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践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高速发展，愈来愈多的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综合统一、一体化，即整合现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随着学术界对方法论的愈来愈自觉，整合思维方法愈来愈被广泛使用；随着人类实践向21世纪迈进，哲学思维正在向愈来愈自由的新境界升华。于是，在当代哲学中一个崭新的哲学整合观应运而生了。〔1〕其中， 实践整合论，可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中的一个颇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新问题。我们认为，实践整合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中的一个新视角，是对实践问题及主体性问题作深入研讨中形成的新观点、新方法，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总体性理论价值的新思维。本文拟就实践整合论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一些阐述，尚祈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一、“实践整合论”的提出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哲学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先后有两次意义重大的讨论。如果说，70年代末的“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普及，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思想解放作用〔2〕，那么，80 年代后期“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则主要侧重于纯哲学理论，对于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十多年来，中国哲学界敏锐而准确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这一根本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颇具力度的研究。然而，实践的总体功能如何概括？实践是如何制约乃至决定社会历史、精神文化及人的主体性的演变与发展的？我们应该怎样才能真正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和实践唯物主义？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我们认为，有一个共同的指向，这便是实践整合的提出、阐释和运用。
在实践整合论中，首先有必要来讨论一下实践整合概念的形成和提出的术语、理论的可能性，尤其是此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体系中的学理地位。
就“实践整合”这一术语的提出而言，可以说源于“整合”这个更一般的哲学概念及社会学等学科对它的运用。在我国，虽然整合（曾译为统整、统合）这一由西文翻译而来的术语，在70年代前的几十年里已是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一个基本术语。不过，使用频率较低，主要是由于缺乏相应原理论框架，尤其是缺乏哲学视野对它的把握与运用。然而，它大量地在众多学科中的使用，尤其是当作哲学概念来使用，主要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尽管，整合早在本世纪初就是一个多学科共享的术语（比如在欧美诸国），但在80年代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它并未得到我国学界的普遍认同，而且，此前对整合的某些翻译及界说均有一些纰漏。
直到80年代后，我国哲学、人文学科中才逐渐有一些中青年学人把整合作为具有哲学性质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较广泛的领域愈来愈多地运用。在哲学中，首先是在微观认识论的研究中引用整合这一概念；进而，才创化出“实践整合”的概念。〔3〕当人们进一步深究认知整合、 思维整合之机制的现实基础时，就从一个侧面注意到了实践整合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认知整合是人类社会历史整合过程的理论内化和积淀的结果。”〔4〕
在从整合概念创化出实践整合的这一环节，还应该谨慎看到，由于人类学、社会学等从本世纪初开始大量运用整合概念，及我国社会学界的翻译、介绍和运用，对哲学工作者们的某种启迪。〔5 〕社会学“整合”概念的哲学运用，激发了哲学“整合”概念的自觉性。当代世界愈来愈凸现出来的一种总体趋势，可以用“整合性”来给予概述，当代人类主体性及方法论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出来的一种时代趋向，可以用“整合性”来给予确认。在人类迈向21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有种种“文明的冲突”，同时将孕育种种“文化的整合”；在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化征途中，中外文化的融合乃至整合的趋势，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上述这些概括、确认，首先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然后才升华到哲学的高度。尤其是近几年来及今后若干年，学术界面临新世纪的来临愈来愈关注其中中外文化的新的整合。然而，文化整合的实质乃是实践整合。
实践整合及实践场论的创化，也是对中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科学总括和升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是当代世界科学文化的高度自觉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在哲学整合观问题上，不仅生物学的整合概念，而且人类学、社会学的整合概念，都是其科学来源。相比较而言，后者较为直接。就社会学思想史而言，整合概念及整合分析方法是本世纪初以来的社会学中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在功能主义从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及博阿兹学派、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的起源过程中，主要是整体论社会观的形成。二战后，“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发展成为主要的社会学范式，这是美国的社会学提出的第一种整体论社会观。金斯利·戴维斯在《人类社会》（1949）一书中，从宏观社会学角度解释社会，并把重点放在整合、生存及部分对整体的关系上”。到了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1979），功能主义才成为一种系统分析的方式。帕氏特别推崇韦伯和迪尔凯姆，认为他们洞察到社会整合是以社会成员认为合法而接受的共同规范和价值观念为核心而形成的。“社会的整合本质上是通过价值观念的共识，通过‘共同的认知取向’而达成的，即通过某些使现存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获得合法性的普遍原则而达成”。 〔6〕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整合概念在西方社会学家那里的局限性，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相悖之处。例如，帕氏的“整合性功能分析”虽有可借鉴之处，但是，它以及帕氏的全部社会学思想排除了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面对行动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前景所具有的无限的可能性的选择，并且在方法上归结为结构主义、共时态化而拒绝历史主义、历时态的分析，最终，取消了理论对现实的批判、科学的精神，而流为一种新时代条件下的形而上学。恰恰相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合观中，共时性的分析最终要以历时性总体把握为前提，并且，在宏观的实践整合中，已经内在地容纳了主体的选择作用及其机制，因此，这种革命的、批判的实践辩证法的整合观就与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主要是作为主观的静态的分析方法的整合概念具有本质区别了，由此我们可以确认实践整合论的创化所在。我们认为，正如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是对旧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一样，实践整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文化整合、社会整合、心理整合的创化，是对现代众多运用整合的概念的学科的哲学总括和升华。
当然，我们也应该基于恢宏的历史感从宏观的历史哲学的视野看到文化背景、人类文明中基本思想观念对于整合概念的形成的作用和意义。这里概要提一下人类整体观的演变对于整合概念的生成、发展以及整合概念对整体观的反映和具体化的作用和意义。众所周知，人类整体观发展的基本形态是从朴素的整体论到知性分析论再到辩证系统论。在朴素整体论阶段，整合观念含而未露。知性分析论阶段，由于在人类理性中居于显赫的支配地位的线性、机械性和拆零技法（即把问题分解为尽可能小的一些部分的方法）愈来愈普及、愈来愈成为人们娴熟的思维定势，在总体上不可能形成当代意义上的整合概念。然而，也正是由于整体观发展的非线性，整合观念在近代德国哲学中首先形成雏形（如康德的“统觉的综合统一”），然后，在斯宾塞哲学中正式作为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提出并在广泛的领域中运用。但是，那时的整合概念的学术内涵与当代整合哲学的本质区别，洞若观火。整合作为哲学辩证论、哲学认识论及哲学主体论和实践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尤其是作为具有总体性理论价值的哲学整合观，只能真正孕育于辩证系统论的历史阶段；实践整合论在本质上只能是辩证系统论的整体观的对应物。〔7〕
与人类整体观开始进入辩证系统论阶段相契合，到本世纪中叶以后，整合概念开始向众多学科渗入，由原先主要是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这四个领域运用，发展到被现代脑科学、创造学、阐释学、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逻辑学、语言学等愈来愈多的学科广为引用。当“整合”作为众多学科共享的术语时，其主要含义已经开始获得了哲学概念的性质——是综合统一、一体化，使成为统一整体。这就使得整合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与综合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我们可以拟一个初步的哲学意义上的整合概念：所谓整合，是指由系统的整体性及其系统核心的统摄、凝聚作用而导致的若干相关部分或因素合成为一个新的统一整体的建构、序化过程。整合，也可以简约地顾名思义为：整体的综合统一。综观整合在海内外学术界的实际运用，我们有理由把整合划分为三大类，即客体的整合（如：生物整合、社会整合等）、主体的整合（如：主体性的整合、理论的整合等）和实践的整合。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整合不仅是哲学辩证论、哲学认识论中的范畴，更是哲学实践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现在，我们可以郑重地主张，整合在根本上是一个哲学概念，分化与整合、异化与整合是相辅相成的两对过程性的哲学范围。〔8〕由上可见， 从一般的整合概念到形成“实践整合”的概念有其较充分的术语及理论逻辑的可能性。
上述可能性在哲学中真正变成理论的现实，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在当代的某些拓展。前述已经论及实践整合论是辩证系统论的整体观的对应物，不仅如此，它还是唯物史观的逻辑内涵、逻辑延伸（彻底的辩证系统论的整体观与唯物史观是同一理论体系的，它不可能与种种唯心史观为伍，不可能同时夹杂着与之相悖的线性的机械的形而上学方法）。三者是同一的，如果说辩证系统观是实践整合论的一般的思想文化前提，那么，唯物史观及其在当代的新发展则是实践整合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在上述创化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实践唯物主义”深层研讨中的酝酿创新。正如张一兵先生所说的那样：“当下实践唯物主义深层研究的落点有二：一是……回到马克思原初的理论逻辑基点；二是……重新界说马克思那里尚需实现出来的逻辑意向，……”〔9〕综观马克思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 在其唯物史观的逻辑前提的基础之上，确乎蕴含着“社会实践整合”的逻辑意向。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发生及运转机制看作是基于人与对象、人与人之间的客观物质交往（特别是生产方式），而不是基于人们的意识观念；并且，这种物质交往总是在一定社会历史实践结构的制约下有序地发展，形成全社会的客观总体化、总体矢量和。实践整合既是主体整合的根基或母体，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整体性或总体性意义的范畴。正是实践的整合，才使得主体整合及主体的整合观念获得了可能和起码的基本条件，才把主体的整合与客体的整合相区别又相对应，并在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将二者联结在一起，趋向、逼近或保持主客体在总体上的统一。简而言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点，在于强调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主客体及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的社会实践场是人类社会的真实依据。当然，我国哲学界并非完全是直接从马恩原著中读出“实践整合”的，提出“实践整合论”，还包括对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总体化”的解读和校正。可以说，这是一个中介，至少，西方马克思主义激发了当代中国哲学家们对马克思的原著某些内容的深入研究。
实践整合这一新范畴的提出，可以“说明人类社会历史中总体行为形成有序互动的内在功能机制”〔10〕，可以更准确地表明“社会实践场”客观地历史地发生自我调控、自我运转、不断序化的重要功能机制，表明社会存在、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建构因素。无疑，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新质点，是哲学整合观的核心内容。
二、作为哲学实践论分支的“实践整合论”
在学理上，“实践整合论”确乎是哲学实践论（或称“实践学”〔11〕）的一个分支，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在当代的一个新的拓展。实践整合论的提出及讨论，有助于人们更准确而全面地把握实践的本质与功能，更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也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忠实继承及发展。
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对“实践整合”概念作了初步界说，然而，实践整合概念的外延和具体用法，大致上有二个相互关联着的层面。一是就人类实践活动本身而言，它是既分化又整合；二是就实践活动的整体功能而言，它对人类主体的各种活动及其多维多层的主体性具有总体的整合作用。前者可简约为“实践的整合”，后者则可简略地称之为“实践的整合功能”（有时，人们也用“实践的整合”指称后者，这可从上下文解读把握）。两者虽然特定的内涵有别，但是还是密不可分的。前者是本，后者更多直接地体现实践的整体的重要功能；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前者以后者为扩展。本文所谓的“实践整合论”包括了这两个基本层面。
实践整合论与通行的实践决定论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通行的实践决定论大致上可以分析出两种情形：一是科学的决定观，另一种则是机械决定论。并非每一位哲学工作者都能够很好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的决定观。近年来，哲学界愈来愈多的同仁们注意到决定论不同形态之间的重大区别。同样使用“决定”，由于其知识背景和理论系统的不同，各自的内涵可能大相径庭。不仅哲学史，而且当代各门学术一直都贯穿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峙，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从悠久的农业社会蹒跚而来的国家，这样一个小农意识极为成熟的民族，淘汰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及其基于经验思维方式的机械决定论的历史任务极其繁重，过程极其漫长。强调实践整合论，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为着克服短视的、浅薄的小生产意识及其机械决定论，正是要更为自觉地从哲学上揭示形而上学及机械决定论对哲学及学术普遍的高浓度渗透的理论原因，正是要反对人们对机械决定论的暗运。
实践整合论与科学与实践决定论具有交叉互补的内在关系。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决定论（有别于通行的实践决定论，尤其是不能混同于机械决定论）中的科学内涵，已经在实践整合论中得到了坚持与丰富。实践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对主体精神的演进、对科学文化进步的根本制约，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然而，实践决定论更集中地概括了上述内容，而实践整合论则鲜明地强调上述制约作用并非直接的、一次性的，而是在社会实践场的特定系统中，以系统决定论的形态进行的，并且这种作用始终具有方向性，即指向与实践的本性相契合的有序化，而绝不是无定向的、受其合力随机定向的制约、决定作用。简而言之，实践整合是一种连续的矢量和的社会总体运转过程，它使得人类社会各系统及系统间愈来愈趋于一体化、愈来愈完善、愈来愈严整有序。具体地说，实践整合论与以通行的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实践决定说”具有显著的区别。后者在实践决定性作用问题上的阐释显得笼统、单薄，且比较容易混淆于机械决定论，不利于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丰富蕴含；而实践整合论，由于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内在逻辑，能够基于社会实践场，实事求是地揭示实践本身的各因素、各环节所形成的系统的、整体性的交互作用，深入地揭示实践活动对参与其中的社会文化、主体精神等所具有的系统的、总体的制约作用。因此，实践整合论是实践辩证法和实践唯物主义及其统一的具体落实和展开。当然，实践决定性作用的提法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上被继续使用，但是，实践整合论的观点的运用，更具有当代性，更辩证，更严谨，因而，其使用频率将更高，且渗透于实践决定论的使用之中。假如从更严谨、更完善地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中的实践决定性作用来斟酌，那么，我们愿意以“实践整合论”替代“实践决定说”。
本文认为，“实践整合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一个重要分支或构成部分，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和把握。〔12〕
第一，社会实践场的存在和运转是实践整合及实践的整合功能的基本前提，也可以说，实践的整合是以社会实践场为存在方式的。
我们主张，将物理学的“场”的概念升华为哲学概念。不仅有电磁场，而且，社会实践也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场态。首先，有必要在哲学上比较解析一下场、系统和有机体这三个概念。我们认为，有机体属实体性范畴，它可以是许多子系统的集合（并不完全等同于有机体本身），并且，它可以从属于更大的母系统，特别是，它事实上是存在于一种以上的场态之中的。而场，是实体性与非实体性的统一，是物质进行各种能量运作的客观方式，是多种形式的相互作用；比较起它所容纳的有机体，它的存在和运转的时空更宏观，乃至宇观、超宇观；在一定意义上，场是系统的最高级形态。因之，由于现代系统化及相关综合性学科的发展和广泛普及而成为高频率使用的系统方法，在我们看来，在一定意义上，是介乎于场和有机体这两个范畴之间的，不宜绝对化，不宜用高度概括和抽象的系统去替代场和有机体，系统的方法难以穷尽场和有机体这两个范畴的内涵及事物的这两类生存方式。实践的整合，当然有一定系统性，系统方法可以起到一定的相应效用，但是，它在根本上首先从属于社会实践场。
“场”的概念及“场论”主要是在近现代物理学史上形成和发展而来的。其实，在人类整体观的演变历程中、在中西文化演进的过程中，一直都蕴含着某种“场”的观念或“场”的准概念，只有到了当今时代（按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契的预见，人类及我国的哲学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批判总结时代），人们才能开始科学地全面地揭示哲学意义上的场论。我们可以按照场的演化层次，从纵向把场划分为：宇宙原生场——物质基本场——自然派生场——次级派生场（包括社会场）。我们也可以从哲学高度将现实的“场”作横向的划分：自然场（从电磁场到“统一场论”）、社会实践场、精神文化场（不单是文化力，也不仅是知识力——近几年有学者分别以此两题立论。在上世纪末，著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895年）书中最早借用了“场”这一概念，“场”更是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皮埃尔学术中的关键概念）、心理场（格式塔心理学提出了“感知场”、“认知场”、“总体场”、“能量场”等）、等等。场是人类生存的内容和时空，这些不同的场从不同的维度与人类主体性形成内在的关联（有的倚重主体性；有的倚重客体性；并且，各种场其立体网络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分别具有各自的特色）。各种场的存在，总体上是以客体的角色存在（虽然也有一个主体活动不断地影响、介入的过程，虽然自然界也在不断地人化，但是，自然场的总体网络关系及其本质依然是客观的）。社会实践场，是指社会实践中主客体及其中介总体的立体网络及相互作用，〔13〕是社会存在和人生存在的真实基础。而实践整合则是将主体与客体合二为一的流程（其最高境界亦即天人合一），是实践场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互动的功能方式（借用自然科学的提法，可以说是方程式与其函数的解的关系）；可以说，实践整合与分化构成了社会实践场中的特有的耗散结构。将来，人类或许能像物理学诸科学那般去描述人类社会实践场的各种规定性、各种相互作用的方程式。到那时，不仅对实践整合的过程及其如何选择了如指掌，而且，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实用性也被普遍认同（绝不像现今需要“保护神”，而研究者需要“献身”精神）。
第二，实践整合是社会实践场中自我调控、自我运转、不断序化的重要的功能机制。
实践活动的基本过程是分化与整合的统一；是历史地解构与建构的统一；到了当代社会，更凸现出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态势。实践的分化与整合、解构与建构是实践场内网络联系的质变或保持、巩固质的同一性的过程。从横向共时性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实践场的内涵的不同，导致了实践的分化与整合的结果的差异。当然，这其中仍然有人类普遍性，在总体上人类社会实践的分化与整合的基本方式、历史进程和历史反指向是具有共同性的。从历时性看，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方式的演进、实践场的新陈代谢（其方程式的函数变化），实践分化与整合的内涵（解）也日新月异。
实践的分化与整合的基本历史进程，在社会及文化结构上表现为：在不断地消解旧的、过了时的结构的同时创化出适合特定时代的新结构，就其内容而言，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总体进化过程。实践的整合过程，诚如张一兵先生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有结构引导的有序总体互动过程从深层形成着一定社会总体生活的自组织动态稳定系统”，维系着整个社会生活的运转。实践整合是历史走向更完善的社会结构的“带矢量的有序的运动”〔14〕。众多个体的、局部的能动作用，在实践场中被统摄整合为人类整体的、总体的功能，使主客体达成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践的整合，其实是人类参与实践的众多要素的良性循环和历史指向性的乘积，它不仅包含着自我调控、自我校正的特征，而且包含着永无止境的自我完善、不断序化的趋向。
正因为社会生活的实践整合本质，导致了精神文化的积淀进程的必然生发，也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生活中、在历史过程中，被类化和被总体化也是必然的。当我们明确了实践整合这一概念后，我们对“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对社会历史的“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解也就更为深刻、更为丰厚了。因而，提出、讨论实践整合问题有利于我们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及其主要功能系统的综合的、整体的把握。
第三，实践整合论及其方法是我们科学地研究、把握人类主体精神、社会意识现象和社会文化问题新的思维方法中的一个重要层面。
所谓实践的整合功能，是指在实践过程中，实践活动对参与其中的全体因素的校正、雕刻和重塑，以使各个因素与实践的本性保持总体上的一致性，体现实践在总体上根本上的决定作用和在微观层面的系统制约作用。社会实践的这种整合功能，我们可以借用诸如：“雕刻”、“重塑”、“拷贝”、“复制”等词语，加以具象化。实践对人类主体精神和社会意识的整合功能，可作如下概述：
首先，实践的整合是主体精神和社会意识形成的前提条件。实践整合是人类社会实践场中特定的“耗散结构”形成和维系的主要内源。正是在劳动实践、在人类与自然的互相作用的实践场及其实践整合中，人类主体性开始从混沌中萌发，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原始主体的自我建构开始形成，社会意识和个体意识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
其次，实践整合着人类主体精神与社会意识的性质和面貌。实践的整合在制约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时，也制约着人的主体性及社会意识。实践对主体性的整合作用，使人类获得了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实践的、理论的、宗教的、艺术的等）和基本尺度（真、善、美、利及其统一）。实践整合的全人类性与历史性、民族性，使得人类在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和基本尺度上，既具有共同性，又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实践发展到怎样的水平，人类的主体性及基本精神才能达到怎样的形态。需要特别提出的一点是，实践的整合功能具有正负双重效应，在阶级社会这一大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如此。虽然，从人类历史的总过程而言，正向整合居于主导地位，但是，社会历史过程中的负向整合对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意识的作用（例如，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中，社会生活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大量“拷贝”和“复制”），是我们必需正视的。
再次，实践的发展，整合着、决定着人类主体性形态和社会意识形式的发展。社会意识和主体性的内容及其特性，社会或个人的价值观与科学真理观、科学历史观的分离及其统一，在总体上是随着实践活动的分化与整合而发展的。纵观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史，社会意识和主体性的否定之否定的演进历程，在根本上也是由实践发展的否定之否定所整合、所决定的。当然，这种总体上的整合，已经内在地容纳了人们的观念、方法、精神及主体性的超越性选择。
由上可见，实践整合论一旦转化为哲学方法，无疑将提高我们运用实践辩证法研讨主体精神、社会文化的理论自觉性，并使人文学科的研究更为严谨缜密、更能抓住根本，而与种种唯心主义倾向和种种机械唯物主义的习惯方法相区别。就目前而言、实践整合论，可以成为我们讨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重建和文化整合、讨论国际文化交流与整合的方法论指导。
第四，实践整合、及实践论场的理论系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及其对跨世纪的下一代科学培养（薰陶、塑造）的方法指导。不仅全社会的文化建设，而且对青年人的教育，都应有一整套科学的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谋略。其中，本文所讨论的社会实践场论及其实践整合，可以与系统论、全息论一起构成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就教育而言，当代社会的实践已经给我们有所昭示，应该建立大教育体系及其大教育观。与时代节律、时代精神相吻合的教育改革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应该从学历教育转向人的素质、尤其是主体性教育；应该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继续教育和自我教育作统整（即整合）的把握；提倡文理渗透，统整课程设置，使受教育者具有渐趋完善的知识结构、科学方法，尤其是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等等。而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更加需要依据社会实践的发展，作统筹安排、综合治理，逐渐杜绝东一锤子西一棒、形式主义等习惯做法，建立科学的操作方式，真正理顺全社会的价值观念，弘扬正气，使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风貌自觉地紧跟时代的步伐。当然，这一切最终是要以社会经济形态及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主体形态〔15〕的总体网络的相互作用（振荡）为基础，即在实践的整合中趋向更有序、更完善。
注释：
〔1〕详见拙作：《整合概念及其哲学意蕴》， 《学术月刊》1995年第9期。
〔2〕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442页。
〔3 〕张一兵：《实践整合：人类总体行为有序互动的功能机制》，《求是学刊》1989年第5期
〔4〕张一兵关于“认知整合”，见《光明日报》1988年7月25日。另可参见李晓明关于思维整合的研究，见《哲学研究》1988年第5期， 《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5〕到80年代末，在我国社会学界所编著的《社会学》一书中， 对社会整合的一般原理的介绍就较全面了。见陆学艺主编《社会学》，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版。
〔6〕〔英〕艾伦·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35页、第241页。
〔7〕本世纪中叶以来， 辩证系统论的整体观愈来愈成为人们自觉运用的哲学方法。例如，著名史学家呈于堇先生，在70年代提出“整体世界史观”，旨在用整体的观点考察世界历史全局。我国年轻学者王克强先生则进一步提出了“从交叉科学看整体世界史观”、“整体技术史观”、“整体元素理论”等。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 期第134～136页。
〔8〕参见拙作《整合概念及其哲学意蕴》。
〔9〕张一兵， 《实践整合：人类总体行为有序互动的功能机制》，《求是学刊》1989年第5期。
〔10〕张一兵，《实践整合：人类总体行为有序互动的功能机制》，《求是学刊》1989年第5期。
〔11〕赵剑英：《实践学：实践问题研究的新视野》，《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
〔12〕张一兵教授已经对实践整合的基本特征、功能作用和历史状态作了概括性的界说，见《求是学刊》1989年第5期。鉴于此， 本文对“实践整合论”的解说，试图在不重复的前提下，作一些补充和展开。
〔13〕参见张一兵：《论社会实践场》，《江海学刊》1988 年第5期。张小军：《社会场论》，团结出版社，1991年8月版。
〔14〕张一兵：《实践整合：人类总体行为有序互动的功能机制》，《求是学刊》1989年第5期第23页，第24页。
〔15〕参见陈荣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社会主义改革》第3 —6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决定论论文; 主体性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辩证思维论文; 社会实践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