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末论文,晚清论文,史书论文,纪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编撰学是史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领域。白寿彝先生对历史编撰学十分重视，在《谈史学遗产》和《史学遗产答客问》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历史编撰学的遗产是很丰富的，要放出新的香花，历史编撰学是又一个花圃。白先生还进一步认为，深入地开掘历史编撰学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指出：“我们研究史书体裁，跟著录家不同，不能专从分类上着眼，更应该看到史书体裁的发展。……研究史书体裁方面的遗产，批判地继承，对于我们写史书，在著作形式上的百花齐放，是有好处的。”[1](P476)在白先生的倡导下，历史编撰学的研究开始吸引不少学者的注意，20世纪80年代起，学者们发表了不少有份量的文章。但是前辈学者对历史编撰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篇上，缺少从总体上分析一种体裁在某一时代演变、发展的轨迹，探讨它所具有的独特的时代精神和特点。本文拟以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研究为例，证明用“通识”的眼光，宏观地分析一种史书体裁演变、发展的轨迹，更有助于总结它在史体方面继承和创新的特点，从中理清史书的发展趋势。
一、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发展趋势
晚清是纪事本末体史书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这时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主要用来记载战争。我们通过对晚清有代表性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研究，发现它同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相比，具有以下3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一）方略编撰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清代官修方略是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殊形式，有人称之为“别体”，[2]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资料汇编性质的纪事本末史书。它经过乾嘉时期的繁盛，到了同光二朝逐渐走向低落。这一时期，清统治者设方略馆，简任大臣，如上所示编写了5部方略。这5部方略汇编了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和边疆少数民族起义的重要资料，但是却没有写清楚战争发展的来龙去脉，战争爆发的社会历史原因，战争的进程和因果嬗变之迹，以及与战争有关的经济、文化方面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编撰方面，同光二朝方略仍因袭前朝的方法，主要是按照时序，汇集君臣的上谕和奏疏，以及皇帝的御制诗文、臣工的奏疏。这种编撰方法同时代赋予纪事本末体史书应该明晰地记载战争，“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鉴往知来”的宗旨不吻合。就内容而言，晚清方略仍是歌颂清王朝的文治武功以及皇帝的谋略，对于如何解决晚清以来内忧外患的问题，找不到切实有效的办法。方略的衰落，表明时代条件和社会思潮的变动，要求史书编撰形式也要不断变革，否则将会被时代淘汰。
（二）仿效传统纪事本末的编撰方式，又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色彩。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后，又见之于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3]梁氏所论揭示出传统纪事本末史书显著特点，即以编年体和纪传体作为蓝本，由作者以纪事本末体例，取资一书或抄取群书而成。因此，某种程度传统纪事本末史书可以视为是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缩编本，很难体现著者的研究成果和对历史事件的观点和态度。晚清学者在继承传统纪事本末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撰述风格。这一时期，出现了《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西夏纪事本末》等5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它们在编撰上的共同特点是，不再满足简单的“钞书”，而是把“钞书”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如李有棠著的《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正文“俱本正史”，对其所记史事，按专题纂辑，缕析条分，基本上做到了章学诚所谓“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这方面与传统纪事本末的编撰并无不同，只是在征引资料上更加丰富。这二部书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的“考异”。李有棠说：“凡事有同异，词有详略，兼仿裴世期补注《三国志》及胡身之注《通鉴》，取温公所著《考异》三十卷散入各条例，小注分行，分载每条之下，名曰‘考异’，以便浏览，以资考证。”[4]“考异”是二书下功力最多的地方，分别占全书的一半以上。“考异”征引的书目近百种，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不少地方注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尽管辽、金纪事本未有上述不足，并且征引过繁，但编纂者力图增加该书的资料性和学术性的用心还是十分清楚的，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纪事本末体史书在编撰方面所追求的目标，足以说明后期本末体史书的特色。”[5](P13)
（三）官修本末所占比重减少，私修本末蔚然成风。从上所言反映出，官修本末只有6部方略，其它34部都是私修本末。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晚清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控制的削弱，“经世思潮”再度复兴，使得私人修史环境相对宽松，保证了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能够通过著史弘文表达爱国热情，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倡言变革。同时，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潮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为其“成一家之言”提供了条件。再者，纪事本末体“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它要求简明扼要地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资料丰富性上不象历代正史苛刻，私人只要有锐敏的“史识”，就能完成撰述的任务。这在晚清动荡的社会，战争频仍，事件众多的时代，为私修本末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官修本末之所以不多，可能和晚清史馆修史制度和纪事本末体自身特点有关，有待进一步探讨。
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所体现的不同于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发展趋势，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思潮的产物，也是史学家顺应形势、勇于革新的杰作。在史书体例的发展历程中，只有适应时代的要求，“化腐朽为神奇”，传统史学习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二、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特色
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一种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史书体裁，这种史体在晚清得到了迅速发展。经过对这些史著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在晚清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轨迹，因此总结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编撰特色和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
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作为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史体，经过魏源、夏燮、梁启超等人的变通和改造，在史书编撰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纪事本末体不再是单一的史体，晚清史家充分吸收其它史体的优点，形成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多种体裁配合的新形式。纪事本末体既有优点，也有缺点，要使这种史体适应晚清客观形势的需要，史家必须进行变通和改进。魏源撰著的《圣武记》主要将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体现出纪事本末体学术研究的色彩，在改造纪事本末体上作了初步的尝试。夏燮撰著的《中西纪事》则是把序录和纪事本末体结合的成功典范。作者在《海疆靖难记》说：“是编纪殉难之臣，不论文武，不叙官阶，悉以死事年月之先后为次，其兵勇、坤民、妇女之死难者附注于后，仿序录之例，兼备纪事之体，俾后之蓃八史志者，得以考见其本末。”[6]这里，作者以传记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把在定海战役中殉难的官民事迹记录下来。这样处理，把人物和事件紧密结合，有效地改善了传统纪事本末体过分重视叙事，忽视了人的精神的跃动。从夏燮的改造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定海失守的始末，还看到了典吏全福等人在战争中的表现。钱穆先生认为，只有编年体和纪传体才能克服纪事本末体在写史中存在的忽视人的精神等弊病，他说：“我所认为中国史学最精邃之深义所存，乃在其分年分人逐年逐人之记载，初若不见其事。”[7](P169)夏燮的尝试实际上就是用编年体对纪事本末体进行改造的尝试，不管这种改造对纪事本末体的发展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是这样做本身对后世纪事本末体的编撰是有借鉴意义的。
梁启超对纪事本末体理论阐述最透彻，在体例改造上也作了成功的尝试。在编撰方法上，晚清史家努力克服传统纪事本末体过分注意一事之始末，纪事范围太窄的弊病，注意从时、空二方面整体把握事件之间的联系，扩大纪事本末体记载事件的范围。这方面，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就是他改造传统纪事本末体的成功尝试。梁启超认为，改造纪事本末体首先要确定“史迹之集团”。因为，划分“史迹之集团”意义相当重要，如他所说：“历史的事实，若泛泛看去，觉得很散漫，一件件的摆着，没有什么关系，但眼光锐敏的历史家，把历史过去的事实看成为史迹的集团，彼此便互相联络了。”[8]《戊戌政变记》就是梁启超用“锐敏的眼光”，把戊戌变法作为“史迹之集团”来看待的。举凡与戊戌变法有关的史实，梁启超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于心中。这种全体相表现在梁启超“因事命篇”时，特别注意事件之间的联系，全书的五卷正文是按照戊戌政变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来展开的，并以第一篇第一章《康有为任用始末》所叙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改革路线和变法运动，作为主线构建全文框架。在阐述变法产生的原因时，强调康有为的影响，但这样记叙并没有阐明变法的远因，故梁启超在附录里设《改革起源》，从审视历史的角度，回顾和总结了自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中国社会改革的4个阶段，以此同第一章《康有为响应始末》衔接。在阐述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梁启超以《废立始末记》和《政变前纪》2卷6章来叙述原委，每篇之间相互照应，从不同侧面来论述变法失败的原因。
梁氏所确定的“史迹集团”，不仅着眼于事件之间的联系，而且还具有空间方面的意义。《戊戌政变记》叙述维新变法运动时，《新政诏书恭跋》主要记叙了中央方面变法的实情，但是梁氏认为这样并不能反映戊戌维新运动在全国的情况，因此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对中央以外变法实情作了较完整的叙述。如刊登梁启超致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梁认为“此书即为湖南办事之起点，后此湖南一切事，皆以此书次第行之”。书中论述了创设时务学堂以开启民智，并称“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重也，于是有时务学堂之设。”湖南时务学堂是湖南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取得的成绩是清廷实行“废八股，兴学校”政策的结果，这就照应了《新政诏书恭跋》对维新事业的论述，表明新政所取得的成绩不限于中央，具有空间上的广泛性。
郭孝成1912年编撰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借鉴章节体叙述的优点，编撰出新式纪事本末体史书。商务印刷馆刊印序言中说：“郭君孝成有鉴于是，乃荟萃见闻所得，详加纂定，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一书，都凡三编：第一编曰中国革命缘起及湖北革命始末；第二编曰各省革命志略；第三编曰民清议和及共和立国。一编之中，各分章节，措辞浅显，叙事翔实……后之欲考革命信史者，当以是书为源汇矣。”[9]20世纪初，随着章节体史书在中国的盛行，它在历史编撰上所具有的优点逐渐被史学家承认。尤其是纪事本末体史书由于它同章节体有相通之处，因而更加受到章节体的影响。郭著《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显示了纪事本末体和章节体有机结合的趋向。
这种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其它体裁相配合的史著编撰思想，体现了近代史家强烈的逻辑意识，他们试图更加清晰地反映历史史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记录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晚清史家改造的历程看，其中发展的轨迹宛然可见。我以为，在梁启超之前的史家，如魏源、夏燮等人，他们对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改造都还是不自觉的，没有实现革命性的改造；梁启超不仅对纪事本末体有中肯的理论分析，同时在实践上也作了革命性的改造。《戊戌政变记》主张确定“史迹集团”、“以传记之法补纪事本末之体”、扩大史论等3个方面来改造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这在传统纪事本末史书中从未有人做过尝试。从历史编撰学角度而言，《戊戌政变记》的问世，是纪事本末体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转变的重要标志，对现代编撰纪事本末体史书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此后，纪事本末体开始和章节体相结合，其编撰方式上的近代化趋势更加明显。
（二）纪事本末史书的编撰与急剧的时代变动和史家的忧患意识相结合，内容上以记载当代史和战争史为主。晚清著名历史学家陈黻宸说：“时乎时乎，夫史者固与时俱变也”。[10](P324)他认为，近代西方的侵入造成的严峻形势，要求史家因时变革，敢于创新体例，撰写符合时代需要的史书。晚清纪事本末史书的显著特点表现在：它不象传统纪事本末史书重考证，也不是对正史简单的改造和补充；它强调的是史学家的“独识”，要求史家结合社会思潮和时代变动，从事件发展的脉络中，表现出史家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弘扬人们的爱国思想和对时局的关心，写出人民大众对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的憎恨，表达鲜明的民族主义情结。因此，这类史书关注的重点是当代史。
魏源撰著的《圣武记》就是紧密结合“经世致用”思潮，记载清朝由盛而衰，总结军事指挥上成败得失的著作。全书内容先记载清代开国、平定三藩叛乱、康熙至乾隆间为巩固统一发动的战争，后记几次重大的少数民族起义，从军事政治史的角度回顾了清朝统治由盛而衰的历程。《圣武记》总结清朝极盛时期统治者统军治国的历史经验，主要为针砭现实而发。魏源说：“自古及今，或以殷忧启圣，或以道谋溃成，庙算不定，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明确地将康熙帝和道光帝在军事指挥上的才能相对照，隐含着对道光帝“举棋不定”的谴责，表达出作者深沉的愤慨和爱国御侮的决心。最能表现魏源历史见识的是他通过对清代史事的系统整理和思索，表达清代盛衰大势的看法：“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湖北、四川‘教匪’旋起，蔓延河南、陕西、甘肃，……五省环攻之兵力，且抚且剿，犹七载而后定，靖余孽者又二载，先后縻饷逾万万金，视伊犁、回部、大小金川几再倍之。且前代流寇皆发迹未造，川壅必溃，未有蠢动于庞豫之余，劳师殚武如今昔者。”[11]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在乾隆末年。由于“红苗”、“教匪”起义不断，使清朝几乎面临历代王朝灭亡前的“川壅必溃”的局面。
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编撰的特点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晚清是社会思潮波澜起伏、整个社会发生空前深刻而激烈变动的历史时期，自鸦片战争以来共发生了5次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以及近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国内纷争，社会动荡不安。历史学家要想客观、生动地记载急剧变动的历史事件，探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就必须改造史书体例，尽可能真实地反映晚清这段丰富、复杂的客观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