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论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生产力论文,发展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斯大林对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高度重视的。在国内战争烽火刚刚熄灭的1921年，斯大林就指出：“现在，当我们已进入新的经济建设时期，当我们已从战争转到和平工作的时候，‘一切为了战争’这个旧口号就必然被‘一切为了国民经济’这个新口号所代替。这个新时期要求共产党员把全部力量投到经济战线上，投到工业、农业、粮食工作、合作社、运输业等等上去。”（《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72页）
关于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意义，斯大林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站在人类社会发展与更替的高度上，进行了认识和阐述。
首先，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大厦赖以建立的基石。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产品和商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在劳动者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在文化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建成”（《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39页）。斯大林的这一论述是有针对性的。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未能充分发展、小生产如汪洋大海一般的国家，这种国情与传统给正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造成了这样那样的迷幻，滋生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观念。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就是将社会主义与贫穷、平均联系在一起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所以，斯大林着重对这种偏见予以了批判。他进一步揭示说：“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在缩减个人需要和把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穷人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那就愚蠢了。”（同上，第338页）贫穷以及建立在贫穷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同上，第338-339页）。
其次，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确保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斯大林分析说：“为什么资本主义打破和战胜了封建制度呢？因为它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使社会有可能得到比在封建制度下多得多的产品。因为它使社会更加富足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应当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出更高的劳动典范，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给予社会更多的产品，使社会更加富足起来。”（同上，第375页）换言之，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最具有决定性的理由，就在于前者能建立起更发达的社会生产力。
最后，发达的生产力还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基本条件。斯大林认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工业方面或在农业方面，都是以高度技术为基础”等等，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必不可少的前提。在1939年提出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告诫全党：“我们在工业的生产技术装备和发展速度方面已经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很好。但是这还不够。应当在经济上也超过它们。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应当做到这一点。只有在经济上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才可以期望我国将有充裕的消费品，丰富的产品，我们才可能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斯大林文选》上第225页）
此外，针对苏联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并且处于帝国主义重重包围之中的具体国情，斯大林特别指出，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着苏维埃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解释说：“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落后的工业的基础上，只有不仅不逊于而且过一个时候能够超过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的现代大工业才能成为苏维埃政权的真正的和可靠的基础。”（《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58页）他还说：“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方面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就不能解决改造的任务，就不仅不能赶上并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连自己的独立生存也不能保住。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对于我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同上，第12卷第287页）
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认为不能抽象地谈论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应当将它们与巩固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考虑。他论述说：“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增长。我们需要的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特定的一种增长，即能够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贯比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的增长。……任何一个社会，无论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前的社会，都关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苏维埃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所关心的不是劳动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增长，而是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比其他经济形式首先比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占优势，因而能够保证战胜和排挤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那种增长。”（《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72页）这就是说，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要问姓“社”姓“资”，不能搞“唯生产力论”。斯大林的这个观点是在20年代末期与布哈林的论战中提出来的。当时布哈林以小农经济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有发展潜力为由，反对用强制手段、在短时间内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斯大林则认为，即便小农经济对经济发展有好处，但它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因而也是不良的，必须加以抑制。类似的观点，斯大林后来不止一次地重申过。例如在30年代苏联工业化高潮时期，斯大林便告诫全党：“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在工业化的标志下进行的。但是，我们需要的并不是随便一种工业化。我们需要的工业化是保证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对小商品形式的工业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所占的优势日益增长的工业化。我国工业化的特点在于它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保证工业中的公营部分战胜私营部分，小商品经济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的工业化。”（《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33-234页）
就整体而言，斯大林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大意义的上述论述，笔者认为是正确的。其中不少见解至今读来，仍具有启发价值。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近三十年的岁月里，尽管有风风雨雨，有内忧外患，但斯大林对经济建设的重视与紧抓，可以说做到了始终不懈。如果说斯大林在经济建设方面有什么过失和错误的话，那显然不是对发展生产力的忽视，而大多是对发展生产力太重视、太急迫所产生的急躁和简单化。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即便是最苛刻的批评家，也是无法否认的。这从事实方面，佐证了斯大林以上思想的真理性。
至于“两种增长观”，笔者认为对它应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经济成分之间的确存在差异和斗争，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注意维护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以确保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从这方面看，斯大林的“两种增长观”有其正确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斯大林的“两种增长观”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截然对立起来，仅仅看成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关系，这就多少有些形而上学了。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只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应当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它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之间，除了相互矛盾之外，也可以形成共存互补的关系；用发展的眼光看，只要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增长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积极作用，那它归根到底也将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斯大林“两种增长观”中的这部分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的内容，是与其急于过渡、追求公有制纯而又纯等指导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从实践效果来看，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种种失误以及经济体制的僵化趋向，均可部分归因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