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城市”理念出场的历史语境及理论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内涵论文,理念论文,理论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城市”理念的强力推出，是世纪之交城市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从宏观语境而言，这一理念的出现得益于文化在当代世界国家战略整体地位的跃升，文化的繁荣成为了发展的最高目标。从微观语境而言，“文化城市”理念契合了城市转型发展的需要，许多城市将文化视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尽管东西方城市在整体上对文化城市理念选择的时代语境稍有不同，但在城市现代化、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城市理念以其独有的特性彰显出的魅力，将城市文化的地位提升至一个全新的高度，并在多种形式的城市实践中不断丰富了这一理念的理论内涵。 一、西方语境下的“文化城市” “文化城市”理念的历史性出场是时代的选择，它首先出现于欧洲的文化语境中。从性质来看，这一理念的出现既是一种发展战略，受到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推动与重视，又是城市在自身转型发展中实现城市振兴的基本方略和落脚点。 (一)欧洲一体化中的“文化城市” “文化城市”的理念包含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洲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下，一直进行着一体化的努力，且将文化视为一体化的重要内容。1983年希腊文化部长梅尔库丽提出每年评选一座“欧洲文化之城”(European City of Culture)的倡议，认为在“冷战”仍持续的时代背景下，文化是政治、经济之外受忽略的对象，也是消弭政治之间相互对立、经济之间相互制裁所造成隔阂的最佳方式。1985年欧洲部长会议正式启动了这项计划，并得到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响应和支持。在这项计划之下，文化城市的理念初步显现，它成为了连接东西方、团结欧洲人民、促进欧洲文化交流与展示、营造欧洲多元文化共识的桥梁和载体。 鉴于计划的深入开展，文化在欧洲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欧盟在1999年正式将“欧洲文化之城”更名为“欧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针对更名之后的欧洲文化计划，巴罗佐曾指出：“欧洲文化之都是欧盟文化创造性的一面旗帜……它的实施证明，文化在欧洲政策的可持续性发展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关系到欧洲城市和地区的长远发展，也是激活城市活力和创造力、增强社会包容的源泉。”“文化是欧盟实现繁荣发展和团结一致战略目标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确保了欧盟以一种更强大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就意味着，其一，文化已成为欧洲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本，如2012年作为“欧洲文化之都”的吉马良斯和马里博尔分别举办文化艺术活动约1300场和5264场，其内容涵盖音乐、文学、艺术、戏剧、建筑和民俗等领域，体现了文化在城市发展中所具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其二，文化是充分整合欧洲资源的重要基础。根据“欧洲文化之都”的相关章程，当选的城市不仅要改善城市本身的文化设施，而且要促进欧洲国家之间甚至和其它地区文化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内容包括培养文化艺术人才、发展亲民艺术、发掘和保护文化遗产、提升城市文化生活质量等。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欧洲文化之都”成为了引导、培育、推动欧洲文化互动的载体，促进了欧洲各国的相互理解与交流；其三，文化是作为整体性的欧洲与世界对话的平台。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的文化霸权仍然无处不在，因此“欧洲文化之都”作为一项计划在城市文化性质和文化发展的层面而言，其意义已经超出地域性城市以及一般性区域或国家文化中心城市的概念和范畴，而是代表欧洲参与国际文化的竞争，在战略上发挥增强欧洲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保卫和强化欧洲的文化独立性、彰显欧洲文化共识和文化特色的作用。 因此，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城市”作为政治型和经济型城市之外的一种城市形态，文化既是加强欧洲诸国、城市联系的纽带，有利于文化资源的整合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文化欧洲，又承担着欧洲文化走向世界的重大责任，是欧洲城市参与世界城市竞争的重要方式。 (二)“城市复兴”中的“文化城市” “文化城市”的理念与城市复兴有着紧密的关联。如果说欧洲一体化只是对文化城市理念的初步揭示，那么在城市复兴中文化城市理念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一些深层次的内涵在城市的复兴中得以展示。 20世纪下半叶，欧洲的许多城市在经历了快速发展的扩张期后，由于过度开发、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因素制约，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开始转移，使得城市原有的工业生产功能趋于终结，城市经济状况日趋衰败，各种矛盾逐渐显露。正是在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时，文化城市理念作为一种手段凸显了出来。1998年英国成立了以理查德·罗杰斯为负责人的“英国城市工作组”，在其提供的《迈向城市的复兴》中指出：“城市复兴要求在文化的认识上发生转变，这种转变要通过在教育、辩论、交流和参与的过程中完成。文化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技能、信仰和价值观念。”可以说在这份被称为“新世纪之交有关城市问题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中，规定了城市复兴的文化导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城市复兴即是文化城市理念的真实实践。 从总体而言，以文化城市为发展理念的城市复兴在实践上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文化发展规划的导向性作用。 城市文化规划是对城市文化资源整体性整合和城市文化发展方向的战略性安排，城市复兴作为一项席卷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城市运动，同样需要从战略的高度对文化城市的发展目标、路径选择和措施保障等方面做出规划和指导。如英国伦敦作为工业化完成最早的城市，在经历了工业化辉煌之后同样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伦敦确立了以创意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城市发展路径，相继以市长的名义出台了三份文化发展战略草案：《伦敦：文化之都——发掘世界级城市的潜力》(2004年)、《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2009-2012年的文化重点》(2008年)、《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文化战略草案：2012年及其以后》(2010年)，逐步实现了由工业城市向文化创意城市的华丽转身，并针对维持世界创意都市地位、着眼未来城市创意文化发展、保持城市文化多样性和激发城市文化活力等问题进行了有步骤、有秩序、有重点的规划。 第二，注重文化对城市物质空间的再造。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固有的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构筑了城市特有的空间形态和特定风貌。在工业社会的兴盛时期，城市中规模化的工业区、码头区和工人住宅区构成了城市特有的特色，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城市逐渐失去了激活城市空间的动力。查尔斯·兰德利在《创意城市》一书中曾对破败的鲁尔工业区做过这样的描述：“工业化留给鲁尔景观的环境遗患，已到笔墨难以形容的地步：当地环境极度恶化、景观遭污染、矿渣堆积如山、烟囱直入云霄、许多鼓风炉已遭弃置，还有煤气罐处处耸立。随着广泛的开矿活动引发地层下陷，导致下水道坍塌，埃姆舍尔本身已成为开放的小水道；而在状况不佳的日子里，恶臭与异味可能令人难以忍受。”为了实现城市复兴，激活城市空间的发展潜能，优化城市空间结构，Graeme Evans和Phyllida Shaw对伦敦市借助文化对物质空间进行改造的措施进行了总结：(1)废弃建筑的再利用；(2)改善环境；(3)提高城市空间的利用度，减少破坏行为，增强安全感；(4)增强地区自豪感；(5)开发生活/工作空间和综合性功能空间(可持续的开发/适居性，紧凑城市等)；(6)设计团队雇员艺术家；(7)将文化纳入未来规划。文化对城市物质空间的改造，不仅将城市工业遗迹转化为文化资本，推动了城市空间的创意性开发，改变了城市的精神风貌，而且通过文化活动的举办及其艺术设计加强文化与城市空间环境的协调，在文化与城市的互动中，增强城市的文化认同感和情感共鸣。 第三，注重文化对城市经济结构的重组。 文化具有经济的功能，在城市复兴中文化具有的经济功能不仅体现为文化已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逐渐确立了围绕文化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如赫尔辛基围绕“光之力”统筹城市经济，大力发展观光、节庆、会展等文化行业；鲁尔工业区通过工业景观再造和建筑设计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质，实现工业城市向文化城市的转型发展；科隆则借助网络的力量以艺术城市的姿态迅速崛起，为城市发展辟建了新的经济领域；伦敦在面向创意城市的转型发展中，逐步确立了以创意为核心的产业组织和生产活动。作为转型发展最成功的城市之一，伦敦创意产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金融业，伦敦不仅是享誉全球的国际设计之都，是世界三大广告产业中心城市之一，而且拥有2/3以上国际广告公司的欧洲总部，是世界总部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伦敦在市长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是伦敦的核心，正是文化造就了伦敦社会、经济和城市外在的显性形式。”可以说，通过一系列面向文化的变革，文化城市的理念在实践中展现出了多样的形式。随着文化经济日益融入现代城市，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消费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日益攀升，文化产业成长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推动了产业结构向服务型转变。 第四，注重文化对城市发展的服务性功能。 城市的复兴以文化为导向，它不仅仅是在城市的发展中确立了经济的主导性地位，而且充分重视城市具有的文化服务功能。文化服务以保障城市公民基本权利、满足基本文化需求为核心，能够激活城市文化资源、活跃城市文化氛围、塑造有个性的城市文化形象。如西班牙的原工业重镇毕尔巴鄂在城市复兴中通过完善文化设施使其成为向文化城市转型的典范，著名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既是城市的文化地标，也是城市文化经济的重要动力。根据西尔克·哈里奇和比阿特丽斯·普拉萨在《创意毕尔巴鄂：古根海姆效应》中的资料，自博物馆开馆以来，毕尔巴鄂平均每年新增过夜停留游客数量779，028人次，新增全职工作岗位约907个，创造的相关产值超过2.11亿欧元。由此，可以认为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在城市发展中是一种相互匹配交互推动的发展关系，也正如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所指出的：“把城市文化设施作为经济目标的行为，城市也为其特定的文化进程赋予了来自更广泛的经济和区域体验所引发的激励。”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城市十分注重城市的文化服务职能，在智识性文化服务(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展示型文化服务(剧院、电影院、专业音乐厅)、娱乐型文化服务(节庆、夜总会/迪斯科舞厅)，以及心灵慰藉型文化服务(宗教建筑)等方面，积极推进文化设施建设，增强城市的文化服务功能，释放其所蕴藏的经济功能。 文化城市理念在城市复兴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在城市复兴的历史语境下，文化成为城市发展新的目标和动力。城市、文化与经济之间彼此联结、相互作用，处于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并展示了城市复兴中文化在文化规划、再造物质空间、重组经济结构和完善文化服务功能等层面的作用和魅力。从整体而言，文化的繁荣有助于激发城市内部的经济活动，带动城市的复兴；同样，经济活动也为城市复兴中文化的生产、创造提供了动力。 二、中国语境下的“文化城市” 随着文化时代和城市大竞争的到来，文化城市的理念逐渐为许多城市认可，中国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亦未脱离此潮流。基于城市文化保护和实现城市创新发展的目的，我国不仅制定实施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年)等相关文化政策，还从1982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评选“历史文化名城”，至今已有三批共118个城市获此殊荣。近些年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围绕文化城市发展，纷纷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确立了文化城市的发展目标和路径。相对而言，我国对文化城市理念的理解与实践，既秉承了文化城市理念的某些特质，与西方欧洲城市的文化转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时又结合我国城市文化的现状和历史，展示出一定的特殊性。 “文化城市”理念的中国语境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从历史上看，我国是文化最繁盛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许多城市在文化方面具有世界影响力。近年，我国将文化强国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予以突出强调，并认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城市是国家的载体，城市承担着国家、民族复兴的重任。近代史的经验也证明城市的崛起往往标志着国家的崛起，纽约之于美国、东京之于日本、伦敦之于英国莫不是如此。因此在这层意义上，文化城市理念是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它的实施与成效不仅决定着城市的荣枯隆替，也与中华民族的兴衰际遇息息相关。尤其是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文化及文化城市的理念的重要性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成为了不可回避的历史命题。 第二，参与国际城市的竞争，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是国家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之外的一种国家实力。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家与国家的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且这种竞争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城市之间，即城市间的竞争逐渐代替了国与国的竞争，如奥运会、世博会、园博会的举办城市之争等。在城市大竞争的世纪，城市特别是世界大都市之间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成为了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文化优势已经成为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表现形式。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哈尔滨等申请“世界创意城市网络”的“设计之都”、“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美食之都”、“音乐之都”等，紧紧依托城市特色文化资源，着力于塑造个性鲜明的城市文化品味、文化品牌、城市形象，并以此来提升城市的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这不仅是以优势文化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途径，也是践行文化城市理念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形式。 第三，推动城市发展转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目前，城市发展转型是我国城市发展中存在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在经历了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环境等基础性要素受到极大的消耗或破坏，城市面临发展的危机。刘治彦和付晓东在《中国城市经济发展评价与展望》一文中指出，当前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二是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走到了尽头。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消费社会和网络信息社会的来临，推动了城市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即由原来的二、三、一产业逐次递减转变为三、二、一产业的逐次递减，以文化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上升，并逐渐取代了第二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首要性地位，城市的命运也越来越多地与文化资源、文化产品和知识资本联系在一起。因此，从我国城市发展实际和国际经验的发展趋势来看，以文化城市理念的出现是推动城市创新发展和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在文化与科技融合性发展的推动下，一些文化新业态如设计创意、动漫游戏、数字出版、新媒体等在城市文化经济中发展迅速，进一步推动或增强了文化产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支柱性地位。 第四，完善城市文化服务，繁荣城市文化生活。 繁荣的城市文化生活是城市充满活力的根本保障，它需要有完善的城市文化设施、配套的文化服务来支撑城市的文化消费。由于在我国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实施的是外向型经济和投资拉动的战略，对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投入的重视度相对不足，使得文化供给与文化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矛盾。以北京为例，在下表9项文化设施的对比中，公共图书馆、美术馆、剧院、音乐厅、节庆活动、宗教建筑等项无论是在总量还是人均占有量方面都不及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四大世界城市，只有博物馆、电影院、夜总会/迪斯科舞厅的数量具有领先优势。可以说，文化设施的严重不足成为制约城市文化发展和城市文化消费的重要短板。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文化消费总额为1101.74元，仅占整个居民消费总额的7.2%，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则在10%左右，如芬兰是11.30%、丹麦是10.94%、英国是10.76%、荷兰是10.02%、加拿大是9.85%、美国是9.23%、德国是8.94%、法国为8.37%。显然我国文化消费在整个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偏低，而这与城市文化设施不足有一定关系。国际一般认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便进入井喷期，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上文化消费将有爆发式的增长。2012年我国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表明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有所提高，文化消费将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下，文化城市理念的适时提出与实践，既是弥补过去文化发展的欠缺，加快城市基础文化设施建设，也是立足于当下，创造能够丰富城市文化生活、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平台和载体，更是着眼于文化服务和文化消费在未来城市发展中的变化和地位，提升城市文化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