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的政治期待与合理的学术推进——中国现代性视野下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意识形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其存在地位、话语权、创新与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解释模式的安全和政策实施的理论化、系统化。这种非同一般的政治地位和学术要求使马克思主义担当着双重任务：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承载着国家命运、民族复兴的价值理想和政治责任；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又被赋予更多的现实关怀和理论建构使命。因而，客观上也就造成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中始终纠缠着政治期待的“喧嚣与骚动”，伴随着意识形态的“纯粹与敏感”，并构成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推进的独特景观。这种政治期待与学术推进的关系，始终在矛盾、冲突、调适中寻求相互间的某种平衡。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性中独特的学术地位和政治责任，是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进行历史追踪与理性反思一个重要维度。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期待的现代性“焦虑症候”的反思
中国的现代性生成和建构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20世纪前期，一批知识精英从众多的西方思潮中引进并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建构嵌入世界现代化图景，从而也确立了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政治责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特征也构成了纠缠着中国建构型现代性的焦虑症候。事实上，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思想解放、社会变革，中国现代性焦虑症候是一直存在着的，却并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从理论上做深刻反思。中国现代性焦虑症候来自中国现代社会变迁所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家主体建构、社会道路选择、文化价值判断等现代性问题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内外部压力及其担当。例如，在学术界，我们可以深感众多类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困境及伴随着的思想焦虑。马克思主义政治期待所伴随的现代性焦虑症候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讨论中，表现出对其指导地位和非学术化诟病的担忧。“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后遗症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本来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封闭的正统信仰体系，人们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官方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而官方的解释总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1]二是在各种思潮争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合法性的在场与缺位感的指责。“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这些论争中的失语和缺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思想理论现象。”[2]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构中如何对待政治领袖的哲学创造和学者理论创新之间的期待与推进关系。四是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对象及后继者内部分歧的紧张关系。如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国际与第二、第三国际的关系等。许多学者都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实践性与学术性共存的课题，在探索过程中包含着一些理论上的忧虑和困难。”[3]正如任剑涛先生所言：“近代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现代性学术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这是导致现代性困境和焦虑的一个重要现实因素，也是最强有力的因素。”[4]
焦虑是一种现代性症候，是主体选择性压力的产物，是主体为消除矛盾、寻找确定性、建构合理秩序、追求理想而做出努力时所表现出的理性责任感与预见性的内在紧张与不安。理想、热情、行动和创建是现代性焦虑的外在表现和升华。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存在(modern existence)不断受到现代意识的纠缠并被搅和成一种焦躁行动；而现代意识则属对现存秩序的不确定性的怀疑和觉察；这一意识是由对秩序设计(即消除矛盾性之筹划)的不相洽性(inadequacy)，或进而言之非可行性，亦即对构成这一意识的世界的随机性和身份(identity)的偶然性的预先警告所激起并为其所左右。”[5](P14)
中国现代性焦虑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征。如面对现代民主国家和民族国家选择上的焦虑，李泽厚曾将此称为中国现代性难题，并概括为“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认为战争使“救亡”压倒了“启蒙”。又如面对“西学东渐”、传统文化遭到西方文化冲击与价值选择的焦虑，“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中西文化的不断碰撞中逐渐成长的。从现代意义的中国学术诞生之日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始终在中西文化矛盾的纠缠中曲折前进”。[6]中西文化的“体用之争”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成为袭扰人心、挥之不去的困惑。而社会制度选择的焦虑，出现了冷战时期的“东风”与“西风”之争。谢少波指出：“冷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革命岁月，暗含着一种乌托邦的焦虑，即如何挣脱传统上居统治地位的西方现代性的束缚。”[7]
中国现代性的焦虑症候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也不是人为的主观设计或无意识的社会心理状态，而是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高度组织化社会建构与制度选择的必然结果，为中国建构型现代性的文化和政治实践理性发展的内在逻辑所规导，同时也是对传统的消解、挖掘和问题化过程。
1.从文化根源上看，现代性焦虑症候是中国传统理性态度在向现代理性转换中凸显文化特质的表征
陈嘉映认为，中华文明的理性态度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子产、孔子这些人代表着理性态度在中国的兴起。整部《论语》简直就是理性态度的范本。”“理性态度是一种重常识、重经验的态度。”[8]首先，中国传统的理性态度是一种求真务实的理性态度，看重的是可由经验了解的周遭世界。陈嘉映认为：“富有注重经验的理性态度，主要是描述性的，不是评价性的。”[9]其次，理性态度表现出一种厚德的积极入世情怀和政治价值取向，并由德性的内在超越使学术具有政治化导向。诸子百家之争看似关乎自觉探求人精神价值的“成人之道”，其实质却是与政治相关联的“政道”与“王道”，目的在于追求严格的道德秩序和社会稳定。再次，中国传统理性态度缺少对世界整体解释的理论兴趣和舍离现世的外在超越性信仰价值体系，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没有生发出近代“技术—功利”范式的科学理性，没有开显出现代理性的自由、民主意识。尽管我们的思想、文学、艺术历久繁荣，在政治管理上设计了科举官僚制度，为超稳定社会结构提供了制度文化支持，却没有形成主体性哲学和科学哲学传统，使传统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无法在理性精神层面上自觉地向现代理性转变。
不同于西方自主内生性现代化，中国现代性是在西方强势现代化背景下，被迫开始的一种外生建构型现代性。这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形态在由原生态向次生态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理性态度遭遇到西方现代理性的挑战和冲击并向现代理性转变。当异质性外来文化冲击和社会信息流动加剧逐渐打破原有封闭的平衡态系统，进入一个开放的非平衡态社会文化系统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对传统价值观的比较、反思，从而也开始了中国现代性的新理性时代。而农耕时代务实、重经验，积极入世的中国传统理性态度在外来工业文明的强烈刺激下，转而呈现出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和自我放逐的虚无主义，以及对现代国家的强烈渴望、对革命的非理性崇拜等现代性焦虑症候。
2.从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来看，以暴力为特征的“斗争型运动”是中国政治文化非正式制度约束的重要传统，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提供了应激性内在动力
从人类政治实践的理性发展路向来看，其基本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体现内在超越性的道德政治理性；一个是体现外在超越的契约政治理性。政治实践理性发展的走向及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性倾向，与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结构、历史背景和政治传统相关。在西方，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性是建立在人性本恶及外在超越的契约理性基础之上的，形成了“以恶抑恶”的法治型民主政治传统；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性则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建立在人性向善基础上，因而可以在内在超越的德性伦理基础上形成“以善抑恶”的德治型专制政治传统。[10]
内在超越性的德性政治并不意味着社会没有外在制约，当统治者内在超越的德性落空而严重危及民众生存和利益时，就会形成社会危机型应激性反应的“政治机遇”，并激化起与此相对应的“集体行动”。综观两千多年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王朝更迭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农民起义反抗压迫的斗争史。暴力斗争是对德政专制的反动，同时又构成了中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而在这种政治传统中，德政专制既是社会结构稳定的根基，为社会稳定和连续性提供了正式的制度安排和显性的社会约束，但它又是社会运动、集体性斗争传统形成的土壤，一旦社会危机的“政治机遇”出现，就为政治运动的发生提供了体制外“斗争性集体行动”的隐性可能和非正式制度选择，所以以暴力为特征的“斗争型运动”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非正式制度传统。不容忽视的是，任何国家民族的现代性，都是在其历史文化的遗迹上展开的。中国现代性启蒙时期所发生的种种社会运动和集体性斗争，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均体现了在外来经济、政治和文化冲击下对中国封建的德政专制政体的反思，凸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斗争型运动”传统，激起了积极改造现世的中国传统理性态度对民族存亡和政治危机的焦虑。
近现代的中国，在西学东渐外部压力和内部社会危机背景下，“斗争型运动”和暴力革命的传统开始占据上风。与传统的农民起义、武装斗争所不同的是，现代斗争运动的内容、形式和手段更多地表现出现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一是斗争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主要围绕国家政体的现代民族运动和民主国家意识兴起；二是斗争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在社会体制内部由知识精英的改革派与海外留学生为主的激进革命派对统治者的集体性挑战；三是斗争手段发生了变化，通过政治参与、流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持久扩张，使波澜起伏的政治运动更具有现代社会运动和斗争政治的组织、出版、结社和联盟等特征。
3.积极入世、改变世界的理性态度及非正式制度约束的“斗争型运动”传统，在外部压力下演变成激进的革命崇拜、急功近利的目标追赶和构建型现代性启蒙焦虑
近代中国由于自身的弱势处境以及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信心不足，已无力内生性地开出一种堪与西式现代化相抗衡、进而能够积极影响全球现代化浪潮的思想文化资源。在向现代理性的价值建构与选择中，知识精英们将政治期待的目光转向外部文化思想资源。与此同时，面对中国两千多年的超稳定结构的封建专制制度，暴力革命和引进西方现代政治理性就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当然选择。然而，伴随着外生建构型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焦虑，急功近利的目标追赶和激进的革命崇拜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主导。“革命作为一种变革社会的手段成为现代性启蒙时代最为流行的话语，尤其受到激进知识分子的顶礼膜拜。”[11]实际上，革命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革命是指生产方式与政治制度的全面变革，如西方近代政治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工业和科技的革命，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的变革等。狭义的革命是指以暴力手段彻底推翻国家权力机构。事实上，社会进步是由各种力量所构成，如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政治的法制化、制度创新等。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派把革命仅理解为暴力革命，并将暴力革命视为“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否定清政府和社会改良人士所从事的一切改革，进而将政体革命视为“思想革命”的核心。在寻找改造中国的方案时，试图直接从西方找到一个现成的政体，把共和制度与立宪制度对立起来并将其看成优劣两类，将美法式的西式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看成世界上唯一的优良政体，对改革采取了极端排斥的态度。辛亥革命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证实了现代性焦虑症候的存在与影响。
而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现代性启蒙开启了新的路标。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批判和革命的学说，作为被压迫者追求现实解放的思想武器，作为一种面向现实的实践哲学，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渴求解放和追求现代化的政治期待“不期而遇”，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外生型现代性焦虑症候的影响。王南湜认为：“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强大的主体性哲学，中国古代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从而与马克思的哲学有着更大的共通性，也就具有更多对话的可能性。”[12]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期待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及“刚性”结构
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以来，西方的理性主义在开启中国现代性启蒙运动过程中逐渐演变为“知识改变命运”的现代实践信念。正如吉登斯所说：“启蒙运动思想家及其追随者认为，掌握越来越多的有关社会与自然界的信息将导致人们对它们越来越多的控制，这种控制是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关键，整个人类越是处于一种积极创造历史的位置，就越能够引导历史朝我们的理想前进。”[13](P10)
在中国社会融入全球性现代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中国现代性启蒙问题的一个重要视域和价值判断，其不仅建构了中国现代化的价值解释框架，而且对中国命运的改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思想，以改变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的命运进而实现民族复兴，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供解释框架和政策指导的重要依据。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都是在这个解释框架下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蕴含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政治期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期待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政治期待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实践哲学所内秉的一种政治责任。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理论的目光朝向现实人的生存境遇，朝向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的核心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政治期待的后果则是理论学说的意识形态化和制度化。当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革命运动的思想武器并运用到实践中去时，政治期待就化作政党的行动纲领、阶级意识和制度建构。而一旦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执政党的阶级意识和行动纲领，则意味着上升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并进而成为制度安排的指导思想，即思想观念的制度化。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期待集中体现了其革命性，它是一种侧重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政治目的、意识形态功能和现实制度安排的集合心理态势，具有积极改变世界的实践意识。作为学术存在的马克思主义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它更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理分析、概念定义、逻辑推理、史学考证和方法论研究等，具有谨慎解释世界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理性的倾向。在中国独特的现代性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期待与学术推进发挥着双重功能：一方面，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它的政治价值体系直指社会和历史的总目标，并为中国现代性开辟出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和制度安排，以一种制度导向的政治期待与实践而存在着。另一方面，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现代社会融入全球化进程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有知识”的解释框架。它既是对现代西方的社会政治理性反思与批判的学术和理论体系，又是开启中国现代学术和学科体系的旗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框架渗透和影响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学术思想。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期待与学术推进的双重功能的发挥，进一步促使马克思主义在由一种理论学说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成为一种集理论学说、价值理想与制度安排于一身的“刚性”结构意识形态体系。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原著文本的经典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其正确性和权威性获得了不可动摇和怀疑的地位，同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和对社会制度的理念被确立为正统的或为国家认可的信仰体系。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化，其思想发展的轨迹也由创造性言说向解释性文本转变，并为其后继者提供了一脉相承的路径依赖关系。
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知识体系化和学科化。真正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大多是经济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解读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经典原著，俄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首创了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加工整理成通俗易懂的教科书知识体系的“原理”。“而文化上更为落后的中国‘学生’，在以俄为师的时候，鉴于俄国人这种‘原理型’的马克思主义易学易懂，便全盘继承过来。”这种俄式“马克思主义原理不仅影响了中国第一代革命者，而且也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知识界和教育界”。[14]教科书知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既体现着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又通过教育的主渠道、传媒的主旋律和人才选拔制度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国家上层建筑领域。而在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过程中，经过几代人的艰辛探索，逐渐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中国，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学科、学术体系。
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模式化和民族化认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扬弃，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期待仍然是我们今天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人们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解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当代性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期待在世界社会主义与西方发达国家朝着模式化和特色化方向发展。如苏联曾力图将其马克思主义真理普遍化，形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西方发达国家学者从自己的现代性问题出发，形成其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以及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则力图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是政治法律制度的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期待。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伦理的正义性起着规范与指向性作用，即对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善的制度有何价值、何以可能、应当怎样的规导，并通过制度安排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伦理向国家政治体制和法律规范渗透。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塑造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传统，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政策法规也都产生着相当积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特殊的存在地位和意义建构及其解释框架，使其与国家上层建筑紧密结合，形成一种“刚性”结构意识形态体系[15]，即意识形态三要素(理论学说、价值理想与制度安排)呈“合一”状态。“这种类型的结构具有集中性、单一性、排他性、教条性等特点，而与此对应的功能则突出表现为对核心社会资源(而非整个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16]实际上，“刚性”意识形态体系所表现出的“一律性”、“纯粹性”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它既是中国“斗争型政治”传统的延续，又是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建构的一种需要。从内部经济与政治关系看，它是由高度同质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权威型领导体制所决定的。在缺少现代理性的民主政治意识和分权制衡的监管体系下，在没有分化和培育出现代公民社会的历史条件下，高度集权的意识形态动员和统一思想是国家政治期待的“意图”得以“行动”的最省力的制度成本和政治保证，也是进行社会组织化和制度建构的重要途径。在这种共有知识的意识形态内形成一种社会的“认知秩序”，并通过权力的运用形成影响社会和他人的道德规范和合法秩序。“在人类行为改造能力的意义上，‘权力’是行动者干预一系列事件以改变其进程的能力；照此说来，它是介于目的或需要同所追求的结果真实实现之间的‘能力’。在较狭义的、相关的意义上，‘权力’是互动的一种特性，并且可以被定义为确保获得结果的能力，而这些结果的实现同时依赖于其他人的行为。”[17](P205)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初期不仅需要一个“共有知识”的意义解释框架，而且需要权力的介入作为意义得以实现的保障，即将这种共有知识的解释框架转变成指导思想并贯彻到改变世界行动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去。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体现着现代性语境政治期待的权威性和应用性，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三、适度的政治期待与合理的学术推进：一种求解“曼海姆难题”的理性态度
现代制度的广泛传播与观念变迁是全球化过程的两个重要特征。吉登斯认为：“观念变迁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的激进变化。这些变迁都是传统的消除过程，也就是传统的发掘与问题化过程。”[18](P9)随着西方现代启蒙批判理论的发展，意识形态真假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所引发的理论问题进一步凸显。早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哲学家曼海姆一方面认为所有社会知识都是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建立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客观科学理论。这使他陷入某种尴尬境地，无法让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超越意识形态真假问题而具有客观科学性。曼海姆理论的这一悖论关系，被人们称为“曼海姆难题”或意识形态的悖论。[19]
“曼海姆难题”一直困扰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阿尔都塞看来：“人完全成了意识形态牢笼中的无望囚徒，是活着的意识形态僵尸。”[20]齐泽克似乎让我们领略到了拉康理论为意识形态批判带来的颠覆性启发：“从此，再去争论意识形态的真假就成了一个伪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存在。但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本质上与症状一样。”[21]中国的现代性似乎也没有逃出马克斯·韦伯的“铁笼”预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苦苦寻求答案的“曼海姆难题”，逐渐在中国以“问题的哲学”和“哲学的问题”的形式浮出水面。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容置疑的。但随着对“文化大革命”“泛意识形态化”、“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失误的纠错，随着“苏联模式”、“唯我独尊”意识形态制度的垮台，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以及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受现代性焦虑症候影响的“刚性”意识形态体系的内在矛盾逐渐凸显。其内部结构的“终极性”价值理想与具体的制度安排以及理论学说的科学性要求之间，经常呈现紧张、焦虑和异常敏感关系。也就是说，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学说、具体制度安排，一旦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与终极价值理想相矛盾时，就容易扩展到整个意识形态体系。政策主张的分歧和制度安排的变动以及理论学术的探讨与争鸣本是无可厚非的事，但在这种“刚性”意识形态体系下，对政策的质疑和理论的批评就会演变成对整个主导意识形态的“挑战”和“敌对”。而理论学说的反思性和科学性又受制于政治期待的需要，使制度安排和理论创新不得不受制于自上而下的垂直调整及领袖、社会精英的推动，而缺少社会参与机制下的学术反思与监控，并极有可能成为自身发展的巨大思想阻力。比如：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的“超阶段论”；在国家发展战略上的“赶超型大跃进”；在思维方式上的“二分”与“独尊”；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从姓“社”还是姓“资”到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等等。
实际上“刚性”意识形态结构的矛盾是中国外生建构性现代性本身所内秉的症候。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提出“少谈点主义，多谈点问题”试图化解这一矛盾，到毛泽东时代通过“文化大革命”将思想分歧转化为激烈的政治权力斗争，这一症候达到了顶峰。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邓小平意识到了中国现代性焦虑的政治期待及其“刚性”结构意识形态体系的内在矛盾，他以政治家独有的敏锐眼光提出了“不争论”策略，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从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和制度安排中分离出来。与毛泽东时代看似民主宽松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相比，邓小平的“猫论”、“不争论”具有实质性的不同。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开拓者，他的睿智在于，对因社会经济转型而凸显的思想分歧和意识形态的尖锐交锋，采取了“化刚为柔，刚柔相济”的策略。邓小平的意识形态观更具有适度政治期待的宽容性、开放性和分离性特点。所谓“猫论”，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不争论”也并不是不允许或不支持学术争论，而是对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的价值理想、理论学说与制度安排采取了适当分离、各就其位的策略。正是这一分离的策略，为“刚性”意识形态体系向“柔性宽容”结构的过渡，提供了巨大转换空间，使改革开放这样一场重大社会转型在平稳渐进的发展中实现了“解放思想”和向“实事求是”的回归。随之而来的理论成果是将社会主义本质与体制从社会主义制度中分离出来，将计划与市场、效率与公平从“姓社”与“姓资”的主义之争中分离出来，将“先富”、“后富”从平均主义中分离出来，将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安排及其发展阶段中分离出来，使中国共产党在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时，也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识形态价值理想、理论学说与制度安排三要素的适度分离、各归其位的结构形式，表现出现代意识形态适度政治期待的分构性、开放性和兼容性等特点，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基础上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和自洽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这种适度政治期待的宽容性不可分。正是适度政治期待的现代理性态度，实现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并为成功实施“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加入世贸组织等国家创新理论和制度安排、确立具有现代理性宽容精神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可能。
适度政治期待的意识形态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平等对话和思想解放的政治条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繁荣。我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中叶“文化大革命”爆发，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立时期，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亦使中国学术研究实现了从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价值、以经学和史学为主干的封建传统学术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转化。第二阶段是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中后期，由于“刚性”意识形态结构的制约，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诉求远远大于学术诉求，价值理想与理论学说具有“同质性关系”，领袖言论成为舆论与学术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被封闭在一个体系、一堆语录中，从根本上扼杀了其科学性和历史开放性。第三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不争论”的适度政治期待，逐步使意识形态结构调整朝着分构性、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方向发展，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提供了发展空间，并呈现出多样性和交融性的特点。
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态度和方法的巨大变化为例，这一学术研究经历了从流派介绍和人物评述到展开讨论和争论，再到持续开展翻译和研究的过程。正如张一兵先生所说：“在20多年的研究中，我们在总体态度上亦经历了否定性介绍(‘供批判用’)到有选择性研究(‘洋为中用’或‘借鉴合理因素’)再到全面研究(‘对话’)的研究旨趣的变化。”[22]这种变化反映出我国适度政治期待的意识形态发挥出其现代宽容功能，反映了学者自身理论研究方式的进步，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思维方式的巨大进步。
虽然时代已发生巨大变化，但“刚性”意识形态结构体系下纯粹性、敏感性态度的“晕轮效应”和“刻板效应”仍然存在。任何一种态度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持久性。适度的政治期待与合理的学术推进是促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认知结构，向平衡与和谐的方向转化的良性态度体验，对化解中国现代性焦虑症候下的意识形态“刚性”结构的紧张、敏感与偏执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经济成功转型，中国民主进程发展，意识形态结构必将会朝着更加民主法制的分构型、求同存异的宽容型结构发展，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亦将建构起新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科学性的关系。适度的政治期待不等于淡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或将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合理的学术推动则是通过理性反思、逻辑推演、原理论证为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和制度安排提供正当性、合理性的科学解释与理论建构，进行实践理性的反思监控和学理上的逻辑论证，从而规范、反思和约束政治期待的行动意图、理由和动机所可能产生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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