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文化历史形态的还原——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形态的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文化论文,个案论文,研究会论文,社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距今已有70余年历史的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文研会），是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纯文学的团体。这已成为现代文学史、思潮流派史约定俗成的界定。文研会形成于1920年至1921年之间，其活动贯穿整个20年代，直至1932年无形解体，风云新文学达十一年之久。正是在它的时间的流程中蕴藏了历史的丰富性和文化的固定性。为此，探寻文研会丰富的文化倾向和特性，对于超越其过往的认识，深入其本体的还原，不无意义。在一个相似相近的大文化语境里，以一个独立的“文学社群”概念，扩大文研会认识的视野，可以发现其群体的整体价值取向、组织结构、创作实践等文学目的的特殊聚合，结果更多表现出综合文化历史的必然性。在多元文化的文学社群里，文研会的文学本质是充满张力的文化概念。它的文学主张传达着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承传；它的组织形式表现与现代地域、商业文化的密切联系；它的文学创作负载了群体复杂的精神文化的多层面。
一
文研会的“宣言”，尽管第一条款表明彼此“联络感情”、“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但是，他们对“文学”的理解是模糊的、宽泛的，甚至包含着假“文学”的概念，传达出急于想表达的社会、文化意识。仔细寻觅文研会1920年前后孕育的踪迹，以及1921年成立以后的线路，可以看出表层的一个个不变的价值取向与潜在的无数变化，及其对立因素相交织，形成了文研会一系列文学群体之外的价值取向。文研会的十二位主要发起人，几乎在他们酝酿文研会之前，都是五四时期重要的社会进步团体的参加者，甚至不乏组织者、领导者。其中郑振铎、耿济之、 瞿世英、 许地山四人， 是《新社会》旬刊的主要成员， 该刊1919年11月创办，是以瞿秋白等为主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名义发行的。刊物虽然未标明社团，但实际是一个政治态度十分鲜明的新文化群体。该刊1920年被迫停刊后，原班人马同年8 月又另行编辑了《人道》月刊，继续保持他们的政治宗旨、文化立场。再看王统照当时作为学生，在校组织“北京中国大学学报社”，并任学报编辑股编辑，在校外又发起创办了以北京青年学生为主的“曙光社”。1919年11月具有政治倾向的《曙光》出版。还有并不是新文学工作者的军事专家蒋百里，是梁启超、蔡元培、张东荪、丁文江等倡导的文化教育团体“共学社”成员之一。沈雁冰（茅盾）此时24岁，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虽没有参与任何社会文化团体，但他开始参编该馆的《学生杂志》。他发表于该杂志上的社会论文，和随后于1920年10月经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显示了青年茅盾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上述新社会、曙光社、共学社，以及共产主义小组等团体，均立志以改革社会，传播新思潮、新文化为己任。唯有周作人参加的“新青年社”，叶圣陶、孙伏园、郭绍虞参与的“新潮社”，有较多的文学活动，但整体它们还是属于综合性的新文化团体。所要指出的是，他们参与这两个团体活动，较之郑振铎、王统照等人组织上述团体的时间更早。周作人1918年初，已是“新青年”同人杂志性质的主要参与者和撰稿者；而孙伏园、叶圣陶是1918年秋成立的“新潮社”的主要发起人。显然易见，文研会成立之前，这些主要发起人不仅有了一般的结社的基础，而且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关注社会问题，是其共同的指导思想，行为目标。
文研会一开始便将文学群体的一切形式，与社会、文化组织相等同。不妨对照一下文研会的宣言，以及它的句式、语气所传达的思想内容和情绪，可以明显地发现它与“新青年社”、“新潮社”、“曙光社”、“新社会”等团体精神上的内在联系。《新潮发刊旨趣书》表明：“本志同人皆今日学生，或两年前曾为学生者”；因深恶痛绝封建主义的“恶人模型、思想厉鬼”，所以“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新社会发刊词》开宗明义：“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为此“现在创刊这个小小的期报‘新社会’的意思就是想尽力于新社会改造的事业。”《曙光月刊·宣言》表达社会改革为结社办刊宗旨更为明确。他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所以我们发愿根据科学的研究、良心的主张，唤醒国人彻底的觉悟，鼓舞国人革新的运动。”再看，文研会“宣言”旨要实际上与上述杂志刊物宗旨一脉相承。“中国向来有‘文人相轻’的风气；因此现在不但新旧两派不能协和，便是治新文学的人里面，也恐因了国别派别的主张，难免将来不生界限。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显然，热衷社会革新的意识，促使他们对文坛现状的思考并激起不满情绪。从精神源流寻觅，文研会的治新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倡导新社会、新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还可以从“宣言”的句式中，说明其精神的承传。《新青年·宣言》有一系列排比句式，“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等等，表达他们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倡导新思想、新文化义无反顾。文研会宣言中，大家最常引用的一句话，“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这种不容质疑的语气，尽管是表述文学群体的主张，实质上传达着共同的不满现状的情绪，反应着统一的变革图新的结社目的和要求。
文研会正是在与“新青年”等社会文化群体相同的血脉中，孕育滋生了自己上述思想规范的框架、特点和中心命题。最初，文研会发起人内心真诚地呼喊出新文学的声音，可是，一种潜在的精神血液的流贯，一种处于同一社会转型变革的历史语境，使他们无法摆脱启蒙思维模式的承袭，相似话语的文字。于是，文研会从一开始思想价值的取向，思维方式的表现，文学观念的建构，就那样鲜明而有意识地张扬出“新青年”精神传统。首先，文研会结社的思想取向，主要还是看重文学能够肩负或承担的社会职责。这与五四彻底反传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新青年社”、“新潮社”、“新社会”、“曙光社”的思想出发点是完全一致的。文研会从酝酿到生存发展，始终将文学的功能作用放到极为显著的位置；对新文学家使命、责任的要求是第一位的。不只是“宣言”里文研会已指出文学是一种严肃的工作，而且以多重方式表述出，“我们觉得文学是决不容轻视的。他的伟大与影响，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与之相并的”〔1〕。他们对文学作用的衡量， 也是认为“社会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进步而造成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生。这才是真正文学的效应”〔2〕。文研会的这些认识更多地认同就梁启超、 陈独秀等对文学功能、价值的认识。近代“小说界革命”，梁启超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3〕。 小说的功能无所不包而且有扭转乾坤的神威。这是一个政治改良家的眼光和视角。文学样式的小说，仅仅作为别一种的工具，从属于政治改革而存在。五四陈独秀首举“文学革命”义旗，同样取了相似的立场和认识。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陈独秀虽“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但“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据于运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4〕， 才是他真正的文学革命的价值观。随后，李大钊、沈雁冰在谈论倡导什么样新文学时，就更直截了当说，新文学是社会写实的文学；我们注重思想，不重格式等等。由此，文研会纷纷以《新文学研究者的负责与努力》、《文学的使命》、《支配社会底文学论》、《文学者的新使命》等等为题，表述自己结社的主张，进行新文学的定位。他们对新文学的理解不外乎是文学作为别一本体的工具所起的作用或功能，而并不关注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它那无法由其他社会活动替代的本体性质，即其特殊的观照对象与效益。这完全趋同于他们早已衷情的社会现实问题的探索和思考，文学被提到超出自身独立价值的位置，并达到了与社会变革、政治思想的要求相一致。于是，作家更多充当了启蒙思想家、社会改革家的角色。他们搞起一个文学社团，名曰文学的中心，事实将文学作为他们思想观念试验的园地罢了。其次，文研会社会思想化的文学观念，直接引发的是文学社群激进的思维方式。他们把一系列复杂的关系通通简略为对抗性矛盾：新文学与旧文学、传统文学与革新文学、人的文学与非人文学、娱乐派、载道派与人生派、写实派、文学为人生与文学为艺术等等。在这种二元对立的选择中，文研会建构了自己生存的逻辑起点。她将自己放在一种别无选择的位置上，以只有打倒后者才能树立前者的思维，塑造新文学群体的权威形象。文研会从批判封建复古的“国粹派”，到清扫视文学为消闲、娱乐的“鸳鸯蝴蝶派”；再到排斥另一种文学观的“创造社”，她以鲜明对抗性的参照系，寻求自我生存的立脚点。文研会结社、办刊的基本宗旨，就是对旧文学复古派取坚决打倒态度。一再宣称“新旧两派不能协和”；郑振铎撰文《思想的反流》批判《礼拜六》上的旧小说，沈雁冰有题为《文学界的反动运动》文章，视文坛主张“文言”提倡“复古”、“整理国故”均为“凶恶的反动潮流”。当上海《文学旬刊》改革时，郑振铎等更加言辞激烈地表明办刊态度和精神，必须认清我们的“敌”和“友”。1921年9月3日郑振铎致函周作人言：“《文学旬刊》不得不尽力从攻击方面做去，《小说月报》出版太迟缓，不便多发表攻击的文章，而现在迷惑的人太多，又急需这种激烈的药品，所以我们都想把‘旬刊’如此的做去，……。”文研会这种以“革命”的名义和对立的行动方式，出于这批新觉醒的知识者对于旧文学的反思，对于复古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猖獗的愤懑，猛烈冲击旧有文化，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有促进民族觉醒和文学的更新的正面历史作用。自然，其消极的因素也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匆匆地营造新文学的学术团体的中心地位，结果必然沾染上浓重的非学术的政治化情绪；激进的反叛心态又表现出简单化理想主义的急躁。从其思想言语上来看，文研会的宣言、态度，与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口号，文学革命推（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主张别无二致。他们承传的是“新青年”的精神斗志，延续的是“新社会”、“曙光社”的结社方式。如果说仅仅针对封建的旧文学，这种对抗性的决策和涤荡污泥浊水的气势，不无鲜明的战斗性和必要性；那么，以此笼统地对待传统文学，尤其新文学自身的不同主张，就跳进了一个欲说文学并未达文学目的的怪圈。诚如，创造社的同仁将文学研究会一切行为，都理解为“怀着敌忾心”的“军事行动”〔5〕。 文研会这种“革命”的态势，无需追究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结论在历史自身。第三，文研会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中，获得了自己文学发展的支撑点，这就是直接用世界近代文化、文学思想观念指导自己。文研会的“简章”明确指出：“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在这三项目标中间，介绍世界文学对于文研会是第一位的。沈雁冰作为文研会的理论家的代表。他在批判黑幕派与礼拜六作品时，认为这些旧文学不可与俄国、德国的写实小说同日而语，对吴宓将他们混淆，大加批驳。他自己在阐释新文学“为人生”的内容时，也就是将外国文学中，社会题材的全景式描写的19世纪写实主义文学思潮作为基本依据。我理解文研会求生存发展，手中始终抓住两个思想武器，一是顺应社会变革的政治标尺，一是受欧洲近代文明影响的外来文化参照系。某种程度上说，文研会思想取向的政治化和偏激的思维方式，之所以使她仍未有完全背离文学的轨道，正是后者外来文化视界中的新文学选择起了调节与参照作用。文研会从两个方面确立了他思想和方法的基点：即科学的进化论和文学是无国界的。文研会鲜明的社会观和激进的思维方式，从其文化背景上看，这是五四前后自然科学的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所诱发的观念革命。西人19世纪在自然科学研究上有重大突破的进化论，中国五四先驱者更多是从哲学思想的层面予以接受。恩格斯曾经指出，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后，“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责任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6〕。 这种自然哲学观念到了中国则产生了强烈的社会革命的意义。文研会主张革新和进步不无吸取了进化论宝贵的核心：发展观。并以此倡导一种文学的进化论，宣告了封建旧文学的必然灭亡和新文学的必然的发生。文研会的两位理论家周作人、茅盾，都较早地强调“进化的文学”、“为平民的文学”来作为新文学的理论基点。尤其茅盾的《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等文，十分鲜明地阐述新文学历史进化观的价值尺度。从而我们看到文研会在寻求其文学思想的取向时，文化的认同和误读共为一体。进化论的发展观认同，使其在对封建文学的战斗中发挥了强大威力；争取生存发展，变革现实有了思想支柱。而进化论的发展观误读，使其思维方法扩大了机械唯物论的因素，新旧更替，文学之演变，走向了极端化对立的怪圈。他们突出强调了新旧文学之间的变异性、断裂性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与继承性，割断了传统文学延续性的取向。文研会求生存发展的意念实际并不统一、清晰，一方面是创立新文学只有借助“外力”，另一方面他们更注重文学精神无疆域界限，对人类共同点的寻求。茅盾、郑振铎等都反复表述过，他们介绍外国文学并不仅仅是创造中国新文学的准备；而强调‘我们看文学应该以人类为观察点，不应该限于一国。新文学的目的，并不是给各民族保存国粹，乃是超过国界’，‘求人们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的’”〔7〕。 尽管文研会的表述充满着模糊、矛盾，但是这种跨越民族、国界的“最高精神”追求和借鉴的视点给我们耳目一新，使新文学走近这样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的视界，寻求其发展。文研会的激进态度和政治取向，多少在此氛围中又受到了消减。文研会自然科学的进化论认同和误读，外国文学的照搬和最高精神沟通，都是统一在自身充满悖论的复合体中。如果探求他们这一文化接受的复杂矛盾体的来源，也诚如他们思想的、方法的源泉一样，同样可以从新青年社、新潮社的文化取向上找到血脉联系。我们简略地清理文研会的思想取向的基点，思维方式的形成，虽其自身的一切建构都是泛文学化的，但又始终高举树立“文学中心”的欲望旗帜。文研会就是在这样一个怪圈中，带着历史的镣铐，跳起了文学的舞步。由此，她的一切努力是自我舞步的寻找，每一步都伴随着沉重而艰涩的音响。
二
文研会是在五四反传统的新文化大潮中，揭竿而起一面新文学的大旗。它是在文化反传统中寻找和建构新话语的产物。文研会一方面顺应着变革的社会现实需要文学，文学必须承担起改革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又本着文学是世界性的，因而采用何种文学只要看它是否有实用的变革社会效应。可以说，文研会是在一个较大的世界文化语境中以强烈的务实精神为准绳创建新文学，树立群体的文学中心和权威形象。它们观念形态的话语建构和自身机制的完善，是与其特殊文化历史境遇下的组织结构、介入和认同方式的生命形态分不开的。
文研会群体结构生态的构成，本质上是对现代中国文化历史的反思性的整合。其一，从文研会主要发起人和会员的分布、聚合、流动形式，看其作为精英文化群体的追求。文研会成员分布和活动变化较为普遍性特点，来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省份。从目前可查到登记入会的文研会会员名单来看，一百余名在册的会员籍贯，一多半以上由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或经济发达的区域而来，来自江西、安徽等省的会员不足三分之一。这个分布情况如果缩小到文研会发起人范围，就更为突出。在12个人之中，仅王统照一人来自山东诸城，其余均为浙江、江苏、福建人。山东诸城地理位置离黄海之滨不足百里，无疑也属沿海，早有人杰地灵之誉。沿海和经济发达的内地，最为显著的地域特征是：经济的发达使人们较早从小农经济意识中蜕变，思想开明，民智、民德迅速获得启迪、进化。沿海交通便利，较早走出封闭的禁锢，接受西学东渐的欧风美雨，从而传播新知，开通风气。这些区域人们早有结社的传统，桑兵著《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一书中详细地统计了江浙等地社团情况。他分析道：“江浙一带，不仅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与外部联系密切，而且戊戌以来各省不少开明趋新人士汇聚往来于上海，一直试图以各种形式建立和保持组织联系”〔8〕。 这里可否表明是文研会一条文化成因的隐形线索。文研会大部分会员和发起者乃江苏浙江的同乡，就是有力的佐证。山东的王统照，早年丧父，是开明的母亲送子赴省城求学。中学时代他就在学校组织发起过诸城旅济（南）同学会，表现出浓厚的地缘同乡结社的兴趣；进京后，他在学校内参与编辑学报，校外与同寓所不同学校学生创办“曙光社”，思想活跃，已成领导人物，他参与组织发起文研会之前已有非常自觉地结社意识了。再看当时并不在京城的另一位发起人叶圣陶。他的入会过程，与地缘的纽带更为直接。叶圣陶自述其原由是“因为我在北京《新潮》上登了几篇小说，大家认为这个人是能写小说的”。那时，叶圣陶为什么能在《新潮》杂志发表作品呢？这中间要追溯“新潮社”的两个重要人物：顾颉刚和郭绍虞。前者与叶圣陶是同乡故里读私塾的同学，后者是亲密的“小时候六七岁时一起玩的朋友”。显然，叶圣陶无论在“新潮”发作品还是能为文研会的发起人，都与两位同乡推荐有密切关系。在传统的宗法社会人际关系的纽带最为突出的是血缘、地缘，并以此聚合群分；而现代社会关系的变动标志，最主要是社会分工的细化，各种群体的分界日益明显，小群体意识普遍增强。人们认识到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因而觉得有必要以团体形式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共同的利益意愿。这典型地体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关系分化变动的过程。新的社会联系不可脱离每个活脱脱人的血缘、乡缘的传统精神；新的现代精英是从传统维护的根基和民风民俗的土地走来的。文研会群体来源基本从一个层面反映了现代精英知识者聚合、转换的轨迹，地缘性孕育了文研会最初形成的胚胎。
但是，文研会是诞生于都市文化的氛围之中。从其本质上讲它并非完全依附地缘纽带的机制作用，而是城市社会的产物，新文化追求的载体。文研会的组织结构生态最显著两大特征：一是以青年学生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代表着都市精英文化的核心力量；二是松散型与统一原则相复合的机体构架，呈现了都市精英文化的群体基本组合方式。文研会的群体是一批都市里不安定的灵魂，开化较早的地缘将他们推进到文化集中、人口密集的城市。背井离乡求新声于异地，从四面八方奔向各自向往的高等学府，成为社会先知的阶层。新知识的摄取的过程，也就是他们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蜕变的过程，经受着乡村观念和城市意识激烈冲突的过程。而来自生理的青春勃发的激情和心理，与置身于新文化时代社会大变革的亲眼所见，使他们从内到外涌动起青春热血，追求自我的理想和社会理想共同的实现。于是，一呼而百应，志同道合结社，张扬新文学。文研会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有了雏形。青年知识分子、学生这一社会阶层，其年龄段可谓人生最为有生气的年华，他们的追求和思考往往表现最为个人化而又最为社会化的特征。当年李大钊以《‘晨钟’之使命》为题，传达青年新声，可借来表达文研会这群五四“晨钟”的敲响者：“胎孕总体之中华，则断不许老辈以其沉滞颓废，衰朽枯窘之血液，侵及其新生命。盖一切之新创造，新机运，乃吾青年独有之特权”〔9〕。这种发自内心的呼喊和重任在身的使命， 也只有青年才具有如此个性化的一腔热血和勇敢的义无反顾。文研会倡导新文学的气势，不无年轻人好胜心理，同龄人相似的精神气质。再从其现有身份、社会职责的角度看，文研会成员以学生身份向社会知识界各行业辐射，广泛地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学，从而在新知识阶层造成巨大影响。文研会发起人的身份可划为三类：一类是大学教师，如周作人北大文学系教授；朱希祖北大历史系主任、教授。二类是已进入社会知识界的文化工作者，如蒋百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军事专家。此时，与梁启超主持“共学社”，文化界的实力人物。沈雁冰已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员，叶圣陶已在苏州某小学任教员，孙伏园已为北京《晨报副刊》的编辑。三类是在校生或刚刚毕业工作的。如耿济之、瞿世英同为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郑振铎尚就读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而郭绍虞、王统照、许地山三人属于刚刚结束北大、中国大学、燕京大学学习的毕业生，他们分别不同程度地已进入社会文化知识界，办刊物、组织社会文化群体。这三类组织起文研会群体的领导核心，社会职业包容教师、编辑、出版业、学生等多方面文化层。曾有研究者分析文研会的群体，指出文研会的主要作家，都是追求“极健全的社会人”〔10〕，在个人感情上都趋于健康、正常、平稳的心理结构。实际文研会群体组合上也能窥见这种心理素质所导致的群体聚合的原则。简言之，文研会是健全的优化组合。这种“健全”还可以从文研会机体构架的设置中，进一步得到佐证。文研会具有“建立著作工会”的自觉性质。一方面他们笼统强调这“是一个非常散漫的文学集团”，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注重群体组织程序和基本原则的统一。学会成员入会登记号列项，从“宣言”、“章程”到“公务报告”、“年会记事”、“会刊”，以及各种下设组织分会简章等等，都一一俱全。文研会可谓青年老成。这一点恰恰与创造社整体浪漫、才子气质相反，但却与现代中国文学社群的精英追求在激进中的平稳相吻合。
文研会始终表现出新思潮、新文学积极探索的热情，从而寻求精英文化的中心位置。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文研会生存发展中所关注的问题；二，文研会由社会问题转向革命文学的变化过程。文研会所关注的问题，诸如：创作问题、翻译问题、语体文欧化问题、民众文学问题、整理中国文学遗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诚如他们所言是对新文学本体建设的思考，问题提出的本身与其主观上要建立新文学也是一致的。但是，关键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以及最终的实际效果。为此，我更注意到他们讨论问题的前提和方式，他们一个突出的倾向，即反传统的意识，或者说“传统文化大解体”背景下的文学探索。他们所要的新文学的逻辑程序，是对传统文学否定前提下的新文学现实精神的要求，外国文学的参照。于是，他们有了“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的文学”〔11〕；“在中国特别情形底下，古典东西可以缓译，看了古典有用的人大约总可以看一种外国文的译本”〔12〕；“中国的旧文体太陈旧而且成滥调了”〔13〕；“他们的脑筋中，还充满着水浒、彭公案及征东征西等通俗小说的影响。要想从根本上把中国改造，似乎非先把这一班通俗小说最大多数人的脑筋先改造过来不可”〔14〕，等等，文学的讨论很明显是以摒弃传统文化、文学为前提的。“解体”后的重建本无可非议，建立新的文学秩序的动因是进步的。但是，摆脱传统一元论并延伸到整体性否定模式、行为方式、操作程序，却是缺乏科学性的。另外，在文学问题的讨论中，文研会往往中心点偏离文学本身，或者仅仅强调突出文学的社会认识功能一面，而加重了对一系列非相同文学观群体的论争和批判，其要义是要建立一个文坛中心，一个代表新文学发展的权威形象。从表层看，文研会展开讨论的问题，选题大而全，实质上缺乏文学本体的深入探研。“语体”最为文学本体的形式，讨论也仅仅局限“中心”、“欧化”、“模仿”、“创新”等浮面。“创作要素”只有时代反映、社会背景，似乎别的并不重要。我认为文研会关于文学诸问题的讨论选题极有价值，所涉猎到的文学内容和形式，理论和创作，文学传统的继承和世界文学的借鉴等，反映了这些探索者、先驱者的眼光，表现了他们真诚地创造新文学的强烈意识。然而，他们潜在的急功近利的浮躁和明确的启蒙思想导致了审视的眼光转向社会的热点，他们试图以问题的首倡权和一元模式的阐释造成社会的效应和群体的向心力。社会文化的中心意识自觉与不自觉地削减了文学意识。文研会在短短的二三年里，提出了新文学建设的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他们是站在文学的阵地上谈论社会的热门话题，其“为人生”的文学观强调文学指导人生，改造社会的作用，注重表现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的苦难民众生活等思想，在应和启蒙精神的同时更多使文学泛化，文学单一化了。自然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先觉者、文化文学启蒙引导者的姿态。所以，在问题的讨论中，我们由其方式和态势，不无窥察到文研会变化的印迹，即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由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的内在路径。如果说1928年前后的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倡导革命文学是极端化的推进， 那么， 从1924年到1928年之间文研会已先做了坚实的铺垫。讨论是从1921年伴随着文研会生存开始， 中心议题是文学创作的背景、 前途； 1922 年至1923年是其发展，主要研讨转向民众文学的要义和发展目标；1924年至1925年是其成熟，着重讨论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这以后，文研会已进入革命文学实践的尝试，叶圣陶的小说《某城纪事》、《夜》、《倪焕之》等最为典型。这整个运作过程，一方面自觉地秉承“新青年社”的文化模式，另一方面不断创造新文学“中心”、“主流”的话语，形成一种并非完全文学本体的建构，而是注重以文学的形式烘托社会文化的效应。
其二，文研会的群体标志和实绩：文学报刊与文学丛书是其生命的重要形式，并联系着社会广阔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学报刊与文学丛书成为文研会的群体的标志，它既是文学现象，更是社会文化的商业经济现象，作家与出版家是互相支撑的。文研会群体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载体而存在，文学的变革与文化的支持互为作用。文研会的“代用月刊”《小说月报》，是1897年中国出版业首家商务印书馆诞生后发行的一个大型旧文学刊物。文研会酝酿筹备之时，也是这份已有10余年历史的旧文学刊物，面临着新文化、新文学的冲击，销量锐减，危机日趋严重。这就有了商务印书馆经理张菊生、编辑主任高梦旦由沪进京，希望在京城知识界争取新文化运动支持的举措。他们在蒋百里家中巧遇正急找出版界人士的郑振铎，颇为戏剧性地又多少有点历史必然性地不谋而合。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业的实体，也是知识文化界的大本营。其《小说月报》在改革前就有较为广泛的读者，文研会寻求自己会刊时首先考虑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个刊物经济实体的强大后盾，在广大读者的声望，以及他们中蒋百里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的密切关系，热心新文学并已在该馆工作的沈雁冰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缘由。应该说，文研会注意到文学的影响与社会文化的作用、经济的基础的联系，这是文化视角的选择。这种选择虽在文学之外，却使文学本身颇多受惠。文研会一系列“丛书”的出版，就是一种商业化与文学化的互利互助。商务印书馆以及继后的开明书店，这两大资深的出版机关在全国知识界的重要地位，尤其京、沪两地不同的文化氛围，都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文研会的历史位置的形成及其运作，无法回避这些曾联系着他们生命的文化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文研会的历史是这些文化整合的历史。文研会部分发起人热衷社会研究、有兴趣于文化事业，而仅是喜欢文学。郑振铎自述：“他是研究社会学的，思想相当的进步，而且也喜欢文学”〔16〕。文研会中郑振铎可谓“外交大臣”式人物，蒋百里与他结识最早并推荐入会；而他在政界是梁启超创办“共学社”的主持人，他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学社丛书》，并为以后文研会系列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打下了基础。文研会中有几位自己并不沉溺文学，却对新文学建设做过相当重要的贡献，象郑振铎热心社会活动；蒋百里倾向政治，广结文化界人士；孙伏园一开始就投入新闻报界活动，这些主要人物多少潜隐地制约了文研会的纯正文学的思路，影响了群体浓重的文化色彩。杜维明称，在社会系统中，如果说经济的作用是动力性的，那么文化的作用却是方向性的〔17〕。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中，文研会最初酝酿动力主要来自政治，这是沿袭了自晚清以来文学主要承担社会变革的工具之传统。但是，文研会与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的合作，也创造了一种社会系统中较为良性的循环机制。作为出版业经济效益、商业化的目的必然是他们首先考虑的；而以文学、文化建设为基点的文研会目标也是明确的，两者不同的追求却完整地反映了社会系统的常态。商务的《小说月报》面临着新文化、新文学的冲击，在11卷10号上发表了“本社启事”曰：“以应文学之潮流，谋说部之改进。”茅盾后来谈到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这半年来，《小说月报》的销数步步下降，到第10号时，只印2千册，这些资本家看来是不够‘血本’的。 ”〔18〕经济的动力，使得与文研会文化要求一拍即合。反之，改革后的文研会的《小说月报》既很快扩大了销路又为新文学的宣传提供了条件。郑振铎1925年4月25日致周作人信中提到，该刊〔19 〕当时印数为1万4千，并说：“如欲鼓吹什么，倒是很好的地盘。”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过程就更有代表性。据不完全统计，文研会先后编印出版过《文学研究会丛书》六类约250余种，时间跨度20余年〔20〕。 书类和品种之多，时间之久，在新文学中独此一家。这中间有两点文化启发：一是文研会的这六类丛书，既有经济效益又有文化影响。新文学的效应，某种意义是出版家和文化活动者并非有意为之的结果。梳理这六类丛书具体内容和出版时间，文研会初期自身的“丛书”只有两种：“文学研究会丛书”和“小说月报丛书”，大部分初版本是1921年至1925年。而其他四种丛书初版发行，基本上是1925年至文研会解散以后的1948年，前两种中大部分书籍是外国文学的译著，真正文研会会员的创作不足三分之一。商务印书馆出版“丛书”固然注意到新文学的大潮流，但更重要的还是出书需赚钱，有市场销路。对于变革中的市场和读者群，旧文学他们不满足而新文学他们还拭目以待，唯有引进介绍的域外文学似乎更有诱惑，尤其是一些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出版家的眼光选题、出书瞄准了译著，更多是商业化的。从1921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打出商务印书馆将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的广告中，全部是译著，大半是作品译著，少部分为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译著，只有两部是文研会会员的创作集〔21〕。这显然是出版家的商业眼光与文化人的睿智蠡测的充分展现。其余四种“丛书”因是1925年以后出版的书籍，这个时期新文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有了自己较大的读者群。商务印书馆直接打出了《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的牌子。即便如此，商业的经济杠杆，他们依然以“世界文学名著”、“通俗戏剧”吸引着广大的读者，保证出版书籍占据市场。《文学周报社丛书》作为刚刚独立的开明书店，是支持新文学出版的一套丛书；但它也是以最可能有大销路的丰子恺的《子恺漫画》，作为丛书的第一本面世。因为“漫画”一名即由此书才为我国读者所知。可想象这本书给出版社创造的价值有多大！文研会“丛书”的出版是文学家与出版家两者互补的产物，呈现独特的现代文化景观。二是，顺着这一现象思考，这种互补机制更深层的是城市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文研会的大本营是北方京城，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总部在南方上海。这里交织着地缘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基因纽带。文研会的主要成员大多聚合在北京的各大高等学府、学术机构中，他们在五四的政治浪潮里将京都旧文化的堡垒改变成了新文化的中心。这里有北平传统文化生态和文化氛围的延宕，也有新的京城文化的创造。但是，他们从根本上保留了知识分子作为精英文化主导的特征。商务、开明两大出版业，立脚在中国最大最早建立的商埠上海。商品经济的市场化确立了城市文化的机制和上海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环境；文化成为商品，作为现代性都市一个重要标志；出版业的现代传媒与都市消费文化，读者大众和文化人有机地联系，构成了城市文化的基本支撑点。所以，文研会系列“丛书”通过商务、开明两大出版业陆续出版，并非简单是一个新文学自身实绩的问题，它是一种现代文化现象的范式。现代的出版业为边缘性的松散型的自由文人提供了聚合的生存空间，同时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或自由文人又创造和推动了商业性的出版业。彼此互补恰恰表现了现代文化的最基本的形态，即精英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聚合与互补。文研会生存发展中追求主流文化的地位，与它努力运用这种城市文化形态是一致的，这种自觉的意识再次证实文研会是一个追求文化完整的群体。
三
文研会群体“健全”文化品格的追求，除了上述思想的新文化精神的承传和组织机体的社会文化结构的整合外，作为联系复杂的文学创作实践活动，也应是整体历史形态的内容。这个群体既有组织活动家、思想理论家郑振铎、茅盾、周作人等，又有一批埋头创作者如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冰心、庐隐等。文研会具备了历史逻辑的必然和自身结构的健全，群体的创作实践活动并未超出这两个基本范围。它潜在的文化势能表现为，群体的创作理路揭示了历史文化向文学转换的意义；其创作内容的中心意识，代表了社会主流文化的基本精神追求；其创作个性化的多向体验与思想主旨的悖论，反映出审美文化丰富的内核。
第一，文研会的创作动因，和作家基本文学样式的选择，都有着历史文化沉重负载。文研会的创作动因：“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失意时的消谴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茅盾后来说，这个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作‘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或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的”〔22〕。于是，文研会有了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小说”，和随后的写实主义“为人生”作品。文研会的创作取向和形式选择，以及一种普遍性的创作现象的出现，一定有着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与文学自身演变的结果。文研会群体激进的思维方式，以二元对立定位于新文学的思想基点，必然地要波及到创作实践之中。文研会最初的小说实际是倾斜于理性、社会、哲学、人生的一元化文学实践，与此相悖的其他文学创作无疑形成鲜明对立。如果说文研会的小说创作动因，源于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从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高度去把握当时人们心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表现出作家作为社会批判者的胆识；并且有着强烈社会意识的文研会作家，又都带着维护个人自由的信念，力求摆脱旧的社会加诸个人的枷锁。因此，当作家以一种理性意识较强的社会批评家的眼光从事文学创作时，往往着眼于现存社会，批判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尤其在那个急遽交替的历史时代，更着重描写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以往将文研会小说理解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或者称作“为人生”的创作，充分肯定其创作表现社会人生强大而深刻的思想力度，为新文学奠定了深邃理性的睿智品格。今天重读文研会的小说，这一价值更显得有不可否认的文学史的意义。但是，也正是从文学史的文化学术视角，我们发现文研会理性熔铸的小说提高了文学的思想性，而文学的形象性多有刻板和机械，突出的是在作品中描写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时，用心反映出“本能自我”如何受到社会制度的伤害和歪曲，如冰心《超人》中的何彬，王统照《微笑》中的犯人阿根，庐隐《海滨故人》里露沙等五位少女……他们的苦闷、困惑以及冷漠的性格，都表现了对社会的合理批判，而对个性的权利及生存条件却是非现实的假定。“爱的哲学”的力量和“人生究竟是什么”的询问，都同样为表达社会问题而设置的。诚如叶维廉所说，文学中“现实主义应该着眼在‘本能自我’和‘文化自我’的冲突上，就是说，人不是生下来就专做伤人天赋的，他经过社会制度熏陶而把他生来的‘本能自我’蒙蔽”，但在一连串事件演进时，他可以发现他未认知的‘本性’，如此写法才可以迹近真相”〔23〕。文研会初期大量写实主义“为人生”小说普遍未有丰满的人物形象，正是观念和思想的意识削弱了自我，或人物丰富复杂的本能，以及广阔而多样的文化潜能，而深深地陷入单一的社会批判，或者说，作家在寻求社会文化与文学的各自品格的时候，更多地钟情于文学中社会文化的功能和价值。
并不能孤立地看文研会作家钟情于理性思考、社会批判的小说创作。文学的选择固然有当前现实需求的逼迫，更内在的基因还是作家文学传统的承袭与人生体验之合力。文研会的几位代表的作者许地山、王统照、谢冰心、庐隐等，尽管都是创作上的多面手，各种文体均有实践，但是他们都一致性以小说创作来表达社团的主旨和精神。这是值得深思的线索。文研会是否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团体？这是可以商讨的学术话题。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当年文研会的核心人员，切切实实是将文研会作为文学群体来认识和建构的。一是，他们力求使这一群体区别于“新青年社”、“新潮社”文化综合性的团体，处处标榜文学的社会化价值。二是，他们努力要为新文学争得社会、文化的主流地位，建立以他们为中心的新文学大本营。这两者合理的追求和实际的结果，透视了他们潜在的社会文化观。这种潜意识甚至连接着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社会效应的推崇。陈平原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本中，说得很清楚：“小说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进而有益于社会进步，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命题。”由此，梁启超一反自古小说文体卑下，独辟蹊径提倡“小说界革命的中心主旨启蒙——‘改良群治’”〔24〕。致使小说由文学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地位。文研会的小说创作不难看到这潜在的文本。他们在小说里好象要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晚清新小说依靠政治助力，以日本政治小说为范本；“为人生”小说以哲学、理性思考开道。文研会的瞿世英说：“文学的本质应当是哲学。文学所表现批评的便是人生观和世界观，无论那一种小说都表现一种人生观和人生问题”〔25〕。文研会当时风行的“哲理小诗”实际也是这种观念下的创作。无论政治还是哲学，都非文学本体的精神所在。文学的本体审美世界更多是从个人化、边缘化的人生体验得来。文学一旦要强行进入群体化的中心、主流轨道，必然要瞄准社会人生，而不再体验日常人生。20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启蒙意识的新小说，到五四文研会的现代小说创作，都是追求新文学地位的合法正宗化。生存权是第一位的。由是，他们都表现出相似相近的三步思路：一步，以启蒙家自居视自己为文学的先觉者、领导者，要确立一个“正确的”、“先进的”文学目标，召唤大家坚定不移为此目标奋斗。二步，一定设置一个文学批评的对象，来烘托自我的正确。三步，依靠外国文学输入的动力，所看重的是主题意义、情节，传达思想的意译等方面的介绍借鉴。文研会的创作实践同样体现了这个步骤的具体实施，为此，进一步奠定了他在新文学的主流中心位置。显然，文研会的创作动因更多为新文化的急需生存而整合。
第二，文研会群体精神主体所表现出的深层历史文化内涵，也是由它们的创作实践透视的。新文学的成长从广阔社会人生的反映，逐渐转入自我人生体验的过程，在文研会群体中表现并不那么单纯。许地山、叶圣陶、王统照、冰心、庐隐等作家，既有理论的建树，也有创作的实践，普遍经历着自我文学道路的寻找和确立。通常文学史家在整体勾勒文研会创作路向时，都概括为：初期“问题小说”、“为人生”创作现象，到写实主义的乡土文学，或随后革命人生的反映。这个创作线索大体是符合文研会实际状况的，但是这仅仅是文本主旨和题材的概括，文学反映现实的一面。而非文学精神的全部。这如同他们在理论的精神捍卫中一样，周作人与茅盾的文学主张本来是互补的，但实际是偏向茅盾的文学社会性、民众性、时代性的强调，而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文学未能展开。文研会的许地山、王统照等创作者有较多在自我文学道路上的探寻，如许地山的初期创作也弥漫较复杂的宗教色彩；冰心的创作是一个“爱”的中心；叶圣陶、王统照的创作可以用“爱与美”来破译；庐隐女士的作品被哀情缠绕……这些创作有了一定的文学表现力和精神的多层面。但是，他们在创作中关注的重心是自我与人生、社会现实的关系，描写人生的悲剧和喜剧，更多是要唤起人们对被损害被侮辱的下层同情，而追求创造出达到启蒙目的的形象。所以，文研会的最初的大多数创作，问题小说、人生小说、乡土小说，实际都是一个载体，一个呼应群体社会变革、思想启蒙、文化批评的创作载体。不同之处是，创作者以叙事的方式传达人生经验本质和意义，而思想家是对人生经验直接的理性张扬，取胜于思辨与逻辑的穿透力。文学史也给了这些创作审美的界定与阐释，诸如理想化、主观化、抒情性等，有些不无道理。读叶圣陶的《隔膜》短篇集、王统照的《春雨之夜》短篇集、冰心的《超人》短篇集，甚至许地山的《命命鸟》、《商人妇》，这些作品确实不乏有作家在象征人生里的表现自我的追求，但叙述的人生故事，描写的爱情题材，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还是，创作者传达着对社会现实的抗争或某种思想观念的东西，急切地为自己的文学找到社会的立足点，而真正自己介入文学本身并不主要。所以，文研会“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旗帜下的创作在叙述与表现形式上，作者、叙述者、主人公三者角色不同，却传达着共同的主观倾向，三者都是作为现实人生的载体。大量的作品不是一个个人生的故事叙述，就是人生问题的思考，人生哲理的议论，是社会的代言人，人生的真谛探求者。如果与同期的鲁迅创作相比，那么，就可看到鲁迅《故乡》中，作者、叙述者、主人公三者都在追问：“我”是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故乡飘泊者的孤独彷徨，渗透在作品字里行间中的创作主体的精神和情绪，在文研会作家作品里并不多有。叶圣陶笔下市民阶层灰色知识分子形象；冰心的《超人》何彬；王统照的《沉思》琼逸，这些新兴的知识者；还有许地山的《商人妇》里的惜官，甚至“乡土文学”的许杰、王鲁彦、蹇先艾等作家作品中苦难而麻木的底层人物、旧礼教的殉葬者等等，都是在先觉者意识烛照下，通过介入、贴近现实的认知理解而塑造的人物，鲜活的形象较少。作品中人物存在的价值多为现实的负载体，作家理解现实意义的扩展。文研会的作家深知此时此刻，在几千年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张扬新文学，文学本身已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的了。理论家关注文学的使命的话题，创作家侧重将现实理解融入“观念形象”之中。文研会为此形成了整体的社会文化认可的条件，尽管这个条件的得来是以失去自我、削减真正文学精神为代价，但是他却为新文学最初在广大的社会群众中得到承认造成了广泛影响。由此，对文研会的创作整体价值可否做这样的评价：文研会创作的思路与其群体的整体目标相一致，争取的是整体社会文化对新文学的认同，文学功能取决于与社会文化的一致性。文研会创作内在理路也体现出与文学整体发展的吻合，即“问题”、“人生”、“乡土”等社会化题材的创作。当然，文学创作形式本身既反映了作家在适应现实人生中自我的迷失，又有在实际人生体验中发现自我、重新确立自我的可能。文研会是在这种悖论中，无意识地揭示了新文学初期自身的失调。一个新群体的产生，突出强调建立被社会广泛认可的自我秩序和规范，而相对地削弱了精神的完美也是合乎情理的。
第三，文研会群体里某些创作者个人化写作，又形成了文化载体中文学另一丰富性和复杂性现象。它也表现了这个群体通过多样化的创作实践进一步完善了自身的调节机制。文研会的小说创作之外，如果审视其诗歌、散文的内容，可以发现群体张扬的主流话语、中心意识，在这些个人化的写作形式中，则全部转为潜在文本。文研会这个具有浓重文化倾向的群体，却在这些文本中揭示了群体的多重因素的构成，及其文化意识中的潜隐内涵。在人生体验中重新发现自我，找回自我，暗示了文研会由文化的倾向，真正走进文学社群的必然性转换，真实地反映了现代文化人心理流程，尤其群体性稳健、坚韧的丰富性格特征。
文研会诗歌、散文样式的创作实践，个人化写作特征从深层揭示了群体在认同与背离、理性和审美中的互补现象，映照了文化载体的丰富性。许地山、王统照、叶圣陶、冰心等是文研会“问题小说”、人生小说的主要作家，同时也是诗歌创作者。较早展示群体诗歌创作的朱自清等8人合集《雪朝》〔26〕， 其价值不能以“为人生”的小说模式为标尺，尽管中间不乏有逼近现实、侧重人生主题的诗作，但细读作品更多的是贴近生命真实的自我寻找。周作人沉浸自然怀抱，感受到“一片槐树的碧绿的叶，／现在一切的世界的神秘”（《山居杂诗》）。朱自清对“黑暗”的生命感觉，是“我孤零零地”而“黑暗底翼张开／谁能想象他们的界线呢？／他们又慈爱、又温暖，／什么都愿意让他们覆着”（《黑暗》）。俞平伯的“暮”色中的自然景象，传达出暮年人生的感叹（《暮》）。刘延陵的飘泊海上的“水手”，大海衬托着他的孤寂和期待（《水手》）。文研会诗人寻找生命自身在现实（主要是自然）中的真实感觉，让生命本身直接体验现实、感觉自然。诚如郑振铎在此集的序中所说：“诗歌是人类的情绪的产品”。为此，反对在诗中“雕琢与粉饰”，而提倡“真率”的抒情，自由的表现，“因为情绪是不能受任何规律的束缚的”。诗人大多将人生的种种景象，自然的风光，幻化为心灵而引发的情绪、想象、幻觉和思索，从而表现诗人自己的心境，情绪，追求过程中的苦闷，徘徊歧路时的彷徨，在生活中的失望嫉恨等等生命的体验。他们中间周作人的《小河》、朱自清的《毁灭》、王统照的《独行的歌者》，这些较长的抒情长诗，更典型地反映了一代先觉的知识者体验人生的热切的期盼，坚韧的追求，以及独行的彷徨等真实心境。由于，诗人以“裸露的真诚”（王统照诗）为创作的出发点，使现实的描绘、思索都有了生命的真切，摆脱了直接对生活的参与或议论的外化情感。这里没用“问题小说”、人生小说中的客观写实，冥想的议论，思想的说明，使现实的文化精神的缠绕进入了真实自我的观察和体验。文研会群体的文化批判意识在诗人的创作中，真正地转化为文学的意义和形式。只有获得生命之光烛照的文化意蕴，才具有真正的指导人生、改造社会的价值。如果说，文研会群体以写实视点建立的启蒙意义的觉醒者立场，是站在主流中心文化位置，那么，他们诗歌的创作个人化倾向，显然是边缘化体验着文化的丰富性，更具有文学本体的价值。文体的表现形式兼于小说与诗歌之间的散文，对于作家描摹人生体验人生具有较为自由的时空。文研会群体的散文创造正是充分地利用了这种文体特征，完成了这个复杂群体内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协调和综合。在他们的小说中文学的泛化，浓重的文化意识，与其诗歌里纯文学的个人化情绪表现，似乎融入他们的散文创作，并得到了两者自觉的互补和调整。读一读孙伏园的《伏园游记》、朱自清的《踪迹》（诗、散文合集）、郑振铎的《山中杂记》、冰心的《往事》、许地山的《空山灵雨》、王统照的《片云集》等等；这些散文无论是写景记游，抒情议论，还是美文小品，叹息人生、思索人生都表明创作者在一个较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抒写着现代人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冲突下的感怀。这里不是单纯人世的关注，客观写实，也有逃避现实、苦思冥想的无病呻吟。郑振铎在山中静居，却写出《避暑会》、《苦鸦子》这样充满着人世苍凉表现社会内容的作品。许地山《蝉》通过小虫的遭遇来透视人生，中间有象征和浓缩的深意。王统照《片云集》最有代表性地写出了自己和类似群体其他知识者，对社会人生的冥想。这里的文字可以使人觉察到社会生活的重压的苦闷，以及一种不甘孤寂、悲哀的挣扎、创造、奋进的愿望。在《绿荫下的杂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悲哀有时能给予人快感”，因为“从不幸的经验中，可以有种新鲜的感发，对花不仅知其美，对月不仅能感其情；而且分外有更深沉更切重的反悟。”文研会的散文创作广泛地在现实与自我两个世界寻找契合点，从而较真实地反应了创作者此时的境遇、心理以及其性格特点。个人的情思伴随着人生的、社会的探索，而社会的关注又密切地联系着个人的遭遇和感怀；既有淡淡的哀愁，又有坚韧不懈的追求。这个群体作为健全的正常人，生命的本真耀动在字里行间。生命体验的文学世界，便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所在。文研会创作群的诗歌、散文这两大文体，比起小说所体现出的群体的基本倾向，份量要轻得多。不只是数量上的差别，重要的还是创作的切入点的迥异。诗与散文的创作并未在文研会群体中形成真正优势；相反，小说从理论到创作、从传统到现代，都提供了与群体应运而生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容量。与其说是小说社会化追求对文学其他功能的削弱，倒不如说是一种文学的泛化。文研会诞生于政治伦理文化的转型期，又真诚地希望以“文学中心”寻找精神的转型。于是，在创作活动实践中，小说社会化的追求与诗歌、散文个人化的选择，恰恰构成了一种文化的完整形态。就创作本身言，是审美视角的共生互补现象；而就群体意向说，是文化与文学之间的调整和选择。真正的文学社群所面临的正是如何在选择之中，寻找到文学本体的个人化真实人生体验，以及在广阔的现实人生的大文化载体里的生命活力和生命充实。文研会的全部创作实践，无疑提供了现代中国文学社群在文化与文学之间选择的一种范式，虽然它并没有完全获得文学精神的生命自我，但毕竟是新文学的打出“文学”旗帜的第一个群体。同时，作为一种范式，一种过程，已足以体现其价值了。
1997年7月修改于泉城千佛山脚下
注释：
〔1〕引自《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
〔2〕耿济之《前夜·序》。
〔3〕《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4〕刊《新青年》第2卷第6期。
〔5〕成仿吾《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刊《创造季刊》1923年第1卷第4期。
〔6〕《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53，454页。
〔7〕郑振铎《新旧文学的调和》。
〔8〕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275页。
〔9〕《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
〔10〕见刘纳《五四时期的两大作家群》， 《文学评论丛刊》第26期。
〔11〕茅盾《社会背景与创作》。
〔12〕周作人《翻译文学书的讨论》。
〔13〕郑振铎《语体文欧化之我见》。
〔14〕西谛《民众文学的讨论》。
〔15〕包括前身《文学旬刊》、《文学》，附刊《时事新报》。
〔16〕《回忆早年的瞿秋白》。
〔17〕《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7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18〕《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1979 年《新文学史料》第3集。
〔19〕指《小说月报》。
〔20〕即文学团体虽已解散但丛书依然在出版。
〔21〕即叶圣陶的《隔膜》小说集和陈大悲的《幽兰女士》戏剧集。
〔22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23〕《中国诗学》第22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
〔24〕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
〔25〕《创作与哲学》。
〔26〕1923年商务印书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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