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传教士对中文小说发展所作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教士论文,所作论文,中文论文,贡献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1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2-0175-05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在若干年前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禁区，因为当时把西方传教士的所有活动都视为“文化侵略”，也就不可能肯定传教士推动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作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仍然很少有人研究，其原因在于西方传教士不是中国人，他们的活动不属于中国文学范围，所以学术界很少人问津。近几年来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多了，因为历史的目标在于展现过去，西方传教士用汉语所写的作品，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你试图说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时，离开了传教士的活动，就显得很不全面。当今西方如英国文学，一些重要作家往往都是其他民族而用英语写作的（如被伊朗追杀的拉什迪，就是印度人）。他们都成为英国文学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传教士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们用汉语写作的作品，已经融入中国近代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之中，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西方传教士用中文翻译创作的文学作品，探讨它们对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作用和意义。
近代西方传教士曾经翻译过一些外国小说，它们作为早期外国文学的中文文本，显示出许多新的内容，值得认真总结。过去研究近代翻译文学，往往忽视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这是令人遗憾的。例如：迄今为止，我们的近代文学史通常认为，最早翻译成中文的西方长篇小说是蒋子让翻译的《昕夕闲谈》，其实这是不对的。最早翻译成中文的西方长篇小说是《天路历程》，它是由西方传教士宾威廉翻译的，时间在1853年，12年后，1865年宾威廉又把原先的文言译本改为白话译本，它们的问世都远远早于19世纪70年代问世的《昕夕闲谈》，仅仅因为宾威廉不是中国人，中国的近代翻译文学研究就忽视了这一小说的翻译。
《天路历程》是英国基督徒班扬写于17世纪70年代的作品，出版之后，影响很大。因为它叙述了一个虔诚基督徒不畏艰难险阻，寻求真理，走向天国的遭遇，西方传教士把它作为传教的指南，受到几乎同《圣经》一样的重视。所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几乎是在翻译《圣经》的同时，就在翻译这部小说。
对于中文小说来说，这部翻译小说非常重要，尤其是该书的官话译本，那是中国最早的翻译白话长篇小说。我们试看下面一段：
世间好比旷野，我在那里行走，遇着一个地方有个坑，我在坑里睡着，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身上的衣服，十分褴褛，站在一处，脸儿背着他的屋子，手里拿着一本书，脊梁上背着重任。又瞧见他打开书来，看了这书，身上发抖，眼中流泪， 自己拦挡不住，就大放悲声喊道，“我该当怎么样才好？”他的光景，这么愁苦，回到家中，勉强挣扎着，不教老婆孩子瞧破。但是他的愁苦，渐渐儿的加添，忍不住了，就对他家里的人，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妻，我的子呵，你们和我顶亲爱的，现因重任压在我身上，我将死了。而且我的确知道我们所住的本城，将来必被天火焚毁，碰着这个灾秧，我和你们都免不了灭亡。若非预先找一条活路，就不能躲避，但不晓得有这活路没有”。他的老婆孩子听了这话，诧异得很，害怕得很，不是把他的话当做真的，是怕他要疯。那时天将晚了，指望他一睡，或者可以心定，就急忙催他去睡。无奈他夜里如同白日一样，心里不安，总睡不着。整天长吁短叹，又不住的流泪。到了天亮，他们来问他，见好没有？他说越久越觉得苦，又把昨儿那些话，说了一番。他们忽略不肯听，心里想好好的待他不行，不如恶恶的待他，他的病或者可以好。所以要讥笑就讥笑，要怒骂就怒骂，有时全不理他。他遇见这个，走到自己屋里，一半悲痛自己的苦处，一半可怜家里的人痴迷不悟，替他们祈祷。又常独自走到田中，忽然看书，忽然祈祷。过了几天，都是这样。有个时候，我瞧见他在田中行走，仍旧看书，心里忧愁得了不得，看书的时候，照旧发大声喊道：“我应该做甚么，才可以得救。”①
这是《天路历程》开头的第一段，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忠实于英文原著，作者运用白话翻译时必须保持原著的特点，忠实于原作的意思，这样的翻译也就改造了中国原有的白话文学。假如把这一段与今天《天路历程》的译本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在白话语言的运用上。宾威廉的本子有的地方译得不够详细，但是就他的语言特点而论，与现代汉语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别。该译本未选录的其它部分，大体上也是如此，译文的个别地方与今译本虽有不同，但它们也不属于古白话系统，这些差异不足以确定它们为两种语言。
我可以肯定，这一段描写在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语录等古白话文本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具有欧化色彩。首先我们看它的叙述：《天路历程》中有大量第一人称的叙述，这种叙述是一种双重的第一人称叙述，一个第一人称是旁观者，站在一边叙述着另一个人的故事；另一个第一人称是前一个第一人称叙述的被叙述者，这时他是第三人称，同时又作为第一人称抒发着自己的情感。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文言小说存在全篇第一人称叙述，白话小说则极为罕见。白话小说中存在作为第三人称被叙述，同时又作为第一人称说话，但是往往缺乏一个作为全篇叙述人的第一人称。这种套叠式的第一人称叙述，后来因为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才在中国小说中产生广泛的影响。相比《茶花女》，《天路历程》的套叠式第一人称叙述只能算开了个头，但是，它给人以真实感，丰富了中文小说的表现能力。
其次，我们看它的思维：小说作为旁观者第一人称叙述的，是一个以个人为本位，关注自己如何得救的人物。这个人物出于对自己现状的恐惧，百折不挠、坚持不怠，一心要救出自己，奔向天国。颇有点像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倡的“易卜生主义”，“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自己”②。像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很难看到的。古代小说也有叙述求仙得道题材的，里面也有和妖魔鬼怪的斗争，但是很少有这种出于对现状的焦虑，不顾家庭，一心只求救出自己的人物形象。这里显示的是基督教新教的精神，他的思维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思维，不同于中国古代宗法制的群体思维。这种出于基督教文化的思维和这种题材，也导致了这部小说比中国古代求仙得道的小说有更多的关于个人情感的叙述和心理描绘。
《天路历程》的白话译本对于当时小说家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目前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直接资料。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首先，从它问世之后，教会每隔几年都要出版一次，累计印数应该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其社会影响不能低估。其次，它所带来的异质文化，恰恰是代表中国小说后来的发展趋向。因此，尽管没有找到直接的影响资料，从这两点推论，《天路历程》对于中国小说的发展，无疑是起过促进作用的。
中国小说有悠久的历史，但小说的数量一直不太多。小说在晚清有一个突发性的急剧膨胀，短短几年，晚清小说的数量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晚清小说的急剧发展与把小说作为开启民智，教育民众的工具这一指导思想有关，而这一指导思想的发端，则可以上推到西方传教士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的中文启事。1895年6月，傅兰雅在《万国公报》登出启事：“求著时新小说”，提出“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③。他希望中国文人能撰写小说，显示这三大积弊的害处。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明确提出以小说来革除旧弊，除旧布新，开启民智，感化民众的设想。虽然傅兰雅的启事没有立即产生晚清的“新小说”，在应征的162卷小说中，没有1卷符合傅兰雅的要求，傅抱着“若过吹求，殊拂雅教”④的想法，勉强发了奖，小说却没有印行。但是傅兰雅的倡导，却在先进士大夫中产生了影响，肖詹熙于1895年创作小说《花柳深情传》，便自认是受了傅兰雅的促进⑤。
康有为后来说起，他于19世纪80年代在上海书肆购书时听说小说卖得最多，便已有了用小说教育民众的念头⑥。但是当时在中国书肆中出售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娱乐性的小说，缺乏启蒙性的小说。康有为当时在上海教会创办的书局中购买了大量书籍，他一定也看到了传教士翻译创作宣传基督教义理的小说。康有为用小说教育民众的设想是否从这类小说中萌发，因为资料的缺乏，只能作为猜测，无法肯定。
但是，在晚清“新小说”最主要的倡导者梁启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传教士“求著时新小说”影响。梁启超最早提倡“新小说”是在1896年撰写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他提出：“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形极相，振厉末俗。”⑦“专用俚语”、“穷形极相，振厉末俗”，都是傅兰雅的愿望，而“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就是傅兰雅指出的三大积弊，希望用“时新小说”来帮助革除的。梁启超在傅兰雅的主张上进一步发展，加上“借阐圣教”，“杂述史事”等古代小说已有的内容，和他自己设想的“激发国耻”、“旁及彝情”、“宦途丑态”等等，丰富了“新小说”的内涵。从中显然可以看到于傅兰雅明显的传承关系。梁启超后来提倡“新小说”，发动“小说界革命”的最初设想，就是受传教士提倡“时新小说”的启发。
西方传教士还为“新小说”提供了“政治小说”的模本。以往我们近代小说的研究往往只重视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而忽视了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其实后者的影响更早，更直接。1891年底至1892年4月，上海《万国公报》连载了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回头看纪略》，它是美国作家贝拉米于1888年刚刚出版的乌托邦小说《回顾》的节译本。1894年广学会又出版了《回头看纪略》的单行本，易名曰《百年一觉》。它立即在中国先进士大夫中引起震动。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便提出“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影子”⑧。他在写作《人类公理》时参考过《回顾》。光绪皇帝1898年订购129部西书，其中有《百年一觉》。谭嗣同在《仁学》中特别提到：“若西方《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梁启超将《百年一觉》列入《西学书目表》作了介绍。孙宝萱在日记中曾五次提到《百年一觉》，为之激动不已⑨。徐维则更明确点出：《百年一觉》“言美国百年以后事，亦说部之属。泰西人亦有此种书，甚可观。惜此本未全耳”⑩。从小说角度肯定了该书。梁启超后来撰写《新中国未来记》，其构思便与《百年一觉》有相似的地方。因此，《百年一觉》实际上为“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提供了“政治小说”最早的模本。
中国古代虽然重视文学，也有人主张文学“经世致用”，但是从未有人把文学作为“救国”的工具。中国近代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文学救国论”的崛起，此后它一直影响着中国20世纪文学。仔细推溯“文学救国论”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我们又可以找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1896年，广学会出版了传教士林乐知编辑的《文学兴国策》，它编辑了日本驻美公使森有礼70年代征求到的美国名流对日本改革的意见，实际上谈的是文化教育问题。但是《文学兴国策》用“文学”来涵盖文化教育，类似于中国古代把所有文字著述都当作“文”的概念。该书说明它是日本大使在美国征求各所大学学者和议员及“一切著名文学之人”的意见，表明它代表了西方当时对“文学”的看法。该书主张：“文学为教化必需之端”，“故国非人不立，人非学不成，欲得人以治国者，必先讲求造就人才之方也，造就人才之方无他，振兴文学而已矣，夫文学固尽人所当自修者也”。如果说《文学兴国策》的主张与中国古代传统重视文学教化的主张并无不同；那么，在“教化”的内容上则有了重要的区别：“夫文学之有益于大众者，能使人勤求家国之富耳。”新教伦理的“勤求家国之富”被视为“文学”的目标，所以作者论证：“文学有益于商务”，“能扩充人之智识，能磨炼人之心思，使天下之商，皆晓然于各国之物产，市面之消长，运货有至贱至捷之法，造船有至稳至快之式，而且设关收税，亦有至善之规”。“文学”要表现说明的是这些内容，它是商业通讯和各种各样的“说明书”。为了说明文学能够“兴国”，作者认为： “文学既兴，而士农工商四民之职业，各得其益，且可交资其益矣。”为了进一步印证这一结论，作者又用夸张的语气提出欧洲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有教化者国必兴，无文学者国必败，斯理昭然也，即如三百年前之西班牙，实为欧洲最富之国，嗣因文学不修，空守其自然之利益，致退处于各国之后，而不能振兴，此外各国，亦多有然。”另一方面：“普鲁士为欧洲至小之一邦，国人振兴文学，鸿儒辈出，卓越他邦，曾不几时，成为今之德意志联邦，与欧洲诸大国相同。”“文学不修‘可以使强国变弱’，振兴文学‘可以使弱国变强，小国变大’，文学的‘救国’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以往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海内外学者，似乎无人注意到林乐知翻译的这本《文学兴国策》。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该书所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文化教育”，它与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并无多大关系，它所用的“文学”包括所有的文字著述，这或许是人们忽略它的理由。但如果从“文学救国论”的兴起来考察， 《文学兴国策》在中国近代便起了特殊的作用，它于1896年问世，其时正是“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转向西方寻找真理，中国学习西方由学科学技术正转向学政治思想。西方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不断介绍的“西学”已经在中国确立了它的威信，出版该书的“广学会”是当时教会在中国办的最权威的出版机构，晚清影响最大的期刊《万国公报》当时就由它出版。翻译《文学兴国策》的林乐知曾经主持过包括《万国公报》在内的许多报刊和出版机构，翻译过大量西方著作，是当时中国著名的西方学者，所以该书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此外，甲午战争打败中国的是日本，最令中国士大夫震惊的是一个原来被中国看不起的小小岛国，竟然一下子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文学兴国策》似乎送来了日本富强的秘诀，不仅是日本的，也是欧洲列强和美国富强的秘诀，那就是将文学变成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它对当时中国士大夫的吸引力，自不待言。
中国士大夫几乎是立即接受了《文学兴国策》，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将它列为“最佳者”之一，《文学兴国策》几乎进入当时所有的“西学书目表”。谭嗣同在1895年还在后悔以前将时间化在钻研桐城古文和魏晋文章上，“处中外虎争文无所用之日，丁盛衰纽膂力方刚之年，行并其所悔者悔矣，由是自名壮飞”(11)。但是到了1897年，他已经撰写了《报章文体说》，为文学唱赞歌了。《文学兴国策》在中国造成最重要的影响是“文学救国论”的兴起和把文学当作教科书。
中国古代虽然有“文以载道”与“以文治国”之说，此二者与“文学救国”已经比较接近；但是并没有直接产生出“文学救国论”。以往有一种看法，认为晚清的“文学救国论”是中国面临亡国危机，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产物。这一结论其实似是而非。亡国危机，民族矛盾尖锐只是产生“文学救国论”的土壤，并不能直接生成“文学救国论”。在中国历史上，面临亡国危机，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多得很；六朝时期，以汉族为主的南朝与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对峙达数百年之久，处在亡国危机，民族矛盾尖锐的状态下并没有产生“文学救国论”。南宋时期，宋金对峙也达一百多年，土大夫慷慨悲歌，志在匡复故土，却没有产生“文学救国论”。明清之际，士大夫痛心疾首，反清复明的活动达数十年之久，虽然号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没有形成“文学救国论”。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亡国危机的紧迫形势只能是“文学救国论”的土壤，而直接的种子，则是“文学兴国策”。
要“文学救国”就要教育民众，就要有教育民众的“教科书”。中国古代并不是没有文学教科书，《三字经》、《百家姓》是教科书，韩愈文、杜甫诗也常常被人作为教科书。但是，中国古AI写作《三字经》、《百家姓》等教科书的作者不会把自己的作品作为文学创作。而韩愈、杜甫在创作自己的诗文时也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创作作为“教科书”来写。教科书的写作与文学创作的界限是分得很清楚的。这种区分一直到晚清都很明确；曾国藩为了使湘军士兵明确自己的责任，写作了不少供湘军唱的歌辞，这些歌辞类似于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用来教育湘军士兵。这些歌辞曾国藩从不将它们作为自己的文学创作。但在《文学兴国策》问世之后便不同了，教科书被作为文学的重要功能。梁启超推崇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12)，因为小说能做“教科书”。不仅“学堂宜推广以小说作教书”(13)，而且“欲扩张政法，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兴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14)。当时理论家提倡各种各样的小说，希望它们能够成为教育民众的“教科书”。最有意思的是，不仅理论家提倡把小说作为“教科书”，连小说家自己也把小说当作“教科书”来创作，甚至明明创作的小说不是“教科书”，也把它当作“教科书”。李伯元创作的《官场现形记》明明不是“教科书”，他偏要说自己创作的小说是一本“教科书”，只是烧了下半部。可见当时的作家，确实有不少人把写“教科书”作为自己创作的使命。晚清许多小说家创作“教科书”的意识，与西方传教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对中国小说的变革曾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他们在小说观念、小说功能、小说内容、小说语言、小说形式、小说理论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变革的导向。对此，我们应当具有足够的认识。
收稿日期：2007-11-19
注释：
①《天路历程》，清同治四年刻本。
②胡适：《易卜生主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影印版，第189页。
③《万国公报》第77册，1895年6月出版。
④傅兰雅：《时新小说出案》，《万国公报》第86册，1896年3月出版。
⑤肖詹熙：《花柳深情传》序。
⑥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南海先生诗集》卷5《大庇阁诗集》。
⑦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时务报》第18册。
⑧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3页。
⑨参见《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⑩徐维则：《东西学书录》下册，清光绪二十五年印，第40页。
(11)参见谭嗣同《三十自纪》，《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12)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出版。
(13)老棣：《学堂宜推广以小说作教书》，《中外小说林》第1年第18期。
(14)陶佑曾：《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游戏世界》第10期，1907年出版。
标签：小说论文; 传教士论文; 文学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梁启超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读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天路历程论文; 第一人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