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社会经济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思潮论文,社会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跃进浪潮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的思想和主张，对社会经济思潮的形成传播起着推动作用；而社会经济思潮的形成和传播，又反过来影响到共产党人的决策思路。
一、“争上游，敢出头”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超英赶美”的口号提出并大张旗鼓地宣传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就已经滋长起来的“抢先思潮”，有了更大发展。“争上游，敢出头”，成为时代大潮流。被誉为“诗歌之乡”的安徽省巢县司集乡民歌唱道：“好的我就学，快的我紧追；人骑快马，我驾火车；别人跑步走，我就插翅飞”〔1〕。甘肃省敦煌县人们提出：“要以斩钉断铁的决心， 以乘火箭、探月球与光比速度的信心”，以“插红旗寸土不让，赶先进分秒必争”的精神，永远争上游，永远当先锋〔2〕。 湖北省光化县东风人民公社提出的口号是：“鼓足干劲争上游，争取全国占鳌头，卫星保证放六个，世界上也要出出头”〔3〕。这一思潮， 成为“超英赶美”口号“深入人心”的基础。“超英赶美”、“跃居世界前列”口号一经提出，便成为激励、鞭策人们“大跃进”的动力。例如，禹县人民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提出：“多炼铁，多炼钢，打垮美帝野心狼”。“全党全民齐动员，要叫卫星飞上天……大干苦干拼命干……要把美英抛后边”〔4〕。
应当看到，广大干部群众争上游“热情”是被中央领导人“点燃”起来的，而“争上游，敢出头”思潮的形成和传播，又对共产党领导人产生重大影响。正如陈毅所说：“形势逼人”——“也就是说广大人民造成一个形势，逼着我们每一个人非力争上游不可。”〔5 〕毛泽东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在钢铁等主要产品产量方面15年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随即，“赶超”口号传播开来“深入人心”。中国长期存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小生产者生活、生产、奋斗过程中总是以自己亲友邻里中的“佼佼者”为追赶目标、仿效榜样，往往有了“目标”，就有了动力和进取精神，没有“目标”则庸庸无为。近代中国，积弱积贫，饱受列强的侵略和欺凌。赶上、超过列强国家，使中华民族走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前列，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追求。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对新中国实行孤立封锁政策，反使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憋足了劲，决心赶上和超过那些强国，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因此把英美等国作为追赶对象，有着广泛的思想基础。正如薄一波所说：“在当时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和美国政府不断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的国际环境下，一个拥有6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憋一口气， 矢志增强自己的实力，争取某些产品产量尽快赶上某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是无可责难的”〔6〕。
但是，“赶超”思潮的传播，使共产党人对赶超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缩短，以致提出两年至三年超过英国，五年至七年接近并超过美国，这是不切实际的。更为严重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主要产品产量发展指标，不是根据现实条件、实际可能及当前需要来确定，而是按照赶超时间来推算。由于赶超时间一再缩短，指标便一再提高；而指标一再提高，又促使赶超时间的一缩再缩。这一恶性循环，导致大跃进指标达到极其荒唐的地步，造成浮夸风的泛滥成灾。
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大跃进浪潮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了家喻户晓的口号。人们认为，“人是条件的主人”，“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7〕。只要“把人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创造奇迹”〔8〕。“事在人为”、“人定胜天”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闪光点。毛泽东认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9〕， 尤其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赞同“人的因素第一”的观点。他还提出，“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10〕，中国六亿人口，“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能在“一张白纸”上“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11〕。这些思想和观点，在“大跃进”氛围下被广泛宣传，作了片面地理解，以致带上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由于一味强调反右倾、争上游、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而且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推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强调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片面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唯心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症”。
在大跃进浪潮中，人们说：“心大意大，什么也不怕”；“心小意小，什么也干不了。”“心大意大”，可以“十天修一座水库”，“一天办一个工厂”，“两月扫除文盲”〔12〕。能够亩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随心所欲地“发射高产卫星”〔13〕。并认为，“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14〕。上海第三钢铁厂平炉车间工人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干劲把炉子吓倒了，炉子服从我们了！我们要炼多少钢，它就得出多少钢！我们要缩短多少时间（指每炉出钢时间），它就得缩短多少时间！”〔15〕“自然法则”、“客观规律”，早被人们遗忘了，主观意志的力量，被夸大到荒唐的地步。由此，人们提出，“上游是无止境的，干劲是无穷尽的，多、快、好、省是没有底的。”〔16〕
“大跃进”时期，流行许多“跃进诗歌”，一些诗歌民谣，比较能够反映独具时代特色的社会经济思潮，其中一些以夸张手法抒发跃进豪情、表露冲天干劲的歌谣，虽然体现了人们豪迈气慨和英雄主义精神，但也流露出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和吹嘘浮夸之风。如，表露大炼钢铁决心的民歌：“钢铁战士钢铁胆，要把钢铁堆成山”〔17〕。描述大跃进的农民：“五亿农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革命干劲有如翻江倒海，震天动地。他们以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来向自然宣战，与天公比高低”〔18〕。说跃进的人们“能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19〕。表达治水和抗旱的豪情壮志的民歌唱道：“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20〕。诗歌之乡巢县司集乡民歌更富浪漫情调：“大红旗下呈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21〕。描写跃进的人们冲天干劲的民歌写道：“干劲真是大，碰天天要破，跺地地要塌，海洋能驯服，大山能搬家”〔22〕。上海第一钢铁厂工人说：“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力量无敌。”我们要“和火箭比速度”，“与日月争高低！”四川农民说：“手小能倒四海水，肩窄能担五岳山；双手打开幸福门，呼风唤雨人胜天”。〔23〕描写“大丰收”景象的歌谣极富浪漫色彩：“稻堆脚儿摆得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着太阳吸袋烟。”〔24〕歌唱毛主席的歌谣说：“毛主席指山山长树，毛主席指河河水清，毛主席在地图上画条线，公路铁路齐出现。”〔25〕
大跃进浪潮中，人们认为敢想敢干，就什么事情都能做，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毛泽东就高度赞扬了“鸡毛上天”精神，强调“鸡毛能够飞上天去”〔26〕。大跃进浪潮中，人们更提出：“蚂蚁啃骨头”，“茶壶煮猪头”〔27〕；“小、土、群”办大事〔28〕。认为依靠人们的胆略和气魄，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大搞群众运动，大搞“人海战术”，就能够跃进再跃进，就能够要多少钢生产出多少钢，要多少粮生产出多少粮。这种思潮，使人们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公式化：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了，只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热火朝天，就会“势如破竹”，“气吞山河”，“不尽长江滚滚来”〔29〕。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是“小土群”运动的思想基础，也是造成一窝蜂式大会战、窝工浪费的思想根源之一。
三、“人民公社胜天堂”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等公共福利蔚然兴起，尤其实行“吃饭不要钱”，广大农民感到欢欣鼓舞。中国农民一直维护着低水平生活，希望过幸福日子。因此，人民公社化之初，农民对人民公社持欢迎和赞美态度，并对未来充满憧憬。河北省涉县77岁的老农民张玉其唱道：“天天想，日日盼，今天来把公社建，公社好，公社强，公社幸福胜天堂；万人进入幸福堂，永远感谢共产党。”〔30〕湖南农民说：“总路线是太阳，党的领导好主张；工农生产齐跃进，办起公社胜天堂。集体福利办得好，生活安排很周详”〔31〕。陈毅访问番禺县时与社员聊天，问大家人民公社好不好？人们抢着回答：“好啊，有吃有穿人人有事做，好得很！”有人说：“人民公社新制度，大家出劳动力，大家共个荷包，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啥也不用愁了。”〔32〕人们对人民公社的前景，更是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河南省有一首新民歌唱道：“总路线是灯塔，共产主义开了花，自流泉哗啦啦，电动锯刷刷刷，小钢磨达达达，拖拉机，圆盘耙，安电灯，装电话，麦克风前来讲话”〔33〕。
用今天的眼光看，农民们所憧憬、所描绘的人民公社的前景和图画，属于“低水平”、“低层次”，但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那是“天堂”景象，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他们欢迎人民公社，赞美人民公社，“决心办公社，意志坚如钢，把心交给党，把人交给社。”〔34〕据当时组织的“典型调查”说，农村坚决走公社化道路的农民占80%以上〔35〕。那么，“人民公社胜天堂”思潮，恐怕就是这大多数农民坚决走人民公社化道路的思想基础和认识依据。
四、“均平”思潮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他说：我们民主革命时期过了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搞供给制，我们就依靠这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但是，进城后，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把薪水制说得神乎其神，于是按等级发薪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坐椅子有等级，办公桌也有等级。这样一来，脱离了群众。他又说，进城后搞薪金制虽也不可避免，但缺点是把它说得神乎其神。我就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变懒了，发明创造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过去22年，实行供给制，大家都过“共产主义”生活，我就没看见过几个懒汉！等级制度，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这是资产阶级法权。因此，他极为赞赏人民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
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了解到毛泽东上述讲话的精神后，发表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文章说，民主革命时期“大家过着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所以“无敌于天下”。“全国解放以后”“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文章提出，“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并把工资制与等级制等同起来，与供给制对立起来，说“供给制”是共产主义的，“工资制”是强调“物质利益的原则”，是“钞票挂帅”，是“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结果，“刺激起了”争名夺利、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贪污腐化，“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文章倡议恢复和发扬供给制光荣传统，“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36〕。毛泽东赏识这篇文章，指示《人民日报》10月13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语，肯定该文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此后，主要报刊对此展开讨论，大多数讨论文章赞同张春桥文章的观点。
通过这场讨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传播开来，并形成一股思潮。尽管许多人理论上非常模糊，搞不清“资产阶级法权”的真正内涵，但都把等级制、工资制、不平等、不公平、不平均等，统统视作资产阶级法权。有人写文章鼓吹：“按劳取酬”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因为“按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报酬来说，这是平等的，但是，不相等的人们领得相等的报酬，这就意味着享受上的不平等。”所以，“按劳取酬”“只能是一种过渡的分配原则”，要逐步削弱它的作用，用“共产主义的原则来代替它”〔37〕。什么是共产主义原则呢？当时最受推崇的是供给制。认为“供给制是富有共产主义精神的，是上下悬殊较小的，是比较平等的。通过供给制和干部参加劳动，军官当兵，再加上党的共产主义教育，将可以逐渐打掉一切法权思想，建立人们的平等关系”〔38〕。
农村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被看作共产主义的“萌芽”，极受推崇和扶持。农民也说，一家一户劳动力多少是会发生变化的，“谁家的劳力也不是铁打的，开花也有落花时，实行了供给制，人们的日子可就成了永远开不败的红花了。”“光是按劳取酬，这几年你好，他不好；再过几年，他好，你不好。实行供给制，家家户户才能永远过好生活。”又说，“全国就象一个大家庭，人人都劳动，人人都有饭吃；要是饱的饱，饥的饥，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39〕一时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天下一家”，“有福同享”，共同富裕，成了传颂最广、最受欢迎的民谣。〔40〕
毛泽东曾说，中国“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41〕。确实“均平”思想，在人们尤其农民身上根深蒂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潮，更助长了这种思潮，导致平均主义、“共产风”的滋长漫延。
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国际共运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希望共产主义早日到来的“急性病患者”。列宁在1920年曾提出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口号，还说：“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10—20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42〕。后来他承认，试图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法令，使一个小农国家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错误的。斯大林1936年也曾宣布，从1938年开始5 年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年又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完成”，已处在“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1957年11月，赫鲁晓夫提出，今后15年内苏联赶上和超过美国〔43〕，同时内部确定，从1959年算起，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1959年1月，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公开宣布，苏联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它的“部署”和“论调”，必然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更推动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思潮的滋长和流行。
人民公社化运动初起时，共产党人就把公社内部实行的部分供给制，看作是“共产主义的萌芽”〔44〕。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一些文章提出“我们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将是逐渐的，成熟一部分，过渡一部分。”“可能是先实现了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供给制，然后达到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在次序上首先将是公共部分共产主义化，如托儿所、幼儿园……等，然后到人。在内容上，很可能是先实行基本生活资料的共产主义化，然后到一般生活资料的共产主义化。”〔45〕《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快的三、四年就可完成，慢的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完成。时机成熟，即“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决议》最后写道：“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46〕这种“鼓动”，大大助长了急躁冒进和“穷过渡”情绪，人们感到“反正迟早要过渡，早过渡比晚过渡好”，于是竞相“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思潮泛滥开来。
各地制订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竞相缩短过渡时间。1958年10月中旬，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党委召开群众大会宣布：11月7 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群众“信以为真”， 一散会，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的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东西，以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这个乡的党委书记说：不过这一条，还得请示上级〔47〕。这个例子极为典型，这就是农民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态度。
山东省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即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1958年10月28日在范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提出苦干二年，全县实现共产主义。他对实现共产主义后的情景作了如下描绘：“各种工厂遍地起，处处烟囱如林立，工厂机器轰轰响，大小机器自己使，生产操作按电钮，难分劳动和休息。能产钢铁能织布，能造化肥发电机，拖拉机汽车也会造，生产用品样样齐，果品罐头范县酒，何时需要何时有，电灯电话收音机，使用起来真便利，这样的日子何时到，苦干二年拿到手里。”“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48〕这分明是运用想象力描画出来的一幅具有小农经济烙印的空想共产主义“蓝图”，但毛泽东却认为它“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49〕无疑，这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思潮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地竞相提出“立即向共产主义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广大群众还搞不清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但普遍认为“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他们虽然“想不到这么快就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了”，但一点也不怀疑共产党要把他们引向共产主义道路，共产主义“眼看”就要实现了〔50〕。对此，他们持盲目乐观态度。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思潮，以已经滋长和漫延的“共产风”为现实依据，把“共产风”的许多做法，当作“共产主义因素”，视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积极步骤，这又推动了“共产风”的泛滥成灾。实际上“共产风”严重摧残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而且，“穷过渡”的结果，使共产主义标准大大降低和庸俗化，损害了“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社会经济思潮，不顾中国经济条件的现实可能，依据膨胀了的主观愿望，鼓吹“左”的、激进的、穷过渡式的主张和观点，这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不仅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消极作用，也搅乱了人们的思想，给社会生活、社会思潮带来了相当的负面效应。
注释：
〔1〕于明、朱树兰：《诗歌之乡》，1958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2〕胡季委：《敦煌在不断革命中步步登高》，1958年9月2 日《人民日报》。
〔3〕《怎样领导人民公社运动？》，1958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4〕刁文：《禹县怎样做到日产生铁四千吨？》，1958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5〕〔32〕〔50〕陈毅：《广东番禺县访问记》，1958年9月26日《人民日报》。
〔6〕〔4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18页。
〔7〕参见《年底算帐派输定了》、《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分别载于1958年8月3日、13日、27日《人民日报》。
〔8〕《人民日报》社论：《祝河南大捷》，1958年9月17日。
〔9〕〔1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40页、485页。
〔11〕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第1期。
〔12〕农业部：《领导农业大跃进的经验》，1958年9月23 日《人民日报》。
〔13〕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14〕《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1958年7月23日。
〔15〕〔16〕张江贻：《向时间要钢》，《红旗》1958年第9期。
〔17〕陶鲁笳：《党的群众路线在钢铁战线上的伟大胜利》，《红旗》1958年第10期。
〔18〕沙千里：《古今中外没有的记录——欢庆我国粮食大丰收》，《世界知识》1958年第18期。
〔19〕《人民日报》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1958年4月5日。
〔20〕〔22〕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21〕叶林：《从司集乡看社会主义歌唱运动》，1958年11月4 日《人民日报》。
〔23〕范长江：《欢呼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新时代》，1958年6月2日《中国青年报》。
〔24〕〔25〕陆学斌：《进一步发展新民歌运动》，1958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26〕毛泽东：《〈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语》，1955年12月。
〔27〕《力争机械大丰收》，《给“蚂蚁”供应充足的“骨头”》，分别载于1958年10月13日、15日《人民日报》。
〔28〕《人民日报》社论：《全民大办小煤窑》，1958年10月13日。
〔29〕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22日、 25日；农业部《领导农业大跃进的经验》，1958年9月 23日《人民日报》。
〔30〕刘子厚：《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办好人民公社》，195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
〔31〕蔡畅：《党的总路线照耀着我国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1959年10月7日《人民日报》。
〔33〕吴芝圃：《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红旗》1958年第8期。
〔34〕〔35〕《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1958年第4期。
〔36〕《解放》半月刊，1958年第6期。
〔37〕吴传启：《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1958年10月1 日《人民日报》。
〔38〕〔45〕万良才：《通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红星》1958年第3期。
〔39〕张余三：《关于人民公社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的调查》，《红旗》1958年第10期。
〔40〕齐作文：《发扬正在飞速成长着的共产主义精神》，《解放》1958年第6期。
〔41〕毛泽东：《为印发〈张鲁传〉写的批语》，1958年12月7日。
〔42〕《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11页。
〔43〕转自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
〔44〕《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红旗》1958年第3期。
〔46〕195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48〕《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宣教动态》1958年第134期。
〔49〕毛泽东：《对〈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1958年11月6日。
标签：人民公社化论文; 大跃进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红旗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毛泽东论文; 供给制论文; 人民日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