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兼谈古典小说研究的方法与路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红楼梦论文,古典小说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新旧世纪之交，学术转型在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逐渐向具体学科的操作潜移。红学在经历了文革的震荡和新时期以来的膨胀后，面临着史料和理论的双重困惑。建立多维整体思维考证模式和以创作心态学为中介的方法论结构，提倡理论评论中的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相结合的双重原则，应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所面临的方法改革与路向选择。
关键词 困惑 多维整体思维 双重原则 路向
古典文学研究界早已将努力目标瞄准21世纪。研究方法转型的讨论经过十年的呼唤后，表面上似无前一阵子那样热闹，实际上，人们的用力点已默默地付诸于自觉的实践向具体学科的操作潜移。在整个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红楼梦》研究最具有典范性。解剖这一“麻雀”，大体可以窥见古典小说研究所面临的方法问题，进而可探求如何摆脱困境，实现小说研究学术转型的方法途径。本文作者不揣浅陋，将在撰写《中国小说研究史》有关近30年部分的一点体会和不成熟的想法写出来，供大家批评讨论。
一
从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红楼梦》研究走过了30年崎岖坎坷的路程。这30年可划分为停滞、畸型发展期（1966—1976）和拨乱反正、多元化探索期（1977年以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政治实用主义指导下的庸俗社会学批评催化着评论派的畸型发展，传统的考据方法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而遭到“革命”，学坛几乎成了评论派的独家天下。千篇一律千腔一调的“评红热”为“斗争论”和庸俗社会学研究方法宣判了死刑。后一阶段，一度曾沉寂了的乾嘉学派，以其“求真”的思维模式与“实事求是”的社会思潮相合拍，重新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与力求恢复马、恩理论真面目的评论派相伯仲的地位。两种方法、派别濡沫共存，各显神通，促使《红楼梦》研究出现了起伏交错的四次热潮。即1980年前后的曹雪芹文物研究热；1986年以哈尔滨国际“红学”会为标志的方法热；1992年以扬州国际会为标志的文化研究热；以及1994年前后的脂本、籍贯争论热。
“红学”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15个方面：成书过程与著作权之争；曹雪芹的籍贯与旗籍；曹雪芹文物辨正；曹家被抄没的原因；关于后四十回问题；脂砚斋、畸笏叟是谁；曹霑墓碑之真伪；甲戌本凡例与六十四、六十七回真伪之辨；什么是红学；如何评价“批俞之役”和“评红热”；《红楼梦》是不是政治小说、有无反满思想；《红楼梦》的创作动机与主旨；《红楼梦》的结构主线；钗黛孰优孰劣；“红学”的现状与未来等。
学术讨论无疑有益于研究的深化，一些原来模糊不清的问题经过争论面目日趋明朗。如：“红学”史发展之脉络，书箱、画像等曹雪芹文物之真伪，作品结构之主线等。但更多的问题或因史料不足且多牴牾，论者各持一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或被伪材料捉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愈研究愈糊涂；或因研究者的理论视角不同，而使研究对象的客观性消蚀于阐释的主观随意性之中，诸说纷生，日积日繁，的确，“红学”潜藏着令人忧虑不安的危机。
二
在拥挤的红学世界里，一场场的官司，一次次的论战给社会带来了连续性的虚闹，但在基本而重大的学术难题研究方面却没有大的突破。红学所面临的如此步履艰难的困境正是其潜在危机的表现。
红学的危机不仅表现为考据派、评论派、索隐派之间的相互矛盾、排斥、攻讦以及三派内部的小派别之争、研究者之间普遍存在的“门户之见”，（这些只是外层的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来自考据派、评论派、索隐派自身潜藏的理论方法的矛盾性。
考证派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包蕴着三大致命的弱点，这些弱点随着时间流逝，非但没有克愈反日益突出了。史料是考据的生命，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完全受材料左右和限制，而新史料的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挖掘也有其极限，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几经战火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史料之源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考证工作面临着僧多粥少，时常无米下锅的困境。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研究势必陷入停顿。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从事考据工作的学者，往往耐不住冷清，渴望着新材料的突然降临，遂产生“材料恋”意识。一旦摸到些蛛丝马迹便萌生“很可能是真的”的心理定向。于是以假当真的事时常发生。另一方面，一些古董商或因好奇而善弄恶作剧的人为了某种利益，故弄玄虚、以假乱真，把伪材料塞给红学界。正是这种“材迷心窍”与“财迷心窍”的结合造成了红学研究的一场场闹剧，败坏了考据派的名誉。
考据派以校勘、训诂、考证等治经学和史学之法研究小说，只能在考证作者、校定版本的有限范围内发挥其长。一旦将其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形象的世界，便不免捉襟露肘四处碰壁。道理很简单，史学的思维与艺术创作的思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作品中大量虚构的故事情节很难用史料坐实。因此，用治史的考据方法，研究文学这一方法移植的本身就限制了自身的势力范围，暴露出了这一派学术方法的局限。
研究问题的碎细和推证过程的繁琐是考据派的又一致命弱点。有关曹雪芹生平、创作的材料极为有限，只好在外围边缘作战，搜觅枝梢末节，史料搜集往往距有价值的核心区域愈走愈远，愈考愈细。如曹雪芹的祖籍已上推至十几代的祖宗，还有继续溯而上之的趋势，追到武阳——灵寿——徐州，直到曹操。即使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对几十代之后的曹雪芹又有何必然的联系？文学研究变为纯历史的研究，家谱的研究了。这种研究因愈来愈远离曹雪芹和《红楼梦》，故极易导致考证的繁琐，观点常常淹没于繁杂的材料堆中。同时在“僧多粥少”的情形下，谁要拥有新史料，不管其价值大小，只要真实，便占有了名誉、地位。小材料作大文章、大著作，小材料成就大学问家的事不为鲜见。这无疑也诱导红学考证日趋碎细繁琐。
研究方法的碎细繁琐往往形成研究者的学术目光狭小，见木不见林，防碍对已知材料作整体、系统的分析把握，不能高屋建瓴地从全局观照局部细节，这样势必影响对具体史料辨别的真实、准确程度，因而，也难以发挥已有史料的效率，造成宝贵史料的无形浪费。非但如此，考证派中愈来愈严重的门户之见，往往助长那种不顾客观实际，因人废言，因我立论的主观主义倾向，从而在使用史料时，唯利是取，不利者则弃之不顾。这种不良倾向严重影响了论证过程的整体性、系统性、客观性和科学性，造成各持一端、争论不休、终无突破、空耗时日的学术悲剧一幕幕地重演。
评论派的生命是理论，即用理论观照文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理论或理论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评论或评论现象。本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界缺乏理论的主体性、创造性。能借用新理论具体、深刻地分析作品，说出新意便是上乘的文学评论、上乘的学者。而政治中心文化统治时代，更易培养出吃现成理论饭的依顺意识和照着既定理论比猫画虎的比照式思维模式，于是便生成两种习以为常的现象：理论的食而不化；用夹生的理论对文本作直线式的比附。这种在斗争论统治时代形成的思维定式和操作惯性一直影响着今天的文学评论、小说评论和“红学”文本研究。张口“存在”，闭口“结构”、“老庄”、“佛禅”、新词满篇，这种用新理论术语做包装的评论文章屡见不鲜。一部《红楼梦》变成了理论者的试验室，似乎任何一种理论皆可用《红楼梦》加以说明。在诸多理论视角观照下，《红楼梦》成了理论的万花筒，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红楼梦》的客观性、整体性、曹雪芹创作的原动机被这种表面的热闹搅乱了、遗忘了。这种拿来便穿戴的流行式理论的喧闹，究竟有多久生命，多大价值，已愈来愈引起人们的疑虑。评论派的生命在于理论的革新和创造，即将理论之根深扎于中华民族文化之土壤，吸收世界理论的空气、阳光以建立起适用于研究中国民族文化的具有世界当代水平和中华民族风格的理论参天大树。然而，这是一个不少人正在为之努力却相距遥远的目标。同考据派存在着材料匮乏和不能充分利用材料的矛盾、困惑一样，评论派同样存在着理论贫乏和不能创建新理论体系以有效地解决学术难题的矛盾和困惑。
我们可以允许新索隐派的自由存在，但必须看到此种研究方法没有多大的学术前途。其所以没有前途是由于这一派企图把作家想象虚构的大量故事情节和潜意识活动历史化、具体化，将《红楼梦》中的人物、事件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权贵人物、政治事件一一对号，似乎《红楼梦》完全是一部神密而真实的政治谜语大全，一部处处藏伏着微言大义的史书。况且又无史料相佐，单凭历史与小说情节的某些相似之处便下判语，于是文学研究便沦为了主观性的猜谜。比附式的猜谜性的比附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三
如何拯救红学的内在危机，使之走出困境，这一问题越来越引起红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少人撰文阐发己见。其中余英时先生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0页）与周建谕的《“红学”的困境与出路》（《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94-97页）最富于方法论意义和理论代表性， 前者力图通过考据派与评论派的互补树立起红学革命的新典范。后者则明确地提出了是坚持科学主义原则将文本还原给历史，还是坚持人文主义精神将其奉献于当今时代的读者这一小说研究的原则与路向问题。
余英时先生洞察到考据派的“自传说”理论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局限，并认为这个局限目前已发展到了无法自救的“极边尽限”，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了。于是他力图找到一种新的学术方法来填补“自传说”力所不及的领域，把《红楼梦》研究引到“柳暗花明”的新境界中去。这种方法就是他所高标的红学革命的“新典范”。余先生认为“从学术史发展的观点看，新‘典范’是从‘自传派’红学内部孕育出来的一个最合理的革命性的出路。一方面，新‘典范’认为我们对《红楼梦》作者及其背景、撰述情况所知愈多，则愈能把握作品的‘全部意义’，因此，它十分尊重‘自传派’的考证成绩。另一方面，新典范复力求突破‘自传说’的牢笼而进入作者的精神天地或理想世界，因此，它又超越了历史考证的红学传统。”
余先生提出的“红学革命新典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使红学研究的方向由对历史材料收集处理的“外驰”转为研究《红楼梦》文本的“内敛”。在强调对作品意义世界的评价的同时，“使考证工作和文学评论合流。”应该说，余英时先生的这种思路和理论方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把定住了红学发展的方向，克服了考证派重史料价值轻视文本文学意义的偏狭，纠正了评论派对考证派认识的偏颇，且具有可操作性。
然而，勿用讳言，这一新“典范”理论尚缺乏理论、方法的新创建，尤其在根治“自传说”和评论派自身痼疾方面未能将人们引向“柳岸花明”的新境界。俞平伯先生早在20年代初就曾对“自传说”表示怀疑。石昌渝认为“俞平伯主要是用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他最大的贡献是第一个把文学的方法运用于红学，使红学具有了文学性质的学术品格。”（《政治介入学术的悲剧》，《文学遗产》1989年第3 期）说得更准确些，他是第一个把历史实证主义的方法与文学的方法同时运用于《红楼梦》研究中来的人。也“应该是最有资格发展红学史上‘新典范’的”人，“从时间上推断，李、蓝两人对自传说的尖锐批评倒反而可能是受了俞平伯文字的暗示”（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同上）同样，从时间上推移，余英时先生的新典范理论以及“两个世界”说，也可能受了俞平伯研究方法的暗示而主张“使考证工作和文学评论合流”的。然而，“合流”并非通过简单地机械叠加便可实现的，必须对两种方法加以理论的改造方能完成，而“新典范”理论未能找到如何单独解决考证派自身危机的有效方法，这样便不能从根本上解除“自传说”自身的危机，因此，“新典范”也就失去实践的基础和依凭。同样，评论如何“进入作者的精神天地或理想世界”即用何种理论、方法去阐释作者的精神世界，无疑是“新典范”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是象王国维那样用西方现成的理论模式硬套《红楼梦》，还是象批俞运动和“评红热”中出现的以现成的“斗争论”在作品上贴标签……，若如此，《红楼梦》岂不就变成了一块在研究者手里任意捏合的软泥巴吗？当然，余先生决不倡导这种机械的批评方法，但究竟应如何改变此种“不免于捕风捉影之讥”的状况，却并未作出具体的回答，而这又是非回答不可的问题。
周建渝在《“红学”的困境与出路》一文中提出了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原则：发掘作品的人文精神，赋予其当代精神。他认为：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性质应该在于它的人文精神而不是科学主义的原则。文学批评的最终着眼点主要在于考察和评价作品中的精神信仰、人生意识、伦理道德以及作品存在的其它形式，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考证小说与历史事实是否相符或论证方法是否科学。我们应把《红楼梦》奉献给当代读者而不是还给历史。
这是自新红学诞生以来第一篇反对科学主义原则提倡人文精神的学术理论宣言，并挟带着本世纪以来浓厚的世界反理性主义文化气息。然而，文学研究在高扬人文精神的同时是否就一定要取消科学主义原则，还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这涉及到研究对象——历史——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一古今中外历史学界争论不已的历史哲学问题。单纯说历史存在于人们的主观理解、阐释之中，否定历史首先存在于过去时空中的客观性。便失去了认识客体的物质基础，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便成为无任何标准的随心所欲。同样，单纯强调历史存在的原初状态和客观性，排斥后人理解的合理意义，那么历史将永远成为过去的历史，成为距人们越来越遥远、陌生的陈迹。“历史的两重性存在原理”的理论，对这一问题已做了较全面透彻的说明。所以科学主义的原则也好，人文精神也罢，不是哪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强调的，不是人为外加的，而是作为历史的《红楼梦》的双重存在性的自然要求。显然，人文精神的高扬须立足于对《红楼梦》产生时代的历史客观性认识基础之上，而不是抛弃这个基础。将《红楼梦》还原给历史，仅仅提供了后代阐释的客观依凭，在此基础上，再将其奉献给当代的读者才是最终的目的，也是《红楼梦》研究的价值所在。
实际上，坚持科学主义原则或高扬人文精神不过是对考证方法与评论方法谁主谁次的价值认识的理论化反映。一种学科，愈追求历史之原初存在，便对客观性的要求愈高，实证性的成分也愈多，故而愈要坚持科学主义的原则，相反，愈注重后代阐视者的主体性，形而上的成分便愈多，愈要高扬人文主义的精神。考据派属于前者，而评论派则归于后者。从历史存在的双重性原理论之，考据派与评论派不可偏废，更不能取消任何一方。看来，眼下的问题是如何对二者充血、改造，赋予其新的功能和活力的问题。这是何等艰巨的一项工程！
四
如果上文对实证主义、理论评论各自缺陷的分析大体合乎实际的话，那么，下一步的改造工作目标也相应变得明确多了：如何使考证方法更有效地利用史料；理论评论怎样避免空疏，以及寻找如何将史证方法与理论观照有效地结合起来以达到最终深化作品研究的新途径。
考据方法意在探寻历史事实的原貌，说明事物是怎样或不是怎样的。然而，历史的面貌是粗糙的、零散的、模糊而不易识别的。特别在大量史料被散失、作伪、埋没的情况下，再现历史原貌（实指遗留貌）便尤其困难，尤其需要视野的宏观和思维的整体性、多层次性。当然，旧的考据方法也离不开逻辑思维，只是视野太狭小，思维的方式太单一平面化了。譬如拿考据形式之一的注疏来说，注者的视角往往仅局限于语言学的层面，从《尔雅》、《说文》中查检该字的本义，从相关的其它书籍中寻找他义来确定文本中该字的真义，这无疑也采用了归纳综合方法，且列举例子之繁多，令读者望而生畏。过去，我读这类著作，对注者的外证功夫从未怀疑过。而随苏州大学王钟陵师学习期间，见先生治《庄子》，历代注庄之书堆案叠架、环堵四周，而先生常一一具体指出某字诸书所注之误以及因何致误，言之凿凿，令人叹服。此处因限于篇幅不再举例细述。其所用方法，就我观之，一言以蔽之，将多维整体化理性思维运用于考证注疏之中。具体言之，除用外证法精细辨析钩探某字本义以之为考订根基外，有四点新异之处。其一为语言学层面的整体性观照，包括不跳绕任何一个字的字字过关和将难释之字词置于《庄子》字义系统内考察两大内容。后一内容又包含对字的动态、静态两方面的考察。先生认为《庄子》表现了庄周及其学派思想演变，因此，考释字义注重其在不同类篇章中的新内涵，又反过来把字义演化作为把握学派思想的重要参数之一。静态考察指：一字一义的解释不但要打通句意，而且要打通段意、篇意，并须与其它同类篇内该字的字义保持整体一致。其二，为修辞学层面的整体性把握。把握庄周用字遣词的修辞规律和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如庄周喜用借喻，似撒盐入雪，浑然难辩，这便需处处小心，细心区分比喻词意与陈述词意的差别。不少注家因不明于此，常常落入比喻词之陷阱中释之不通，且错而不觉。其三为思维层面的考察。庄周在《庄子》中之思维多为原始神话思维，疏证字义不可偏离这一思维方式，不可用《论语》、《墨子》等非神话思维之书之句之字移来释之。其四为哲学层面的整体性把握。以庄子独异的哲学观作为释《庄》注《庄》的指导思想和灵魂。至于如何把握庄子思想，先生一方面从对《庄子》文本的精读细嚼中体悟提炼出之。另一方面又站在思索人类有史以来普遍关注的生存、未来等问题的高度，寻找庄子思想在先秦诸子与西方哲学中的独特价值地位，特别是与当代西方哲学的汇通处。如此，字义之注疏不再仅仅局囿于语言学之范围，不再是从字义到字义从外证到内证的线性推敲，而是将一字一义放置于由语言训诂学、修辞学、思维学、哲学多维层面组成的整个庄子文化的大系统中，参照多重相关系数加以确定。如此注疏较之传统方法更逼近《庄子》精神之本原状态。我所以运用这么大篇幅介绍王錘陵先生注《庄》之新方法（这仅是我个人体会，不代表先生的意见），意在说明，将多元整体化理性思维运用于考据学，以宏观统御微观、溶宏观于微观的方法是可行的有效的。
当然，字义训诂，注疏与作者籍贯、生平文本成书年代、版本考证不完全相同，研究它们的方法也自然存在着差异。但在可以引入多维整体化理性思维从事微观考察的道理上则是相同的。需要指出的是，将多维整体化理性思维引入考据方法中，仅仅是增强了考据方法的有效性，仅仅起辅助、工具作用而不是取代考据方法本身，更不是说其价值超过了可直接说明问题的史料，而仅仅是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史料。对于那些在说明研究对象是什么不是什么的情况下，获得那些“一锤定音”、“一言定性”的史料，便无需进行复杂的逻辑推考，此时，惟有此时，多维整体化理性思维方显得无用武之地。对于那些大量的不能直接说明事物性质的间接、边围的史料研究，运用不运用多维整体化理性思维便不大一样。譬如，《红楼梦》前八十回是否曹雪芹一人笔墨，存在着截然相反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的两种意见。既然不少人认为：“非一人笔墨”，内中有大小两个宝玉，有《风月宝鉴》的故事痕迹，那么，就需要做多方面的系统考察，首先参照学术界研究的已有成果，把前八十回内没有争议的章回段落，假定为曹雪芹的笔墨，而后对其做多方面多层次的定量、定性分析，为下一步考察有争议的章回文字确立参数。确立参数的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整体层次。第一、语言学层面的研究，即选取曹雪芹常用与不常用的词汇对其出现的次数、频率做定量分析；第二、修辞学层面的研究，考察曹雪芹最常用的修辞手法和具有个性的语言表达方式，以确立其修辞表达参数；第三、描写逻辑性分析，检验作者在时间叙述、人物活动空间描写以及人物性格描写方面是否（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一定的逻辑顺序或规律，其规律是什么。第四、考察作者对笔下主要人物的好恶褒贬等情感倾向（定性分析），把握其规律性；第五、思维分析。考察作者创作的思路，艺术构思形态，包括撰写的构思框架，预定的人物命运、遭际、结局等。总之，把握其不变之衡量，以诸衡量为参数，检验有争议的章节段落。这样，便可以确定前八十回哪些文字是曹雪芹修饰过的他人笔墨，后四十回有无曹雪芹的原稿，原稿是哪些章回、情节等，同时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便因了这种方法可迎刃而解。另外，脂本中署名脂砚斋、畸笏叟、梅溪等人的批语，也是一个搅混不清、时常矛盾的问题，同样需要借用多维整体化理性思维进行分门别类的统计、整理和系统研究、分辨、破译。不运用理性思维研究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具体采用什么方法可依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定），只是从那些零乱不清的材料中应需抽取，单凭研究者的直感判断，最终会偏离整体性、科学性，造成仁智各见，笔墨官司不休。其他小说的成书过程研究、作者及版本研究也存在着相类似的情况。将多维整体化理性思维引入考据方法中来，必将带来考据研究的新面貌。
文学评论是后代人对文本的理解、阐释，必然带有时代的流变性和阐释者的主观色彩。然而，阐释也有后一代对前代的继承问题，也有历史的延续问题，也有不变的客观性的一面。因此，文学评论要避免空疏，就需增强对文本客观性的认识、把握。文本的客观性包括民族性即民族思维、民族心理的特异性以及因了这种特异性而导致的表现形式方法的民族性。文学评论不能脱离民族自身的特点。其次是时代性。即时代环境、流行意识文化思潮在文本中的映现。对上述内容，评论者尽可能地作出历史客观的说明，切不可忽视之。其三为创作主体的个性（包括家庭环境、生平经历、思想个性和创作心态等）对文本的影响。这是文本阐释最具体、重要的内容。其四是凸现文本价值。即处理好文本内涵与理论的关系。文学批评是借助理论视角观照作品的，作品价值没有理论之光的烛照便难以发掘出来，然而，理论是为阐释文本服务的，不是反过来文本分析为阐释理论服务。但这种头足倒置的现象在斗争论时代和今天泛文化的潮流中却普遍存在着。这类“六经注我”文本注理论的作法显然偏离了文学研究的客观性，一旦时过境迁，这类文章便会成为历史的陈迹，变得毫无价值了。因此，既立足于历史又面向当今时代，在把定历史客观性的同时注入时代的精神，做到客观性与主观性、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应是文学评论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创作主体的心态尤其是创作心态研究是介于历史研究与文本研究的中间带，这是一片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有着广阔开垦前景的学术沃野。加强该领域的研究需考证派与评论派的同力合作，于是创作心态学便成为联结两大流派和两种研究方法的纽带。
在潜意识理论尚未传入大陆之前，对文学与生活关系最富有导向意义的理论是孟子“观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知人读书论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反映论。在这种理论观念指导下，文学研究变成为将社会生活与艺术生活两大板块的直接对接了。由前者解释后者，或用后者说明前者的一来一往构成了这一研究的习惯思路，从而出现了就事论事的浮浅单一和甲与乙直观比附式的简单方法两大弊端。随着西方分析心理学理论传入中国的文化、学术市场，使人们发现了“意识”的新大陆，拓宽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为新学科—创作心态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的根据和可能性。所谓创作心态学就是研究创作主体的意识、无意识的丰富的精神、情感现象，包括民族集体无意识、时代意识、创作个体意识在创作中的作用和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研究这些意识在作家心理中的结构及其不同结构类型与作品成败之关系。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探究离不开对民族思维、民族文化心理及其流变的考查。作家的时代意识直接来自于时代文化思潮、时代风尚和流行意识的渗透。而作家的家世生平、人生遭际、思想性格与创作者的个体意识有更深切的亲缘关系。因此，历史文化的累积与考据派的成果为探求作者创作心态提供了最珍贵的事实依据。尽管历史生活的事实在经过作者的精神外层领域进入内层领域直至个人无意识区的过程中被不断地沉淀、变型，当个人无意识借助于回忆、想象、联想等化入艺术形象时已大不相同于潜意识的原相；然而，创作本来就是作者心灵的语言具象化，历史的暗影总是抹不掉的，也正因此，创作心态学还意在探讨作者的心态是如何转入他的艺术形象中以及文本精神意识又怎样体现出作者的诸类心态。历史事件的考求是整个研究过程的基础、手段，抉发文本的精神世界是这一研究的最终目的。由此可见，创作心态的研究不但是历史背景研究和文本研究的中介，而且也成了考据方法与理论评论的连接体。考据工作的重要性，因之而更充分具体地显示了出来。文本研究也只有以前二者为前提才能避免评论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由此招来的“捕风捉影”之讥。整个文学研究因了创作心态学之建立，可掘深至心理层次，可进而展示出文本的丰博内涵和鲜活面容。
总之，将多维整体化理性思维引入考据方法中，建立整体性思维考证模式；强调理论评论的客观性原则；建构以作家创作心态为中介的历史文化环境考察、创作心态分析、文本阐释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体式应是今后古典小说研究克服内在矛盾、摆脱困境、走向未来的方法改革与路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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