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粮食生产的优势：一个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粮食生产论文,优势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居民食物的可获性有了很大改善（黄季焜）[1]。尤其是1978-1984年，粮食总产量从3.0亿吨迅速上升至4.0亿吨，年均增长率为4.7%，1990年粮食人均占有量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很好地解决了国民的吃饭问题，改变了粮食长期短缺的格局，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粮食的增长趋势开始减缓，市场的波动频率有所增加，1996-2000年粮食年均增长率几乎为零，2000-2003年粮食产量甚至出现了持续的负增长。如果考虑到耕地面积缩减、水资源短缺且布局不理想等供给因素，以及人口数量上升、间接粮食消费增加等需求因素，则未来我国粮食供求仍是偏紧的，即使按照保守估计，在今后20-30年里，中国粮食进口将达0.4亿吨到0.45亿吨(Lin、Huang & Rozelle; Koo、Low & Johnson)[2][3]，因此，有理由对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持审慎的态度。
通过分析过去20年的粮食平衡表，可以发现我国的粮食供给主要来自国内生产。事实上，在任何时候，促使国内粮食增产都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基石，而国内粮食生产取决于各地区的生产，在空间意义上，各地区的粮食生产会“加和”成国内的生产总量或结构。在另一方面，不同地区的农业资源禀赋存在差异，例如具有不可流转性的土地分布不均匀，而气候也对地区粮食生产有不同影响，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各地的市场化进程很不平衡（樊纲、王小鲁、朱恒鹏）[4]。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区的粮食生产必然表现出差异性，这种格局会通过国内粮食生产而影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地区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指数及两个分解指数，并利用2003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截面数据，对不同省区稻谷、小麦、玉米生产的空间格局进行说明。
二、文献综述
国内粮食生产会影响到粮食安全，因此，现有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分析促进国内粮食增产的途径。一般思路是：先设定粮食生产函数，在分解要素贡献率的基础上，给出中国粮食增产的主要方案。由于对要素贡献度的判断不同，因此研究者通常强调不同的粮食增产路径：有学者强调土地制度的作用（周天勇；张红宇）[5][6]；有学者突出了物质或劳动投入的作用（严瑞珍、程漱兰，）[7]；有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在具有主导作用(Fan&Pardey; Zhujing)[8]、[9]；有学者突出追加投资和完善信贷体系的作用（杨明洪；郭敏、屈艳芳）[10]、[11]；有学者指出应通过规模经济及产业化来提高粮食生产率（胡鞍钢、吴群刚）[12]；还有学者指出价格规制和财政补贴的作用（李成贵）[13]。这些研究主要是讨论国家层面上的粮食供给问题，而很少讨论地区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问题。
就粮食生产的区域布局而言，也有文献作了一定的说明。郑有贵、邝婵娟、焦红坡[14]指出1949-1994年我国发生了由“南粮北调”演变为“北粮南运”的转变，转变动因是在市场化改革中，南北方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表现出差异。此外，还有学者从产业结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人均耕地资源和非农就业拉力等角度探讨了粮食生产的地区变化（李炳坤；伍山林）[15]、[16]。这些研究虽考虑了地区布局的整体变化，但没有解析不同粮食种类的变化特征。相对于从国家层面上讨论粮食生产，这种处理方法有可取之处，但对于讨论地区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而言，又是值得商榷的。王明利、李志军[17]利用比较优势指数测度了2003年我国不同省区粳稻生产的区域布局变化，这种努力方向值得肯定，但研究基本是实证性的，且没有全面解析多种粮食作物的地区比较优势状况。
虽然针对国内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讨论较少，但在粮食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却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学者开始反思过分强调国内自给的粮食安全观，认为国际贸易有利于实现本国的粮食安全，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茅于轼；M.D.lngco&J.D.Nash）[18]、[19]。据此，中国农业资源禀赋决定了土地密集型的粮食生产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劳动密集型的非粮食生产则具有比较优势，应该进口粮食产品，而出口园艺、畜牧等农产品。实证研究也显示，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呈下降趋势，粮食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已基本丧失，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有较强的比较优势（程国强；帅传敏、程国强、张金隆）[20]、[21]。这些研究虽采用了比较优势理论，但主要考察粮食贸易的整体格局，而没有涉及到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问题。
综上，围绕地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问题的讨论，受到两方面的思想启发：一是对国内粮食生产的研究，这些研究凸现了国内增产对确保粮食安全的意义，如现有文献深入讨论不同地区不同粮食生产优势的状况；二是对粮食国际贸易的研究，这些展示了比较优势理论的解释力，但反映的是整体的贸易格局，也没有讨论国内不同地区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情况。上述分析说明，就粮食生产和贸易而言，现有研究往往假定不同地区的变化是一致的，不同作物的变化也是一致的。事实上，资源禀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必将使我国不同省区不同粮食作物的生产优势出现差异。本文正是在修正两个同质性假定的基础上，来讨论各省区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问题，这可以看作是对现有研究的一个局部的弥补。
三、指标与命题
在国际贸易中，测度粮食比较优势的一个常用指标是：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其计算公式是：
RCA[，ij]=T[，ij]/T[，i]÷T[j]/T (1)
其中，RCI[，ij]—第i国第j种粮食的贸易比较优势指数，T[，ij]—第i国第j种粮食的出口额，T[，i]—第i国所有粮食的出口额，T[，j]—世界范围第j种粮食的出口额，T—世界范围粮食产品的出口额。RCA[，ij]通过一国某种粮食出口的相对份额与世界该种粮食出口的相对份额的比较，间接反映了该国在这种粮食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状况。考虑到在一国范围内往往缺少地区间粮食贸易的数据，特别是本文对地区粮食生产的关注，因此，可将(1)改造如下：
CAI[，ij]=Q[，ij]/Q[，i]÷Q[，j]/Q(2)
其中，CAI[，ij]—第i个省区第j种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指数，Q[，ij]—第i国第j种粮食的生产量，Q[，i]—第i个省区所有粮食的生产量，Q[，j]—全国范围第j种粮食的生产量，T—全国范围所有粮食的生产量。与RCA[，ij]的涵义相似，CAI[ij]通过一个省区某种粮食生产的相对份额与全国该种粮食生产的相对份额的比较，来间接反映该省区在这种粮食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状况。
由于粮食产量是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的乘积，因此有：
Q=M·N
(3)
其中，M—粮食的播种面积，N—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将(3)代入(2)，可得：
CAI[，ij]=M[，ij]·N[，ij]/M[，i]·N[，i]÷M[，j]·N[，j]/M·N (4)
=(N[，ij]/N[，i]÷N[，j]/N)·(M[，ij]/M[，i]÷M[，j]/M)
=EAI[，ij]·SAI[，ij] (5)
其中，EAI[，ij]=N[ij]/N[，j]÷N[，i]/N，代表第i个省区第j种粮食单产相对份额与全国该种粮食单产相对份额的比较，它测度了该地区第j种粮食与全国相比的生产效率水平，可称为效率优势指数；SAI[，ij]=M[，ij]/M[，i]÷M[，j]/M，代表第i个省区第j种粮食播种面积相对份额与全国该种粮食播种面积相对份额的比较，它测度了该地区第j种粮食与全国相比的相对播种面积水平，可称为规模优势指数。
从(5)式可知，特定地区某种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指数CAI[，ij]大于等于0，它取决于效率优势指数EAIij和规模优势指数SAI[，ij]，是这两个分量的乘积。如果CAI[，ij]＞1，则该地区该种粮食的生产具有比较优势，大于1的程度越大则比较优势越显著；如果0＜CAI[，ij]＜1，则该地区该种粮食生产就不具有比较优势，指数越接近0，则比较优势越不显著，比较劣势越是突出。
既然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指数取决于两个分解的指数，则可以通过分析效率优势指数和规模优势指数来说明比较优势。规模优势指数测度了各省区粮食播种面积与全国播种面积的比较，它取决于各地区粮食作物生产的内部结构，而这不仅受到气候状况、土地资源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市场价格、政策调整等非自然因素的影响，在市场、制度和自然等因素作用连续的情况下，各省区粮食生产的规模优势指数是平滑的。另一方面，效率优势指数测度了各省区粮食单产与全国单产水平的比较，它取决于各省区的土地自然条件、技术和资本投入等要素性资源，更取决于粮食生产中各要素组织的方式，实际上是一个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出率的概念。考虑到粮食生产具有土地密集使用的特征，例如，在美国的专业玉米生产带，640英亩左右的家庭农场生产效率最高；在北部平原小麦产区和加利福尼亚棉花产区，最佳农场土地规模分别为1476英亩和320英亩（蒋长瑜、郑驰）[22]。但中国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流转受阻，遂使粮食生产中拥挤着较多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之后粮食劳均播种面积始终在0.32-0.36公顷左右徘徊，近年甚至有更加零碎化的趋势（高帆）[23]。这不仅抑制了粮食生产规模经济的实现，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劳动对技术的“挤出”效应，而现有生产组织方式由于土地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更强化了在粮食生产中过度使用劳动，结果抑制了粮食生产率、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状况反过来又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粮化流转和粮食生产规模经营的实现，从而在分工难以有效展开的背景下又维系了粮食生产的低效劳动生产率。
综上，可以推断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各省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获得主要是依靠规模优势，而不是效率优势指数。效率优势指数可能会导致地区粮食生产的比较劣势，但对地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获得贡献度却较小。于是：
命题1：尽管效率优势指数可能会导致地区粮食生产具有劣势，但我国各省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获得主要是依靠规模优势，而不是效率优势。
从粮食生产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公式(2)出发可得：
CAI[，ij]=Q[，ij]/Q[，i]÷Q[，j]/Q
而另外一个反映各省区粮食生产地位的指标是：不同省区某种粮食产量在全国该粮食总产量中的占比，其计算公式是：
PAI[，ij]=Q[，ij]/Q[，j] (6)
综合(2)和(6)式，显然有：
CAI[，ij]=Q[，ij]/Q[，i]÷Q[，j]/Q
=Q[ij]/Q[，j]·Q/Q[，i]
=PAI[，ij]·Q/Q[，i]
(7)
(7)式说明，各省区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和该省区粮食生产的占比优势有关联，但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粮食生产占比高的地区、也就是粮食主产区未必具有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相反另外一些非粮食生产区却很可能具有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这取决于Q/Q[，i]的高低。于是：
命题2：各省区某种粮食生产在全国总产量中的占比，与该地区这种粮食的比较优势之间有关联，但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
既然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与粮食产量的占比优势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且地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规模优势，那么，特定省区的粮食播种面积是既定的，当这种粮食作物的播种规模扩展时，同时也就意味着其它粮食的播种面积在相对缩减。这表明，特定省区在某种粮食生产中具有比较优势，则必然会在其他粮食作物生产中具有比较劣势，一个地区不可能同时在多种粮食生产中都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于是：
命题3：对于特定省区而言，在某些粮食作物中具有比较优势与在其他粮食作物上具有比较优势，这通常是不可兼得的。
四、实证检验
为了测度不同地区不同粮食作物生产的比较优势，我们采用2003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的截面数据。由于稻谷、小麦和玉米是我国主要的粮食品种，因此，本文重点考察这3种粮食作物。另外，在CAI[，ij]、EAI[，ij]和SAI[，ij]的计算中，涉及到整个粮食生产，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取“谷物”来替代“粮食”，“谷物”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和其他谷物，它与“粮食”的区别是前者不包括豆类。指标所涉及的各省区3种粮食的单产和粮食播种面积，以及全国3种粮食的单产、谷物的单产、3种粮食的播种面积、谷物的播种面积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为了简便，这里不展示其计算过程，表1报告了2003年各省区3种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CAI[，ij]、效率优势指数EAI[，ij]和规模优势指数SAl[，ij]的计算结果。
表1 2003年各地区三种粮食作物生产的比较优势
稻谷 小麦
玉米
地区EAI SAI CAI EAI SAI CAI EAI SAI CAI
北京 1.1320.0400.0451.4311.0711.5310.9732.0562.001
天津 1.2980.0910.1191.1371.2211.3871.0511.7791.870
河北 1.0260.0420.0431.3531.4771.9991.0261.5321.573
山西 0.8400.0040.0031.1531.1901.3731.3821.3821.910
内蒙古1.2040.0800.0960.6860.4550.3131.2602.0872.629
辽宁 0.9340.6440.6020.6320.0310.0201.0592.0342.155
吉林 0.7790.4720.3680.5540.0230.0131.0252.5272.590
黑龙江1.1330.9671.0960.4620.2070.0960.8841.6951.498
上海 0.9032.2091.9950.6140.5440.3341.0010.1050.108
江苏 1.1021.2901.4210.8361.3681.1440.7940.3490.277
浙江 0.8612.4982.1510.5860.2200.1280.6800.1460.099
安徽 0.9501.2141.1540.9581.4921.4291.0170.4250.433
福建 0.8222.7432.2560.7360.0300.0220.6010.1160.069
江西 0.8112.8512.3110.3460.0260.0090.7220.0200.015
山东 1.0290.0570.0591.1561.9052.2021.0991.3491.483
河南 0.8970.1860.1671.3822.1402.9570.7600.9710.738
湖北 0.9961.8541.8470.5670.7470.4230.8290.3860.320
湖南 0.8412.5762.1670.4080.0790.0320.7740.2410.187
广东 0.8212.7002.2150.6460.0090.0060.7360.1890.139
广西 0.8762.3422.0510.3740.0150.0050.6500.5810.378
海南 0.8192.7132.2210000.7620.1730.131
重庆 1.0511.3781.4490.6350.7140.4540.9080.9210.837
四川 1.1131.2681.3810.7690.9870.7430.8650.7950.673
贵州 1.1581.0701.2380.4400.8480.3741.0661.1221.196
云南 1.2121.0081.2210.6720.6600.4440.9391.1351.065
西藏 0.8410.0170.0151.5090.8391.2660.9410.0600.056
陕西 1.2290.1660.2041.1231.7661.9831.1261.2411.397
甘肃 1.7740.0080.0141.0371.8941.9641.4900.8831.316
青海 0001.2232.6203.204000
宁夏 1.6200.2230.3610.7461.8361.3691.7500.9261.621
新疆 1.0340.1560.1611.0981.8472.0291.1701.1941.397
从表1可知，稻谷生产具有比较优势，即CAI＞1的有16个省区，不具有比较优势，即0＜CAI＜1的有15个省区，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包括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湖南、湖北、江西、重庆、四川、安徽、广西、贵州和云南。同理，小麦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共有14个省区，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有17个省区，具有比较优势的省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江苏、山东、河南、安徽、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玉米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有15个省区，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有16个省区，具有比较优势的省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
为了更好地说明3种粮食生产的空间布局，按照CAI的排序选出稻谷、小麦和玉米生产最有优势的6个地区以及最不具有优势的6个省区，然后观察效率优势指数EAI和规模优势指数SAI。有表2-a、表2-b、表2-c：
表2-a 稻谷各地的比较优势状况
最有比较优势的地区 最不具比较优势的地区
1江西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1青海—
2福建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2山西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3海南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3甘肃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4广东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4西藏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5湖南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5河北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6浙江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6北京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表2-b 小麦各地的比较优势状况
最有比较优势的地区
最不具比较优势的地区
1青海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1海南—
2河南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2广西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3山东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3广东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4新疆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4江西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5河北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5吉林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6陕西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6辽宁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表2-c 玉米各地的比较优势状况
最有比较优势的地区 最不具比较优势的地区
1内蒙古 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1青海—
2吉林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2江西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3辽宁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3西藏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4北京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4福建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5山西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5浙江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6天津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6上海规模优势＜效率优势
表2显示，在3种粮食生产中无一例外的，最有比较优势的6个省区，规模优势指数都超过了效率优势指数；最不具有比较优势的6个省区，规模优势指数都低于效率优势指数，这说明：特定省区具有比较优势主要是由于规模优势指数较高而引致的，不具有比较优势可能是因为效率优势指数很小，但主要是由规模优势指数过小所导致的。所以，尽管效率优势指数过低可能会导致地区粮食生产具有劣势，但我国不同省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获得主要是依靠规模优势，而不是效率优势，命题1可以得到支持。
在对粮食生产问题的研究中，经常采用的一个指标是不同地区各粮食产量在全国这种粮食总产量中的比重。表3-a、3-b、3-c分别给出了2003年我国3种粮食产量占比最大的6个省区和最小的6个省区。
表3-a 稻谷生产总量的相对地位（全国＝16065.6万吨）
总量占比最大的地区（万吨、%）总量占比最小的地区（万吨、%）
1湖南2070.2(12.89%) 1青海0.0(0.00%)
2四川1471.9(9.16%)
2西藏0.6(0.00%)
3江苏1404.6(8.74%)
3北京1.0(0.00%)
4江西1360.5(8.47%)
4山西1.2(0.00%)
5湖北1341.3(8.35%)
5甘肃3.6(0.02%)
6广西1202.7(7.49%)
6天津5.7(0.04%)
合计 55.10%合计 0.06%
表3-b 小麦生产总量的相对地位（全国：8648.8万吨）
总量占比最大的地区（万吨、%）总量占比最小的地区（万吨、%）
1河南2292.5(26.51%) 1海南0.0(0.00%)
2山东1565.0(18.09%) 2广东1.6(0.02%)
3河北1018.8(11.78%) 3广西1.7(0.02%)
4安徽642.8(7.43%)4福建2.8(0.03%)
5江苏608.7(7.04%)5江西2.9(0.03%)
6四川426.2(4.93%)6吉林6.0(0.07%)
合计75.78% 合计0.17%
表3-c 玉米生产总量的相对地位（全国：11583.0万吨）
总量占比最大的地区（万吨、%）总量占比最小的地区（万吨、%）
1吉林 1615.3(13.95%)1青海0.0(0.00%)
2山东 1411.0(12.18%)2西藏1.6(0.01%)
3河北 1073.6(9.27%) 3上海3.2(0.03%)
4辽宁 907.2(7.83%) 4海南6.1(0.05%)
5内蒙古888.7(7.67%) 5江西6.3(0.05%)
6黑龙江830.9(7.17%) 6福建11.6(0.10%)
合计 58.17% 合计0.24%
表3显示，我国粮食生产有地区集中趋势，产量占比前6位的省区其总占比稻谷为55.10%，玉米为58.17%，小麦甚至高达75.78%。将表3和表2作比较，稻谷生产最具比较优势的6个省区是江西、福建、海南、广东、湖南和浙江，而产量占比居前6位的是湖南、四川、江苏、江西、湖北、广西，只有江西和湖北既是占比最高、也是最有比较优势的省区，但这两个省区的排位也很不相同；最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省区和产量占比最小的省区有5个是相同的：青海、山西、甘肃、西藏和北京，但除青海之外，排序也很不一致。就小麦而言，在最有生产优势的6个省区中，有3个同时属于产量占比前6位的省区：河南、山东和河北，在最不具生产优势的6个省区中，有5个同时属于产量占比后6位的省区：海南、广东、广西、江西和吉林，不过，绝大多数的排名是不一致的。在玉米生产中，同时属于最有比较优势和产量占比前6位的有3个省区：吉林、内蒙古和辽宁，同时属于最不具有比较优势和产量占比后6位的有5个省区：青海、江西、上海、西藏、福建。这说明，各省区的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和在全国的产量占比有关联，但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因此命题2也能得到说明。
根据表1和表2，可以将2003年3种粮食作物最有比较优势和最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省区汇集成表4如下：
表4 三种粮食地区比较优势指数的对比
序号最有比较优势的地区最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
稻谷 小麦 玉米 稻谷 小麦 玉米
1
江西 青海 内蒙古 青海 海南 青海
2
福建 河南 吉林 山西 广西 江西
3
海南 山东 辽宁 甘肃 广东 西藏
4
广东 新疆 北京 西藏 江西 福建
5
湖南 河北 山西 河北 吉林 浙江
6
浙江 陕西 天津 北京 辽宁 上海
表4说明：在稻谷、小麦和玉米最有比较优势的6个省区中，没有一个省区同时具有2种或3种粮食作物的比较优势，而在最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中，大多数的省区没有2种或3种粮食作物同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例外的是青海、江西和新疆。青海是稻谷和玉米生产最不具比较优势的省区，但其小麦的生产优势却名列前茅；江西在小麦和玉米中属于最不具比较优势的省区，但其稻谷生产的比较优势指数却是最高；西藏的稻谷和玉米生产是最不具有比较优势的6个省区之一，其小麦也没有排到最有比较优势的6个省区之中，不过，其小麦生产比较优势指数为1.266，属于具有比较优势的省区。上述情况说明，各省区不同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有替代关系，在这种粮食生产中具有比较优势，通常在其他粮食生产中具有比较劣势。可见，命题3也是正确的。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区别于现有研究将地区和产品的粮食变化看作同质的做法，本文通过一个比较优势指数，来分析我国粮食生产的空间特征。从国情出发，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推导出了3个值得检验的命题，在中国的粮食生产中：尽管效率优势指数过小可能会导致地区粮食生产具有劣势，但不同省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获得主要是依靠规模优势，而不是效率优势；各省区某种粮食生产在全国总产量中占比的高低，与该地区这种粮食产品的比较优势高低之间虽有关联，但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对特定省区而言，在某些粮食作物中具有比较优势与在其他粮食作物上具有比较优势，这通常是不可兼得的。针对这3个命题，本文利用2003年我国31个省区的稻谷、小麦和玉米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它们能够得到经验资料的支持。
如果本文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则各地区的粮食生产就会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影响。这体现在：如果各省区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依然倚重规模优势，则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粮食播种面积将不断缩减，未来某些省区仍会在播种面积的变化中保持优势，但播种面积的整体下降会在整体上影响到粮食生产潜力。按照国际经验，粮食生产的区域专业化可以充分利用农业自然资源，有效地采用农业机械和科学技术，也便于经营管理、运输和销售（蒋长瑜、郑弛[22]，然而我国各省区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和产量的占比优势通常是不一致的，产量占比最大的地区往往不是生产最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这会对粮食生产的区域专业化产生消极影响。此外，由于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获取更多依靠的是规模优势，在土地播种面积既定的情况下，不同地区在不同粮食作物的生产比较优势通常不可兼得，这也会强化区域粮食生产的非专业化特征，同时也导致我国的粮食生产陷入过分倚重面积、但面积有缩减趋势，过分倚重劳动投入、但边际收益递减的境地。
上述情况的根源是各省区基本上是依靠规模优势，这是一种通过土地相对高投入来获取比较优势的“粗放型”方式，土地资源在城市化的加速期将面临着缩减压力，假如各地继续将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获取放在规模优势上，那么这不仅是脆弱的，而且也会对整体的粮食安全形成挑战。所以，一个替代性方案是提高地区粮食生产的效率优势，努力增强效率优势的贡献度，特别是要在稳定土地生产率的同时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尽管更多的农业就业将不再是农民相对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但农业生产率的改进对于保持中国农业在世界粮食市场的竞争力以及提高粮食产量以满足不断增加的粮食需求却是至关重要的”（D·盖尔·约翰逊）[24]。为此，应凸现粮食生产组织创新在提高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将粗放型、外延式的粮食生产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内涵式的粮食生产方式，这可以为各地比较优势的获取提供持续的动力机制。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在完善现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粮食生产的微观组织方式创新，努力将现有的家庭型、兼业型、分散型的粮食生产方式，转变为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的粮食生产方式。
围绕粮食生产效率优势的提高和组织方式的创新，就需要：1、加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非农产业和非粮产业的发展，完善市场秩序，提供就业信息，增强农村教育，降低农民流转的交易成本，为土地的适度集中和农民分业提供条件。2、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促使农村选择出“优秀且合格”的专业性粮食生产者。3、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扶持农民内生出自发性的合作组织，延伸粮食生产的产业链条，获取粮食生产的更大增值，降低购买生产资料和销售产品的交易成本。4、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乡村道路、电讯等项目的公共投资力度，推进跨流域的大江、大河和大湖的治理，完善正规的农村金融体系，扶植农村自发金融方式的发展，逐渐形成针对粮食生产的综合性服务体系。5、加快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加快国有粮食流通企业改革，逐渐形成多元化、规范化的粮食流通市场主体，同时完善粮食集贸市场、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形成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和有效的粮价形成机制。6、完善粮食生产科研体系，重视技术进步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使粮食生产技术更符合经济性、适应性，同时拓展技术扩散的渠道，提高技术应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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