化的规定导致阿根廷在国际层面的抗辩多以失败告终。阿根廷试图通过国内司法审查的方式否定仲裁裁决在阿根廷国内的执行又蕴含着极大的危险,这种救济方式将导致阿根廷违背《ICSID公约》的规定,损害阿根廷在国际商业社会的声誉。中国与阿根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大力发展本国经济的重任。为了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也出现了自由化的趋势。虽然目前在ICSID体制内尚未出现以中国为被申请人的案件,但是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中国应当未雨绸缪,吸取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危机的教训,修改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规定,平衡投资者的财产利益与东道国主权权利,防止中国重蹈阿根廷的覆辙。除前言与结论外,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首先对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危机作出概要介绍。本章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即国际投资仲裁的基本理论问题、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涉案情况和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危机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第二章对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危机作出了法理分析。本章主要涉及阿根廷国内投资法律体制的自由化改革。在本章中,笔者将首先对卡尔沃主义进行历史回顾,并对阿根廷传统国际投资法对卡尔沃主义的坚持作出介绍。然后笔者将对阿根廷国际投资法制自由化改革作出介绍与评价,指出阿根廷国际投资法制对卡尔沃主义的背弃构成了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危机深层次的国内法原因。第三章对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危机作出了进一步的法理分析。文章首先对阿根廷双边投资条约的程序条款做出分析,指出阿根廷双边投资条约完全接受了ICSID的仲裁管辖权,背弃了卡尔沃主义。其次对阿根廷双边投资条约的实体条款做出分析,指出阿根廷双边投资条约赋予投资者高标准的保护。正是阿根廷双边投资条约过于自由化的规定导致阿根廷在国际投资仲裁危机面前捉襟见肘,应对无门。第四章对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危机在国际层面的应对措施作出了实证考察。文章在分析了阿根廷的主要抗辩理由后指出阿根廷在国际仲裁庭抗辩的失败归结于阿根廷双边投资条约的规定。文章同时指出国际投资仲裁规则的缺陷对阿根廷仲裁案件也产生了不利影响。第五章对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危机国内层面的应对措施作出了实证考察。阿根廷官员和学者对ICSID体制提出严厉的批评,并试图采取措施阻止仲裁裁决在阿根廷国内的执行。阿根廷最高法院也通过判例表明,任何不合宪、不合法、不合理的仲裁裁决均须受到阿根廷国内法院的审查。在对上述措施进行考察以后,本文指出阿根廷国内应对措施面临巨大的风险。第六章在分析阿根廷国际仲裁危机的基础上对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缔约实践作出分析与评价,并提出修改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意见,寻求投资者财产利益保护与东道国主权权利行使的平衡。
刘德斌[8]2010年在《当代世界的不同解读》文中研究表明冷战后世界形势的剧烈变化使人们对当代世界的认识陷入迷惑之中,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对当代世界的不同解读。这些解读不仅出自国际关系学家和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而且也出自西方主流媒体的专栏作家或观察家,后者的观点往往更为轰动,更具影响力。对当代世界的解读能力也是一种对当代世界的塑造能力,一个概念的创造和流行能够影响许多人对世界的看法和认同。分析和比较近年来不同专业、不同国家和社会背景的人对当代世界的不同解读,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当代世界的认识,锤炼我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时代观和世界观,提出更多我们对当代世界令人信服的判定和主张,构建影响世界的话语权。
吴福明[9]1993年在《90年代我国环境投资战略初探》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随着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由此引致的环境问题若不引起足够的重视,那末,发展的后劲势必受到削弱,工业化的环境成本将会大幅度上升。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制定正确的环境投资战略。环境问题的核心在于环境投资,把环境投资提到战略的高度,必将促使90年代我国的发展方式步入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经济奠定稳
张卫峰[10]2013年在《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全球性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人口老龄化正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经济资源越来越多的向老年人转移、进行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工资上涨和政府财政负担加重，这将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决策和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世界人口老龄化主要有四大特点：人口老龄化范围变广、程度加深且速度加快；老年人贫困问题日趋严重；人口老龄化城乡差距明显以及老年人社会排斥现象普遍。人口老龄化造成的挑战表现在劳动力供给减少、经济增长减缓以及对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卫生体制的巨大冲击上。对中国而言，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低、制度供给不足、人口基数大以及有限的财政收入等影响，面临的挑战更大。毫无疑问，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构建社会安全网的重要制度框架，发挥着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的神圣使命。从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践看，其基本趋势是政府与市场关于老年人养老责任的重新分担问题，逐渐搭建起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内的三元养老保险体系，从而分散风险、化解财务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制度吸引力和激励性，实现自我保障与公共保障的有机结合。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一直担任着为退休老年城镇职工提供基本养老金的重大责任，运行多年以来，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如统筹层次太低、地区失衡以及个人账户空转等。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提出了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若政策建议，如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加快机关事业单位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及进一步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等。
参考文献：
[1]. 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及营养发展研究[D]. 李哲敏.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7
[2].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问题与政策[J]. 刘士杰, 原新. 中州学刊. 2011
[3]. 为21世纪绸缪[D]. 李晓君. 山东师范大学. 2000
[4].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研究[D]. 李惠茹. 河北大学. 2008
[5]. 面向21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比较研究[D]. 熊云. 中共中央党校. 1999
[6]. 美国对华启动301贸易调查的原因及影响分析[J]. 荣华英, 李倩玮, 黄玉蓓. 对外经贸. 2017
[7]. 阿根廷国际投资仲裁危机的法理与实践研究[D]. 刘京莲. 厦门大学. 2008
[8]. 当代世界的不同解读[J]. 刘德斌.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
[9]. 90年代我国环境投资战略初探[J]. 吴福明. 经济问题. 1993
[10].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究[D]. 张卫峰. 西北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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