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苑】
儒家思想对日本忠臣观的影响
——以楠木正成为例
仇梓萱
摘 要 儒家思想作为武士道的源泉之一，对武士道的忠臣观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楠木正成是日本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武将，后尊为日本忠臣的代表，明治初期封为武神。通过他的事迹、思想及其神化过程，可以了解儒家思想对日本忠臣观影响的变迁过程。
关键词 儒家思想；忠臣观；楠木正成
一、儒家思想对武士道的影响
日本著名学者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指出，武士道精神受佛教、中国儒家思想以及日本神道的影响。关于儒家思想与武士道精神的关系，他认为：“至于严格的道德方面的教义，儒家孔子的教导是武士道最为丰富的渊源。”[1]他提出，儒家思想对武士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仁”上，神道对其影响则主要在爱国主义和忠诚上。其实，儒家思想中的“忠”对武士道的核心内容“忠”也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都有对王仁赴日的记载。由于王仁博士于378年应招赴日，所以多数学者认为儒家思想自此传入日本，而王勇在《日本文化》中则认为：“儒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体系东传，始于继体天皇招请五经博士。”[2]这发生在公元6世纪初，“五经”就是指五部儒家经典，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早在公元4世纪已传入日本，在公元6世纪作为思想体系影响日本。圣德太子执政时所颁布的《宪法十七条》中推行的“冠位制”，也体现、贯穿了浓厚的儒家思想。此后，日本政权无论是公家还是武家掌控，儒家思想都对日本各基层、特别是统治阶层有深远的影响。
(一)对早期武士道的影响
平安时代，班田制经济动摇瓦解，庄园制开始形成确立，随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武士开始出现，并且武士力量迅速壮大，1192年，源赖朝受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至此，日本开启了武家政权，镰仓幕府创立。
虽然当时“武士道”一词还未出现，但其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开始出现、形成。这种主从间的道德规范是建立在“御家人”统治基础上的，要求武士对将军尽忠，将军信任部下。当时制定的武家法典《贞永式目》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提倡“忠”“孝”。室町时代的《武田信玄家法》和《长宗我部元亲百条》中也多次引用《论语》等儒家经典作品，要求遵循儒家的三纲五常。吴廷璆在《日本史》中也说：“武士道的内容就是以这种家臣对主君的‘忠节’为核心，要求武士具有武勇轻生、爱名尚义的精神，养成重视礼仪修养、俭约寡欲、以清廉自许，鄙视平安贵族优柔文弱的习气。武士道的内容都来源于儒家的‘德目’。”[3]可见此时的武士道精神还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统治阶层对武士忠义、重礼等行为的要求。
朱熹曾说过：“凡读书只要是多诵几遍，自然上口，永远不忘。”朗读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理解的能力。学生养成朗读习惯就拥有了良好的语文学习基础。所以，教师要为学生提供朗读氛围，在一节语文课上让学生自由朗读。通过朗读，学生就能在阅读中找到语感，学会把握语句的停顿和情感，还可以在朗读中把自己的感悟吐露出来。将平日里零散的生活体验在朗读中被文章的言语唤醒、凝结起来，把学生带入文章内涵深层次的一面，在无形中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有效的朗读对于阅读能力的提升具有巨大的作用。
(二)对后期武士道的影响
江户时代的儒学家们提出，忠重于孝等其他道义，而且为此可以牺牲自我，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例如山鹿素行在《士道》中说：“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义’，曰‘杀身成仁’。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义之当守，生不足恋，死不足顾，况富贵贫贱，饮食色情之有害志乎。”[注] 原文为《大日本思想全集》卷3中的P150-151，转引吴廷璆《日本史》P230。 另外，这种观念在日后不断地完善、传播，山鹿素行的弟子大道寺友山在他的《武道初心集》中说：“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注] 原文为《日本国粹全书》第9辑的P71，转引吴廷璆的《日本史》P230。 在这些儒学家们的宣扬、倡导下，为主牺牲尽忠、忠为第一要务的思想开始根植于武士心中，并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付诸行动。
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在日本开始逐渐本土化。虽然依旧尊崇三纲五常，大义名分，但在忠孝关系上，林罗山提出“忠孝不得兼，宁舍孝而重忠”。这对后期武士道精神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当时，还有大量读物来规范武士的行为和思想，如《武士训》《士道要论》等，宣扬为君主舍身尽忠的思想。
到江户时期，随着幕府对朱子学的认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且适应当时国情的日本朱子学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官学。基于宋朝的程朱理学，江户时期的儒学家们，如林罗山、山鹿素行等，对儒家思想有了新的理解，同时“使武士道理论化、系统化，终于统治了整个日本武士的思想”[4]。
二、日本武士道中的忠臣观
1331年“元弘之变”爆发，楠木跟随后醍醐天皇参与倒幕活动。之后，他在指挥赤坂城、千早城等战役中都表现出了其突出的军事才能，为灭亡镰仓幕府、开始建武中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建武政权建立后，后醍醐天皇虽赐予部分武士官职，但对他们的领地予以限制，这引起地方武士不满并来京请求恩赏。由此，可以看出此时武士阶层对主君的忠还是建立在名利赏赐的基础上，并非无条件的，而楠木则不计较，还主动让出。他说：“忠厚尤为第一。”可以看出，他与当时大多数武士对“忠”的理解不同，受到当时朱子学的影响，勤王思想浓厚。
(一)江户时代以前
楠木正成是日本镰仓末期武将，由于他军事才能卓越，对后醍醐天皇忠诚，在日本历史上极负盛誉。他是日本国民心目中的三大末代悲剧英雄之一，他的事迹为日本国民所熟知，其忠君思想也在后世不断宣扬。
此时，武士对于忠的理解与儒家的思想基本一致，认为臣应在某条件下对君主尽忠。在《论语》中孔子就“忠”讲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也说：“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如没有俸禄或名分上的恩宠，武士也可以不尽忠。例如：镰仓末期，忽必烈发动对日侵略战争，在抗元战争取得胜利后，幕府未从战败方获得土地，所以就无法满足前来求恩赐的御家人，而此时，御家人为了弥补战争中的损失，开始侵占公地，部分御家人脱离幕府，形成独立的领主。另外，万里小路藤房与楠木正成同支持后醍醐天皇，面对同样进谏不为采纳的情况，前者选择辞官隐退，后者则选择誓死尽忠。在日本著名军事物语《太平记》中，认为两人同样是忠臣。可见在《太平记》成书的时代(约室町初期，具体时间不详)，日本社会对武士忠诚的标准还是多元的。这都是受先秦儒家思想的影响，与孔子对仁者忠臣的看法一致。在《论语》中，孔子认为无论是因劝谏出逃的微子、为奴的箕子还是献身的比干，都是仁者，都值得称赞。
(二)江户时代以后
3）冬剪时，剪口粗度要达到0.8 cm以上，剪留长度1～1.2 m。若剪口粗度不足0.8 cm，应尽量向下剪截，使剪口粗度达到0.8 cm。
镰仓时代，朱子学随禅宗传入日本，直至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朱子学开始脱离禅宗，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结合日本国情独立发展。因与德川幕府的统治期待吻合，其创立者林罗山也受到德川家康的重用。至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独尊朱子学成为官学。
1701年发生的“赤穗事件”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赤穗藩的藩主奉命接待天皇派来江户的使者，由于他不熟悉相关礼节，而失礼怠慢。派来辅助他的吉良上野介不仅没帮忙，反而嘲笑他。恼羞成怒的藩主对吉良拔刀相向，将军因此大怒，命其剖腹自尽。得知主人被设计陷害，藩主的家臣开始策划为主复仇，在复仇成功后，参与的四十七名武士被罚集体剖腹自尽。这些为主报仇殉葬的武士们，他们的思想、行为正是受到武士为主尽忠牺牲的思想影响。四十七武士的故事也一直被后世传诵称赞，并以此事件为原型，改编成为剧本《忠臣藏》，成为日本传统戏剧歌舞伎的著名剧目之一，在民间也广受欢迎。
纳入标准：（1）患骨科疾病，入住骨科；（2）年龄＞60岁；（3）接受四肢和脊柱手术；（4）临床资料完整可靠。
三、儒家思想与楠木正成
镰仓时代，作为将军家臣的武士被称为御家人，将军保证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或赐予土地、官位，对于“恩赐”，相应地御家人需要通过“奉公”来履行义务。幕府制定《贞永式目》保障、规定了御家人的权利与义务，以巩固主从关系。
到了江户末期，国内阶级矛盾也开始激化，农民起义的规模与次数也不断扩大、增加。“尊王攘夷”的思想开始成为幕末政治运动的指导思想，这来源于朱子学，其理论依据就是朱熹的“攘夷狄以尊周室”。对幕府改革无望的各阶层，将希望重新寄托于皇室，最后发展为勤王倒幕。自此时起，武士忠诚的对象由幕府将军转变为天皇。明治时期，天皇为了巩固政权，在《教育大旨》中提倡教育以孔孟儒学为主，反对西方文化。虽然这时武士阶级已不存在，但当时颁布《军人勅谕》以及时任日本陆军卿的山县有朋在《军人训诫》中，都要求军队遵循武士道精神，“忠”都被放在各项准则之首，要求誓死效忠天皇。此外，还在向儿童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新渡户稻造在1899年所著的《武士道》出版，他在书中写道：“武士道认为国家先于个人而存在，一个人在国家中出生并且是国家的一部分，因此个人必须为国家或者其执政者而生而死。”[5]这是对江户以来至日本近代武士道精神中以死尽忠这一核心观念最好的佐证。
(一)楠木正成行为所体现的儒家思想
镰仓末期，幕府的统治走向衰落，各地“恶党”暴动事件频发。此时，后醍醐天皇认为复兴旧政权的时机到来，开始策划倒幕活动。他推崇朱子学，招揽儒学者，向不满镰仓幕府统治的武士和“恶党”宣扬“三纲五常”“大义名分”等思想，号召武家勤王，为倒幕助力。
2）燃气方面，上海燃气行业体制经历了三轮重大改革，1997年撤销上海市煤气公司，成立上海煤气制气（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煤气销售（集团）有限公司，实现制气和销售分离。2000年进一步撤销上述2家单位，成立上海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等九家企业，实现适度开放市场并引入竞争。2003年组建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为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负责全市燃气安全生产、服务供应和投资建设任务，为天然气大规模进入上海后的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忠”是武士道精神的核心，自武士阶级产生开始，就是武士重要的行为准则之一，但对“忠”以及对应的忠臣的理解在各历史时期并非一成不变。
在临床思维能力、操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方面，SBMEPBL组的赞成比例明显高于PBL组（P＜0.05）；在提高自学能力、学习兴趣方面，SBME-PBL组和PBL组两组的赞成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3。
足利高氏(后称“足利尊氏”)借后醍醐的势力消灭北条氏，之后又公开反对公家政权，与后醍醐天皇为敌，受到不满后醍醐天皇的各地武士响应，他们纷纷开始倒戈。1336年5月，在四国、九州、中国等地的武士的支持下，足利高氏攻打京都，并取得胜利，就是在此次湊川会战中，楠木正成自杀。与足利交战前，双方实力悬殊，因此楠木向后醍醐天皇进谏，希望能采取缓兵之计，然而后醍醐天皇不肯采纳，最后他只能遵命出征。在临行前，楠木已预料到结果，不过他已作好为天皇献身尽忠的准备。在樱井与儿子诀别，并嘱咐儿子为天皇尽忠也就是对自己尽孝。战场上面对孤立无援的局面，负伤的楠木率余部全部自尽。他临死前问弟弟来世的愿望，他弟弟回答说唯一的愿望就是轮回七次都生于人间，为朝廷效力。楠木说他们想法一致，来生共同完成这个夙愿。这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七生报国”，即他们希望七生都能为国尽忠。无论是“樱井之别”还是“七生报国”，楠木正成的行为、思想都是受到当时后醍醐天皇所倡导的朱子学的影响，这正是来源于宋学的忠义思想。
(二)楠木正成死后神化所体现的儒家思想
楠木正成勤王忠臣的事迹受到日本后世历代的称颂，室町时代的军事物语《太平记》以及日本史学上著名的“四境”之一《增镜》，都对他的军事才能和忠臣形象进行了记述。对于《太平记》中对楠木形象的塑造，张静宇认为：“楠木正成功臣形象的塑造是绝不背叛天皇，无论怎么样都要为天皇而战，直到死亡，这样的忠臣观也明显区别于腾房身上所体现的忠臣观。”[6]在独尊朱子学的江户时期，儒学家安东省庵在《三忠传》中称他为日本忠臣的典型，赖山阳在《日本外史》中也称颂他的军事才能和人格魅力。这一时期，武士忠诚的要求已发生变化，不再是早期有名利赏赐条件下的忠，在山鹿素行等学者的提倡下，已转变为可以为主尽忠而牺牲自我。楠木最终为后醍醐天皇尽忠献身，并且还嘱咐儿子为主尽忠就是对自己尽孝，他先忠后孝的思想与德川幕府统治期待的倡导一致。所以，在江户时期，他的形象逐步优于其他武将，德川光国还在湊川为他重修墓碑，称赞他为忠臣。
作为一名80后农村小学校长，我在工作中也有很多困惑和压力。但是，我没有气馁，巧释工作压力，带领学校不断前行。
至江户末期，在勤王倒幕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维新改革开始，楠木的形象进一步得到明治政府的重视。无论军事才能，还是政治才能，各方面比楠木优秀的武士不在少数。之所以在明治直至二战前，他的行为、思想被政府广泛宣传，正是由于他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与江户末期相似。明治政府宣扬尊王爱国的精神，提出忠是第一准则，将楠木树立成尽忠的典型。此时日本的儒家思想已与我国不同，忠为第一位，且为尽忠牺牲自我在所不惜。《武士道》中记载：“我们对忠诚的态度在别处或许找不到多少认同者，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有错，而是恐怕它已被遗忘，同时也因为我们国家把忠诚发展到任何其他国家不曾达到的高度。格里菲斯称，在中国，儒家伦理将孝顺父母作为人的首要职责，而在日本，‘孝’让位给‘忠诚’。”[7]另外，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中也说：“‘忠’和‘孝’都源于汉语，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德视为无条件的。在中国，比‘忠’和‘孝’这两种美德更崇高的是‘仁’。”[8]另外，井上哲次郎也提出“忠君爱国一致、忠孝一体”，提倡对天皇和国家无条件尽忠。还于1872年建立凑川神社，明治天皇亲自为其书写牌位，楠木正成自此开始被神化。并在20世纪初，在皇居广场塑造了他的青铜像，战前他的相关事迹还出现在小学教科书中，向小学生灌输忠君思想。这都体现了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利用楠木的忠义形象，倡导无条件尽忠。
四、结语
儒家思想自公元4世纪开始传入日本，逐步被统治阶级用来规范国民的思想行为。特别是其中的忠义思想为日本中世的武家政治所重视，被视为武士道的核心价值观，后成为指导武士行动的首要准则。通过日本著名武将楠木正成的生平及后世的影响，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中的忠义思想在日本武士道中变迁。从最早朴素的“奉公”以获恩赐的有条件的忠诚，到后期受日本化了的朱子学影响，演变成为忠为第一准则，且无条件尽忠献身。
参考文献
[1][5][7]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周燕宏，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7.40.37-38.
[2]王勇.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46.
[3][4]吴廷璆.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148.229.
[6]张静宇.《太平记》中的忠臣观——以万里小路藤房为中心[J].日本学研究，2014，(00)：217-226.
[8]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42.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19) 07-0235-04
基金项目 本文系运城学院院级项目“儒教对关公信仰及日本神道影响之研究”(项目编号：HY-2017002)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仇梓萱(1988-)，女，山西运城人，运城学院，助教，主要从事日语翻译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 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