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借鉴、创新——读《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笔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中国新闻论文,笔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多年来有关“新闻有学无学”之争，在读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之后，我认为应该作肯定“有学”的答案了。据该书介绍，早在先秦，就有了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信息传播活动和传播思想的记载。诸子百家，周游列国，著书立说，游说争鸣；他们在频繁的交往中，表达了一些有关传播的思想观点，比如劝服传播，政治传播，教育传播等等。特别是劝服传播，被视为治国之道。劝服的对象是民。“民为邦本”，把民与传播的关系提到很高的地位。那时有“议事以制，政乃不迷”的说法，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地评议国事，陈述政见，并且有一定的舆论独立性。这个国家不欢迎，可以去另一个国家，来去听便，这就为思想自由创造了较为通畅的舆论环境。从有关陆驿、水运的记载看，准确和迅速两条信息流通过程中最重要的原则，这时也提出来了。至于对传者言行一致，“举实”、“求实”及本身的学识、品行等要求，也都为后人所仰服。
《吕氏春秋》问世，吕不韦提出“四贵”之说：“贵公”、“贵当”、“贵直”、“贵信”，同现在讲的客观公正、真实可信的原则差不多。他的统一思想，舆论一律，天子政令，尽速下达，刻石勒碑，弘扬威德的传播手段，可以说是封建集权主义政治思想和封建集权主义传播思想的融合，既为秦并列国作了舆论准备，又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恪守。秦汉以后，随着封建统治的巩固，官方新闻发布制度的确立，带有浓厚政治宣传意图的邸报体系也逐渐形成了。
本书前两章，以丰富的历史资料说明，早在两千年前，先秦诸子对人类信息传播规律已经有了“相当高明的认识”。他们对有关传播活动的信息传播、社会舆论、思想宣传三项基本职能的认识，虽然表达方式含蓄模糊，但从中可以找到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学术渊源。尽管日后政党报纸，商业报纸以至现代化电子传媒的出现，传播的目的各有不同，其基本规律则不会动摇。
信息交流原本是公众自发性的精神交往活动，反映人们自由沟通信息的需求；可是言论一旦自由，由于利益不同，价值观的差异，也就带来了言论（新闻、出版、思想）控制（封锁、查禁、文字狱、报律）。公众对新近发生的事情有相同、近似或不同的看法，所以舆论有一律和不一律的分歧。有宣传也会有反宣传。不论什么立场、观点、背景的报纸，都必须通过新闻、舆论、宣传三项功能发挥作用；三者很难截然分开，但学术界定清楚，均有规律可循。宣传工具不能代替新闻媒介，民意反映难以强求一律。掌握了传播媒介的一部分人，力图利用它作为进行思想政治斗争的工具——“工具论”也就成为新闻学中的主要甚至唯一的理论了。正是“由于人们过于注意传播目的——进行政治思想统治或进行思想教育，而忽视了传播活动本身的研究”，新闻史几乎成了某一阶段某种报刊政治宣传内容的介绍（当然也不能忽视），而冲淡了新闻传播的学术性。
（二）我国近代新闻传播思想虽然来自西方，但新闻学术思想的形成——从“五四”前后乃至当代社会主义新闻思想都可以发现传统的痕迹。为什么长达两千年而未能出现近代意义的报刊，虽有多种原因，根本的还在于严酷的专制控制，政治上的妄自尊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阻碍了我国近代报刊的独立形成。直到西方殖民势力入侵，才开始打破封建秩序和长期自我封闭状况。本书以许多详实的史料，说明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首先是接触到报刊这一近代文明产物开始的，近代报刊观念也是随着报刊活动的发展而同步传播的。
如何看待西方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功过，本书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传教士报刊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宣传工具，另一方面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现代化的进程。它们的“科学传教”，逐渐改变了国人对西学的态度——从鄙视、敌视转而为接纳、学习，国人自办报纸也应时而生。在西方新闻观点和办报模式与中国报刊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报人在内，大大地提高了对这一新型传播工具的认识，并多方面阐述了中国化了的新闻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发民智。
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政治家，为了探求富国强民之道，藉助报刊开发民智，去塞求通，灌输西方民主意识，伸张民权，监督政府，而开发民智又是推动革命，实现国富民强的前提。
开发民智，就是摆脱愚昧，提倡科学、讲究文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提高民众的思想政治水平，科学文化水平，道德法律水平，发动民众参加推动社会进步的斗争。当年西方列强“智力的大炮”虽然冲开了封建中国的大门，却远远没有使中国人摆脱愚昧状态。不论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不重视运用报刊开展启发民智的宣传。孙中山以“以开民气”，“晓喻众学”为办报口号。毛泽东说：“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要求我们的宣传使人民“离开愚昧状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19页）。四十年代初，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把“反对一切反动、复古、黑暗、愚昧”作为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见1942.4.1《致读者》），只有离开愚昧，才能消灭专制——专制主义要靠民智来消灭，因此，开发民智也是新闻传播工具长期的任务。
“五四”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我国新闻传播思想来了一个大飞跃，无产阶级新闻传播思想逐渐占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培养了一批德才兼优的无产阶级新闻记者、政论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从事新闻工作，为探索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规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四十年代延安新闻界整风运动中，批判法西斯新闻观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报刊实践相结合、以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为核心的党报学说，到1948年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两篇经典著作问世，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新闻学已经形成。”
（三）新闻事业的发展，体现了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进程。历代传播思想、新闻观点的诞生都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都是从实践中提出来的，又被接受者根据各自的需要而用来指导实践。从吕不韦的封建传播思想到近现代政治家、企业家的办报思想，莫不如此。一部新闻传播学说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的继承性、连续性和适时发展变化的规律。
本书把1949年以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划分为孕育期（古代部分）、萌芽期（近代部分）、形成期（现代部分）三个时期，各分一章进行总述，对每个时期的新闻传播活动和传播思想发展的历史背景、内容特点、社会影响、内外因素，都作了扼要的综合、归纳，鲜明地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论断。作者以“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从史实中求得史论，精确地体现了学术发展的继承——借鉴——创新的历史规律性。本书也很重视新闻观点诞生的社会诸因素，注意对报纸的评价、报人的臧否，但均以学术思想发展为主线，是一部“学科化程度”甚高的学术著作。
衡量一门学科是不是科学，其标准不外：①看它的形成，发展是不是与社会结构相适应；②看它是不是有规律可循；③看它是不是从实际中提出而又能指导实际。这本书给了我们满意的回答。这三条本是很平常的道理，可是到了80年代，还有人说新闻记者是“较低层次理论知识的再现者”，是“凭藉经验常识和技巧的生产者”（转引自《新闻理论与实践》1984年第10期），简直是不值一驳的呓语（当时就有批评）。西谚有云：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从新闻传播学自身来说，恐怕是自我宣传不够，对本门学科研究、介绍得不够的缘故，有些人不了解新闻事业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源流，不了解新闻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甚至不了解我们党报的性质和任务。这本书正好全讲到了，讲得很详尽，很透彻，尽管已经迟了十多年。
这本书告诉我们：“新闻学科的萌芽到建立，既是新闻工作长期经验的积累过程，又是继承历史文化遗产长期研究过程。”学科的创建是异常艰难的。这条道路不知印下过多少前辈们的足迹！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创建不等于完成，形成不等于成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45年，“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我国也开始进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的伟大探索。”我们殷切期待着记录当代45年的“伟大实践”的续编早日问世！
（未注明出处的引语均出自徐培汀、裘正义著《中国新闻传播学史》，1994年3月重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