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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20（1999）02—0053—04
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都是一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统一体。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又总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相互作用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和保证，思想文化则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于政治和经济。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这一唯物辩证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邓小平认为，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互联系，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物质文明建设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他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1] 而精神文明并不是消极被动地依附于物质文明，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且对物质文明具有反作用。“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2]精神文明建设搞得好， 可以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反之，物质文明建设就要走弯路，受破坏。“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3]因此，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越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就越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针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曾一度存在的对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贯彻不力的情况，邓小平反复告诫我们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强调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这两手要相称，配合好，使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方重要讲话中，要求上海在今后的发展中交出两份答卷，一份是经济建设，一份是精神文明。要求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超过他们，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思想道德建设与科学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两方面内容。邓小平坚持用全面辩证的观点看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结构，即深刻认识科学文化建设与思想道德建设相互相成的一面，又充分强调了思想道德建设的首要性和导向性。邓小平说：“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4]一方面，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才能解决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这是物质文明发展和提高人民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了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全面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中，邓小平最重视思想道德建设。他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5]。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邓小平从来十分注意从政治方向来把握事物和判断利害，始终关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的根本方向问题，同一切离开或者企图离开社会主义的思潮作斗争，反复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牢牢把握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民族素质的提高要通过个人素质的提高来实现，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落实到个人的身上，就是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四有”是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全面要求，在“四有”当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有理想。邓小平指出：“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6]邓小平关于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这些论述， 坚持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对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共同理想与最高理想
理想是指人们所向往、追求和奋斗的目标。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党纲上规定的。但是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经过若干个依次发展的阶段。因此，在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这是我们的共同理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现阶段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辩证关系中，共同理想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基础和必经阶段。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离不开共同理想所创造的物质、精神条件。邓小平指出，作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7]。按需分配是需要极其丰富的物质条件作为前提的，而现实中存在的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都还没有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这就决定了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8]我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就是为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同时，我们的理想信念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时，始终没有也不能离开共产主义这个根本方向。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9]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但是改革作为一种“试验”，就难免有风险。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凭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这个忧虑，并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10]
那么，如何处理好共同理想与最高理想的关系，保证我们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偏离我们的理想目标呢？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11]邓小平的这些辩证论述，为我们既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又脚踏实地搞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精神生活多样化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邓小平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谈到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时，他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12]在论述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时又说：“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13]他要求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这体现指导思想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这是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规定的。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14]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一元化并不排斥精神生活的多样化。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精神生活必将越来越丰富。这同样又是由社会主义本质所规定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物质上的贫困固然不是社会主义，精神上的贫困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不仅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要从多方面向人民群众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因此，“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5]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精神生活多样化是辩证统一的：多样化是一元化指导下的多样化；一元化又是在多样化的基础上的一元化。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健康高尚又丰富多彩。为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着力处理好下列两种关系：
一是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与贯彻“双百”方针的关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一方针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对于我国社会人民内部精神生活中的矛盾，只能用说服教育、讨论的方法去解决，用贯彻“双百”方针的方法去解决。贯彻“双百”方针，提倡学术上的自由争论和艺术上的大胆探索，有利于繁荣科学文化事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生活需求。贯彻“双百”方针又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文艺工作者的实践，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和“双百”方针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的科研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勇于实践、勇于创新，把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将随着科学和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是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正确继承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文化的关系。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不能采取全盘肯定的复古主义态度或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正确的态度是抛弃糟粕，吸取其精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也是提高民族自尊心的需要。精神文明建设也不可能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而固步自封，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博采各国之长，为我所用。但是对外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其思想内容及其表现方法，进行具体分析，不可盲目崇拜，生吞活剥。“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16]我们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一元化与正确继承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文化的关系，目的是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教育与法律
如何才能搞好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指出，必须用教育和法律这两个手段，两者要结合，这是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
教育即思想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战胜困难、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17]因此，根本的问题是教育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新人，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下降的现状，邓小平多次讲到，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1992年邓小平又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发现靠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中国的长治久安，关键在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18]这是真正关系大局的大事，只要把接班人教育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是重要的但不是万能的。对大多数人来说，通过教育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而对那些行为丑恶、毒化社会风气、屡教不改且触犯刑律的人，必须运用法律的手段才能解决。只有教育和法律两种手段并用，才能有效遏制党风、社会风气的继续滑坡，才能扶正祛邪，弘扬正气。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不放松，认真抓，就会有办法。”[19]就能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收稿日期：1999—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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