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之置“鸿都门学”及其原因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因论文,汉灵帝论文,鸿都门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起汉灵帝刘宏（156—189），人们都知道，他是历史上最昏愦的统治者之一。若依传统的褒贬史观，他实在不值得作专文论述。不过，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并不在于仅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道德与价值的评判，而是为了客观地揭示和描述真实的历史过程及其演进规律。从这一角度着眼，历史上很多似乎并不重要的人和事就会凸现出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东汉中晚之世，社会急剧变革，魏晋以降的很多新思潮、新风尚都萌生于这一时期，对此，余嘉锡先生早有论断：“盖魏晋人一切风气，无不自后汉开之。”（注：《世说新语笺疏·德行篇》“王戎、和峤同时遭丧条”。）仔细考察汉魏之际的历史兴替与文化变异，我们不难发现汉灵帝统治时期（168—189）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汉灵帝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化趣味，使他对这一历史变革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一、引言：汉灵帝之好“才艺”
谚云：“亡国之君多才艺。”古今中外，其例甚多。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熟知的有陈后主、隋炀帝、南唐李后主、宋徽宗等。其实，汉灵帝也是其中的一位。检索史籍可知，汉灵帝的文化趣味十分广泛，甚至对儒家经学也有所涉猎。《后汉书·刘宽传》：“灵帝好学艺，每引见宽，常令讲经。”同书《蔡邕传》载邕疏文云：“（灵帝）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之余，观览篇章。”这说明汉灵帝早年颇受儒学之熏陶。在经学史上，有一项重要的建树与汉灵帝有关，即熹平四年于洛阳太学门外立石刻经。《蔡邕传》载其事云：“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奏求正定《五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辆日千余乘，填塞街陌。”这对儒家经典的传布和校勘，有一定的意义。灵帝虽以生活荒诞著称，但在潜意识中，他仍受儒家观念的制约。如其何皇后生子辩、王皇后生子协，群臣请立太子，“帝以辩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注：《后汉书》卷69《何进传》。）。所谓“轻佻无威仪”，就是行为佚荡，不合儒家礼法。正因为如此，当时有士大夫人物称灵帝“甚聪明，但拥蔽于左右（指阉宦）耳”（注：《后汉书》卷58《盖勋传》。）。
当然，与那些大力倡儒的有为之君相比，汉灵帝对儒学的推崇是很有限的，不可过分夸饰。作为末世之君，他对儒学经典中严肃正经的教义和训诫、世代相承的秘籍珍藏和章句训诂，很难产生持久的兴趣，因为他从中无法得到强烈而直接的感官刺激，他没有儒学士子那种自觉的文化使命感。同大多数亡国之君一样，汉灵帝在文化趣味上表现得非常率真任性，与杰出士人以卫道自期的固执态度大异其趣。汉灵帝的文化艺术爱好十分广泛，谢承《后汉书》载其“善鼓琴，吹洞箫”（注：《太平御览》卷581引。），卫恒《四体书势序》， 则称“汉灵帝好书，世多能者”（注：《三国志》卷1《魏武帝纪》注引。）。 灵帝十分热衷于文学创作，常组织臣属集体制作辞赋，《后汉书·文苑·高彪传》：“时京兆第五永为督军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会，祖饯于长乐观。议郎蔡邕等皆赋诗，彪乃独作箴，……邕等甚美其文，以为莫尚也。……后迁外黄令，帝敕同僚临送，祖于上东门，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灵帝本人也致力辞赋，据《后汉书·皇后纪》，灵帝王美人“丰姿色，聪敏有才明，能书会计”，生皇子协，受何皇后妒害而死，帝“愍协早失母，又思美人，作《追德赋》、《令仪颂》”。
如果仅仅如此，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实际情况则远不止于此，汉灵帝对才艺的重视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爱好的问题，他把这种爱好引入了政治领域，设置了“鸿都门学”，造成了古代选举制度的重大变革。兹事虽微，而牵连甚广，若加深究，不仅可以深入阐释汉末复杂的政治变动，而且可以看清汉魏之际“文学自觉”与社会政治变革、社会阶层变替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汉灵帝之置“鸿都门学”及儒学士大夫的抗议
汉灵帝之置“鸿都门学”，这是古代文学艺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对此，《文心雕龙·时序篇》概括道：“……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刘勰所论是对《后汉书》中有关记载的综合。关于汉灵帝设置“鸿都门学”的具体情况，传世文献中缺乏完整的记载，只有通过《后汉书》之蔡邕、杨赐、阳球等人的传记中保存的他们攻讦“鸿都门学”的言论，才能获得大致的了解。故下文不烦详加征引，以作为分析和立论的基础。
据《后汉书·蔡邕传》，“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诏，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由此可见，汉灵帝好文学艺术，他引见太学中“诸生能为文赋者”，起初尚重视经学修养，后来则广招各种才艺之士，并待制鸿都门，“待以不次之位”。这引起了儒学士大夫的不满，熹平六年（177）， 蔡邕上书灵帝：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
蔡邕反对此举，主要是从封建国家选官的角度立论的。他认为选举应重经术，而不可以才艺取士；他建议对已赐予官位的才艺之士保留其俸禄，但决不可任以官职。不过，这份疏文也透露出当时文化风尚的变异：由于灵帝重视才艺并以之取士，故“诸生竞利，作者鼎沸”，“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这些创作虽有“引经训风喻之言”，但主流倾向于通俗化，“连偶俗语，有类俳优”，带有明显的游戏、消遣的性质，与经学之典雅、庄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汉灵帝对这些人很优遇，甚至对那些才“未及者”也加录用，“随辈皆见拜擢”。这是儒学士大夫所不能接受的。
汉灵帝非但没有采纳蔡邕的建议，反而变本加厉， 光和元年（178）进一步将“待制鸿都门下”改为正式设置“鸿都门学”，待诏之士一变而为“鸿都学士”，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后汉书·孝灵帝纪》李贤注云：“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同书《蔡邕传》又载：“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这样，汉灵帝通过设置“鸿都门学”，将以辞赋书画取士制度化、合法化了，从而与官方传播儒学的中心——太学相抗；而且他们“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这必然阻碍了传统儒学士大夫的仕途，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引起了激烈的政争。据说这年“妖异数见，人相惊扰”，灵帝策问大臣，蔡邕乘机上书攻击“鸿都门学”：“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忧。……宰府孝廉，士之高选。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责三公，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众心不厌，莫之敢言。”（注：《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很明显，蔡邕主张斥退才艺之士，进用士大夫。另一位来自一流儒学世族弘农杨氏的代表人物——杨赐也上疏直言：“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驩兜、共工更相荐说，旬日之间，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郗俭、梁鹄俱以便辟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而令搢绅之徒委伏
亩，口诵尧舜之言，身蹈绝俗之行，弃捐沟壑，不见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处，……殆哉之危，莫过于今。”（注：《后汉书》卷54《杨震传附杨赐传》。）蔡邕、杨赐的激烈言辞代表了“莫之敢言”的广大士大夫的共同心态。他们痛斥“鸿都门学士”及掌权的阉宦、保姆等邪恶势力，从而引发了尖锐的斗争，灵帝将蔡邕流放朔方，杨赐黜职。这样，儒学士大夫反对“鸿都门学”的第一回合的斗争失败了。
不过，双方的矛盾冲突并未停止，据《后汉书·酷吏·阳球传》，光和元年十二月，灵帝“敕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像立赞，以劝学者”，这是对“鸿都门学”地位的进一步肯定和提高。所谓“图像立赞”，是汉代政治中的一件大事，只有那些业绩非凡、德行高尚之人方可得此殊荣，绘画其形象并配以赞语，这在当时具有舆论导向作用。但汉灵帝以此厚待鸿都学士，“以劝学者”，这对士大夫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尚书令阳球上书说：
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俛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像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像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
阳球对“鸿都门学”的批判也是从政治权力的争夺这一角度着眼的，要求“罢鸿都之选”，但“书奏不省”，且其本人不久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士大夫反对“鸿都门学”的第二回合的斗争又以失败告终。
三、“鸿都门学”士人的文化、阶级特性及主要代表人物事迹考
汉灵帝招集才艺之士，设置“鸿都门学”，“至者千数”。对这些人，传世典籍文献中没有完整的记载，详情已不可知。现在只能根据上文所录蔡邕等人的疏文，对鸿都学士的文化与阶级特性略作定性的分析，并通过对其中几位主要人物事迹的考稽，以进一步证实这一论断。
从文化取向而言，“鸿都门学”主要是一个文学艺术群体，其中士子多以辞赋书画等才艺作为进阶之资，而与儒学士大夫以经术、德行为入仕之正途不同。北魏江式《论书表》便直言：“后开鸿都，书画奇能，莫不云集。”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本汉》亦云：“灵帝好书，开鸿都之观，善书之人鳞集，万流仰风，争工笔札。”正因为如此，蔡邕等士大夫以经术为“大道”，斥辞赋为“小能”，进而对“鸿都门学”大加攻击。汉末“经术”与“才艺”之争，其中包含了文化的变异，其本质是文学艺术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力图借助政治变革的契机以摆脱经术的束缚，争取获得独立与自由发展的道路。这样，便自然引起了政治领域内的权力争夺。
当然，在儒学独尊的时代环境下，鸿都学士中代表人物也有一定的经学修养，有的还曾游历太学。如灵帝宠爱的文士高彪，早年便“为诸生，游太学……后郡举孝廉，试经第一”（注：《后汉书》卷80（下）《文苑·高彪传》。）。东汉后期，太学之中游宦之风甚盛，各类人才云集，鱼龙混杂，其中有不少才艺之士。关于当时太学之衰与鸿都门学之兴的内在联系，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26已有所论列，可谓独具只眼。前引汉灵帝初置鸿都门待诏，“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当初鸿都学士的创作，“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正说明早期鸿都学士具有经学之修养及其与太学的关联。
但是，随着汉灵帝不断扩大招引才艺之士的范围和对象，“待以不次之位”，命群臣举荐、征辟才艺之士，由辞赋书画扩大到方术之类，一时间成为国家主要的选官制度。这些人在文化上“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所谓“赋说”，即指辞赋和小说，“虫篆”即指书画艺术。由于灵帝之提倡和利禄之吸引，出现了“诸生竞利，作者鼎沸”的盛况，其内容也完全抛弃了“本以经术相招”的托辞，以至“连偶俗语，有类俳优”，一味满足汉灵帝的感官刺激与好奇心理。这样，“鸿都门学”演变成一个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心，从而与太学和东观所代表的士大夫儒学文化中心相抗衡，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汉魏之际，乃文化巨变之时代，文学艺术日渐突破经学之樊篱，取得了独立之地位，实现了所谓“文学的自觉”，“鸿都门学”实为显著之标志。
从社会阶级而言，“鸿都门学”中人大多出自寒微，与儒学世族不同。世族与寒门的主要区别在于文化，前者以传承经学为职志，以礼法修身、治家；而寒门多为新起，没有儒学传统，日常生活也不受严格的礼法约束，显出简易、自然的特征。前引蔡邕斥其“无行趣势之徒”，杨赐斥为“群小”，阳球直言“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又称之为“竖子小人”。因此，“士君子皆耻与为列”，“有识掩口，天下嗟叹”。文赋之士多寒人，这是有实例可证的，如高彪，“吴郡无锡人，家本单寒”（注：《后汉书》卷80（下）《文苑·高彪传》。）。这样，他们没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在政治上主要依靠皇权的提携和保护。当时皇权衰败，阉宦掌权，排诋儒学士大夫，桓、灵之世，党祸再起，寒门才艺之士乘机浮到了历史的前台，以争夺权力。另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才艺之士多有来自边鄙之地者，如高彪是吴郡无锡人，韩说是会稽山阴人，梁鹄乃凉州安定人。这主要是边地儒学传布较晚，难有与中原相抗之大族，故其士人以才艺崭露头角。
寻绎史籍，可以确考的“鸿都门学”诸生仅有7人：乐松、江览、 郗俭、贾护、任芝、师宜官、梁鹄等。江、贾、郗、任四人虽任职郎中、侍中，然事迹简略。据《三国志·方技·华佗传》注引曹丕《典论》、曹植《辩道论》和《后汉书·方术列传》，郗俭又作郤俭，“能辟谷，饵伏苓”，是一位方术之士。据张怀瓘《书断》中“妙品”条，师宜官为南阳人，善书，应灵帝之征人鸿都门，梁鹄学其书，《三国志·魏武帝纪》注引卫恒《四体书势序》：“上谷王次仲善隶书，始为楷法。至灵帝好书，世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甚矜其能，每书，辄削焚其札。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札，鹄卒以攻书至选部尚书。……鹄字孟黄，安定人。”梁鹄以“攻书至选部尚书”，比较典型地反映了鸿都学士发迹的情况。汉灵帝以他为选部尚书，主要是为了招引同类人物，排挤儒学世族子弟。“鸿都门学”诸生事迹留存较多者是乐松，可以反映他们一般的政治态度。细查各处记载，乐松历任侍中、侍中祭酒、奉车都尉、中常侍等职（注：这里“中常侍”恐误。《通鉴考异》已指出《后汉书》所载松为中常侍有误，中常侍乃阉宦之职；袁宏《后汉纪》载松为侍中，当是正确的。），其行事极力依附皇权，而与士大夫不同。据《后汉书·杨赐传》，灵帝欲大兴土木，造毕圭灵琨苑，杨赐上书反对，以为劳民伤财。灵帝转而问乐松、任芝，松云：“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五里，人以为大。今与百姓共之，无害于政也。”这便给灵帝提供了依据，“帝悦，遂令筑苑”。很显然，乐松等人是灵帝用来对付士大夫的工具，他们也一味巧舌如簧，迎合灵帝的趣味。前引杨赐所谓“便辟之性，佞辩之心”，阳球所谓“依凭世袭，附托权豪，俛眉承睫，徼进明时”，正是就此而言的。又据《后汉书·刘陶传》，黄巾起义爆发后，松与士人刘陶、袁贡等联名上书，针对地方镇压农民起义不力的情况，要求灵帝“宜下明诏，重募（张）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这说明乐松在平息底层人民的反抗问题上，与士大夫阶层的态度有共通之处，也有可能是士人利用他乃灵帝之“近习”的特殊身份，便于及早上报。
另外，高彪、韩说二人与“鸿都门学”有紧密之关联，如彪虽曾入太学，郡举孝廉，除郎中、校书东观，但终以“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异之”（注：《后汉书》卷80（下）《文苑·高彪传》。）；韩说亦以“数陈灾眚，及奏赋、颂、连珠，稍迁侍中”（注：《后汉书》卷82（下）《方术·韩说传》。）。且彪被画像于东观，是灵帝特别钟爱的辞赋之士。
由上考可概括如下几点认识：就文化言，“鸿都门学”是东汉末兴起的文学艺术群体，汉灵帝广招才艺之士，使之成为一个与太学相抗衡的文化中心；就政治言，“鸿都门学”士人则是在汉末皇权与儒学世族激烈冲突的背景下，借助皇权的提携而崛起的一股寒门政治势力，他们依附于皇权，排诋儒学士大夫，在政治上扮演了“便辟”、“近习”、佞小的角色。对此，《后汉书·五行志一》说得很清楚：“灵帝宠用便嬖子弟，永乐宾客，鸿都群小，传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
四、汉灵帝设置“鸿都门学”之原因与意义
对汉灵帝之置“鸿都门学”，旧史中皆斥之为荒诞不经，历代学者也多不加辨析。这虽不无道理，但终属皮相之见，远未洞悉其底蕴，揭示其本质。如果将汉灵帝此举放在中古之世社会文化变革的总体进程中去考察，我们便不难感受到汉代宫廷文化的特性；不仅如此，此举还体现出汉末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及当时政治领域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升降和斗争。
“鸿都门学”的设置，其因非一，且相互交织。首先，这是对汉代宫廷招集才艺之士传统的因袭。以帝王为中心的宫廷往往是新风尚的滋生地和变异点，并常常与士大夫所承载的精英文化相冲突，这在文学艺术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众所周知，儒学讲求人伦道德修养和治国安邦之道，崇尚实际而鄙薄浮华，《论语·子张》有言：“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则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更重要的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习经入仕成为选举之正途，以致经术相尚，世代传承，蔚为风气。但帝王与士大夫之专心向道不同，在思想文化上要灵活、变通得多；从人性来说，帝王与常人一样，自然有寻求感官刺激和娱乐的需要。不过，与常人不同的是，帝王之喜好往往借助其特殊的地位和权势，造成一种风尚。这样，汉代宫廷常常成为文学艺术的中心。
众所周知，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招揽了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一大批文赋之士，造成了汉代文学的第一个繁盛时期。汉宣帝“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才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特别是益州王褒善作赋，宣帝常命其随从游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对此，儒学士大夫颇有微词，“议者以为淫靡不急”，汉宣帝则反驳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有“仁义风谕”之功能，“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注：《汉书》卷64《王褒传》。）这便公开为辞赋争地位。此后帝王之好辞赋、音乐等才艺之士者代不乏人，史不绝书。由此言之，汉灵帝置“鸿都门学”正是承继了汉武帝、宣帝等人的传统。
其次，这是汉末思想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观念演变的产物。汉灵帝之置“鸿都门学”，虽与汉代宫廷文化有密切之关联，但深入研究可见，其间也有很大的差异和变化。汉武帝等帝王虽招揽才艺之士，但并不加重用，如东方朔“与枚皋、郭舍人等俱在左右，诙啁而已”（注：《汉书》卷65《东方朔传》。）。《汉书·严助传》明言：东方朔、枚皋“不持根论，上颇俳优畜之”；汉宣帝以太子愁苦不乐，让王褒等文士与太子逗乐，这也是以“俳优畜之”。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文赋之士为儒士所歧视，司马迁便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注：《汉书》卷62《司马迁传》。）文士多很自卑，枚皋便“自悔类倡”（注：《汉书》卷51《枚乘传附枚皋传》。），扬雄“少而好赋”，但他竟称辞赋乃“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注：《法言·吾子篇》。）
不过，随着汉代社会的发展，文化积淀日益丰厚，文学艺术等“小能小善”逐渐雅化并成流行之势。对此，余英时先生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中已有详实而缜密的考论，他指出东汉中后期的士大夫，“文学艺术之欣赏为生活思想之一部分并蔚为风尚”，“这是士大夫普遍具内心自觉之征象”，士人从事辞赋创作者增多，故范晔著《后汉书》，特立《文苑传》。一些儒学经师也好才艺之事，如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注：《后汉书》卷60（上）《马融传》。）；蔡邕更是“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乐”（注：《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蔡邕书艺非凡，《通鉴》卷57注引《洛阳记》：“后开鸿都，书画奇能，莫不云集。时诸献篆，无出邕者。”
马融、蔡邕如此，这是当时文化变异的征象，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就文学言，当时士人普遍好文，出现了“争著雕丽之文”的风尚。王符《潜夫论·务本篇》云：“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之实，……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王符生活于东汉后期，其所述可谓实录。此外，书法也艺术化了，特别是草书、行书挥洒自如，易于抒发个人情志，士子们竞相摹习，出现了号称“草圣”的张芝及张超等一流的大书法家。赵壹在《非草书》一文中描述当时风气说：“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颜、孔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倦怠焉。于是后生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坐，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赵壹也生活于东汉中后期，所述其乡里人士研习草书之狂态，实在令人惊异！
由上考可知，东汉中晚之世，社会文化思潮和士风都经历着深刻的嬗变，那些早先被视为“小道”、“末技”的辞赋、书艺及音乐等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出现了专攻才艺的现象，并且人数不断增多。随着其社会影响的扩大，他们必然会要求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权益。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只有以才艺取士，才能树立其正当的地位。汉灵帝喜好才艺，他凭借皇权的威力，招聚才艺之士，设置“鸿都门学”，正是顺应了这一演化趋势。汉灵帝是历史上第一个以才艺取士的帝王，这与汉武帝、宣帝以俳优畜之不可同日而语。从政治角度看，这是古代选举制度的一大变革，开创了隋代以后科举考辞赋的先河。对此，王夫之《读通鉴论》卷8“灵帝条”五已有明示：“灵帝好文学之士， 能为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乐松等以显，……自隋炀帝以迄于宋，千年而以此取士，贵重崇高，若天下之贤者，无逾于文赋之一途。”从文学艺术发展史的角度看，“鸿都门学”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群体，这是文学艺术自觉的一个标志。魏晋以降，王公贵族招揽才艺之士，代不乏人，文学集团层出不穷。总之，汉灵帝处在中古思想文化急剧变革的历史关头，他多少有点荒唐的个人喜好却恰恰契合了这一变异的趋势，他竟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起了这一变革的推动者——历史的辩证法是如此深刻，耐人寻味。也正因为如此，汉灵帝之好才艺便与武、宣诸帝有了本质的区别。
再次，汉灵帝之置“鸿都门学”与汉末统治阶级中不同阶层和集团的斗争有关。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看，东汉中后期，儒学世族正在全面崛起，走向历史的前台，门阀制度也初步形成，这在选举制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出现了“选士而论族姓阀阅”（注：仲长统《昌言》。）、“贡荐则必阀阅为先”（注：王符《潜夫论·交际》。）的状况，这对专制皇权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此，专制君主必然要采取各种手段，打击和压制儒学世族的发展。东汉中后期激烈的政争，其根源和实质正在这里。不过，当时皇权自身已很腐败，它倚重的是外戚和宦官。根据有关记载，桓帝以前主要是外戚得势，此后阉宦操纵全局，《后汉书·宦者列传》称其“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灵帝竟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对此，儒学士大夫极为不满，以“清议”相抗，而阉宦假借天子之名，于166年和169年发动了两次残害士人的“党锢之祸”，广大儒学士大夫被禁锢，阉宦及其相关政治势力迅速崛起，当时卖官鬻爵之风甚嚣尘上，主要是为阉宦子弟及其相关的寒门势力拓展仕途。
但是，阉宦势力本为宫廷内侍，不识大体，在打破既有的政治秩序和道德规范后，他们需要借助士人的力量来运转国家机器，儒学世族与之截然对立，水火不容，当然不会为其所用，于是他们以汉灵帝之名，招集才艺之士，创置“鸿都门学”，使他们出为郡守，入为侍中，以填补儒学士大夫禁锢后的政治真空。从才艺之士的角度分析，他们在经术取士的风气下，一直遭受歧视，很难浮到前台，而阉宦专权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甘愿成为阉宦政治上的附庸。前述灵帝为32位鸿都学士画像题赞，这一数字并非巧合，而是有意为之。因为当时党锢之士相互称赞，“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除“三君”外，有“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正好32人。（注：《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序》。）故灵帝此举意在排斥士大夫，这是很明显的。因此，“鸿都门学”的设置，不仅仅体现了汉末文化领域内经术与才艺的冲突，而且反映了当时政治领域内的阶级升降和权力争夺。根据有关史籍可见，鸿都门士人确是阉宦的帮凶，如《后汉书·崔骃传附崔烈传》：“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各有差。”这表明鸿都学士中有不少人是花钱买的，而且他们还帮助宦官进行官职交易。
最后，有必要对阉宦与汉魏之际文学艺术演化的关系略作论述，以进一步说明汉末思想文化变异的社会阶级和政治背景。众所周知，阉宦多来自社会下层，为儒学士大夫所鄙视，顺帝时宦者良贺自谓“生于草茅，长于宫掖，既无知人之明，又未尝交知士类”（注：《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灵帝时吕强更是直言：“宦官祐薄，品卑人贱。”（注：《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这种阶级出身，与被士大夫斥为“出于微蔑，斗筲小人”的才艺之士恰好相近。这是两者结合的阶级基础。在文化取向上，宦官对有深厚积蕴的经学知之甚少，而对才艺之事颇感兴趣，随着他们在内廷中地位的上升，必然要大力传布与经学相对的世俗文化，包括抒情状物的辞赋书画之类。汉灵帝常“微行近习之家，私行宦者之舍”（注：《后汉书》卷57《刘瑜传》。），在宫中的生活也尽由宦官安排，以致当时宫廷生活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市井化倾向。如灵帝喜在宫内“作列肆于后宫”、“弄狗”、“驾驴”等，这在《后汉书》之《灵帝纪》、《五行志》中有大量的记载。当时宦者毕岚等人在宫中铸铜人、大钟、天禄虾蟆、翻车渴乌等，（注：《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都是一些人工装饰、喷水之类的机械之事，目的是为了博取灵帝之喜好。出于同样的目的，阉宦也在宫内倡行民间游戏、俗乐和辞赋等，并在政治上与才艺之士结盟。因此，宦官之兴，直接促成了当时宫廷文化的变异；此后曹操出自阉宦，极为重视才艺之事，曹氏父子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大力招聚才艺之士，以为文章乃“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注：曹丕《典论·论文》。），导致了文学的自觉。关于汉末社会阶级变动与思想文化变异之间的内在联系，陈寅恪先生早有论断：
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两大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当汉末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则阉宦则重智术。盖渊源有异，其衍变所致，自不相同也。（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陈先生高屋建瓴，一语揭穿真相，令人叹为观止。不佞无识，然读陈先生书，每每似有神通气畅之感。上文所论汉灵帝之好才艺、置“鸿都门学”及其原因，正是对所引先生宏论的一个注脚，不当之处，恳请大雅君子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