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小说本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近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小说理论对小说本体的研究是其理论批评结构中极为重要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与近代的小说价值论相比，近代小说本体论显得并不那么煊赫一时，但其重要性却并非如此，可以说，本体论与价值论互为依赖，形成了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核心与基石。然而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对近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基本上侧重于近代小说价值论及其意义的方面，而少有注意到本体论方面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近代小说本体论的形成原因、理论的范围程度、理论的意义作一初步的论述。
一
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何以近代小说理论重视小说本体论研究。从近代第一篇以资产阶级进步思想阐述小说思想的小说专论，严复与夏曾佑合写的载于《国闻报》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直至民国时期的吕思勉（成之）所著的最长的近代小说理论论文《小说丛话》，许多的著名小说批评家都对小说的本体特质问题进行过思考与论述，这一时期的大量小说论著往往对此有所涉及。小说本体成为本身就极不完善的近代小说理论的重点，我以为主要由两个互相联系的因素所造成。
第一个因素是古代小说本体论在强大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完全落后于小说的发展，近代小说理论有必要填补这一空白。
先秦两汉时期，有关小说的观点是视小说为“小道”。班固对小说的论述成为这一时期综合各家之言的权威的论断：“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1]从小说的渊源、本质、价值诸多方面对小说进行了规定。即小说是一种归入子部的（具有某种训戒功能）、与历史有着密切关系的叙事形式。这与我国小说在当时处于初始阶段分不开的。然而，它却成为我国古代正统的小说观而历代相传，影响久远。我们可以清代乾隆年间所编定的《四库全书》对小说论述作为其代表。从汉代至清，小说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明清白话小说的出现，更使中国古典小说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而且明清时代一些进步的小说批评家也根据小说的发展而有了对小说本体进行重新界定的条件与要求。这集中地表现在企图将小说从历史中剥离出来的努力上。但是传统的观念却对小说的发展与新的小说思想视而不见。《四库全书总目》是这样论及小说的：“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2]其观点在总体上仍与班固一致。本着这种小说观，《四库全书》以“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为载录小说的取舍标准，将全部白话小说和一部分文言小说摒于小说之列。在这种固守传统成见，对已呈成熟形态的小说采取拒不承认的态度，极大地窒抑了古代小说本体论的发展。因此在近代，传统小说观受到冲击之时，小说理论有必要对小说本体论进行新的认识。
第二个因素是近代小说理论需要新的小说本体论作为其新小说观的基础。传统小说观将小说排斥于文学之林，这也极大地贬低了小说作为文学的价值与地位。近代小说理论的主要方向在价值论方面。它要论证小说何以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而企图将小说作为有力的“文明之利器。”[3]然而，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小说具有优越的文学的审美的特性。“小说为文学最上乘”将会成一句空话。在西方文学中，小说渊源于史诗与戏剧，具有高贵的文学血统。而在中国文学中，小说则渊源于“街谈巷语，”出身卑微，向来被视为邪宗。因此，近代小说理论需要从小说本体上确立小说的文学地位，这样才能使新的小说观立于不败之地。以上两大因素使得小说本体研究成为近代小说理论的重要课题。
二
近代小说批评家对小说本体特征的论述各有不同，但是概括起来，小说理论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本体论研究。
第一，从质的方面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即小说不仅是文学家族的成员，并且踞于文学结构的中心位置。这种观点显示了近代小说与古代传统小说观的截然不同。小说之所以为文学的，在于小说有几个鲜明的属性。其一是它具有审美的属性。近代小说理论认识到了小说所具有的审美特征，而将其作为小说为文学之上乘的有力依据。如梁启超认为小说具有“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和能对现实生活“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的特点，这个观点是梁启超对流行的小说浅显易懂，能娱悦人心等说法的思索与否定之后得出的，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这其实即指小说的审美特征，前者指出小说具有不受现实时空制约的虚构性和与现实相区别的距离性。在梁启超看来，人并不仅以“现境界”的生活，即琐碎的、枯燥的和实用性的日常生活为不满足的，人们丰富的心灵要求在精神生活中突破、超越这种“顽狭短局而至有限”的生活，而时时徜徉于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中，小说正构造了这样的一个世界，使人们在小说阅读中进入另一世界而得到精神的愉悦，而后者则指出小说具有对现实生活细致微妙的表现与反映功能，它能发掘出种种生活中人们熟视无睹的平凡的事，使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到它们的令人惊叹的一面，使普通的心灵通过阅读不断提高对生活的体验与感知，从而更加丰富充实。王国维则从美学哲学的角度去论述小说的审美本质。王国维认为人的生活是由“欲”所控制的，它是人的生活的苦痛之因，即所谓“生活即欲即苦痛，”因此，人们在生活的长河中需要时时暂时摆脱生活之欲的纠缠，而使心灵达到暂时的宁静。而能使人暂时摆脱生活之欲的便是“美术”即文学与艺术，它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4]因此小说具有超功利的审美属性。但是王国维认识到文学并不是表现纯粹美的，小说更是如此，它表现的是如同康德所言的“依存美”。而这种依存美正是小说作为文学高级形式的价值所在，因此小说在本质上是审美与伦理精神的结合。撇开王国维在具体论述中表现的消极悲观主义思想，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接受了康德、叔本华思想的影响，王国维对小说本质的认识具有哲学的深刻性，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无法达到的。其二，小说在本质上是创造的。近代小说理论家普遍认为小说与历史的区别在于小说是虚构其事，而历史则是实有其事叙之，一为虚构的叙事，一为记实的历史。王国维就曾据此精神批评了旧红学研究中的考据倾向，旧红学的主要研究目的是考证《红楼梦》中主人公为哪个历史人物。争来争去，只在考证“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两者纠缠不休。王国维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针对宝玉即纳兰性德，因为纳兰词中有“红梦”及“梦”等字眼的说法，王国维指出：“然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5]而对第二种说法，“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6]这些说法最大的谬误在于将小说与历史等同，这就抹杀了小说为审美的、虚构的本质。
随着小说是虚构的叙事这一观点的确立，新的问题也出现了，那就是虚构是否是虚假的，是否只是谎言？小说在与历史相剥离之后，它的存在意义何在？在历史科学与小说的对立与区别已分辨之后，小说理论面临着从本体上解释小说存在方式的这一问题。小说构造的世界既与现实不同，并且是如黄人等人所言，是美的制作，这个小说的世界有什么特点呢？近代一些小说批评家对此也作过回答，而最为令人注目者当属吕思勉等人的观点，吕思勉以为：“小说者，第二人间之创造也。第二人间之创造者，人类能离乎现社会之外而为想象，因能以想化之力，造出迪二之社会之谓也。[7]小说是虚构的叙事，但不等于虚假的谎言，而是一种创造，它构造了一个与现实有所不同的全新的生活世界，所吻的“第二社会”。这个观点强调了小说作为文学的创造属性，是比较精采的耍法国结枪主义文学批评家维兹坦·托多罗夫在《文学作品分析》中分析叙事文学的特点时说过这样的话：“文学并非可以或者应该虚假的言语，并非与科学言语截然相反；文学恰恰是一种不能够接受真实性检验的言语，它既不真实也不虚假。”[8]托多罗夫又认为叙事作品有这些特点：“首先，这里并没有什么现实；其次，也没有作品对现实的反映。”[9]有的是作品显示的生活环境，是从作者的创造开始，通过读者的创造完成的虚构生活环境。托多罗夫是当代叙事学的重要理论家，其理论成就吕思勉当然不能与之相京，但在叙事是创造的观点上，两人都有相似之处。
第二，从量的角度，近代小说批评对小说本体提出了一些精采的观点，在叙事语言方面近代小说批评侧重于从历史语言的比较中把握小说特征。勿庸置疑，中国历史著作的叙事方式对小说的叙事语言有重要的影响。小说与历史也呈现出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需选择材料，选择叙事角度，对叙事时间进行某种艺术处理。或许正因为它们都为叙事的，古人才将小说视为稗史之属。但是，它们在叙事形式上是否完全相同呢？近代小说批评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并作出了明确的答复：有明显的区别。小说的叙事语言是“繁法的语言”，而历史著作则为“简法的语言”，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严复与夏曾佑，他们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认为“简法之语言，以一语而括数事”，而“繁法之语言，则衍一事为数十语，或至百语千语，微细纤末，罗列秩然。”[10]即历史著作的语言，需要叙述的简明性、扼要性、概括性，容不得对事件细枝末节的描写与渲染，而小说则与此正相反。狄葆贤亦举欧阳修“逸马杀犬于道”一语为例，说明简法之语言在于“括十语为一语”，欧阳修以一个陈述句，客观地概括了一个事件的开端与结局，其简明扼要与准确性令同行赞叹不已，这正是作为历史的叙事语言的典范。而小说呢，则与之截然相反；“同一义也，而纵说之，横说之，推波助澜之，穷其形焉，尽其神焉，则有令读者目骇神夺、魂醉魄迷，历历然、沉沉然、与之相引、与之相移者；是则小说之能事也”。[11]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一文中，亦举潘金莲通奸杀夫的故事情节为例，指出“若以武大入《唐书》、《宋史》列传中叙之，只有‘妻潘通于西门，同谋杀大’二句耳。”[12]西门庆与藩金莲通奸而最终导致他们合谋杀死武大郎这一情节，《水浒传》中写得波澜起伏，细致入微，曲尽各种人物的个性与心态，在整部小说中占了整两个章回的篇幅。而如以历史著作的叙述方式，只需一句即可。因此，历史与小说的叙事语言是不同的。概而言之，历史的语言是将一个事件简化为一个陈述句予以记录；小说则将一个陈述句进行衍化扩张，成为一个“秾艳”而“诳狂”的故事。
在艺术形象方面，则小说为“抽象的而非具体的也。”所谓抽象，即今之“典型”的同义词，近代小说批评家认为小说与历史在人物叙述上的一个质的区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记录应是客观与公正的，以符合于历史本来面貌，因此不能是抽象化的，而只能是具体化的。而小说则是依据审美理想而进行的创造物，是“美的预想”的具体化，是“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13]历史的客观性与小说的理想性使二者在人物描写方面有很大的区别。
第三，从文学的发展角度，近代小说批评家认为：“小说者，近世的文学，而非古代的文学也。”这个观点的提出是具有革命性的，是对传统文学发展的冲击与否定。古代一些有识见的文学批评家，也指出文学的发展与变化的特点，但那只限于诗文内部的发展，而且始终以诗文作为文学结构的中心。认为小说将会取代诗文而成为文学家族中的新霸主，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认为小说代表了近代文学的中心与主流的观点与进化论思想在当时的传播与影响分不开的。
何以小说为近世文学的代表呢？近代小说批评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其一，文学的语言发展因素。梁启超在近代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14]他反驳了一般人认为的宋元以后，中国文学进入退化时期的说法，而以为“以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15]文言文学的衰落与俗语文学的兴盛乃是文学发展的标志，这在当时实可谓惊人之论。狄葆贤也撰文发挥了梁启超的观点，认为：“俗语文体之嬗进，实淘汰，优胜之势所不能避也。”[16]由于文言文已沿用数千年，对文人来说，写作与阅读文言文，是驾轻就熟之事，反而白话文的写作与阅读是件难事。如姚鹏图就曾感慨：“凡文之稍高之人，授以纯全白话之书，转不如文话之易阅。鄙人近年为人捉刀，作开会演说、启蒙讲义，皆用白话体裁，下笔之难，百倍于文话。”[17]但是小说批评家们已普遍意识到代表文学未来发展主流的小说最宜于白话，这一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近世之事物，惟近世之言语，乃能建之，古代之言语，必不足用矣（文字之所以历世渐变，今必不能与古同者，理亦同此）。故以文言、俗语二体比较之，又无宁以俗语为正格。”[18]应当说，近代小说批评推崇小说语言的通俗性在一定程度上有以小说为启蒙工具的目的，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们充分地认识到精神文化的发展对国家强盛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因此极为重视思想的启蒙与宣传，而要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语言的中介是一个重大障碍，文言作为书面语言，只有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人物才予以掌握，这就严重影响了新思想、新知识的表达与广泛传播。因此，有识之士指出：“由斯言之，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19]但是全面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如胡适等人所指出，在这一时代是不可能的。[20]因此一些思想家与批评家注目于小说，视白话小说与正宗与发展主流。但是我们也应当强调的是，他们也确实同时从文学的角度看到了文学递嬗的必然趋势，从而将白话小说视为新一代文学的中心与先导。其二，在表现的内容方面，小说善于表现“日习之事，”即社会日常的生活，小说与诗文相比较，其优势就在于能“就寻常日用琐屑叙来。”而这正是近世文学与古代文学的相异处。小说的这一特点是与其和城市商业活动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壮大有密切关系。与我国白话小说的诞生与发展有相似之处的是，西方的小说也出现于文艺复兴之后，与资产阶级一起登上文学的历史舞台，它集中地表现了一个新的阶级、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审美要求。因此西方有的学者干脆以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学来看待小说。这正在于小说特别擅长于表述世俗的生活场景，世俗的生活情调吧。总之，小说使文学在内容上从过去的充满高雅的诗意的天上落到了充满俗气的人间，这是新的社会时代及其代表阶级的审美趣味。近代小说批评视近世的文学——小说——为世俗的文学，已意识到了新的审美趣味时代的来临。近世的文学是世俗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是与贵族的古代文学相异并战而胜之，取而代之的文学。近代小说批评家们有的意识到了，有的朦胧感觉到了，也有的或许不清楚“小说为近世的文学”所蕴含的文学的与非文学的意义，但是他们的一系列论述，主观上显示了近代小说批评家的卓见，客观上则标志着文学的递嬗时代的到来。
三
近代小说本体论的产生与发展受到诸种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传统的与非传统的因素的影响与规约。在三个方面，近代小说本体论受到的影响比较突出：其一，欧美文化思想的影响。在西方，小说自形成开始，即被视为文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文化思想大量传入中国之际，西方小说观对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导致了小说批评对小说本质的重新认识。小说批评家在对小说进行新的思考的同时，尽其之能充分地运用了当时只是一鳞半爪地输入中国的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如梁启超之吸取日本政治小说的一些理论观念，王国维之宣传介绍叔本华的思想并运用于小说批评、徐念慈等人对黑格尔等人观点一知半解的运用等等。甚至一些非文学的思想，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亦被运用于小说批评。虽然在其过程中受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时代的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了对其文学思想的种种解释谬误，比如将现实主义与实录混为一谈，等等，但是不可否认，西方的文学思想确实成为近代小说理论的主要思想武器，成为小说本体论的基础。其二，我国小说的成熟。中国白话小说在明代即已完全成熟，而在明代，小说理论也开始发达起来，只是由于正统思想的压抑和以小说评点为主的小说理论批评本身的弱点，使小说理论逐渐消歇。但是小说形式的巨大发展与变化并不是用视而不见的不承认的态度所能抹杀的。一到传统的思想因素开始削弱之际，小说的成熟发展所带来的要迫切予以说明解决的理论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并且由于有了成熟的研究对象，理论批评也有得以发展完善的现实性，近代小说本体论也正是以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作为其主要理论批评的对象。其三，明清小说理论的成就对近代小说本体论的影响。明清小说批评代表了古代小说理论的最高成就，虽然它对小说本体的研究领域较少涉及，但是古代小说批评家的思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近代小说批评家们并为其所采用，比如历史与小说的区别、小说的艺术形象特点等问题，这些丰富了近代小说理论批评，在小说本体论方面也是如此。而且，传统的小说思想也依然对近代小说本体论产生着某些作用。比如从梁启超直至五四前夕，近代小说理论一直将小说分为两类：虚构的与纪实的，将纪实的文字作为小说，不能不说是传统思想影响的结果。因此，总结近代小说本体论的发展程度，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近代小说本体论与传统的文学思想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是，由于新的研究目的与视角的出现，近代小说本体理论完全突破了传统的模式系统，在继承中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又为“小说为文学之上乘”的观点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最终使其取代了传统小说观。
注释：
[1]《汉书》卷三十。
[2]《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五十：小说类一》。
[3]梁启超：《自由书·传播巍明三利器》。
[4][5][6][11]王国维：《静庵文集·红楼梦评论》。
[7][13][18]成之：《小说丛话》，《中华小说界》第一年3—8期。
[8][9]张寅德编：《叙述学研究》48—59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89年5月。
[10][16]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第七号，1903年。
[12]觉我：《小说林缘起》，《小说林》第一期，1907年。
[14][15]《小说丛话》饮冰语，《新小说》第七号，1903年。
[17]姚鹏图：《论白话小说》，《广益丛报》65号，1905年。
[19]裘适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清议报全编》卷二十六。
[20]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