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生态环境已成为当前世界各国人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各国政府也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付诸行动，但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和生态学家并不承认问题的本质根源，更不要说彻底解决了。为什么会这样？未来怎么办？本文不仅指出了部分生态学家及其他学者对马克思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概念——“新陈代谢断裂”的忽视，回应了那些将马克思视为“普罗米修斯主义者”的指责和误解，而且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方案，指出只有实现马克思提出的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所组成的社会愿景，才能实现人在天性和创造力方面的全面发展，也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关 键 词｜生态环境 马克思 新陈代谢断裂 资本主义 人与自然
2015年12月，全球195个国家在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成员大会上达成《巴黎气候协定》（简称《巴黎协定》）。2017年6月，美国宣布退出该协定，但是2018年1月底特朗普总统又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变，这位“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声称，如果得到“完全不同的协定”，美国可以考虑重新加入。
目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正成为全球普通民众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是协定签署国作出的（自愿而非强制执行的）承诺“只达到了实现2030年温控目标（防止全球气温上升超过2摄氏度）所需减排水平的三分之一”。气候行动追踪组织（Climate Action Tracker）预测，“无论是否得到美国的合作，21世纪末之前全球气温都将上升3.2摄氏度。”为什么各国政府及其代表们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就是统治阶级想象得到世界末日，但他们和众多生态学家却很难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但是，如果不终结资本主义，就没有办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当我们审视马克思有关自然的著作时，这个事实就变得非常清楚了。
一、真正的马克思
马克思的分析避免了其他生态学方法所固有的一些陷阱。例如，马尔萨斯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人类经常并且永远会与自然保持一种毁灭性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真正的”自然存在于一个超越人际互动的纯粹世界，而生态学的目标是通过尽可能地减少人类活动以使自然回归那样一种理想化的纯粹世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也会使我们对市场机制能够促进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健康发展的信念产生抵触。仅仅因为这些原因，马克思就应引起生态学家们的认真关注。
然而，正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和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在《马克思与自然》（Marx and Nature）中所指出的那样，生态学家经常因以下某个或全部原因，而对马克思不屑一顾：（1）马克思关于生态的论述是与他著作的主体没有系统性联系的具有启发性的旁白；（2）这些论述不成比例地源于他早期对异化的批判，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则不那么明显；（3）马克思最终未把对自然的开发纳入其价值理论，而采用一种“普罗米修斯式”（即亲技术、反生态）的观点；（4）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解决了一切生态极限问题，所以没有必要认真对待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也没有必要发展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5）马克思缺少对科学问题或技术的环境影响问题的兴趣，因此缺少分析生态问题的真正科学基础；（6）马克思是“物种歧视者”（Speciesist），从根本上把人类和动物区分开，并且偏袒前者。①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0，pp.9-10 ；Paul Burkett，Marx and Nature，Chicago:Haymarket Books，2014，p.xxix.
百姓食品安全意识的不断提升,促进着我国有机农业的诞生与发展，而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的提升，客观上也为生态农业、有机食品的市场提供了空间。
根据福斯特的说法，马克思也承认传统生态智慧的重要性：
这一说法是基于一系列有选择的引证，而克拉克所选择的细节是“有启发意义的”。他指出，马克思赞美通过科学对自然的“掌控”：
二、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
上文列出的前两种观点——马克思对自然的提及是偶然的、肤浅的，仅局限于其早期著作——显然是错误的。自然对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至关重要。正如福斯特所解释的那样：“对马克思来说，所有人类活动都有一个自然界的基础……劳动和生产不仅构成了人对自然的主动改造，也构成了对人的天性、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自身的改造。”③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 and Richard York，The Ecological Rift: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0，p.228.
2013年，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同亚洲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随后又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此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不断摸索前进。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推动了中国与多个国家的合作和交流。目前，“一带一路”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带动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也就是说，当我们与自然互动时，我们改变了它，但同时我们也在改变自己。在马克思看来，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在没有被资本主义扭曲的情况下，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写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过程中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④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页。从1844年的一份手稿中可以看出，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这一见解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中。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⑤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页。
然而，在劳动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并没有指出他认为世界应该是怎样，或在人类需求方面什么是有价值的。他描述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行为。不是马克思，而是资本主义，把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同于价值——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下的价值是由剥削劳动（即劳动超过其自身成本的消耗）决定的，剥削劳动是利润的来源。
因此，马克思将人类劳动定义为人类之间的代谢交换，正如自然和自然之间通常发生的那样，即我们有机的身体（那些依附于我们的东西）和我们无机的身体（与我们的身体分开而存在的自然）之间的代谢交换。自然满足我们的需要：食物、衣物和住所，当然，还有空气、水和阳光。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无法生存，但它们外在于我们，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就是我们从自身无机的身体（自然）那里为有机的身体摄取必需品的方式。
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氏族社会和封建社会）与自然间的关系是由生存需要所决定的。人类与自然间的大多数关系都是直接的，比如，通过狩猎来补充采集的不足，通过农业来补充狩猎和采集的不足，如果农业不足以维持生存和缴纳地租，那么就再通过狩猎和采集来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欧洲农民和美洲以及其他大陆的土著居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许多重大方面都是相似的，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差异。
事实型数据，具体可涵盖科技政策、技术开发成果、知识产权信息等内容以及其他有支撑作用的信息资源，是人们在长期的科技查新工作实践中积累并形成的战略性基础资源。科技查新数据包含的信息有其自身独特性，是一种特殊的信息资源数据。创新内容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浓缩精华，直观精准地反映创新特点，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公开文献的特色信息资源。抽取查新报告元数据，以及利用科技查新数据与其他数据的关联挖掘出新的信息，如项目的增长率、理论研究与技术实践热点的联系、技术演化发展的规律等，形成新的信息源。基于这些科技查新事实型数据资源，对其进行有效积聚、整合和保存，并提取出价值信息，从而建立科技查新事实型数据库。
三、新陈代谢断裂
资本主义通过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摧毁了人与自然之间这种相对没有被异化的新陈代谢关系。资产阶级通过圈地运动占有土地并将其转化为私有财产，大多数人失去了与生活资料的直接联系，结果我们经历了四重异化：（1）我们与劳动对象的异化，即它们不再直接满足我们的需要；（2）我们与劳动过程的异化。既然是劳动使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类（马克思称其为人的类本质），这样我们就同自身异化了；（3）我们彼此之间的异化。我们生来具有社会性，但我们不是为满足作为人类的需求而从事公共事业，而是被迫相互竞争，以获取为资本家利益而劳动的资格，因此我们再次与自身异化；（4）我们与自然（我们无机的身体）之间的异化。①译文参考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2页。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对与劳动的异化离不开人类与自然的异化，这就是所谓的新陈代谢断裂。
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农业生产是由农民来完成的，他们为拥有大土地的封建领主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忠诚逐渐被一种租金制度取代，公共土地被越来越多地圈占，最终导致大多数人失去了与土地的直接联系。我们可以从欧洲的法律记录中看出这一点。马克思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是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他发现普鲁士六分之五的诉讼案都涉及木材，也就是从被私有化的森林中盗取木材以供个人使用。在资本主义拉开序幕之前，虽然大部分土地为封建领主所有，农民为自己的生计和贡物而劳作，但牧场和森林是开放给大众共同使用的；农民可以放牧、砍柴、狩猎，或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来贴补他们的农业生产。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情况发生了改变。即便是采摘酸果（穷人家孩子的一种传统活动），也被认为是非法的。“这样，穷人与自然的任何关系都被否定了——即使是为了生存——私有财产制度的出现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可调和。”②译文参考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5.指导朗读。读书不是读的字，而是一个感人的故事。要走进课文，走进要走进爸妈的内心。教师示范读这一部分；学生入情入境地自由练习；朗读展示。
因“盗窃”木材、采摘酸果和偷猎野兔而产生的大量诉讼表明，欧洲的普通民众（就像美洲的土著居民那样）有时以个人身份，有时以有组织的方式来抵制这种改变：
在巴克登的村庄，林肯主教（the Bishop of Lincoln）把这里的土地围占起来，“成百上千的妇女和男童，配备着短剑和标枪，以一种激昂而混乱的方式，进入围场，打开大门，铲除围墙上的树篱，交还大群家畜。”③Martin Empson，Land and Labour, Marxism, Ecology and Human History，London:Bookmarks，2014，p.104.
然而，这种反抗最终被残酷地镇压了。随着公共土地被圈占，由一种集体资源转变为供统治阶级牧羊、举办狩猎和其他奢侈活动以及为富人们生产原材料的场所，那些再也无法维持生计的农民被迫离开了土地。虽然大多数人与土地之间的裂痕产生于封建主义时期，但直到资本主义出现，这个裂痕才完全断裂。人们与土地的分离导致了城镇人口的集中，而那些仍留在农村的农民则成为商业性农业系统中的工人。不论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人都在上述四个方面被异化了。正如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他们被赋予了“自由”。
对于农业工人来说，这种自由意味着他们在社会和智力上的双重匮乏。通过使用“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一词，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要表达因社会接触有限和欠缺智力发展机会而造成的孤立状态。在马克思看来，广泛多样的社会接触和智力上的开发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关键。对于城镇里的工人来说，这种自由则意味着失去了过去被视作人类基本需求的“自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样的大城市中，
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他不能踏踏实实地住在这洞穴中，彷佛它是一个每天都可能从它身旁脱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交不起房租，他就每天都可能被赶出洞穴……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①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3～134页。
马克思关于人类那些自然产生的和在社会中产生的需求的设想极其复杂，这将在下文详细讨论。这里仅指出，在资本主义兴起以后，无论是在城镇还是乡下，无论是在商业农场还是机械化工厂，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并未能以充分发挥人类潜力的方式得到满足。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分离是新陈代谢断裂的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中的一个重大议题。在过去的社会组织中，从土壤中获取的营养直接为动物粪便或人类排泄物所补偿。这使土壤保持肥力，并使废物得到一个合适的去处。城镇和乡村的分离打断了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这一阶段。城里产生的废物不是作为一种养分回归土壤，而是滞留下来并污染工人阶级的生活区（而统治阶级却占着精心修整的公园并与工人保持一定距离），或者倾倒在自然界的其他地方。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的自然排泄物……是消费排泄物。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他们对四百五十万人产生的排泄物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用它污染泰晤士河，代价是巨大的。②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5页。
泰晤士河的污染可以看作一种被委婉地称为“成本外部化”的例子。排泄物是工人在城市为资本家利润劳动而聚集所产生的一个副产品，这一副产品通过一种对资本家来说毫无成本但对社会和自然来说却代价十分高昂的方式得到处理，这些代价包括收集并清理排泄物和建立排污系统的实际花费（正如最终发生的那样），以及由污染水源、杀死动植物以及人类贫困化所带来的机会成本。
与此同时，泰晤士河的被污染过程还带来了土壤贫瘠化。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农业将短期生产力置于长期可持续性之上的做法：
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①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2～553页。
新陈代谢断裂的这个特定方面，即城镇与乡村的分离以及土壤补给过程的中断，产生了许多后果——马克思对德国农业化学家贾斯特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的著作有很深的研究，所以能理解这些后果。李比希的研究证实了马克思所怀疑的土壤贫瘠化所造成的后果。19世纪中后期，在被农业历史学家称为“第二次农业革命”的进程中，对植物生长的新认识促使人为引入一些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作为人类—自然代谢的一部分被用于土壤中。福斯特指出，这也使马克思“日益认识到新的方法只是有助于生态破坏过程的理性化” 。②译文参考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
认识到硝酸盐和磷酸盐有助于恢复贫瘠化土壤的肥力，而且发现鸟粪富含硝酸盐和磷酸盐，于是便开始了下一步的破坏过程。这些发现造成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另一种裂痕，也即城乡分离在全球层面的一种表达。秘鲁沿海的一些岛屿拥有几个世纪以来累积起来的大量海鸟粪。欧洲的资本家们很快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海鸟粪取代人类排泄物来恢复贫瘠化土壤的肥力，并使之成为一个盈利的产业。因鸦片战争而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中国工人被偷运过来做了劳工，并在采集鸟粪的过程中劳累至死。许多南美洲国家的自然资源遭到破坏，并被迫与欧洲国家建立起破坏性的经济关系，数以百万计的海鸟被杀死，代理人战争频频爆发，所有这些无非就是为了恢复欧洲农田的生产力。在所有这些破坏之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使人工制造硝酸盐成为可能，这令鸟粪收集者纷纷失业，也增加了一些更加不可预见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工业生产化肥的出现造成了氮磷过甚，并使地下水和湖泊富营养化。
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十分清楚这种“仅优先考虑最近、最直接结果”的“生产和交换”所造成的未被预见的有害环境的后果：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消解了……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这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③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9页。特德·本顿在《恩格斯与自然政治学》中承认，恩格斯的这段话与“有时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归之为绝对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是相矛盾的。（参见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55页。）
四、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对自然的滥用？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到，自然对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至关重要的，而人与自然间关系的破坏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固有特征。现在来谈谈价值理论的问题，我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绝非一些生态学家所宣称的那样忽视自然，而是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对自然的滥用。正如伯克特令人信服地解释的那样，贬低并排斥自然对生产贡献的不是马克思，而是资本主义。马克思写道：
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个要素的结合。如果将其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劳动并不是它所产生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①译文参考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1.1 研究对象 患儿，女，现14岁，中国广东省汉族人，在12岁时因小头畸形、精神发育迟缓首次来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就诊。患儿父母为非近亲结婚且均表型正常，家族无类似病史。患儿母亲妇妊娠期内无抽烟、嗜酒史，无服用药物及射线接触史。本研究经医院学术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受检者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使用价值（那些自然提供给我们以满足自然性需要的东西）不为资本主义所重视：使用价值与资本主义无关，除非它们是“可出售的”，也就是说，它们拥有交换价值，这一交换价值能确保剩余价值的实现，确保凝结在商品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超过工人劳动再生产的需求；通过交换，交换价值变成利润。
马克思关于地租的讨论是理解这种对自然态度的关键，也是理解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是自然赋予资本主义的“免费馈赠”含义的关键。因为如果没有被剥削的劳动投入到自然形成的森林的生产中，那么当资本家垄断森林并对使用它收取租金时，并未增加对整个系统的资本投入。也就是说，没有劳动投入到森林的生产中，也就没有剩余价值可以被榨取。更重要的是，所有使劳动成为可能的条件——土地、空气、水，至少在一开始，都是大自然的馈赠。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它们也是资本主义“外化”成本的目标。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与剥削是密不可分的，这阻碍资本主义建立一种与自然之间的非剥削关系，对于积累的竞争性追求是另一障碍。在封建制度下，剥削是有实际限度的，一旦领主的需要得到满足，他的挥霍得到保障，便没有进一步剥削的实际需要了。但资本主义不同，因为它的动力是独立于工人和资本家的需求之外的，资本主义有其自身的需求。因为生产是在竞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一个公司的资本投资会为生产同种产品的其他公司所追赶，否则它们将面临破产的风险。
单因素分析是危险因素，而在多因素分析中没有被认为是危险因素——年龄、肝功能与合并基础疾病等，可能都是由于改变了体内蛋白水平而影响异烟肼的血药浓度的。年龄大的患者伴有低蛋白血症的概率大；肝功能异常必定会导致肝脏合成蛋白的功能受损；合并基础疾病时的用药种类增加，对于蛋白结合的竞争会增加。白蛋白数量下降直接导致结合性药物的数量下降，游离型的增多。药物清除仅针对游离型，因此，药物清除率增加了。虽然异烟肼的蛋白结合率不高，由它导致药物相互作用的临床意义不大，但对于血药浓度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亚组分析也显示，不同蛋白水平组患者的异烟肼浓度，是有显著性差异的。
这种竞争性投资体系，即不断积累财富或价值的动力，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按照马丁·恩普森（Martin Empson）的说法，“正是这种财富积累方式的中心地位，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生态关系至关重要。正是由于这种动力，资本主义与自然间的关系和以往的人类社会完全不同。”②Martin Empson，Land and Labour:Marxism, Ecology and Human History，London:Bookmarks，2014，p.210.
让我们继续回到有关肥料的讨论上来。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农民通过自然肥料（人类和动物的粪便）、轮作、套种、土地休耕等来维持土地的肥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情况被改变了。科学知识能够将除了人类和动物的粪便以外的东西作为肥料，并使一个行业变为了两个行业——废物处理行业和化肥行业，而且其中一个行业至少还导致了最初阶段的国际扩张的可能性。这两个行业都拥有剥削劳动力的充足空间。既然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力是对积累的追逐，那么关于应如何施肥和如何进行废物处理的决定便是出于对利润而非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考虑了。
资本主义竞争还会导致资本的生产能力增加至超过自然极限的倾向，这不仅是材料短缺和积累危机的根源，而且是资本主义城乡分离造成生态退化过程中的一个固有因素。增加生产能力的驱动力有这样几个因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速原材料的消费；更多资金投入到机器上，从而需要增加燃料使机器运转，“竞争又迫使旧的劳动资料在它们的自然寿命完结之前，用新的劳动资料来替换。”①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0页。而且，所有这些投资都是在无视人类需求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意味着，生产出来的商品有极大可能并不会被消费掉。
其后果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式积累导致无止境的扩张，这必然会与有限度的自然发生冲突。这也导致上文提及的短期主义，即对如何进行资源分配以及与自然互动的决策是基于获取利润的能力，而非基于对保障人类生命、环境以及两者共同进化的考虑。资本家并不是没有能力来提前计划，也不是不能设定未来的利润。只不过对于环境或必须生活在其中的人的保护，并不是他们的首要议程罢了。恩格斯非常清晰地指出了这一点：
一个厂主和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心满意足，不再去关心以后商品和买主的情形怎样了。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如此。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炭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结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结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②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6页。
五、关于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指责
马克思有一个说法没有受到经常性的指责，那就是“我们都应该回归自然”。但是我想指出的是，事实上，这正是马克思所思考的，但不是以通常所设想的方式来思考。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解决异化的方法是远离科技、放弃抽水马桶、吃生食，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曾设想通过在各地更平均地分配人口来消除城乡间的分离。但是，从更基本的意义上说，后革命意义的“回归”自然将包括劳动者更为集体、民主、知情地参与对劳动和自然间的关系的理性规划。这将意味着以民主的方式重新组织生产，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并恢复我们在自然中的地位——自然应是人民的集体“财产”，而不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马克思对此非常清楚，他关于“集体财产”的概念与现在所谓的财产和所有权概念都毫不相关：
马克思笔下普罗米修斯和俄狄浦斯式的“人”是一个不以自然为家的、一个没有把地球作为生态学的“家庭”的存在物。他是一个把自然置于他的自我实现要求之下的、不可征服的超自然存在……对这样一个存在物来说，自然的力量，无论是以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内在自然的形式，还是以外在自然的威胁力的形式，都必须被征服。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幸福的重要论述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新内容，使科学社会主义更加关注人的问题、更加关注人民幸福，为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和活力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二，组织做好《条例》的宣传培训。按照干部职工牢固掌握、相关人员深入理解、社会公众了解支持的要求，在“六五”普法期间，深入开展《条例》的宣传。积极发挥新闻媒体、网络的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在全流域广泛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爱水、护水、节水意识和水法制观念，努力营造规模大、密度高、形式新的宣传氛围，确保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会《条例》确立的基本原则、主要制度，准确把握《条例》的深刻内涵，增强贯彻实施的自觉性，保障《条例》的全面、顺利、有效实施，全面提升流域综合管理能力。
马克思在所有有关自然的“神秘面纱”被揭去之后，描述自然遗留下的东西时相当坦率——毕竟他的愿景与生态化相去甚远。大自然第一次成为人类的纯粹客体，成为一种纯粹被利用的对象；其自身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力量；而对其自主法则的理论发现似乎只是一种将其置于人类需求之下的计谋，无论是作为消费对象还是作为生产手段。
当前各高校跨境电商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十分严重，教育部门、高校、企业应一起探讨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寻找跨境电商专业发展的出路。
克拉克在脚注中指出，“把这段话仅仅解释为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非辩证且没有说服力的。马克思的观点是，尽管资本主义滥用自然，但目前存在一种真正的扬弃，其中，祛魅和物化都将在更高的社会形态中被保留和发展，而不是被废除。”①John P.Clark，Marx's Inorganic Body，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11，Fall 1989，footnote 48.即使有理由认为马克思将科学置于神话的“神秘面纱”之上，但是，把这篇文章视作一种“更高社会形态”的蓝图似乎完全是不合理的，特别是考虑到克拉克忽视了文章前的许多话，比如，“资本创造了资产阶级社会和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以及下面的这段话：
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克服民族界限……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其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②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3页。
考虑到上述克拉克认为可以被忽略的文字，以及在这篇文章中被引用的其他许多文章（比如马克思对土壤贫瘠化、水污染和其他形式环境破坏的关注），将马克思对待自然的态度降格为他对资本主义对待自然的描述，不仅是“缺乏说服力和非辩证的”，而且是虚伪的。即使我们停留在克拉克所选择的范围内，也很难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看到任何有关“对自然自主法则的理论发现似乎只是一种将其置于人类需求之下的计谋”的赞美。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一个更为进步的目标：发现自然的“自主法则”以对其进行解放，而不再期于对其的征服。也就是说，如果科学不再为资本利益所操纵，它会成为什么样子。
克拉克的解读似乎源于一种马克思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的混合，这种歪曲是伴随着斯大林的崛起和俄国革命的失败而产生的。这种忽略在下文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未能解决生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任何将自身合法性建立在通过“生产力发展”实现“人的需要”的基础上的政治体制，都有极大的动机通过社会控制的方式去扩大和操控物质消费主义的需求。没有理由认为，中央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国家资本主义会满足“真正的”需求，而非人为制造的需求，也没有理由认为它会解决工业、技术体系与“自然体系”之间的矛盾。③John P.Clark，Marx's Inorganic Body，Environmental Ethics, vol.11，Fall 1989，http://www.academia.edu/2903908/_Marxs_Inorganic_Body_.
如果马克思今天仍然在世，那么克拉克对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倡导国家资本主义 ”的理解可能会让马克思重复那句名言：“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④恩格斯在《致爱·伯恩施坦的信（1882年11月2日）》中引述此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85页。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社会的绝大多数）以人类需要而不是以利润为取向，自愿并民主地决定经济发展方向并最终使国家走向消亡的一种社会。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设想，苏联随之发生的迅速工业化以及几十年来与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竞争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等，这些都与马克思关于人类进步未来的观点毫无关联。正如克里斯·威廉姆斯（Chris Williams）所说，在世界上所有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中，
在GMS7.1软件中观测孔数据与软件计算数据有如下关系，如果观测值与计算值的差在校核置信范围内，误差棒会显示为绿色；如果超出校核置信范围，但小于200%，误差棒会显示为黄色；如果超出200%以上，误差棒会显示为红色(图4)。
执政的苏联精英的利益与一个同西方进行经济和军事竞赛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因素——竞争和排挤竞争的需要——在这些政权中也同样存在。由此直接引发的是，这些一党制国家都需要不断提高生产力，以在追求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均势的狂热过程中，免除一切环境、民主或劳工问题。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严重缺乏权力，而不是他们不受约束的自由，造成了那里的极端生态破坏行为。正如斯大林所言，苏联要用10年时间，完成西方100年才完成的事情。①Chris Williams，Marxism and the Environment，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July 2010，https://isreview.org/issue/72/marxism-and-environment.
克拉克对马克思的错误批判证明了亲自阅读马克思的重要性。原因之一在于马克思的独特人格，及其写作时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一场知识骚动的完美风暴、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相对新鲜感以及不断爆发的革命起义的影响，使他拥有独一无二的观点。类似的批判还表明，有必要对那些试图解读马克思的人的观点进行缜密的分析。我们都可以有选择地引用马克思的话，克拉克、安德鲁·麦克劳克林（Andrew McLaughlin）、韦德·西科尔斯基（Wade Sikorski）等人坚持认为，马克思的作品倾向于贬低自然价值，而福斯特、伯基特、威廉姆斯和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则坚持认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
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为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解释和解决方案：资本主义预示着生态末日，因而必须被废除。克拉克的批判并没有呈现出马克思的核心出发点，也没有提供其他的解决方案，这让我们想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11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页。我建议将其修改为：“一些生态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马克思，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是在从积极的视角看待马克思的著作，以确定这些观点最有可能引导我们制定一项让世界发生进步改变的计划（即和谐的生态）？还是在试图建立一种教条，一种超越一切的“正确的”解释？如果是这样，目的何在？是为保护自然还是为资本主义辩护？
正如前面关于资本主义价值和竞争性积累的讨论可能会让人想到的那样，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人性的观点与征服人类或征服自然完全无关。当论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时，马克思并不是指资本主义创造了社会主义。事实上，他所指出的是，整个体系，不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分配体系，一旦被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所掌握，都将被彻底变革。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通过消除“先前以阶级为基础阻碍人类发展的限制”而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的，除了技术的发展以外，还有伴随着资本主义而实现的生产社会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方式所提供的生存资料，只能使少数人在智力上得到发展，而大多数人仅能依靠生产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因此，资本主义可以说是进步的，因为它能使人类免于匮乏。“未来社会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③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6页。但重要的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增加。有关劳动社会化的另一个关键是，将劳动由个体过程转化为集体过程。这种集体生产过程已逐渐与私人占有利润发生冲突。当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就因其固有的为满足人类需要而进行生产和竞争性积累之间的矛盾，而无法成为一种进步制度，这就是它不仅要在政治上被推翻，而且更要在经济上被重组的原因。
只有理解马克思关于什么才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的观点，才能理解他关于一切掌握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情况下人类与自然间的新陈代谢将会如何的观点。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人类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仅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也批判资本主义消费。他并不认为，革命后人们会疯狂地加入一场无节制的消费主义狂欢，也即不断增加需求以及为了满足需求而不断增加生产资料，直至自然毁灭。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无法满足的一种人类需求，是建立与自然间直接的、合意的关系以及为实现这一点所需要的更多的闲暇时间。
六、作为自我实现的人类解放
那些指责马克思信奉普罗米修斯主义（Prometheanism）③在特殊的哲学框架之中，蒲鲁东（Proudhon）为了解释他的经济观点，而决定通过拟人化的方式以“普罗米修斯”的名义来描述社会以及表现人类活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手稿（1857—1858）》《给巴·瓦·安年柯夫的一封信》（1846年12月28日）等著作中，严厉地批判了蒲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参见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0～148页。）或生产主义（Productivism）的人声称，马克思专注于研究资本主义通过技术提高生产力和消除短缺威胁的能力，他们还认为马克思持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完整保留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也将不必再考虑资源有限的问题。约翰·P.克拉克（John P.Clark）对此有典型的阐释：
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①译文参考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8页。
与马克思的其他许多思想一样，他关于人类需要的概念也经常被曲解，要么是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关于人性的理论所歪曲，要么就是被迄今存在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所扭曲。但如果真正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就会发现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无论是与某些人基于资本主义所想象的那种消费主义狂欢，还是与现存社会主义所呈现的相对落后，都毫无关联。马克思对于人本质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不仅包括物质需求方面的自由、身体健康、与大自然共同进化的能力，而且还包括感官、智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充分发展。正如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3页。
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的需求，是人与自然间代谢关系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第一页就清楚地指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允许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得到充分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需求将会发生一种社会性的转变。例如，我们感到饥饿，从而希望得到食物，大自然就为我们提供某些东西，比如德国农家儿童在森林私有化之前经常采摘的酸果。但是作为人类，我们也有能力来更好地食用这些酸果。比如，这些酸果可以用一些东西来烹煮。如在锅里加一些水和糖，撒上面粉和奶油酥片，在350度的温度下煮25分钟，再淋上香草酱汁，这些酸果将会变得非常可口。
正如进食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一样，想象如何让事情变得更好，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能够充分地欣赏它们，也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这不仅适用于食物，也适用于音乐、视觉艺术、诗歌、历史、科学和自然。我们有能力以一种其他动物都无法做到的方式去理解、欣赏和改造自然。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类的能力是我们对自身和我们无机的身体（自然）的责任。因此，人在客观世界中不仅通过思想，而且通过一切感官得到确认……五感的培养是以往所有历史的工作。从私有财产的异化中得到解放对马克思来说也是人类天性和感官的完全解放。
为达到这一点，马克思认为最必要的不是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而是闲暇时间的增加。事实上，马克思甚至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价值不应由所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而应该由闲暇时间来决定。思考一下闲暇时间的增加对我们有机的身体的影响吧，如果能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我们将会把自己发展到何等优秀的地步。再思考一下闲暇时间的增加对我们无机的身体（自然）的影响吧，如果不进行生产，我们就不再剥削我们同自然间的关系，自然界的压力便即刻减轻了。
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从更广义的角度把人的本性和自然视作相反的和对抗性的关系，而是认识到，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正如自然改造了我们一样，人类也改造了自然，并与自然共同进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资本主义之前还是在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并不总是消极的，正如查尔斯·曼恩（Charles Mann）在《1491》以及其他一些作者在《森林的社会生活》（The Social Lives of Forests）中所阐明的那样。除非人类灭绝，否则自然对社会的改造和社会对自然的改造将持续进行。问题在于，这将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以及他对人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概念远远超出对劳动的论述。对于我来说，这是他的理论中最令人兴奋的积极方面，因为它们拥有克服许多伴随着原始积累或由原始积累所带来的裂痕的能力：人类与自然的分裂、头脑与身体的分裂、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裂，以及自然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分裂。
那些声称马克思热衷于通过资本主义下的技术进步来提高生产力的人是正确的。马克思确实如此，但马克思并不是一个为了发展技术而发展技术的支持者。他意识到技术投资是资本主义竞争的需要。如果没有这个需要，我们将是完全自由的。当技术能够帮助我们与自然和谐地共同进化时，我们则选择使用它；反之，我们则拒绝它。我们还可以回到传统生态智慧中去，这种知识存在土著群体的头脑中，掌握在他们的手中。目前，它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威胁，如克里斯·威廉姆斯（Chris Williams）在一篇关于肯尼亚水资源使用情况的文章中指出：
对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来说，游牧是缺水环境下的一种最生态化和最可持续的谋生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东非有许多人是牧民，并且他们长期以来在这方面都是成功的。但是肯尼亚政府在考虑本国的未来时，游牧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基本上是作为一种必须被根除的东西，因为在某些强大的势力看来它是“落后”的。没有哪个政府愿意让18%的人自由生活、独立谋生，在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控制的情况下，他们横跨几个国家的边界进行放牧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土地使用标准和私人财产规范的下意识挑战。①Chris Williams，Damming the Future:The Struggle to Protect Kenya's Ewaso Ngiro River，http://www.truth-out.org/news/item/31316-damming-the-future-the-struggle-to-protectkenya-s-ewaso-ngiro-river.
以上对马克思的描述完全是错误的。事实上，关于资本主义对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影响，在马克思那里被概括为“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②此译法参考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2页。也有译作“物质交换裂缝”——译者注。，这个概念成为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在批判过程中所涉及的生态方面的洞见对于当前为变革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展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所反复强调的生产者联合起来后的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性危机之后所建立的更为发达的工业条件下如何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通过财产形式的发展——经历了人类生态学广阔的时间和跨度——而学习更多的关于人类与自然和生存方式之间关系的知识就成为极其必要的事情。这样，马克思就被自己的研究所制定的唯物主义规则驱回到考虑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为设想一种更为彻底的超越异化存在的潜在能力的方式。②译文参考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7页。
请注意，在这个愿景中，我们并没有抛弃技术，而是通过理解在资本主义之前这种关系是如何被调解，从而努力以一种更符合人与自然健康关系的方式来使用技术。许多人对各种传统智慧不以为然，并声称这些智慧都是非科学的。我不认同这种观点。我认为，这种无视态度无非是基于对成文历史的过度偏向，以及因资本主义特权的限制而对科学的狭隘理解。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必抛弃马克思而去研究和提倡对特定的有关自然的本土化或传统化方法的保护，因为这正是马克思晚年所做的。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必须真正民主地、以人类需要而不是利益或积累为基础，来组织生产并构建我们与自然间的关系。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民主化决策、科学知识日益增长的可用性以及闲暇时间的增长所带来的人类智力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典型属性），将意味着更多的人民以更加知情的方式去决定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当人们在指责马克思信奉普罗米修斯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时候，他们会经常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对“自然力的征服”的言论，以及他们对“整个大陆的开垦”③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6页。所作的肯定性评价。然而，我希望我已经清楚地表明，这种明显的反生态的言论需要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去理解，但是我也想强调，真正的民主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概念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活的理论，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方法，而不是教条。作为这一理论的传播者，作为生态社会主义者，我们应开始决定马克思对待自然的哪一种方式应该被传承，哪一种应该被抛弃。
田有园不知道，就在昨天，陈留打电话过来了，他在电话里东扯西拉，絮絮说着他们从前的好，从前的快乐时光。易非知道，他想重修旧好，可易非没有做声，不等自己的耳朵起茧子，她就挂了电话。
七、资本主义能否改善其自身与自然的关系？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提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过去生态思想家和环保运动所深陷其中的两个陷阱，一是相信资本主义绿色化，二是相信可以规划一种与人类没有丝毫联系的纯化的、抽象的自然。我想指出的是，最好还是放弃这些想法，这两种观点既不相容，也不进步。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否有效避免环境退化并切实防止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破坏？正如福斯特所说，根据经验来看，这种可能性极为有限。尽管世界上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已作出可怕的预测，认为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正威胁着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存，但资本主义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实质性措施。一些环保人士认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市场控制了一切。正如福斯特所指出的：
诸如阿瑟·摩尔（Arthur Mol）这样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并不认为环境退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固有特征，他们仍是积极的社会技术乐观主义者，他们相信现代化的力量将导致社会的去物质化以及经济发展同能源和物质消费的分离，使资本主义下的人类社会能够超越环境危机。支持这一观点的人，比如查尔斯·利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认为，经济发展正在产生一个失重的社会，这个社会更加基于知识，而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①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 and Richard York，The Ecological Rift: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0，p.254.
应该批判的是利德比特和摩尔的生产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因为前者所“描述”的失重的、非物质化的社会完全是一个神话。正如萨拉·沃尔（Sara Volle）在评论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的著作《信息社会理论》（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时指出的：
（四）家长配合。家长开放日，把家长请进学校，让家长观看学生现场书法比赛，一是观看自己孩子写字的姿势，二是让写字姿势正确的学生成为家长提醒自己孩子书写姿势的一扇窗户，每周家长反馈学生在家书写姿势正确率的情况。这样老师、家长齐抓共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事实上，人不可能靠空气生活。然而，这正是“信息”或“后工业社会”假装在做的事情。当然，现实远非如此光洁，充斥这个世界的是血汗工厂、河流污染、信用违约、极地冰盖融化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后工业”社会“以多换少”精神所造成的常见灾难，但通常都经过了净化。②Sara Volle，The Heaviness of a Weightless Society，https://thepoliticsofinformation.wordpress.com/2012/09/25/the-heaviness-ofa-weightless-society.
相比之下，马克思关于建立一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所组成的社会愿景，似乎更有吸引力，也更有实现的可能性。在那个社会中，人们拥有大量闲暇时间并且与自然和科技都保持着健康关系，能够使我们的触觉、味觉、嗅觉、视觉、感觉、听觉、思考、爱和梦想的能力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这一愿景，以及他关于环境退化为什么与资本主义如影随形的理解，正是马克思之于当前生态运动的贡献。
比较两组重型颅脑外伤手术效果;住院时间;手术前后患者生活质量(QOL量表,分值越高则生活质量越高);并发症。
作者简介｜伊丽莎白·特尔扎基斯（Elizabeth Terzakis），国际社会主义组织成员，美国肯尼亚达学院（Cañada College）人文与社会科学教授
译者简介｜于明（1995— ），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专业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235）
*原文来自Elizabeth Terzakis，Marx and Nature：Why We Need Marx Now More Than Ever，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Summer 2018。
（责编：轩传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