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转型与制度构建——中国教育资源配置的政治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中国教育论文,政治论文,制度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60.1;G5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460X(2010)04-0001-07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这意味着施政理念的转变，同时意味着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服务型政府的特征包括“透明、效率、民主、法治”等，但重心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对当前的中国而言，强化服务职能的核心是财政资源的配置，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宏观层面财政投入向公共服务领域的倾斜；微观层面提高财政投入的利用效率。
现有的相关研究多从经济和技术理性方面探讨资源的优化配置，但预算和财政资源配置从来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美国克林顿时期政府改革的总设计师“国家绩效评鉴委员会”指出：“预算在所有政府文件中最具政治性。如果按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的界定，政治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那么可以说，预算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1]美国教授瑞宾和林奇也指出：“预算过程如不与权力概念相联系是难以完全理解的”[2]。因此，财政资源向公共服务领域的倾斜首先是一个政治命题。相关的问题有：在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且被感知的情况下，是什么因素放任了政府缺位和对责任的规避？鉴于各级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要承担者，那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约束下，仅仅依靠中央的政策和推动是否足以保证财政资源向公共服务的倾斜？潜在收益者的诉求和学者的呼呼是否可以克服权力的漠然和傲慢？强化基础公共服务是否可以奠基在官员的良心和觉悟之上？政治命题需要从政治层面去求解，这首先需要从政治角度去思考。
本文以教育领域为例，分析中国政府财政资源配置倾斜政策所面临的制度约束。第一部分提出问题，随后分别从制度外财政资源、政府投入偏好、非均衡性资源配置三个方面，论证教育投入不足的解释因素。最后部分对目前流行的“用权力制约权力”的解决思路进行了辨析和评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教育投入的反常现象
在诸多公共服务中，教育无疑是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自1986年通过《义务教育法》以来，教育经费增长的“两个比例”一直是官方政策：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比例，同步于或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比例；财政预算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的增长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应达到4%”。应该说，教育领域的资源投入倾斜政策启动早，目标明确，且制定了一系列具体保障措施。
二十多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财政性教育投入增长的两个比例政策得到较好的执行。从表1可以看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增长率明显高于同期GDP的增长率。
第二个比例如表2所示，至少从平均结果来看，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率也高于同期财政支出的增长比例。
但是，教育投入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即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DP的4%，长期以来无法令人满意。如图1所示，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长期偏低。1978-2008年，达到或超过3%的只有10个年份，其他21个年份都低于3%。1978年为2.6%，2008年达到最高的3.48%，而1992-2000年的水平甚至不及1978年。这与中央政府期望达到4%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近期似乎也很难实现。
图1中的数据比较耐人寻味！不仅“4%”目标成了一个说了近20年的教育投入神话，而且从中可以发现明显的“反常”：其一，按常理，“两个增长比例”政策的落实应导致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的稳步上升，图1中这一比重起伏不定的情况不应该出现；其二，根据两个比例的提升情况推算，中国应该已经达到或非常接近4%的目标，但是，现实明显有悖常理。这一“反常”的另一个佐证是，按照财政部有关官员的说法，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达到14%[3]，如果政府实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30%，①那以14%推算，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DP的比重应该是4.2%!教育资源配置的反常现象可以用哪些因素来解释？这些解释因素又反映出哪些深层次的问题？
图1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1992-2008年）
资料来源：教育部、国家统计局：《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历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二、宏观制度结构与制度外财政资源
对上述反常现象的认识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分析应着眼于财政的制度结构。我国的教育财政投入强度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为什么社会普遍感觉还很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财政之外还有一块非税收入，我们国家这一块投入教育的几乎没有[3]。在“非税收入”很少或基本没有进入教育领域的情况下，它在政府财政资源中占的比重高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虽然预算内教育投入持续增长，但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DP比重依然波动甚至下滑局面。换言之，在宏观层面上的财政制度架构中，预算内资源很难代表国家财政性资源配置的整体态势，政府收入结构是教育投入反常现象的一个重要解释因素。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有五个来源：税收收入、预算内非税收收入、预算外资金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其中前两项纳入国家预算管理，构成预算内收入，其余三项构成不纳入预算管理的预算收入以外的财政资源。为了与“预算外收入”相区别，本文把这部分财政收入称为“制度外财政资源”。这里关键问题是，制度外财政资源占总体财政资源的比重有多大？这一比重又如何解释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反常现象？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约束政府教育资源配置的财政收入结构。
首先，制度外财政资源的规模及其发展趋势。根据1999-2007年的统计资料，制度外财政资金的绝对数额不容小觑，而且每年都在快速增长，从1997年的6872.85亿元攀升至35549.15亿元，增幅超过5倍，见图2。
图2 预算外财政收入的规模（1999-2007年）
资料来源：国家财政部：《中国财政年鉴》(200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国土资源部：《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7,2008)；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
图3则反映了中国政府全部财政收入与预算内收入的变化趋势。
图3 预算内收入与全部财政收入历年变化（1999-2007年）
资料来源：国家财政部：《中国财政年鉴》(200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国土资源部：《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7,2008)；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
其次，制度外财政资金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图4反映了1999-2007年间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从中不难看出，尽管三项制度外财政资金的相对比重变化较大，但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制度外财政资源之和几乎稳定地占全部财政资源的40%，也就是说，同时期通过预算途径配置的资金仅占国家实际配置的财政资源的60%。
图4 国家财政收入结构的比重（1999-2007年）
资料来源：国家财政部：《中国财政年鉴》(200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国土资源部：《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7,2008)；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
再次，不同标准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这方面的数据能直接描述预算内和制度外财政资源与中国国民经济总量的关系。表3表明，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长期不到1/5，近十年的平均水平只有16.2%；同期预算外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了10%，十年来的平均值为10.9%。这不仅再次印证了有相当规模的财政资源不是通过预算途径完成配置的，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占GDP的比重也已相当可观。
基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结论，宏观层面财政收入结构的制度安排，导致巨大的财政资源处于预算管理体系之外，而且由于这部分资金的存在，预算分配资源的政策效果受到了严重约束。这就解释了本文提到的“教育投入的反常现象”，即预算内教育投入近30年的持续增长，依然无法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4%的目标。
下面的问题是，在所掌握的巨额财政资源中，地方政府的自由支配权到底有多大？为什么教育投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说在财政资源有限的约束条件下，是什么挤占了教育投入？回答这些问题必然涉及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而分析支出偏好不能不涉及微观的制度激励问题，即现有制度形成的激励机制怎样引导地方政府的支出倾向。
三、政府支出偏好与微观制度激励
关于财政支出决策中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可以从两组数据谈起。
首先，选择了2005-2008年的时间段，观察省级政府的教育投入状况。简单起见，我们仅进行教育支出增长率(A)与财政收入增长率(B)之间差距的“峰值”比较。以2007年为例，根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2007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中的数据，宁夏回族自治区预算内教育拨款比上年增长69.1%，财政经常性收入比上年增长30.99%，两者相差38.11个百分点，是A大于B的当年最高值（峰值）。安徽省预算内教育拨款比上年增长40.05%，财政经常性收入比上年增长55.64%，两者相差15.59个百分点，属于A小于B的当年峰值。整体情况可见表4。
其次，选择了H省L市，对2002-2005年作该市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情况和占GDP的比重作了比较，结果可见表5。
从上面两组数据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教育投入意愿和实际投入力度各省级政府之间存在巨大差别；第二，即使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L市依然出现了教育投入两个比例的持续下降。两点说明一个问题，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那么，教育为什么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呢？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考察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次序。
从现有数据来看，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的大头是“经济建设支出”。虽然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从新世纪80年代初的60%的平均水平下降到近些年30%的平均水平（见表6），但“几乎高于所有的OECD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大国”[4]。
在中国政府的支出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要项目是行政开支，其中大部分用于地方政府[4]。行政管理经费支出从1978年以来便持续增长（见表7），当年行政管理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4.7%，而到2005年该比重上升到了21.3%，上升了近17个百分点。从绝对规模来看，行政管理经费支出由1978年的52.9亿元上升到2005年的6 345亿元，改革开放不到30年就增长了100多倍，其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GDP的增长速度。
显而易见，经济建设和行政支出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一半，这在不同程度上挤占了教育投入。对于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仅针对官员个人的道义评判和指责会流于肤浅，需要探讨背后的原因，即微观制度激励和约束机制对地方政府财政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
地方政府财政投入钟情于“经济建设”，当然主要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包括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需要、官员对政绩的追求等。问题在于，我们的微观制度激励机制不够完善，甚至提供了逆向激励，诱发地方政府向经济建设领域投入过量资源。首先，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在政策导向上明显偏重经济建设领域，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执政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基本路线。②政治制度的价值理念诱发出政府的各种行为，就其财政支出而言也就服从于执政党的政策布局。其次，中国行政权力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集权逻辑，下级必须按照上级的规定和指示来完成任务。在中央政策谋求经济增长、经济建设和经济绩效的大环境下，上一级政府机关不断要求下级机关绝对支持经济建设，使得经济建设支出在中国政府的财政体系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优先地位。第三种促成现行财政支出偏好的激励机制在于人事权力的集中。上级党政机关的人事权力事实上决定了下级官员晋升和提拔的标准，这就将关心仕途的地方政府官员置于强力和直接的激励之下。一个事实是，长期以来官员政绩的测评体系和标准偏重客观和可衡量的经济建设指标，地方官员管辖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官员考核的核心依据[5]。因此，层级控制的人事体制将行政权力集中与强激励兼容在一起，并指向经济建设领域。第四方面的激励机制在于，当经济建设获得政策导向和权力体系的认同并通过人事体制在现实运作中发挥显著作用之后，庞大的经济建设支出和高绩效具有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意涵。也就是说，中国的各级政府普遍以巨大的经济建设投入和高速的经济增长表明其执政能力和执政成果，从而赢得行政系统外部的支持与认同，使得经济建设支出的优先性不断自我强化。
至于行政开支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可用公共选择理论予以解释。作为理性经济人，官员的个人利益是行为的基本动机，因此政府部门拥有很强的欲望获得更多的预算经费。官僚追求“预算最大化”的现象普遍存在，但不一定都导致行政开支的膨胀或失控，这主要依靠政府支出的约束机制。中国的特点在于：政府支配着预算内巨额资金，实际上不受立法机关和公众的监督和审查；在中国的财政管理体制下，每年庞大的制度外财政资源甚至不纳入预算管理。③这种体制极易诱发官员追求个人利益，使大量经费开支花在公车消费、请客接待、通讯费用、出国考察和办公楼建设等官员个人满足上。在2000年前后，仅国家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元、2000亿元和2500亿元，这三项费用总额为7500亿元，约占2000年GDP的7.5%[6]。另以2004年为例，中国“公款吃喝花费3700多亿元，相当于‘吃’掉了全民的义务教育经费；公车消费4000多亿元，相当于‘碾’掉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医疗、养老金；公款出国约3000亿元，相当于‘游’掉了中国的低保资金。”[7]值得指出的是，地方政府庞大的行政开支并非地方官员独享，相当的比例用于“孝敬”上级部门，这涉及到转移支付和政策授权等一系列安排，制度不完善导致了“跑部钱进”的独特现象。这同样是一个结构性政治问题。
虽然有正外部性，但教育投入见效慢，潜在收益并非地方独享。对于中、低层地方政府来说，教育投入基本上不划算，“搭便车”因而是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教育财政投入内在诱因的先天性缺乏，只能靠其他制度来制衡或弥补，但中国特色的政治导向、权力体制、干部制度、决策体制等政治生态，激励着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费用支出。在国家可支配资源一定的前提下，它们明显挤占了教育领域的投入，使得教育从政策中的“战略地位”降至现实中的“略占地位”。财政性教育投入在中国出现“反常现象”，由此具有稳定的微观制度基础。
四、教育等级化及其对教育投入的影响
本部分对政府的资源配置偏好作更深一步的考察，即已经投向教育领域的财政性资源中，政府倾向于怎样的细分和支配。这方面的中国特色之一是非均衡性资源配置，本文称之为“等级化的教育投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城乡教育资金配置的巨大分殊，区域间教育资金分配的巨大差距，区域内教育投入的显著差别。
第一，全国农村初中和中小学均教育经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2003年全国农村初中和小学生经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均教育经费，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2.6%和81.7%。北京市初中生均教育经费为6 519.63元，而农村生均经费为4 319.54元，只相当于全市平均水平的66%。在同样的对比中，天津市农村初中生均经费只相当于全市平均水平的57.4%。河南省农村小学生均教育经费为597.21元，城镇生均为979.73元，农村学生的生均经费只相当于城镇学生的61%。该省农村初中学生均教育经费为759.97元，城镇（包括县镇）生均为1184.24元，农村初中学生的生均经费只相当于城镇学生的64%。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2008年全国农村初中和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2.08%和87.06%。天津市初中生均教育经费为5612.81元，而农村生均经费为3 580.60元，只相当于全市平均水平的63.79%。在同样的对比中，海南省农村初中生均经费也只相当于城市平均水平的71.90%。2008年，广东省农村小学生均教育经费为1675.32元，城镇生均为2406.76元，农村学生的生均经费只相当于城镇学生的69.61%。该省农村初中学生均教育经费为2367.39元，城镇（包括县镇）生均为3490.06元，农村初中学生的生均经费只相当于城镇学生的67.83%。
第二，区域间教育投入存在悬殊差距。以《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6年的数据为例，当年河南省生均小学教育事业费投入为1170.7元，上海市的该项数据是11632.5元，前者只是后者的1/10。根据《2007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河南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是1393元，比上海的11499元少10106元；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为1910元，比上海的13123元少11213元。
第三，同一地区教育投入等级化也非常明显。一方面，财政性投入向非义务教育阶段倾斜，例如全国高等教育占教育投入的22%；县级财政则向高中倾斜[8]。另一方面，在义务教育体系中，虽然“重点学校制度”名义上被取消，但各地方实际中却仍在实行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如“示范学校”、“星级学校”、“名牌学校”等等，这些学校是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重点。
第四，重点中学招生向优势群体倾斜。2008年江苏、湖北等6省市8所重点高中学生的家庭背景调查显示，优势阶层依次为：私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人员、国家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产业工人子女比例从1978的37.3%降到3.3%；农民子女则从5.1%降到了1.1%。[9]一些地方明星学校甚至明确规定，只招收当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④
教育投入的等级化背离平等、公平原则自不待言，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它对教育投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教育等级化降低了地方官员的教育投入热情。“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点应该说得到各级官员的广泛认同，但在等级化、特权化的情况下，事实是“教育再穷权势者子女所在的学校不穷，孩子再苦权势者的孩子不苦”。掌权者对一般学校的窘境和百姓的难处缺乏体认，会降低责任感和投资教育的热情。另一方面，教育等级化创造出大量寻租空间，为权势部门和领导走后门、批条子、搞权钱交易等提供大量机会，从而间接提高了主管部门的地位，增加了官员手中权力的价值。两种因素共同作用，就使教育资源配置出现结构性短缺。
五、教育资源配置与政治体制改革
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制度外财政资源、政府投入偏好、非均衡性资源配置等，是我国教育投入不足的主要解释因素。再进一步考察，三大因素都和“权力”一词息息相关：由于缺乏有效约束，公共权力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随意、漠然和傲慢。因此，不能脱离权力讨论教育资源的配置。正如美国官员奥皮茨(Opitz)所说，当你把预算“当做一个数学问题来处理的时候，你仅仅能得到一个数学上的答案”[10]。不论这种答案多么科学、多么美妙，都可能在政治现实面前变形脱轨，成为可望不可及的空中楼阁。
在解决教育资源配置的政治思考中，权力机关被学界寄予厚望。许多人认为，只要各级权力机关切实发挥预算决定权和监督权，公共资源配置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现实告诉我们，事情绝非如此简单。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预算内支出人大审批了多年，行政开支依然在一片批评声中高速增长。其实，权力机关未能切实发挥预算决定权，既有本身的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就其自身看，目前人大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存在诸多不完善：预算年度开始早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晚，意味着几个月的财政运作脱离人大控制；人大组成人员中政府官员居多，这带来了自己监督自己的矛盾；人大代表和委员属于非专任职位，大多数没有能力看懂预算；预算编制线条太粗，一个“其他”类目下往往有高达数十亿的资金。从外部看，权力机关行使权力似乎需要别人的施舍和自律。近年来政府审计走向“温柔化”，部门超出预算甚至违规违法，依然可以享受“为君者讳”的礼遇！不管相关部门作何辩解，不点名实际上剥夺了权力机关的知情权，问责权和监督权也就无从谈起。靠权力机关解决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因此面临一个不能回避的逻辑悖论：如果权力机关真有足够大的权威，为什么没有把社会反映强烈的预算外收入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为什么在自己的法定权力受损时无所作为？如果权力机关要靠其他权威的干预使自己的控制权变得“切实”起来，其控制权必然是名义上的而难以做到“切实”，因为同一权威的干预可以把它消解于无形。
学界寄希望于权力机关切实发挥预算决定权，官界似乎更钟情于自上而下的控制。不断增设的督导、督察机构和相应机制，绩效评估基础上的行政问责等，都是这一思路的具体表现。按照科层制的层级节制逻辑，上级政府能有效约束下级政府的财政分配行为，但实践中同样面临难题和困境。首先是监控标准难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差异巨大的国家，用统一标准实施“一刀切”式的监控，可能导致政策失衡。举例而言，2007年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的生均教育经费是河南省的7～8倍，但上海市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在全国排名为第30位；在各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的比较中，上海市排名第19位[11]。如果上海严格执行教育支出的有关规定，无疑会加大教育投入上的区域差距。其次，由于信息不对称，下级政府会利用信息优势选择性执行相关政策，从而导致监控失灵。更为重要的是，自上而下的监控机制无法回答一个基本而又现实的问题：中央政府部门由谁来监控？层级节制隐含着中央政府部门属于无私道德人的逻辑假设，这显然不完全符合现实。
不论是寄希望于权力机关，还是靠层级节制，两种思路的理论依据就是“用权力来制约权力”。这乍看起来无懈可击，但倡导者忽视了关键问题：能够真正相互制约的权力，必须是具有自主性的权力；权力的自主性源于独立的权力获取路径，即公民通过选举授予不同主体不同的权力；获取路径不同但授权主体相同，又给不同权力赋予了相同的合法性基础，使之能够挺起腰板有效制约。理论上说，现代政府的权力实质上是一种受托权，不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的横向制约，还是自上而下的层级节制，都属于受托权力之间的约束；受托权力之间的制约能否有效，根本上取决于权力主体和受托机关之间的关系；受托权力之间既有效制约又能保持均衡，关键在于公民的权力主体地位，它保证了民众在受托权力之间的竞争中担当终审裁判的角色。直言之，在人民主权缺位的情况下，“用权力制约权力”并不那么可靠。
本文的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制度外财政资源，政府投入偏好，非均衡性资源配置，是导致教育投入长期不足的三大因素。这些因素都和权力息息相关，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公共权力的漠然和傲慢。公共资源向教育倾斜不是一个技术理性问题。需要宏观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
2.制度变革是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思考，需要战略层面的系统规划，单兵突进的策略是难以奏效的。
3.目前政治层面的解决思路钟情于“用权力制约权力”，但多限于受托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如果在民主制度建设、切实保障人民主权方面没有实质性进展，用权力制约权力将陷入尴尬的困境。
收稿日期：2010-06-28
注释：
①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财政部门提供的财政总收入数据和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距。据一些学者计算，政府收入还包括收费、罚没款、土地出让金、探矿权和矿产开采权拍卖和出让、社保费、国企上缴利润、彩票发行等方面的收入，这些和预算内收入加起来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30%，某些年份甚至已经高达37.2%，其中还没有算上历年发行的巨额债券。参见周天勇：《建设一个人民真正监督下的财政体制》，载2007年6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政府收入结构扭曲加重企业成本》，载2009年11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熊剑锋：《学者估算去年政府总收入占GDP三成》，载新民网，2010年1月19日。
②中国共产党在1987年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就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049.htm。
③参见国务院1996年7月6日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国发[1996]29号）。
④2008年陕西省铜川市第一中学投资1.24亿元建成新校区，2009年该中学明文规定，只招收市委、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参见《谁给了学校只招公务员子女的特权？》，人民网教育频道，http://edu.people.com.cn/GB/79457/93466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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