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发模式的主要弊端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弊端论文,社会科学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6-07-06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98(2006)05-0001-05
科学研究应当深入、扎实，忌浮躁、表浅。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使命是研发新的思想、观念，为体育社会实践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思想上的前瞻性、深刻性、厚重性、针对性、指导性和系统性等是衡量理论价值的重要依据。对于研究者个体而言，超常的思想观念源自超常的钻研经历，只有经过深入扎实的研究经历的洗礼，才能厚积薄发提出具有创新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理论。对于研究者群体而言，群体的创造力受制于研究模式，只有采用科学合理的研究模式才能百花齐放、源源不断地涌现创造性的理论成果。然而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由于传统文化中某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体育学学科体系的稚嫩、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薄弱、体育科研队伍整体素质水平的偏低以及体育科研体制的不健全等，导致在理论研发模式上出现重重弊端，严重阻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
笔者从理论研发主体、理论研发目的、理论研发过程和理论构造形式等方面，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发模式中的主要弊端进行系统分析，旨为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警醒和重视。
1 理论研发主体：片面的主体理性
1.1 重视主体理性、轻视主体反思
理论是理性认识的结果。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具有在较高的层次上进行理性认识的能力，但是任何社会成员包括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理性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形式的认识过程包括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都要受到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科学文化发展程度、传统文化、社会关系和群体心理等社会因素的制约，也受到认识主体的人生经历、社会地位、动机需求、智能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等个体因素的影响。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具有主客体统一性：他们不仅是体育过程的研究者，也是体育过程的行动者；不仅是研究活动的实施者，同时也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承载者；不仅要受理性原则的支配，同时也必然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制约。不存在价值无涉的、完全理性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再精心设计的研究也难以摆脱各种微妙的价值预设；再高明的研究者也无法消除隐蔽的主观干扰；在种种看似合情合理的研究背后可能隐藏着很多难以察觉的偏见、误解、干涉和扰乱。因此，研究者应不断反思自我主观世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及其可能对被研究系统的种种影响。然而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这种自我反思的意识和力量还较薄弱。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经常以一种外在于体育的、而且不会出错的面貌出现，按照似乎可以脱离体育而存在的“理性手段”开展研究活动，制造各种要强加给体育的、犹如恩赐的科研产品；很少有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会在其研究报告里主动声明自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很少有反思研究者主观世界给科研之影响的论文出现。这种夸大主体理性的现象可以看作是膨胀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同时也是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发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
1.2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集体无意识
与片面夸大主体理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集体无意识现象。所谓集体无意识现象是指处于某种共同社会场景中的人们在互相影响之下自发、集群地发生认知偏离正常模式、行为偏离正常规范的现象。例如：哄抢式的热点研究。近年来，我国体育社会科学领域先后出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加入WTO”、“北京2008年奥运会”、“体育与全球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相关主题的热点研究，这些热点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其原始理论往往源自体育之外(至少不是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首创)，在成为既定趋势、既定事实之后才受到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的重视；许多学者无视自己的研究基础、研究旨趣而趋之若鹜，带有强烈地哄抢学术地盘的性质；与此相应的是大量低水平重复的论文出现。
笔者并非反对热点问题研究，只是认为学术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其前瞻性和创新性，如果不能提出新的观点、方法和理论，盲目追逐这些热点主题则不免有步人后尘和媚俗之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集体无意识现象的另一个典型是痼疾难除的“学术失范”[1] 问题，其中最常见的是引文不规范。许多论文在正文中引用他人观点和理论却不加标注，而只是笼统地列出参考文献目录，这就为抄袭剽窃预留了空间；有的论文甚至连参考文献目录都不列，属于明目张胆的抄袭剽窃。当然，应看到“学术失范”问题并非是单纯的个人学术修养和道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的科研体制、学术传统和学术氛围有关系。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失范也许是由于根本无规范造成；越轨可能是迫于压力而未能遵从规范。但是毕竟反映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低下，尤其值得忧思的是对学术研究低水平重复和“学术失范”现象等的批判意识的缺乏。
2 理论研发目的：过度的功利化
2.1 重视理论的工具价值、轻视理论的人文价值
理论既有工具价值也有人文价值。理论的工具价值是指理论对于认识和实践的指导意义；理论的人文价值是指理论有助于对人属性的发展和完善，也包含理论作为时代精神和文化背景之缩影的象征意义。
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的理论研发在目的上存在着明显的重视工具价值、轻视人文价值的倾向，表现在科研课题的发布和科研资源的分配上重视应用研究轻视基础研究、重视社会研究轻视人文研究、重视规律研究轻视伦理研究、重视因果解释轻视价值诠释、重视政策服务轻视生活服务、重视群体问题轻视个体问题、重视学术成果轻视学术人格。这一倾向是我国体育科研功利化的必然结果，不仅与我国传统文化推崇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等治学原则大相径庭，也与当今社会公认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大不相符。
理论是人智慧的结晶，是人的创造物，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过于强调理论的工具价值，就会使理论从人的创造物异化为奴役人的工具。任何以牺牲人的尊严和淡化人的色彩为代价的理论研发都是值得商榷的。
2.2 重视因果解释、轻视价值诠释
揭示体育规律是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发的重要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因为体育并非纯粹的、被动的、物化的因果关系综合体。体育是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的社会子系统。体育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将体育社会系统置于社会整体环境中才能认识其本质属性；体育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将体育过程置于人类历史整体进程中才能把握其发展脉络；体育是文化的体育，只有将体育现象置于特定的文化体系中才能揭示其社会价值；体育是鲜活的体育，只有将体育活动置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场景中才能洞悉其真相；体育是人的体育，它不仅是个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受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展现的外在身体动作，同时也是个体按照特定的价值体系建构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体育不仅服从因果律，也服从价值律和道德律。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要揭示体育之规律，也要诠释其价值。
对任何社会系统(包括体育)的认识，都需要自觉地运用事实论证和价值评价双重角度相统一的眼光，克服事实与价值、实证与解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认知和评价的二元分裂与对立的弊端，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其本质。[2] 然而，正如对理论的工具价值的追求超越了其人文价值那样，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对理论的因果关系解释功能的追求也超越了体育之道德、伦理和价值体系之诠释功能。就连学术论文的撰写格式都要按照自然科学类来撰写，这一倾向导致将体育机械分割的、人为剥离的、非自然情景研究模式的出现。
2.3 重视理论展现成果、轻视理论生成过程
认识过程是历史和逻辑的辩证统一。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研发过程是体育社会科学工作者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动态结合。创造性的体育理论成果源自创造性的体育认识过程，脱离创造性的认识过程而追求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是难有作为的。真正富有创造性的研究者不是坐在书桌前思考体育、发表闭门造车式的“理论成果”，而是积极融入体育发展的潮流，从切身的体育生活、实践当中提炼、升华和检验理论。然而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却存在重视理论展现成果、轻视理论生成过程的不良倾向：对科研成果如学术论文拥有较为完备的评价体系，而对科研的过程缺乏监督机制和评价手段；有些学者不与研究对象接触，却能提出一大堆对策干预研究对象的生活；有些学者不做调查研究却能闭门数天完成课题结题报告；有些学者无视学术积累、见缝插针、四处扩张学术地盘。
这种不良倾向还体现在对体育科学史研究工作的轻视上，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建立在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之上而非凭空产生；专题的理论研发需要掌握相关学术思想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本身正蕴涵了理论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据和逻辑。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缺乏对专题学术史考证、援引的热情。许多人将专题学术史的研究论文误与文献综述等同；而文献综述，通常因为“缺乏学术含量”而被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贬低。事实上，两者颇有不同：文献综述强调按照特定的逻辑思路有选择地描述前人的相关研究，并对研究概况做出评价；而专题学术史的研究论文强调运用科学史观点对专题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动态考察，需要更高的学术修养。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的文献综述之所以普遍“学术含量低”，并非是受限于论述前人的学术思想所致，而恰恰是因为缺乏对前人思想的真正尊重造成。由于不了解专题学术发展历史，导致许多重复前人、甚至还不如前人的论文能够发表、获奖，或博得“具有开创性”、“填补国内空白”的过盛之誉。在这一不良倾向的背后是功利化的科研动机和浮躁的学术风气。
3 理论研发过程：肤浅化和急进化
3.1 重视量的研究、轻视质的研究
所谓量的研究，是通过选择量化指标进行测量和分析从而认识事物的手段。“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3] 量的研究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之上，认为：研究对象不依赖于研究者而独立存在；事物本身具有其内在固定的、可以重复发生、因而也可以重复被测量到的规律；事物的量化维度可以用来考察事物的本质。在研究方法上倾向于使用符合统计学原则的抽样调查、精确控制的实验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质的研究建立在反实证主义的基础之上，强调在自然的情境下而不是人为设置的情境下开展研究；强调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的探究，而不是对孤立变量进行调查；强调融入被研究的社会过程和被研究的社会生活中从而获得解释性理解，而不是纯粹的外部观察；强调反思研究者自身因素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而不是力图排除或者予以否认。在研究方法上，质的研究倾向于采用实地观察、参与性观察和民族志等基于自然情境的研究方法。
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采用质的研究方法的论文是凤毛麟角，专门探讨质的研究方法的只有1篇；[4] 而量的研究却极度泛滥。多数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都是以调查统计为主要内容的；人们越来越注重量化的社会调查方法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而需要融入社会过程进行整体考量、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的参与性观察法和社会实验法等则几乎无人问津。这种倾向导致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构建模式和知识创新模式上出现巨大弊端：只能用搜集的孤立、片面的感性材料而不是从完整、真实的社会生活中提炼和升华理论。
3.2 重视调查研究、轻视实验研究
体育社会科学搜集资料的方法主要包括：社会调查(含统计调查和实地调查)、社会实验和文献研究等。社会调查通过观察、访谈和问卷法等搜集数据和文字资料；实验法通过人为控制变量或者社会实践活动来验证因果关系和理论；文献研究属于第二手研究，不与研究对象直接接触。
以上方法均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文献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方式。社会实验法由于涉及到对众多社会因素和社会变量的控制及测量，因而具有极大的操作难度，在实际的社会研究中，实验法主要用于社会心理学和小群体的研究，宏大的社会实验较为少见。[5] 从当前情况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调查尤其是统计调查占据了优势地位，而且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而实验方法被严重忽略。
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实践出真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研发的理论尤其是改良的对策和建议只有通过实际的操作验证才能成立。就肩负的社会使命而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是研究活动的实施者，也是社会活动的行动者；不仅是学者，也是当然的社会活动家，时代的弄潮儿；他们不仅要研究体育，也要改造体育。从治学的境界而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应当满足于对体育的单向描述、解释和预测，而应用自己的学识为体育、为国家、为社会造福。《三国演义》中有一段名言：“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6] 体育社会研究者不能做只有学识缺乏实干的“小人儒”，而应做经世致用的“君子儒”。社会实验是学者经世致用的重要手段，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在自己可以操控的范围内，充分利用社会的力量，积极地进行社会实验。
3.3 重视统计调查、轻视实地调查
社会调查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统计调查和实地调查。统计调查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式访谈等来进行，拥有明确的量化的调查指标；实地调查主要通过实地观察、参与性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来进行，所获得资料通常是无法直接量化处理的文字资料。
邵伟德对1995～2000年《体育科学》载文所用研究方法统计分析后发现：问卷和访谈等调查方法是运用最为频繁的方法，约占总体资料收集方法的34.32％；实验法也有较高比例，占总体收集资料方法的23.17％，但主要见于人体、动物与教育实验等类研究。不同学科在资料收集方法上也带有各自特点，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以访谈、问卷调查为主的研究模式。[7] 问卷调查法只是一种有限用途的统计调查方法，它按照特定的抽样原则发放主要由问题构成的问卷，以调查人们的态度、行为和人群特征等指标，并对指标数据进行统计处理。问卷调查法的主要优势在于容易量化分析；而其不足也非常明显：它无法完整地、真实地反映被调查对象的生活和处境，容易肢解体育社会系统，不能深入被调查事物的内部和底层。
此外，问卷的发放、填写和回收等环节也非常容易出现差错。然而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问卷调查法被提升到一个不适当的地位，成为众多学位论文、科研课题搜集“第一手”资料的首选方法。这一现象表明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对研究方法科学化的追求步入了极端实证主义的误区。
3.4 重视短期研究、轻视长期研究
许多学术研究价值的展现也需要较长的时间。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当前多数科研课题研究周期均为1年左右，如此短暂的研究周期是难以保证科研质量的。首先，课题研究以及研究之后的政策实施是一项连成一体的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而通常情况下，研究者只关注研究过程而很少考虑政策实施过程，这实际上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其次，社会本质的呈现、社会规律的论证、社会政策的检验均需要漫长的时间，研究者无法保证在有限的时间里用有限的资金和人力获悉被研究社会过程的全貌、机制和对策的合理性。再次，课题研究过程本身及以其为依据的政策将影响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课题研究多采用调查而不是社会实验的方式，因此研究者所提出的改变策略大多是未经实践检验的“设想”，无法保证其带来有利影响。
另外，研究需要循序渐进、逐步积累，快节奏、短周期的课题研究模式难以形成时间序列上的推进和叠加效应，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的实情是“发展战略研究”泛滥成灾、需要延续多年的追踪研究和系统研究则少之又少。当然，造成这些问题的首要原因不是研究者的学术修养不够，而是科研管理部门的学术价值导向出现了偏差。
4 理论构造形式：理论根基的薄弱
4.1 重视理论推演、轻视理论预设
理论研发的过程也是理论结构体系的变化过程。理论结构体系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原有理论的自然推演；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原有理论框架结构的调整，当这种调整触及该理论框架的基石——最基本的理论预设时，就可能导致科学理论的危机或者革命。预设可以理解成一套理论体系得以立论的基本假设。例如，欧氏几何就是构建在少数公理之上的，经济学至今仍奉持“经济人假说”，社会学也有几个重要预设：社会是有规律的；社会学研究社会事实(实证主义观点)等。预设总是与一定的认识视角和理论体系相关联，因此确立预设的过程也是一个确立方法论的过程。提出明确的、既具兼容性、又凸显自身特色的预设是构建成熟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如果一个学科的预设是缺失的、混乱的或者无特色的，则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也往往是肤浅、杂乱、不稳固和无地位的。
在我国，体育学成为一级学科的历史尚短，下属学科的层次结构关系还不十分明朗，各学科理论体系尚不成熟。从方法论角度看，预设问题是重要的根由。就强化科学理论的原始创新角度而言，只有改变或者发展基本预设才可能研发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而要改变或者发展基本预设，就应运用科学哲学有关思想对体育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指导思想、方法论和基础理论等进行高度概括。这一任务不是通过简单的逻辑推导能够完成，也不是借助几次理论思辨与实证论证的交融反复能够完成，它需要经历深刻的信念升华、价值改造和知识结构重塑的过程。
4.2 重视理论辩护、轻视理论假说
理论的研发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提出和证伪理论假说的过程。假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通过大胆假设为科学的发展寻找突破口和道路。[8] 在体育自然科学领域也有许多假说，如对运动疲劳的解释有“衰竭”理论、“堵塞”理论、“内环境稳定性失调”理论和“保护性抑制”理论等；[9] 不幸的是在体育社会科学领域缺乏鲜明而系统的理论假说。在有些体育社会问题的解释上我们使用了某些带有假说性质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往往来自体育之外，如对球迷骚乱的解释，学者倾向于采用“去个性化”理论(即“集体无意识”理论)，而这一理论却源自社会心理学。[10] 假说存在的另一个依据是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和真理的相对性。当我们无法把握真理时就用假说来代替，但是假说的价值并不限于真理的替代品。事实上，它有普遍的认识意义。
理论都是构建在一定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知识体系，都有其赖以存在的话语语境。就此而言，真理与假说并无二致。假说可以看作是真理的必经阶段。科学研究允许假说的存在，科学研究也并非总是获得正确结论的过程，事实上，科学研究是在纠正错误的认识中前进。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我国体育界极少有人在其发表的论文中声明自己研究存在的不足，似乎所有的体育学实验都是百分之百的成功，所有的体育学调查都是一次性圆满完成。这种“科研”模式陷入了否定假说之价值、追求无差错“真理”的重大误区。而假说的贫困，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怀疑精神和创新意识的缺乏。没有怀疑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支撑，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大厦也就失去了生长的动力。
4.3 重视理论借鉴、轻视理论争论
理论研发的过程也是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群体在理论上互相借鉴的过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学者在借鉴国外、体育之外学科的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才有了今天体育学作为一级学科的风光和地位；但是在理论争论方面却相对保守，制约了体育科学理论的发展。从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来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曾经发生过“体育概念”(相关主题有：体育结构、体育功能、体质与健康)、“体育目的”(包含国家体育发展战略)、“体育学和体育科学”与“举国体制”等重大问题的学术争论，围绕这些争论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达成了一些共识并吸引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如：争鸣性的、批判性的研究成果总量过少；未能充分引入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多数争论未能从理论研发模式乃至“研究范式”的高度阐述论点；理论观点虽然不同但是理论生成模式基本相同；缺乏针锋相对的论战；没有形成有代表性的流派；个别问题的讨论如“举国体制”以政治途径收场；此外，在讨论过程中话语垄断现象较明显。
真理越辩越明，学术争论有助于学者之间互相启发，发现各自理论当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利于科学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学术争论也有助于营造民主、平等、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而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不发人恶”、“为尊者讳”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学术争论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距离形成风气还有相当距离。
4.4 重视理论视角、轻视理论统合
理论视角是研究者在特定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指导之下，运用特定思维方法和研究技术，就某些主题进行理论探讨时选取的切入点。例如：宏观与微观、横断与纵剖、结构与功能、群体与个体等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经常使用的基本视角维度。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发具有鲜明的多视角结合特征：原有的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框架尚未巩固，新的方法思潮又已纷然兴起；我国的传统文化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进行着空前深刻的交融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与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传统既互相借鉴又互相较量；注重统计调查的实证主义倾向在与注重思辨研究的倾向较量中获得优势，又遭受到了反实证主义倾向的猛烈抨击；在量的研究倾向占据统治地位的同时，质的研究倾向也破土而出；在现代主义思想仍处于普及进程的同时，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声势渐隆；在科研体制不断改革完善的同时，异化的科研也开始甚嚣尘上。交融和冲突并存，保守与突破兼具，解体与重构共进，幼稚和老成同生，弊端和优势齐列，成为我国当今乃至今后一段时期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在这一背景之下，理论统合显得尤为必要。急需加强体育哲学、体育方法论、体育系统论和体育通识学科的研究，而这些学科恰恰是我国体育科学理论研发的薄弱环节。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理论创新就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机统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等多元思想文化，做到“古今贯通、中西合璧、文理结合、知行合一”。
5 结语
研究主体的片面理性、研究目的的过度功利、研究过程的肤浅与急进、理论构造上的根基薄弱，构成了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发模式的主要负面特征，笔者称这一模式为“浮萍式研究”。与“浮萍式研究”相对的是一种尊重对象价值体系的、强调融入参与的、注重微观实地考察和社会实验的、从扎根于体育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生活场景中提炼知识和理论的、更加平民化、实景化的研究模式，笔者称为“扎根式研究”。
理论研发模式上存在的弊端需要研发新的理论来解决。对理论研发模式的审视问题不是简单地逻辑分析问题，而是一个需要高度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修养和社会批判意识的复杂问题，本文只是基于此目的的一种积极尝试。我们应站在国家自主创新的高度看待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研发模式的革新，要坚决抛弃“浮萍式研究”、勇敢采用“扎根式研究”，使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