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产生美：跨国并购中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的不对称效应
○ 李 洪 叶广宇 赵文丽
摘要 文化距离是国际商务的研究热点之一，但现有文献往往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开展研究，忽略了文化距离的“不对等性”和“不对称性”。为更好地理解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作用，本文从国家文化层面的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角度切入，运用2000-2014年全球范围内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服务行业的126个大型跨国并购事件，探讨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以及业务相关性和并购经验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的作用不对称且具有两面性：当并购方集体主义价值观强于目标方时，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负相关，业务相关性会削弱该负面效应；当并购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强于目标方时，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正相关，跨国并购经验会强化该正面效应。
关键词 跨国并购；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文化距离；并购整合
引言
国家文化距离是跨国公司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国际商务领域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1]文化距离假说认为文化不匹配性是导致企业低绩效的重要原因，因此，跨国并购文献中关于文化距离的研究大多基于一个核心假设，即“文化距离会阻碍跨国并购整合”。事实上，研究结果并不尽然。文化距离是一把“双刃剑”，[2]一方面，文化距离引发组织冲突、阻碍并购整合，另一方面，文化距离带来的异质性资源及文化融合效应反而有利于企业跨国并购整合。[3]综合来看，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具体作用机理依然不甚明朗，原因在于：第一，将文化距离视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测量，没有细分文化距离特定维度的作用。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平等假设”，不同维度的文化距离在不同情况下的作用都有差异，甚至相互矛盾。[4]第二，忽略了文化距离的“方向”，假定文化距离是绝对而非相对的，导致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对称化。[5]第三，文化冲突是无法避免的，现有研究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消除文化距离的负面影响上，导致其积极效应未得到足够重视。跨国并购中文化距离的积极作用不应被盲目甚至机械性地抹杀，而应该关注怎样实现“和而不同”。
制度距离的相关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Zaheer等[5]呼吁将注意力转移到制度距离的具体运作机制上，避免过度简化和宽泛分析。近年来，更为细致的研究已逐步展开，有学者同时考虑了制度距离的“大小”与“方向”，发现企业进入监管水平较高的国家时往往采用资源承诺较高的进入模式，而进入监管水平较低的国家时则相反，[6]且不同方向的制度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绩效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机制。[7]Contractor等[8]发现，母国与东道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上的差异对跨国公司无形资产与子公司盈利能力的关系有不对称的调节作用。可见，制度距离的相关研究已逐步深入，并从更深层次取得了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
对跨国并购中的文化距离而言，过度简化的研究虽能提供丰富的隐喻，但却难以真正明晰文化距离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作用机理，也无法对现有研究相悖的原因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有必要在文化距离的具体维度上开展更细致和更有成效的研究。[9]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衡量了社会群体价值差异最主要的方面，在社会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引起了广泛讨论，[10]在管理学领域则较多运用于组织行为研究。国家文化层面下，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往往是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各国传统文化差异的维度,在谈判研究中被广泛引用。[11]但目前国际商务的研究文献却很少将这一维度从国家文化中单独抽离出来进行考察，基于跨国并购情境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少数学者开始尝试对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拓展应用。Chan等[12]研究发现，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能够解释不同国家间并购活动强度的差异。对跨国并购而言，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会对交易结构、利益分配及协同效应造成一定影响。[13]温日光[14]的研究表明，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对跨国并购溢价有显著影响，东道国个人主义价值观越弱（或者说集体主义价值观越强）并购溢价越低。作为国家文化变量的核心维度，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对跨国公司管理实践的影响深远，可以推断，跨国并购双方的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对并购后的绩效表现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研究试图从国家文化层面的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维度切入，考察文化距离的不对等性和不对称性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作用机理，即对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及其中的调节机制进行研究。具体来说，本研究采用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这个特定维度考察文化距离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不对称作用，既肯定了“距离产生美”的观点，又在深层次探索了文化距离不同“方向”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作用机制。
一、理论与研究假设
1.理论框架
并购双方的协同效应是并购收益的主要来源。大量研究表明，企业跨国并购整合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成功的整合是实现协同效应和提高并购方长期绩效的关键。[15]文化距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并购双方国家的文化异质性，其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只有在双方紧密互动和整合过程中才能有所体现。[4,9]也就是说，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内化于并购后的整合过程中：并购双方的文化价值观差异通过作用于双方并购后的整合互动行为，对并购的协同效应产生影响，最终诱发绩效差异。实际上，组织层面的文化差异已被用于解释并购后的整合问题，在跨国并购研究中，学者们更关注国家层面的文化距离。[16]国家文化是国民表现出的一系列信仰与价值观，是长期社会化的产物，[17]与该国企业及其员工的价值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特定的国家文化对该国管理者的管理观念、决策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影响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策略。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也不会轻易地受跨国公司组织文化的影响而趋同化。已有大量研究支持了该观点，Henrich[18]的实验发现，国家文化会影响集体的经济行为和对待风险的态度。在具有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国家，企业更倾向选择合资而非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19]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也同样因其母国文化不同而在资本结构[20]和合资伙伴[21]的选择上做出不同的决策。其次，企业的价值取向虽然表现形式多样，但都难以脱离其母国的文化特征，[17]即国家文化价值观是影响企业跨国并购整合最本源的文化因素。文化烙印的作用导致并购双方的整合互动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文化价值观差异的影响。[16]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一组相对而非独立的概念，也就是说，完全个人主义和完全集体主义是该维度的两端，个人主义强则集体主义弱，集体主义强则个人主义弱。[1]作为重要的国家文化变量，个人/集体主义指人们关心自己和个人目标或集体成员和集体目标的程度。[17]在组织行为领域，它衡量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相对重要程度。[22]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则被视为两种社会模式。集体主义由密切联系的个人组成，成员认为自己是一个或多个集体的一部分。他们倾向于优先考虑集体目标，强调集体成员之间的联系，其行为主要受到集体规范和责任的约束。个人主义由联系松散的个人组成，成员认为自己独立于集体，其行为主要受自身偏好、需求、权利和契约关系的影响。他们倾向以自我为中心，优先考虑个人目标，并强调对建立社会联系所带来的利益得失进行理性分析。进一步讲，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可从水平（平等匹配）和垂直（权威等级）两个维度进行划分。[23]水平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在集体中的平等性与独立性，鼓励通过“做自己想做的事”来实现个人目标；垂直个人主义强调权威等级下的竞争关系和不平等关系，鼓励通过地位竞争来实现个人目标；水平集体主义强调集体成员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性，鼓励追求融洽的内部关系，以维护集体利益；垂直集体主义强调权威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鼓励通过服从命令与制度安排，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
针对文化距离中的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维度，本研究通过分析并购双方在该维度上的不同组合对并购后整合互动的影响，构建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与跨国并购整合的理论框架。需要注意的是，并购双方在互动前，需要对彼此的关系进行校准，以确定合适的互动策略。关系校准可以从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来进行，[24]会对后续的互动产生明确影响。在跨国并购背景下，并购与被并购的关系是对阶层关系的明显暗示。虽然这种阶层关系并不一定意味着并购方对目标方的正式权力，但并购方通过对所有权的控制来获取合法权力，使双方关系更像“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25]因此，并购双方更倾向于从垂直方向来校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依据采取行动。
跨国并购发生后，受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的影响，并购双方的整合互动行为变得复杂（如表1所示）。在垂直的阶层关系中，并购双方会在整合过程中依据价值导向的相似性（集体主义—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和差异性（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结合地位差异采取符合各自价值导向的互动行为。
表1 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与并购整合
北江船闸在改革中前行。展望未来，随着北江各级枢纽新建船闸逐步完工投入使用，北江船闸统一运营管理稳步推进，北江船闸通航能力低的问题将得到根本改善，北江的内河水运行业将进一步推动粤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作出更大的贡献。
研究显示，集体主义文化能促进成员间的合作。[26]当并购方和目标方都具有集体主义价值观时，双方都更加强调成员关系和集体目标，将自己视为集体中的一分子，为集体利益而合作。[27]在垂直关系中，并购双方的互动行为以群社主义为基础，[23]重视集体成就的并购方希望目标方能够服从自己的决策与安排，通过计划的高效执行与战略的有效实施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重视权威的目标方在其价值取向上也会按照集体目标和并购方要求行事。此外，集体主义文化有助促成并购双方的利益妥协，能够一定程度上消除并购整合过程当中的利益冲突。[28]在这种情况下，目标方虽然处于被支配地位，但却能够促使并购双方实现深度整合，[29]有利于产生协同效应。
（2）个人主义并购方与个人主义目标方
当并购双方都具有个人主义价值观时，他们都更加强调各自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认为个体的需要优先于集体。因此，在互动或合作时会优先满足个体利益，依照各自惯例行事，不愿受集体规范约束，希望通过竞争来实现地位的提升。[30]在垂直关系中，并购双方的互动以市场民主为基础，[23]相对维持稳定而融洽的联系，并购双方更重视各自的需要，都倾向采取行动来维持或提升各自在层级关系中的地位。强调自治的并购方往往会给予目标方较强的自主性，强调自我实现的目标方也未必受限于集体规范。此外，在强调社会交换的个人主义文化下，并购双方的资源转移和利益分配是以市场议价为准则的。[31]在这种情况下，并购双方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但却赋予了他们极大的自主性，有助于实现共生式整合。[29]
最后，就是转化了。转化是指用户在浏览企业的相关网页后，可能存在注册企业网站会员、下载企业经营软件、收藏或关注企业网页等行为中。就电子商务企业而言，有效的转化主要是用户注册成为会员，或者直接下单购买。为了获得这个有效的转化数据，可以通过设置一个特点的页面来进行统计，例如，在用户完成购买行为后，弹出“谢谢您的光临”之类的页面，只要消费完成一次，就弹出一次页面，系统对于这一页面的弹出次数进行统计，就可以实现对于有效转化数据的获取了。
（3）集体主义并购方与个人主义目标方
Kulkarni等[32]认为，国家层面的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主要体现在自我概念、目标关系、规范的相对重要性、关系维护和竞争性五个方面。在垂直关系中，具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并购方把目标方视为集体中的一员，期望目标方按照集体目标和规范积极合作（即便这会损害目标方利益），并会采取行动来维持和谐稳定的关系。具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目标方则有较强的独立性，其行为未必受限于集体规范，倾向通过与并购方竞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是否维持合作关系取决于对自身利益的权衡。在资源转移过程中，并购方倾向共享，目标方则希望议价，[31]从而产生利益冲突。并购双方通过跨国并购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33]当他们的利益与目标产生分歧，加之信息不对称带来高昂的监管成本，就会存在代理问题。[34,35]此外，目标方希望通过与并购方竞争提升在集体中的地位，[30]导致集体中的地位竞争行为。[36]
（4）个人主义并购方与集体主义目标方
绝对的个人主义和绝对的集体主义是ICV维度两个理想化的极端。事实上，一个国家或企业的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通常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根据Hofstede的定义，[27]个人主义价值观越强，其ICV程度就越高，集体主义价值观越强，其ICV程度就越低。当并购方ICV小于目标方时，ICV差异为负，表示存在ICV逆差；当并购方ICV大于目标方时，ICV差异为正，表示存在ICV顺差。
松散耦合理论结合了联系与自治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松散耦合是介于紧密联系与相互独立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该机制不仅存在于组织内的部门之间，还存在于组织之间、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甚至不同活动之间。[37]松散耦合理论使我们可以介于完全控制与完全独立之间思考企业的互动行为。在跨国并购中，并购双方在并购前均能各自独立运作，具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并购方强调个人利益与独立行动，希望目标方在必要时给予配合响应。而具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目标方倾向服从并购方安排（即便有损个人利益），愿意在并购方需要时给予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有利于并购双方形成松散耦合的互动机制。
制度理论认为，为获取合法性，企业需要承受来自组织场域的一致性压力。跨国并购中，目标方在当地外部环境中具有天然的外部合法性，[38]因而其一致性压力主要来自内部，即目标方需要承受来自并购方管理控制的压力。强调独立性的并购方给目标方较少的一致性压力，强调相互依赖性的目标方则会积极响应集体规范，有助于并购双方获得对方股东、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认同与支持，即获取内部合法性。[39]
综上所述，依达拉奉联合瑞舒伐他汀治疗急性脑出血的临床效果显著，可有效降低β-内啡肽、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N端脑钠肽前体、和肽素的表达水平，缓解脑水肿，减轻神经缺损程度，改善日常生活能力，提高预后。
2.假设演绎
本研究重点探索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ICV）差异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不对称作用及其调节机制。由于文化距离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内化于整合过程，[4]因此ICV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以并购双方的整合互动为前提。
本文选取国际原油市场比较有代表性的WTI原油现货价格与1月、2月、3月和4月期的期货价格的月度数据为研究对象，为消除时间序列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取自然对数，分别用lnS、lnF(1)、lnF(2)、lnF(3)和lnF(4)表示，数据来源于国际能源信息署，所使用的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86年1月到2013年5月，共329个观测。对相应合约在某个给定日并无交易的情形，遵循Alquist和Kilian(2010)的方法，将最接近月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的相应期货价格作为其月度值。表1给出WTI现货与期货的描述性统计量和单位根检验结果。
（1）ICV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的主效应
并购方ICV小于目标方，表示并购方集体主义倾向比目标方强，目标方个人主义倾向比并购方强。此时，ICV逆差越大，意味着并购方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目标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对比越强烈。该情形下，高ICV的目标方和低ICV的并购方由于行为、目标和利益的冲突容易导致代理问题和内部地位竞争，会给协同效应的顺利实现及并购绩效的提升带来障碍。首先，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性等问题使并购双方的整合行为难以在战略层面达成一致，企业难以实现预期的协同，由此产生的代理成本会侵蚀企业的并购收益。[40]其次，地位竞争分散了并购双方注意力，[41]对整合有效性及最终的协同效应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36]不利于并购方的价值创造。[9]此外，并购双方还会因持续冲突感到沮丧，影响后续的整合互动，并且冲突的缓解同样需要并购双方花费额外的时间和成本进行自我调整或迫使对方改变。[42]因此，在并购整合互动过程中，并购方和目标方的ICV逆差越大，有效整合与预期协同效应的实现越困难，对并购方长期价值创造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基于上述讨论，提出如下假设：
H1a：ICV逆差与并购方的跨国并购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并购方ICV大于目标方意味着目标方集体主义倾向比并购方强，而并购方个人主义倾向比目标方强。此时，ICV顺差越大，意味着并购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目标方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对比越强烈。此时，高ICV的并购方和低ICV的目标方在整合互动时既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也能确保必要的紧密合作，容易形成具有松散耦合特征的整合机制。并购方给予较少的一致性压力，目标方积极响应的行为特征则有利于获取跨国并购的内部合法性。大量研究都强调了松散耦合机制的正面效应，作为一种管理策略会对组织产生多方面的作用，以满足不同部门的需求或履行不同的职能。Rasche[43]认为，松散耦合能够有效应对跨国治理中组织稳定性、柔性和合法性的挑战，有利于不同部门或组织间的协同。Brusoni等[44]对航空发动机产业的研究发现，设备、组件、专业知识供应商以松散耦合的形式协作可以使他们获得既整合又专业化的优势。此外，并购双方获取内部合法性，有利于提升双方的战略一致性，对并购后的协同具有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为减少内部决策成本和减少并购后的冲突。[45]因此，在整合互动过程中，ICV顺差越大，越有利于并购双方形成松散耦合的整合机制，获取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为破除协同过程中的整合障碍创造了良好条件，帮助并购方提升绩效。基于上述讨论，提出如下假设：
本研究以2000-2014年全球范围内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服务业的126起大型跨国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对假设进行检验。首先，利用BvD_Zephyr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库，搜集跨国并购事件的基本信息；进一步，利用BvD_Osiris数据库搜集并购双方相关财务数据（样本筛选过程见表3）。
H1b：ICV顺差与并购方的跨国并购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2）业务相关性的调节作用
业务相关性指企业不同业务活动相互支持和补充的程度，决定着并购双方的互动强度。[9]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体现在整合互动过程中，双方高强度的互动将会放大文化距离的作用。[4]成功的跨国并购整合要求并购双方的有效互动，业务相关性对整合互动的影响主要在于提高整合程度与降低整合难度。首先，相似的业务逻辑减少了并购方对目标方业务了解的需要，有利于双方将注意力集中在整合过程本身；其次，业务相关性高的并购活动有利于实现双方资源的互补与高效利用。[46]从战略决策的观点看，并购整合程度是由企业战略需要决定的，[15]双方的业务相关性决定了整合的便利性，使双方的互动强度得到确定。因此，双方较高的业务相关性要求较少的激烈互动消除整合过程中的差异，当并购方ICV小于目标方时，较少的激烈互动有利于避免利益冲突和地位竞争带来的危害；当并购方ICV大于目标方时，较少的激烈互动能为并购双方实现松散耦合式整合创造良好的条件与合作基础，促使双方将注意力集中在相互支持和补充的活动上来。基于上述讨论，提出如下假设：
H2a：并购双方的业务相关性削弱了ICV逆差与并购方并购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H2b：并购双方的业务相关性加强了ICV顺差与并购方并购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如前文的理论分析，ICV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回归模型斜率应在D=0处发生变化。因此，本研究参照现有文献[7,9]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国内外大部分研究结果都表明，随着并购方在东道国并购经验不断积累，跨国并购绩效得到改善。对于跨国并购经验在文化距离与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有学者认为应当取决于文化距离的具体类型。[9]本文同样认为，跨国并购经验在ICV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会因ICV差异方向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建立完善现场信息化管理制度是建筑施工现场信息化管理的重要基础保障。制度的确立可以保证信息化管理的有效实施与落实。首先，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该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在网络信息化大背景下，只有与先进管理技术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施工现场管理的优势与长处。其次，制度的完善与建立必须在一定的基础保障框架内进行，对制度的相关规定的执行与落实必须严格要求。另外，信息化管理制度的落实必须结合现场施工的实际情况，根据现场施工实际情况完善对应的信息化管理制度，进而保证下一步工作的进度实施。
首先，企业跨国并购的经验学习存在一定困难。价值观差异是组织冲突的主要来源，在并购方ICV小于目标方情况下，价值观差异导致的组织冲突不可避免地给双方带来强烈的消极情绪，并且消极情绪一旦被激发就难以消除，甚至有可能不断维持和加强。[41]强烈的负面情绪会导致信息处理产生偏差，使冲突双方选择性关注彼此的行为，依据模糊的不完整信息进一步确认其负面特征。在权力不对称的垂直关系下，消极情绪更容易使并购双方为对方贴上负面标签。[42]Corporaal[47]的田野调查显示，组织价值观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会使冲突双方将对方的负面特征归因于其所属集体的群体特质，产生负面刻板印象。并购方在东道国的多次收购，与来自同一国家多个目标方的多次互动会强化刻板印象，将无效的整合归因于对方而非自身，使经验学习的循环过程发生短路。[9]基于上述讨论，提出如下假设：
H3a：并购方在东道国的并购经验强化了ICV逆差与并购方并购绩效的负相关关系
其次，组织学习理论强调多次并购事件的内在联系，认为前期经验的积累会影响后续并购事件。[48]Haleblian等[49]提出企业并购的“惯性重复”观点，企业实施并购的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重复这种行为，后续的并购整合也可能变得更专业和高效。在特定情形和环境下积累的经验有助于企业在相似情况下采取更高效的战略行为。在跨国并购中，并购方在东道国的并购经验能够为新的并购决策提供有关目标方文化价值观方面的信息，改进目前的整合互动行为将变得有据可循，并购整合也更有效率。此外，“专门学习”的观点认为，具有一定学习能力的企业并购时，会在该过程中学习到有关并购整合的知识，形成企业跨国经营和整合的能力。[50]因此，在并购方ICV大于目标方情况下，经验的作用主要在于改进互动行为，总结高效的互动机制，提升并购方在东道国的并购整合能力，以更好地实现协同。基于上述讨论，提出如下假设：
H3b：并购方在东道国的并购经验强化了ICV顺差与并购方并购绩效的正相关关系
二、研究设计
1.变量的定义与测量
（1）因变量
总之，德育就好比是一根“魔法棒”，能够让学生原本像狗尾巴一样没用的学问变成像牛尾巴、鱼尾巴、鸟尾巴一样有用的学问。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见缝插针、小题大做、恰如其分地渗透德育，据此将智育和德育彼此交融、同生共长，进而达到“两全其美”美丽结果。
目前，对并购绩效的测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计算超额收益衡量短期市场反应，即事件研究法；二是财务指标法。计算超额收益多用于较短的时间窗口，容易受非理性因素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由于不同国家的会计实务准则存在差异，研究中的并购方来自多个国家，导致财务与指标法的使用也存在障碍。Zollo等[51]发现，与财务绩效相比，长期市场绩效更能体现企业的整合表现与并购绩效。因此，本研究用并购事件发生三年后的托宾q值衡量并购方的跨国并购绩效，[9,51]并以AP表示该变量。
（3）调节变量
本研究所考察的是国家文化距离或者说国家层面文化在企业组织层面的映像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作用。从现有研究来看，Hofstede指数是运用最为广泛的方法，也是最适合本研究的测量工具。个人主义价值观越强则ICV值越大，集体主义价值观越强则ICV值越小（取值0-100）。由此计算并购双方ICV差异（记为D），得到：
（3）跨国并购经验的调节作用
其中，Q代表托宾q值，D代表并购双方的ICV差值，n为虚拟变量（当D大于0时赋值为1）。D1和D2代表ICV差异D的两种情况：D1表示并购方ICV＜目标方ICV，即存在ICV逆差；D2表示并购方ICV＞目标方ICV，即存在ICV顺差。D1越小表示ICV逆差越大，D2越大表示ICV顺差越大。
需要与诱因统合而成动机。对工科新教师而言，培训的需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来自于新教师内心深处成为一名好教师的渴求；其二，来源于学生、学校、社会对其成为一名好教师的期待。基于此，激发工科新教师对培训的强烈需要，其基本策略有如下几点。
（2）自变量
本系统总体结构分为3层，第1层为外围网络云端数据平台与控制中心PC机间的数据传输；第2层为PC机与协调器之间的数据通信，通过无线网络采用星形结构实现建筑物内不同区域数据采集终端与控制中心的实时在线连接；第3层为ZigBee终端采集节点和协调器之间的数据通信.通过ZigBee无线传感网络实现连接的系统总体结构如图2所示.
本研究设置了业务相关性和跨国并购经验两个调节变量：第一，对业务相关性（BR）的测量以SIC代码为依据，代码重叠位数越多表示业务相关性越强。第二，参照Ellis等[52]的做法，对跨国并购经验（AE）的测量用“并购方过去在目标方来源国的并购次数”表示，次数越多意味着并购经验越丰富。
（4）控制变量
（1）集体主义并购方与集体主义目标方
为了对模型加以控制，本研究在回顾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如下控制变量（表2）。第一，国家差异不仅体现在其他的文化维度上，还体现在制度上，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使并购活动产生不确定性，影响跨国并购整合效果。[53]因此，本研究把其他维度的文化距离、国家间制度距离设置为控制变量。第二，东道国市场容量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投资潜力，而东道国政治环境的优劣则直接决定了并购风险。[54]此外，金融危机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有显著影响。[55]因此，我们参照前人研究，[53,56]以制度质量和GDP来衡量东道国政治环境和市场潜力，以母国GDP来衡量并购方所处的经济环境，并考虑了金融危机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冲击。第三，并购方特征也会对跨国并购绩效造成影响。在此，我们对并购方规模、并购时绩效进行了控制。第四，在交易层面，并购规模往往是并购双方实力的表现，[57]股权比例则反映了控制程度，[58]跨国并购整合可能会受到这两个关键因素的影响，需要加以控制。
表2 控制变量
2.数据与样本
由于河道多为通衢要道，沿河聚落内人员流动频繁，经济、文化活动丰富。功能上的需求使得聚落内产生众多建筑类型，包括住宅、庙宇、商铺及水利建筑等。其中庙宇种类众多，有祈雨祭天的龙王庙、求子祈福的观音庙、求取功名的文昌阁，也有家庙祠堂。庙宇一般位于村子的中心或入口，限定了村子的边界，增加了生活在聚落内人们的归属感，为其构筑了一道心理防线。村中的街道密度高，高差小，呈网状分布，地面多铺石材。聚落内的民居多为合院，分布集中，主要用木、土、石等三种材料修建，其中墙体多用石头和土坯，内包木柱，少量经济条件宽裕的人家民居会全部或部分使用青砖；屋顶则多用青瓦；院墙多用石头和土坯。
表3 样本筛选
第一，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内化于并购双方紧密整合互动的过程中。[4]大量证据表明，高科技行业的并购往往是为了获取、转移和转化复杂的隐性知识，[59]知识资源的获取和转移以并购双方实现紧密而高效的整合互动为基础，[9]文化距离的作用在此条件下得以更好体现。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服务业作为知识密集的高科技行业，其并购整合也具备这一特点。在样本中，发生于计算机行业的跨国并购占38.1%，信息技术行业占42.1%，互联网服务业占19.8%。第二，在研究期间，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服务业中的大部分企业还不是大型跨国公司，这些企业及其员工更多受本国价值观的影响。第三，研究期间，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服务业涵盖全球多个国家的跨国并购。研究样本涉及包括美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和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内的26个国家的跨国并购事件，在保证研究样本多样性的同时又避免了文化距离研究中的样本选择缺陷。[60]第四，股权收购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并购方对目标方的控制程度，[58]为明确并购方对并购整合的主导权，本研究把股权收购比限制为50%以上。第五，相比小型并购，大型并购发生后往往要求更为复杂和紧密的整合以实现协同效应，并且大型并购对绩效的影响更明显。因此，我们参照Ellis等[52]的方法，将并购金额大于1亿美金的并购事件定义为大型并购，以进行筛选，样本中并购规模范围在1亿-102亿美元。研究样本的其他基本情况见表4。
表4 样本描述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5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假设变量与各控制变量及假设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线性相关关系，说明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严重。此外，所有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的VIF值在1.10-2.29，说明多重共线性问题对系数估计的影响不大。最终进行回归分析的样本为126个独立并购事件，并购发生3年后并购方的托宾q值为因变量，且为连续变量。为避免异方差对估计的潜在影响，我们进行了White检验（p值为0.000），拒绝同方差原假设，说明运用OLS回归模型存在显著的异方差问题。因此，本研究对所有回归模型都先进行OLS估计，以OLS回归得到的残差计算权重，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回归分析。
2.实证结果
在构建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项时，为避免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我们对数据进行了中心化处理。表6报告了主要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Model 1引入控制变量作为基础模型；Model 2将D1和D2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模型，以检验H1a和H1b；Model 3把调节变量BR及其与D1和D2的交互项引入回归模型，以检验H2a和H2b；Model 4把调节变量AE及其与D1和D2的交互项引入回归模型，以检验H3a和H3b；Model 5将研究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模型进行整合检验。
Model 1显示，在控制变量中，并购时绩效与跨国并购绩效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并购方规模、东道国GDP、金融危机与跨国并购绩效分别在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此外，东道国制度质量、母国GDP与跨国并购绩效的负相关关系分别在10%水平下显著。
综上，精益服务构建了基于理论、顾客和服务企业三维视角的全景理论模型（如图2），为服务研究搭建了一个新的理论研究平台⑩。
科学研究离不开仪器设备的支持，高精尖科研更需要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作为支撑，这是促进科研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高成本特性使得我们更关注其投入和产出比例，因此推进各机构之间进行设备开放共享，互通有无，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十分必要，这既有利于提高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和成果产出，也有利于合理规划投入成本、减少科技资源浪费，这对科研领域健康发展和实现突破性科研进展有重要意义。
Model 2显示，D1与跨国并购绩效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说明D为负时，并购双方ICV逆差越小，跨国并购绩效越好，即ICV逆差与跨国并购绩效显著负相关，H1a得到支持。这表明，当并购方集体主义价值观强于目标方时，ICV差异越大，双方越容易产生代理问题和地位竞争，增加管理成本和组织冲突，削弱跨国并购绩效。D2的系数符号与预期相同，且在1%水平下显著，H1b也得到支持。即并购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强于目标方时，ICV顺差有利于并购双方形成松散耦合的整合机制，获取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为破除协同过程中的整合障碍创造了良好条件，帮助并购方提升绩效。可以看出，ICV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既有消极影响又有促进作用，是一种不对称的效应。
Model 3显示，D1与BR交互项的符号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由于交互效应可能会掩盖或歪曲主效应，本研究同时绘制了调节效应图加以辅助说明。如图1所示，当业务相关性较低时，回归直线的斜率较大，当业务相关性较高时，回归直线的斜率较小。这表明业务相关性削弱了D1与跨国并购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即较高的业务相关性有助于并购方在并购整合过程中克服ICV逆差的负面影响，H2a得到支持。D2与BR交互项的符号与预期相同但不显著，H2b没有得到支持，说明在并购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强于目标方的情况下，业务相关性对ICV顺差与跨国并购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可见，业务相关性的主要作用在于减少并购双方的激烈互动来化解ICV差异带来的组织冲突，并使双方将注意力集中到整合过程上来。
表5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Model 4显示，D1与AE交互项的符号与预期相反，并在1%水平显著，H3a没有得到支持。结果与预期不相符的原因在于，企业行为不仅会受先前经验的影响，还会根据绩效反馈进行调整，本研究仅仅考虑了负面效应下经验学习过程的短路，忽略了绩效反馈对经验学习的纠偏作用。组织学习理论认为，企业的后续行为会受到先前经验和绩效反馈的共同作用。在并购活动中，绩效反馈是评价经验质量的重要依据。当前期并购经验带来良好的绩效反馈时，经验学习将会被强化。[61]当经验学习带来负面的绩效反馈时，企业会纠偏经验学习，相应调整整合互动行为。[49]虽然经验学习过程的短路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消极影响，但绩效反馈机制会提醒并购方及时纠偏，避免经验学习短路的恶性循环。同时，D2与AE交互项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如图2所示，当跨国并购经验较低时，回归直线的斜率较小；当跨国并购经验较高时，回归直线的斜率较大。表明跨国并购经验强化了D2与跨国并购绩效的正相关关系，H3b得到支持。即在并购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强于目标方的情况下，跨国并购经验有助于改进互动行为，总结高效的互动机制，提升并购方在东道国的并购整合能力，以更好地实现协同。Model 5引入了所有变量及交互项，从综合层面再一次支持了本研究提出的H1a、H1b、H2a和H3b。
图1 业务相关性的调节作用
图2 跨国并购经验的调节作用
3.进一步分析
前文结果显示，ICV差异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有显著且不对称的作用。那么，其他三个维度的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是否有影响？作用是否也具有不对称特征？为进一步探索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复杂作用，本研究采用相同的方法对权力距离、男性化\女性化和不确定规避三个维度的文化距离进行探索性的检验（表7）。Model 1、Model 3和Model 5分别引入了控制变量作为基础模型；Model 2引入了权力距离差异作为解释变量；Model 4引入了男性化\女性化差异作为解释变量；Model 6引入了不确定性规避差异作为解释变量。
表6 ICV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回归分析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每个维度的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作用强度和方向都有区别且不对称。在Model 2中，权力距离逆差的系数为负且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当并购方权力距离弱于目标方时，权力距离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权利距离顺差的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当并购方权力距离强于目标方时，权力距离差异将会削弱跨国并购绩效。在Model 4中，男性化\女性化逆差的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当并购方男性化程度弱于目标方时，男性化\女性化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男性化\女性化顺差的系数为正且在5%水平下显著，表明当并购方男性化程度强于目标方时，男性化\女性化差异将会促进跨国并购绩效的提升。在Model 6中，不确定性规避逆差的系数为负且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当并购方不确定性规避弱于目标方时，不确定性规避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确定性规避顺差的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当并购方不确定性规避强于目标方时，不确定性规避差异将会削弱跨国并购绩效。
表7 权力距离、男性化\女性化和不确定性规避差异的回归结果
分析发现，多个维度的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都是显著不对称且不对等的。如果不考虑文化距离的“不对称性”和“不对等性”，将逆差和顺差统一视为“差异”而不加以区分，将多个维度对称化并整合为单一的文化距离变量进行宽泛的考量，则会导致同一维度下和不同维度之间的文化距离产生彼此强化或削弱的复杂作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不能得到准确分析，同时也使每个维度文化距离的作用机制无法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
4.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进行了解释变量的替代性检验。Brewer等指出，Hofstede和GLOBE两个测量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替代性。[1]因此，我们采用GLOBE指数代替Hostede指数来衡量并购双方的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GLOBE项目开发了衡量国家文化的9个维度，其中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被细分为制度集体主义（从制度上鼓励和奖励集体主义行为）和群内集体主义（个体对集体的自豪、忠诚和依赖）。在此，本研究分别用制度集体主义和群内集体主义的得分计算并购双方的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于GLOBE项目缺乏部分国家的评分，最终参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112个。与Hofstede指数相反，GLOBE指数的得分越高表示集体主义倾向越强、个人主义倾向越弱，用GLOBE指数代替Hofstede指数后，检验结果与前文分析结果基本保持一致，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首先，研究发现，文化距离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是不对称的，而且具有两面性。在并购整合过程中，并购双方的ICV差异既会在逆差情况下具有负面影响，又会在顺差情况下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是一种不对称效应。具体来说：（1）当并购方集体主义价值观强于目标方时，ICV差异越大，双方越容易产生代理问题和地位竞争，增加管理成本和组织冲突，不利于并购后的有效整合及预期协同效应的实现。当并购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强于目标方时，ICV差异越大，越有利于并购双方形成松散耦合的整合机制并获取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提高跨国并购绩效。（2）相似的业务逻辑减少了对业务了解的需要，使双方将注意力集中到整合过程中来，有利于并购整合的顺利进行。高业务相关性的并购活动使企业通过较低强度的互动就能达到战略所要求的整合程度。在并购方集体主义价值观强于目标方时，较低强度的互动能够减少利益冲突和地位竞争带来的危害，较高的专注度促使双方将注意力集中于相互支持和补充的活动，从而削弱ICV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的负面影响。（3）跨国并购经验能为并购方提供有关目标方价值观方面的信息，同时帮助企业形成并购整合能力。在并购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强于目标方情况下，并购方在东道国丰富的并购经验使企业改进互动行为，总结高效的互动机制变得有据可循，从而强化了ICV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的积极影响。（4）权力距离、男性化\女性化和不确定性规避三个维度的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作用同样是不对称显著的。
其次，本研究对文化距离不对等性和不对称性作用的深层次分析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1）研究响应Shenkar[4]和Huang等[9]的呼吁，选取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维度深入研究文化距离的内部逻辑，克服了将文化距离不同维度平等看待的研究局限，研究结果也显示，ICV差异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确实不同于文化距离其他维度，即具有不对等性。（2）研究对并购双方ICV差异的“方向”进行区分，将文化距离视为一个相对概念，克服了绝对化或者对称化的研究局限。研究结果表明，ICV差异的不同方向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确实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即具有不对称性。（3）本研究结果有助于解释目前关于文化距离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关系研究具有争议的原因：一是忽略了文化距离的不对等性，没有深入到文化距离的内部维度；二是忽略了文化距离的不对称性，没有考虑文化距离不同方向的差异化作用。通过深入到文化距离的具体维度并区分不同的方向，可以在不对称性和不对等性两个侧面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理论解释。（4）本文对文化距离假说提出了挑战，研究结论也支持了“距离产生美”的观点。国家间距离往往被视为抑制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障碍因素，[62]研究结果显示ICV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既有消极影响又有促进作用，是一把“双刃剑”。
再次，国家文化背景对企业跨国并购整合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本研究对管理实践的启示在于：（1）集体主义国家的并购方在对个人主义国家的目标方进行并购整合时，将面临由个人/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引发的天然整合障碍。集体主义国家的企业在选择目的地时，应当对东道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强度保持警惕，避免过大的差异。同时，选择业务相关程度较高的目标企业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ICV逆差对并购绩效的负面冲击。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应该尽量选择集体主义价值观较为相似的目的地，以及业务相关性较高的目标企业；如果选择个人主义价值观较强的目的地和业务相关性较低的目标方，将会面临一定的整合风险，防范风险是进行此类并购时应当首要考虑的。（2）个人主义国家的并购方在对集体主义国家的目标方并购整合时，应当把握文化融合效应带来的潜在机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尽量选择集体主义价值观较强的目的地。同时，跨国并购经验对于此类并购非常重要，企业需要重视国际化经验的积累与总结，在后续加以合理利用。
最后，研究局限和未来方向可归纳为：第一，本研究在样本选取时对行业、并购规模和股权收购比进行了限制，使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信效度局限。第二，本研究发现，权力距离、男性化\女性化和不确定性规避维度的文化距离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也是不对称显著的。其他维度文化距离的作用机理还需要进一步深究。第三，对调节变量的考察还不够详尽和新颖。尽管本研究设置了并购经验和业务相关性两个常见变量作为调节，但整合过程和目标方特征等因素对文化距离与跨国并购绩效关系的调节机理还需有针对性地展开研究。第四，本研究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视为单一维度下对立的两级概念进行分析。但也有学者认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可以同时存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也可以同时反映在不同的个体行为中。[63]因此，未来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境进一步补充完善两者并行的情况。此外，跨国并购整合过程中天然的复杂性可能会导致消极的学习曲线。随着越来越多整合项目的完成，企业更可能相信它们的经验，但由于含糊不清的原因，根据以往经验得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64]并购经验如何进一步进行细分？并购整合中“经验陷阱”与“经验学习”的作用机制分别是怎样的？如何通过经验学习来发挥文化距离在跨国并购整合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这都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议题。
胡四一：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水资源开发、利用、配置、节约、保护和管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水情，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恶化等问题十分突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家人之间是最熟悉的熟人，可家人之间也最容易伤害，俗语有言：婆媳是天敌，父母皆祸害，夫妻是冤家对头。亲人关系不会处，不好好处，家就变成一个战场，变成了一个伤人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家人相处不会像生人那样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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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ance Leads to Beauty:Asymmetric Effects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Value Difference in Cross-border M＆As
Li Hong,Ye Guangyu,Zhao Wenli
School of Business Management,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presents a particularly strong challenge for cross-border M＆As.It is also one of the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which many studies tend to view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as an integrated concept,ignoring the distinctiveness and asymmetry of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Thus,leading to vague and controversial research findings of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in cross-border M＆As.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in cross-border M＆A performance,this study takes the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value on the national cultural level as an entry point.Using samples of 126 large-scale cross-border M＆A events in the computer,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service industries worldwide from 2000 to 2014,and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s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value difference on the post-acquisition performance,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business relatedness and acquisition experience.First,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value difference are asymmetric and has two aspects:when collectivism value of the acquirer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the target,the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value difference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ost-acquisition performance,and the business relatedness can weaken this negative effect.When individualism value of the acquirer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the target,the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value differenc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ost-acquisition performance,and the acquisition experience can strengthen this positive effect.Second,this paper also discloses that the other three dimensions of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power distance,uncertainty avoidance,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have asymmetric an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post-acquisition performance as well.Compared to existing literatures,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and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hypothesis of cultural distance by exploring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s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value on post-acquisition performance.In conclusion,this study will enrich the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cross-border M＆A research,and provide some beneficial insights to practitioners and scholars.
Key Words Cross-border M＆A;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Value;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Post-acquisition Integration
作者简介 李洪，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并购；叶广宇，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商务、企业战略管理；赵文丽，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商务
基金资助 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7JZD020）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