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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后，中国民间对外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形成比较一致的惧外、开放主义和文明抵制思想（注：参见拙作《庚子事变与近代中国对外思想的形成》，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同盟会成立前后革命派对外策略的整合，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转变。同盟会成立前，革命派内部的对外态度虽无原则分歧，但有程度之异；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对外策略进行了整合，肯定了文明排外思想，并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有所体现。同改良派相比，二者虽因指导思想不同形成参加爱国运动程度有异，但主要还是方式和程度的区别，而非反帝目标的差异。
一 同盟会成立前革命派对外策略的分岐
学者公认，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革命思想有两个来源：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主要来源是其反满思想，而其他大陆赴日留学生的革命思想主要由排外而走向排满（注：如史扶邻认为，孙中山除了在兴中会章程序言这个有限的范围外，从未公开表示过反对帝国主义。他还认为，知识分子的反满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副产品，把清统治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是学生的刊物和小册子所表现的普遍态度。（〈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256页。）吴相湘认为，孙中山自幼接受西洋教育，数次游历欧美，对法国、美国独立运动得到外力援助有所认识，认为中国革命接受外援不仅正当而且应该努力争取。黄兴等人接受国内教育，他们发动革命的导火线是俄军久据东北，所以其最初的革命动机毋宁为排外。（吴相湘著《宋教仁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0页。）周锡瑞同意史扶邻的观点，认为孙中山的反满主义主要或至少部分来自他亲西方的态度，而留日学生的反满思想，则几乎全部来自他们的反帝思想。（见《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译本，第56页。）。）。这个观点能够成立，但尚需完善。两派对外态度的差异，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前并不缺乏反帝思想，但因受策略的限制，行动上无暇顾及；而大陆留日革命派的排外态度则显然是被夸大了。
从各种迹象看，孙中山对列强侵略中国的危害有相当认识，但庚子前后的态度有很大差别。1900年前，他十分担心列强瓜分中国。1894年所作兴中会章程序言中，他认为当时列强对中国已经是瓜分豆剖，渐露机芽，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约在1898年前后在日本与宫崎寅藏的笔谈中，仍认为“中国瓜分之机已兆”（注：李吉奎著《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1899年“悲愤时局，尤山河之破碎”，作《支那现实地图》，详列被列强割占之土地及已分之铁路，“以便览者能触目惊心”（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96页。）。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与日本人笔谈时，他指出“既恨满清之无道，又恨列强之逞雄”。八国联军侵华时，外国军队有很多“野蛮之行”，中国人“目击心伤，所以不忍闻分割之论，如各国竟出此策，则（中国）四百世之地，祸尚未有涯也。”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有暂分裂者，有不分裂者，而分裂者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而自行分裂者尚如此，况为他国所瓜分者乎？故有识之士，甚畏分割也，且更畏外国之分割也。”但当听到日本本意不想倡导分割中国时，孙中山略微安定下来（注：日本外务省档案，引自李吉奎著《孙中山与日本》，第140页。）。可能受到这次笔谈的影响，孙中山的观点有了根本地改变，此后认定中国不会被瓜分。1901年12月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他认为“义和团民，以惑于莫须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已有视死如归以求幸者矣”（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01页。）。1902年2-3月份在与章太炎、秦力山等人讨论土地问题时，仍然认为“外人之干涉不惧”，主要是担心革命派内部的混乱（注：《孙文之言》，1904年10月28日《大陆报》第二年第9号，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278页。）。1904年，在应美国人麦克威廉斯要求，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革命宗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虽然认为欧洲列强瓜分世界已经完毕，中国是他们争夺的最后焦点，但认定列强不能瓜分中国。列强何以不能瓜分中国，孙中山将其原因归之于中国的“民情”，即中国历史上有统一的传统。中国“就国势而论，无可保全之理也；就民情而论，无可分割之理也”。“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是支那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由于文章属于宣传品，孙中山并未直接点明他分析的列强不能瓜分中国的原因在于列强内部矛盾及中国在义和团运动中展现出来的“民气”，因而文中对列强不能分割中国原因的分析，稍嫌不能切题。当然，也不可能提到中国反帝问题。
孙中山虽然对列强侵华的危害性颇有认识，但不足是显然的：首先，他将庚子前列强试图瓜分中国的原因之一归结为中国不能自立及清政府腐败，未免将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倒置。其次，对反帝问题论述不多。当然，这一点需要联系孙中山当时的处境予以分析。其一，他在国内无法活动，和当时一般留日革命派可以随时回国显然不同。长期在海外，尤其是在日本、美国和英国及其殖民地中活动，而日、英、美都是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如孙中山直接呼吁排外，他在海外势难立足。同时，由于只能在海外活动，获得列强支持成为必要，况且在一些国家筹款还需要碍到当局批准，他不可能象国内革命派那样大声呼吁排外。其二，孙中山没有专门谈论反帝，并不能否认其有反帝思想，否则无法解释武昌起义后，他一方面宣称要遵守不平等条约，承认外人在华特权，另一方面又断然声明不平等条约期满为止、领事裁判权要废除这一显然具有十分浓厚的反帝色彩的现象。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反帝思想的内容是什么呢？可以归纳出下面几点：1.反对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但肯定其中表现出来的“民气”，主张“秩序之革命”，按照国际法规保护外人在华利益，惠州起义时所为即其典型表现。2.从救国、自立、主权等角度论述反帝问题，但由于其时孙中山重实行不尚空谈，在排满时又需争取列强支持，故对这些问题只是偶尔提及，没有深谈而已。这种态度，和当时国内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
其他大陆留日革命派多是因排外失败而走向反满，其转折点是1903年的拒俄运动。但若以拒俄运动为界标衡量留日革命派的对外态度，则会出现高估问题。1.拒俄运动是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发生的。其时一些留日学生之所以态度激烈，是因为判断中国即将被瓜分，即“东三省一失，内地十八省外人纷树国旗，中国人还有立脚之地么？”；中国“不战亦亡，战亦亡”；“虽拼命到兵尽矢穷，一败涂地，犹不失为亡国之雄鬼。”留学生固知中国并无战胜俄国的实力（注：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5-86页。）。2.在中国局势趋于缓和可能不会被瓜分的一般情况下，留日革命派的对外态度往往不那么激进，与国内一般观点无异。1900年，黄兴虽“常存亡国亡种之心”，以为“豆剖瓜分之说，恐见施于今日”，但他反对义和团运动，建议张之洞“联络各省督抚，肃清内匪，力保外商，使各国之师不入长江一步”，这样“时事庶有可为”，不至于亡国。这与策动东南互保督抚的立场并没有什么不同（注：萧致治著《黄兴首次赴日时间及其思想转变小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一期，第187-189页。）。杨毓麟（即杨守仁）在1902年所作《新湖南》一文，是一篇宣传民族主义的重要文章，认为中国“下等社会知觉无几，一切举动绝无意识”，反对“今日杀一洋人，明日烧一教堂”之类的排外方式，并认为要有中等社会对其进行“提挈”。在中国对列强的干预“尚有可以支柱之力”的情况下，杨毓麟拟订的抵御外侮方式，是民族建国主义及个人权利主义，维护主权争取自立而已，不具强烈的军事对抗色彩（注：饶怀民编《杨毓麟集》，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9-40、50-52、65页。）。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对外国侵略者大呼杀杀，排外可谓无比激进，但全面理解，他其实是说当列强瓜分中国时才可如此，并不是在通常情况下都这样：“于今的人，都说中国此时贫弱极了，枪炮也少得很，怎么能和外国开战呢？这话我也晓得，但是各国不来瓜分我中国，断不能无故自己挑衅，学那义和团的举动。于今各国不由我分说，硬要瓜分我了，横也是瓜分，竖也是瓜分，与其不知不觉被他瓜分了，不如杀他几个，就是瓜分了也值得些儿。”（注：陈天华著《警世钟》，《辛亥革命》第二册，第121页。）可见，只有当中国被瓜分时才可摆出拼命架势，平时则大可不必。那么平时怎样对待外国人呢？陈天华说：“须知必定用文明排外，不可用野蛮排外。文明排外的办法，平日待各国的人，外面极其平和，所有教堂教士商人，尽要保护，内里却刻刻提防他。如果要占我的权利，一丝儿不能。”（注：陈天华著《警世钟》，《辛亥革命》第二册，第134页。）这种态度，和拒俄运动中的上海绅商的态度并无不同。上海绅商也认为，如俄国占领东三省，“中国必亡”，坚拒俄国要挟，“究其终极，不过出于战而已”。但拒俄必须“一依文明所为”，“凡系中国国民，皆当存保全中国国土之心，即皆当存保全中国主权之心”，“我辈系筹中国存立之策，不欲以非理待外人，如去岁北方野蛮之事。至外人欲以非理待中国，亦不肯受”（注：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5页。）。
二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对外策略的整合
同盟会的成立，不但是分散的革命团体组织的整合，也是革命派思想的整合。三民主义成为革命派的旗帜。在民族主义方面的整合值得注意：1.摒弃极端的反满主义，强调只排斥满洲政府，不排斥其一般人民；2.肯定了文明排外。《胡汉民自传》中记之甚详：“《民报》序文，为先生（指孙中山）口授而余笔之。是时先生恒使余与精卫为之执笔。精卫第一次为文，于《民报》题为《民族的国民》，从政治观点指出满族不能同化于汉人，而为专制宰割汉人之特殊贵族，陷中国于灭亡，国民对之，决无调和之可言。革命排满，非仇杀报复之事，乃民族根本解决之事，宗旨严正，而根据历史事实，以证其所主张者，至为翔确。师出以律，不为叫嚣跳踉之语，异于邹容之《革命军》，遂受学界之大欢迎。余为《排外与国际法》一文，历数中国在国际上所受之种种不平等，言国已不国，中国人为求独立自存，排外不得认为野蛮；而满洲政府丧权媚外，钤制汉人，故吾人非排满无以自救。文凡数万言。盖其时义和团变后，中国创巨痛深，清廷既一心事大，社会亦隐忍于列强之压制，而不敢有言，欲申诉不平者，列强即指为义和团之变相复活。余故为此文，以矫正社会心理而促进之，亦民族革命之本意也。尔时列强间瓜分中国之声不绝，保皇立宪派人常挟此以为恫吓，谓革命即召瓜分，其言足以惑众。先生乃口授精卫为文驳之，题为《革命不致召瓜分说》，言列强惟不能瓜分中国，故维持均势，满政府之媚外的外交，任所取携，如割弃胶州湾、旅顺、大连、威海卫之故事，转足以惹起瓜分中国；中国自治己事，外人不能干涉，其革命独立结果，乃以弭止瓜分云云。皆当时之重要问题也。”（注：胡汉民著《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第16页。）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同胡汉民、汪精卫等一起拟订了同盟会的对外政策，并将其体现在同盟会对外声明、胡汉民在《民报》发表的《“民报”之六大主义》、《排外与国际法》及汪精卫在《民报》发表的《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文章中。这些文件中表明了下列对外态度：
1.同盟会的对外声明表明，同盟会承认列强在华特殊权益。在军政府宣言中，同盟会表示承认清政府和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承认清政府对外各种借款，承认外国在中国的各项特殊权益。这种态度，一般认为是同盟会对外态度软弱的表现。客观地看，当是同盟会为了避免列强干涉中国革命采取的权宜之计。汪精卫在《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中云：“至于谓满洲政府，外交丑劣，与各国结种种不平等之条约，宜筹改者，则固新政府之责任。”（注：《辛亥革命》第二册，第401页。）其意甚明。同盟会虽然暂时承认列强在华特权，但并非长期容忍这种特权的存在。革命时如果列强强行干涉，估计“我国民”“其必痛心疾首，人人致死，无所疑也”，列强要想把中国人变为“洋奴”，中国人“自非肝脑涂地，谁能忍此者。我国之种灭之时，即亦各国民穷财尽之时也”（注：《辛亥革命》第二册，第404-405页。）。如此重要的态度，同盟会不敢详尽阐述，未始不是策略所致。
2.争取列强承认和支持，这和孙中山的思想一脉相承。
3.将排外分为“文明排外”和“野蛮排外”两种，反对野蛮排外，肯定文明排外，对国内收回利权运动予以回应，弥补了孙中山此前的不足。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中说，排外“为锁国时代之思想，今无所用”（注：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380页。）。当然，这里所说的排外，主要指类似义和团运动那样的盲目排外。汪精卫在《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中有明确界定。针对“革命家固以排满为目的，又兼有排外之目的”的说法，甚至否认革命派进行的革命有排外的目的，认为因排外而招致外国干涉，可以义和团为代表，但革命的目的，与义和团不同。“吾人所主张之革命，则反乎是。革命之目的，排满也，非排外也。”（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466页。）他将义和团等反帝活动，称之为“自然的暴动”，并认为这些“自然的暴动”“无益于国家”（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466页。）。革命的重要任务在于将“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为秩序之革命，然后救国之目的乃可以终达”（注：《辛亥革命》第二册，第407页。）。
胡汉民在《排外与国际法》中的阐述略同。他将排外分为两种类型，一为狭义的盲目的排外，如义和团运动及一系列教案；一为广义的正当的排外，如中国国内的收回利权运动，认为符合国际惯例。当然，他也提醒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过激”行为，认为运动中“尚为口实于列邦者，则以其手段有时反于文明，而其结果不善也”（注：胡汉民著《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四号，第58-59页。）。对防范“过激”行为，参与收回利权的绅商也是如此，革命派的观点并非特例。
虽然同盟会对收回利权运动予以肯定，但由于专力于反满，从整体上看对运动并未全力支持。同盟会成立之初，正是抵制美货运动开始的时候。由于专注于排满，革命派对这次运动很少关心。抵货运动开始前后，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和革命派孙中山都曾在美国。康、梁活动积极，对抵制美货运动大力支持，引起美国华人的强烈反响（注：参见Delber L.Mckee,The Chinese Boycott of 1905-1906 Reconsidered:The Role of CHinese Americans,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86.）。孙中山则反应冷淡，“充其量也只是漠不关心”。他甚至认为抵货运动分散了反清的注意力（注：（美）韩德著、项立龄等译《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页。）。《孙中山全集》中关于抵制美货运动的文字很少。孙中山号称读书破万卷，藏书甚富，但对有关抵制美货的书籍却不了解（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4页。《孙中山全集》中关于抵制美货的文字不多。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孙中山提到“现在中国与米（美）国禁约风潮起，不独米国人心惶恐，欧西各国亦莫不震惊”，作为中国人民不惧列强的例证，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9页，是少有的例子之一。）。这种情况固然可能与孙中山和康、梁的恶劣关系有关，但孙专注于排满，对此类活动多不热心，当无疑问。其真实态度，大约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听其自然发展而已。此外，也很少看到黄兴、宋教仁等积极支持抵货运动的资料。收回路权矿权运动中，同盟会虽然同情，但没有积极支持。运动中，国内报刊的介绍和宣传连篇累牍，但《民报》介绍与声援文章则寥寥无几。《民报》虽然也有文章对当时国内收回粤汉铁路建筑权、山西收回矿权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及广东收回路权运动持赞成态度，并认为要“力争之，毋遽绝望”（注：叠仇《清政府决意卖送汉人矿产》，载《民报》第四号，第85号。）。但这类文字不多。
当然，革命派中对收回利权运动持积极态度并给予大力支持的也不在少数。秦力山曾经概括地说：“盖至义勇队事寝后，学生以团体而与政府交涉者亦繁。电争路权、电争工约、……电争矿权，……亦所在多有。”（注：己酉六月三一日“中兴报”一版“说革命”，引自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273页。）这类活动中，当然也有革命派参加。不过，革命派在此类活动中，多是依托各省同乡会等组织进行，而非主要依托同盟会参加。如山西福公司案过程中，山西绅商给山西留日学生一封急信，“一时惹起大家爱乡心”，山西留日同乡会召开会议，决定派代表回国参加。山西留日同乡会会长便是同盟会员（注：景梅九《罪案》，《辛亥革命》第二册，第244-245页。）。1907年苏杭甬铁路风潮中，留日浙江籍同乡会在东京开会，决定发电声援及派代表回国参加运动。同盟会员章太炎提议在江浙发动罢市、抗税，争取独立，以反对清政府借外债修苏杭甬铁路（注：《近代史资料》第71号，第242-246页。）。当然，仅凭发电声援及选派代表回国，虽能壮大声势，但很难取得实际效果，同时，由于清政府及发动收回利权运动的士绅竭力防范运动为革命派利用，使革命派的这类个人活动很难取得理想效果。到1911年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中，同盟会开始积极支持国内的运动。不过，同盟会之所以大规模地卷入运动，从其思想分析，主要还是这时的边境危机被看作是瓜分的预兆，象数年前的拒俄运动一样，重新激起了革命派的民族存亡意识。
1911年1月，英国出兵侵占云南西北要地片马。2月，英法合办的隆兴公司强索云南矿产开采权，法国借口保护铁路，陈兵云南边境。同月，俄国借修订《伊犁条约》及《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之机，企图在新疆、蒙古、张家口等地获得自由贸易权、免税权、土地所有权和中国全境的治外法权。于是，全国掀起拒英、拒法和拒俄运动。留日学生组织国民会，予以声援，其中有很多同盟会员参加。同盟会云南分会会长杨大铸及会员王九龄参加运动。上海资产阶级组成全国商团事务所，发动爱国运动，其中颇多同盟会员。同盟会重要成员宋教仁还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认为片马事件及《伊犁条约》等问题“小至关乎一地，大之关乎全国，亡灭瓜分之祸，悉系此焉”（注：《记全国商团联合会》，《神州日报》1911年3月13日。以上关于这次运动的情况，参见杨天石著《一九一一年的拒英、拒法、拒饿运动》，《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版；又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全集》上册，第527页。）。可见，同盟会在文件中所说，当亡国灭种之时，他们也会奋起死战，并非虚语。
二
革命派和改良派对外观念的比较
为了解革命派的对外观点，有必要以改良派的思想为参照。
改良派自始就对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反应敏感。以梁启超为例，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后，他感到“国事危机”，认为“瓜分之事已见，为奴之局已成”，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注：梁启超著《保国会演说词》，《饮冰室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96年影印本，第28页。）。到1899年，他看到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终未出现，对此作了分析，提出了有形瓜分和无形瓜分的思想。列强虽未对中国进行领土之“有形之瓜分”，但夺取中国主权之“无形之瓜分”早已进行。“中国瓜分之祸在将来者，指有形之瓜分”（注：以上引自粱启超《瓜分危言》，《饮冰室文集》之四。）。这种观点很快得到广泛认同。
在日俄战争开始不久，改良派对形势的估计和一般观点相同，认为不管谁胜，中国都面临被瓜分危机。《新民丛报》刊文认为，若俄胜，东三省将为俄国吞并，列强将随之对中国实行瓜分；若日胜，也必然占领东三省，对中国实行开放主义（注：主父《日俄战争之将来》，《癸卯心新民丛报汇编》，第72页。）。《新民丛报》刊文认为，根据日本和俄国签订的条约，两国实际已经瓜分了东三省（注：饮冰《日俄和议纪事本末》，《新民丛报》第三年第21号，第94页。）。
日俄战争结束后，改良派的看法发生变化。主张对中国瓜分的列强失势，主张采取温和手段的列强获胜，但用温和手段侵略中国，更有欺骗力，其潜移默化的侵略方式，对中国仍有很大的危害性。中国仍然处于“危乎殆哉”的局面（注：主父《日俄战争之结局》，《新民丛报》第三年第22号，第26-27页。）。由于看到列强推行无形瓜分侵夺中国主权的危害性，改良派对国内以收回利权为目的的反帝爱国运动予以积极支持。
抵制美货运动时期，改良派资助的上海《时报》把抵制美货奉为一大发明，宣传抵制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在抵制美货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新民丛报》发表梁启超长文《记华工禁约》，详载各地抵制美货情况及其观点，极具影响力。抵制美货时期，各地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此文了解到华人在美国受迫害情形，进而支持抵制美货运动的。有人还把此文和《拟抵制禁例策》及上海总商会发动抵制美货，看作抵制美货运动形成的3个关键因素（注：宁学界抵制禁约会同人代表上元窦匀田莱甫，载伊熙绩鉴定，苏绍柄编辑《山钟集》，1906年刊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第551页：“抵制美约，发端于禁约记之缕述情形，根据于某报之筹议办法，而成就于贵（上海）总商会之一力维持。”）。1905年5月21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劳治师和上海绅商讨论华工事，曾铸出示《华工禁约记》，作为美国苛待华工的证据，可见它在当时的权威性（注：曾铸对劳治师云：“仆于书肆购有贵国《华工禁约记》特专呈阅，所有历届约章以及种种苛待情形言之极详，窃望贵公使一为流览。”见“记沪埠商董在美领事署会议并与美使问答语”，《山钟集》，第493页。）。《新民丛报》对国内发生的振兴实业以挽回利权活动，也多有介绍，且持赞誉之词。对于收回利权运动的评价，改良派也较革命派高。如1905年的一期《新民丛报》云：“故以数年来经过之时日而论，若无义和团，若无争废俄约，若无收回铁路，若无抵制美约诸事之举动，则维新之事，前途益沉于渺茫。”该文进而认为，除义和团为“蛮动之排外”外，其它活动都可称作“合理之排外”，是“一大进步”。对于这些“合理之排外”，该文极为赞赏，认为“此其事之合理，与夫首事者之热心勇气，故吾之所表赞成，而一无异词”（注：观云《对外之举动对内之举动》，《新民丛报》第三年第11号，第76页。）。
改良派对收回利权运动比较重视，也与其指导思想有关。面对民族危机，改良派特别强调应首先进行内政的改革，如立宪、新民、自治等。收回利权运动多采用和平方式，民众有很高的参与度，这与改良派素来的主张相同。改良派把这些活动，看成是鼓动民气、开发民智、培育新民的重要手段，故予以大力支持。
革命、改良的终极目的，都是使中国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摆脱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其最终目的都是反帝。同盟会集中目标于反满，也是为反帝作准备。反满是手段，反帝才是终极目的。正如改良派进行立宪是手段，达到国家自立、摆脱列强的侵略才是终极目的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对外思想，是大同而小异。所谓大同，是指反帝的目标相同；所谓小异，是指两派在反帝的方式和程度上，往往表现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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