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市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社会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学理论中的市场
在此，我将要考察社会学家对市场所作的分析，尤其是他们如何尝试处理市场现象的复杂性的。首先要指出的是，社会学家对市场的关注要比经济学家少；但是也应该被强调的是，社会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或多或少是相互独立的。这一现象不幸的结果之一就是：在一个理论领域中产生的见解极少与其他领域相交流。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曾对此调侃道，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学家结束创建自己的“原始社会学”，而社会学家则结束创建自己的“原始经济学”（熊彼特，1954）。这种见解有其一定的道理。而在以下的部分中，我将要尝试展现的是：社会学家们已经对市场的理解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1.经典社会学理论中的市场
在早期的社会学家中，M·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对市场问题最感兴趣的一位。他认为经济学（在他那里，被称之为“社会经济学”－sozialokonomik）是一门包括“‘市场’的社会学”主题在内的范围很广的科学。并且，M·韦伯尝试对这种“市场社会学”的类型进行了描述（韦伯，1922）。而在其他早期社会学家们的著作中，也曾都涉及过有关市场的问题。特别是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和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齐美尔特别着迷于现代社会中货币的作用，而杜尔凯姆则强调缺乏规则的状况是如何影响不同区域的人们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的（齐美尔，1970,1908；杜尔凯姆，1893）。
M·韦伯对于市场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运用了大量的观点对其进行了分析。比如在作为一名律师的时期，他参与了一次对股票交易的公开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撰写了有关著作（卡勒斯，1988）。在研究中，M·韦伯对于市场投机的实质和股票交易在不同地点以不同方式组织起来的现象很感兴趣。此外，他也关心股票市场的政治性质，并认为这种政治性是“［不同国家间］经济斗争中的权力的工具”（韦伯，1894）。
19世纪90年代，M·韦伯成为了一名经济学的教授，不过他在关于市场的讲课过程中，仍然强调市场的斗争问题。当然，M·韦伯此时的研究已经有一些新的内容，他指出：“市场中的价格只是经济中斗争［价格斗争］的结果”（韦伯，1898）。他解释道：这种价格斗争超越了价格本身，它须被分为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参与市场交换的双方会产生“利益斗争”；另一方面，在某次交换过程开始之前，具有着潜在利益的交换各方之间，存在着“竞争的斗争”。
大约在十年之后，M·韦伯重新开始了他对市场问题的第三个时期的研究。此时的M·韦伯主要把自己视为一个社会学家。这一时期，他是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行动者解释论(Verstehen)的视角来展开对市场的分析的。在《经济与社会》这部著作中，他阐对市场这样定义道：
当复数的潜在方之间为获得进行交换的机会而展开竞争，甚至即使只是单方面竞争的时候，可以说市场就产生了。诸如当地的集市场所、定期集贸（如“长途集贸期会”）或交易所（批发市场），而在某个地点的物理性聚合，只是构成了最常规的市场形式。而恰恰是这种物理性的聚合，使得市场的最鲜明的特征，即如讨价还价的生意性得以充分显现出来（韦伯，1922）。
作为M·韦伯在早期的经济学理论教学的课堂上曾经展开过的研究的继续，这一时期的M·韦伯还对“交换”和“竞争”作了概念上的区分。在他看来，市场上发生的社会行动，更准确地说，是以竞争的形式开始而以交换的形式结束。在最初的阶段，“与其说各潜在方是受某一不确定的现实的大集团或想象的竞争者的潜在的行动所引领，还不如说他们只是照着自己的意图行事”（韦伯，1922）。然而，在第二阶段或最后阶段，产生了不同的情况，“圆满的交易只是由直接有关的伙伴的结合构成的”（韦伯，1922）。按照M·韦伯的见解，市场交换是不寻常的社会行为，因为它代表了两人之间最工具性和计算性的社会行动类型。M·韦伯指出，交换代表了“所有理性的社会行动的原型(archetype)”，并由此形成了“对一切有关胞兄弟情谊的道德体系的厌恶（韦伯，1922）。
M·韦伯还强调了市场中斗争或冲突的因素。他使用了“市场斗争”这一术语，并称其是“市场上人对人的苦斗”（韦伯，1922）。例如，他将竞争定义为是“一种‘平和’的冲突，……最终它体现为试图获得对任何其他人也同样觊觎的机会和优势予以控制的一种形式上和平的尝试。”而另一方面，他又将交换定义为是“有关各方在彼此让渡商品或其他利益的过程中，出于相互补偿的立场的一种利益妥协”（韦伯，1922）。M·韦伯还不断地强调：市场上商品的货币价格往往是市场各方权力斗争的结果。
最后，M·韦伯还对市场与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互动表示出了他的浓厚兴趣。他对规制（调节）机制在市场中所发挥的作用作了深入的分析。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M·韦伯阐释道，一个市场既可能是自由放任的，又可能是规制的（韦伯，1922）。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往往存在着一系列对市场的“传统性规制”。但他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理性化的进一步发展，市场所受到的规制越来越小。当绝大部分非理性因素从市场中被清除出去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就达到了“市场自由”和“市场理性”的最高峰。然而，要实现这种市场的理性化和市场的可预见性，就必须充实相关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中包括对劳动者生产手段的剥夺（韦伯，1922）。换言之，资本主义市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仅能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同样，也能在《一般经济史》一书的字里行间中，看到M·韦伯是如何论述市场的历史进化的演绎过程的。
2.五十年代复兴市场的社会学分析之尝试
虽然早期的社会学家们为研究市场的社会学方法确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种市场的社会学理念并没有得到人们的理会，20、30年代，几乎没有一部著作是按照这个思路创作的。然而，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50年代，人们开始尝试恢复市场的社会学分析，其代表人物包括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802～1979)、尼尔·J·斯梅尔瑟(Neil Joseph Smelser,1930～)和卡尔·珀拉尼(Karl Polanyi,1886～1964)。帕森斯和斯梅尔瑟在《经济和社会》(1956)一书中首先提出，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应该以一种多彩的方式结合起来，他们还假设了一些“市场社会学发展体系的出发点”（帕森斯、斯梅尔瑟，1956）。在该书中，作者暗示道，人们除了将他们的大部分的努力放在另一项任务上，即基于市场在作为一整体的社会系统中的位置，在深度上及“社会学类型”方面揭示各种市场的差异之外，还可以将市场定义为一个独立的子系统（帕森斯、斯梅尔瑟，1956）。他们阐述道，根据AGIL分析框架（即A：适应；G：目标达成；I：整合；L：模式维持之四种功能的分析框架。按照帕森斯的观点，四种功能分别对应的社会子系统是，A：经济；G：政治；I：共同体；L：价值体系——编者注），经济子系统与其他三个子系统之间即呈现出各自的边界，并且又依赖于被内卷化(be involved)于其他系统的某部分领域，市场将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被结构化（参见斯梅尔瑟、R·斯维德伯格）。然而，帕森斯和斯梅尔瑟在《经济和社会》一书中对复兴市场社会学的尝试，相对于该书的其他部分而言，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斯梅尔瑟，1992）。
我们可以发现卡尔·珀拉尼著作中对市场所作的分析并不比帕森斯和斯梅尔瑟的分析来得更抽象，却更有雄辩力。在珀拉尼看来，发现一种关于市场的新的方法论是绝对必要的。事实上，“这构建了今天经济学研究领域主要的知识任务”（珀拉尼，1957）。珀拉尼特别反对将整个经济系统与市场等同起来的“经济学家的谬见”，有鉴于此，他指责道：经济的真正本质已经被扭曲了。而珀拉尼将他自己的工作视为是要发展一门新型经济学的尝试，在这门新型的经济学中，经济完全附属于乃作为一整体的社会。
珀拉尼关于新经济学观点的首次具体的尝试，体现在他的《大转换》(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一书中。在这本著作中，他的目的在于解释为什么市场在现代社会中变得如此重要。珀拉尼指出，经济学家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往往是通过设想人们进行相互交易和物物交换的天性来解释的，并由此对历史上的小规模市场向现代大市场的自然演进的历史作出一番描述。然而，这在珀拉尼看来，其意义微乎甚微。而他的解释则采用了与常规的经济学不同的方法。利用森沃德(Thurnwald)、派瑞尼(Pirenne)和海克斯彻(Heckscher)等人的著作，珀拉尼指出：很早以前只存在两种公平的小规模市场，即地方市场和外部市场（即长距离贸易市场）（珀拉尼，1944）。这些市场类型通常既是被规制的，又都不具有形成一种经济突破的足够的内在动力。真正的经济变化是由欧洲历史上两件具有分水岭性质的大事促成的。一是重商主义国家创建了“内部市场”（国内市场）；二是英格兰在十九世纪中叶对所有市场外在规制因素的彻底铲除。为了强调重商主义在创建国内市场中的作用，珀拉尼借鉴了施穆勒(Gustarvon Schmoller,1838～1917)的一些见解（施穆勒，1884），然而他对英国历史的解释，则完全是由他本人完成的。珀拉尼阐述道：大约在1830～1850年间，在一次欠考虑的、高度乌托邦式的试图把英国变成一个“大市场”的尝试中，市场的所有规则被彻底废弃了。在突然之间，人们把土地和劳动变成了市场上可以买卖的平常的产品。这一结果对于普通人民来说，意味着无以言喻的痛苦，直到最后采取报复行动来保护整个社会远离“自我规制的市场”，但是这些报复行动具有其矛盾的动力，珀拉尼从20世纪的许多主要事件如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追溯到发生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整个社会转变为一个巨大市场的激进性的尝试。
作为《大转换》一书的另一部分的分析，珀拉尼导入了关于市场的新的术语和新的理论视角。但在当时也许是书中讲述的故事情节太引人入胜，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然而，在1950年代的著作中，他的分析更直接地聚焦并发展了他的分析中的概念部分。在他的一篇至今仍声誉不减的著名论文《作为建制过程的经济》(1957)中，珀拉尼明确表达了他的新概念，他开始着手对现存的组织经济的不同机制进行讨论，如“互酬性”、“再分配”和“市场交换”等。正如把市场看作是只能通过市场交换组织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一样，把贸易等同于市场，把货币等同于交换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正如珀拉尼指所阐释的那样，贸易和货币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珀拉尼指出，市场并不是像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市场的存在首先要有“需求群体”、“供应群体”和以“等价”方式运作的机制，除此之外，他还增加了许多功能的因素，比如“物理位置、财物的赠送、风俗以及法律等”（珀拉尼，1957）。但是也不能把这些等同于经济理论上的标准的市场，因为我们既能制定价格，又能进行讨价还价。珀拉尼指出：由竞争而引起的价格经常性地上下波动，这代表着发展的相对晚期。所以，珀拉尼的主要观点是：经济学家眼中的典型市场只是有序交易的许多可能的形式之一。
3.市场社会学的再生
珀拉尼关于市场的观点在人类学中引起了长久而激烈的争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史学界。然而，他们在社会学中产生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在1950至1979年间，几乎没有一部关于市场的社会学著作面世。不过进入1970年代之后，社会学家们重新开始对研究市场产生了兴趣。巴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1918～)的论文《市场的专制化》在1970年代中期发表；同时，德国社会学家科劳斯·海因尼曼(Klaus Heinemann)提出应该建立市场社会学（海因尼曼，1976）；关于不同类型市场的社会学研究也随之开始出现，如1973年伯纳克(Bonachich)，1974年的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1974年的沃拉斯坦因(Wallerstein)，1977-78年的D·马乔(D.Maggio)，以及1979年代的V·扎丽泽(Viviana Zelizer)的工作。马克，格兰诺维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为网络方法论的先驱，格兰诺维特利用此类方法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并发现在这一市场中朋友和熟人对于寻找工作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沃拉斯坦因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则探讨了贸易和国际市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组织理论方面，研究者也开始对市场产生兴趣，这一点在关于资源的独立性和人口生态方面的著作中，显得极为突出（帕菲佛、萨兰西克，1978，安南、弗利曼，1977）。
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社会学界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市场的著作，各种不同研究方法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这包括以哈瑞森·怀特(Harrison C.White)、罗纳尔德·伯特(Ronald S.Burt)和韦恩·贝克(Wayne Baker)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结构理论；以葛尔西亚(Garcia)和史密斯(Smith)等为代表的社会建构方法；以汉密尔顿(Hamilton)等为代表的历史比较方法；以卢曼(Luhmann)为代表的社会系统论；以本斯(Burns)和弗拉姆(Flam)为代表的社会规范理论；以欧普(Oop)和冯堡戈(Venberg)为代表的博弈论，以及以科林斯(Collins)为代表的冲突理论。此外一些社会学家如斯廷克康伯(Stinchombe)和鲍威尔(Powell)等，也从近期的经济学著作中，特别是从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市场与等级》一书中，获得了灵感。
在这些有关市场的社会学理论中，所谓的结构理论显得极为突出。在有关市场的争论中，这一理论之所以起着支配作用，有以下两大原因：一是它代表着建立社会学理论的最持久的努力；二是它吸引了一大批不同寻常的极富竞争力的研究者，如怀特、伯特和贝克。结构方法论在大多数社会学家心中根深蒂固，除市场以外，社会学家也经常将其作为主题。一般来说，结构社会学的特征是把它的注意力放在社会的结构上，它试图用一种具体的方式来勾画出结构的轮廓（通常通过网络），其对心理学和文化方面的解释怀有较深的怀疑。由于其反对把价值、观念和文化作为中心来进行社会学的分析，结构性方法论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不少的争论。
如果说，有一个人因为引发社会学家们对于市场的兴趣，从而获得信誉，那个人就是哈瑞森·怀特（怀特，1979,1981a,1981b）。怀特对市场的研究开始于1970年代中期，他在研究中提出了关于市场的基本问题，即“为什么某种特定的市场能得以成立？为什么某种市场能维持下去？事实上，哪一种可被经验观察到的社会结构才是市场？”（怀特，1981b）人们可以发现在怀特的著作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新古典经济学不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在怀特看来，当代经济学家们事实上对具体的市场毫无兴趣，他们所关注的只是与生产市场相对的交换市场。怀特指出，“不存在市场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只存在一个纯粹的交换理论”（怀特，1990）。
怀特关于市场的理论方法，深受经济理论的影响。事实上，他参考了马歇尔(T.H.Marshall)和张伯伦(Chamberlin)的分析，但首先并且最主要地还是吸收了米切尔·斯宾思(Michael Spence)的“市场信号理论”(theory of market signalling)中的社会学的倾向性。在怀特的市场理论的主要特征中，斯宾思的影响非常明显。怀特认为，市场是由市场参与者间的交互信号或沟通再生产出来的社会结构组成。怀特笔下的典型市场是生产市场，原因在于它与交换市场相反，体现了工业经济的特点。怀特指出，一个生产市场一般由一定数量的企业组成。每个企业都把其他企业视为市场的组成部分，同时，每个企业也被买方视为市场的组成部分。“市场程序表”是建构一个市场的中心机制，怀特将此种机制用函数W(y)来表示，其中，"W"代表收益，"y"代表产量。在怀特看来，这一市场程序表比经济学家门需求一供给的分析更符合实际，因为商人知道生产所需的费用，并会尽力通过决定产品的生产数量来使收入最大化，如果他们计算正确，他们将能在市场中为自己的产品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并使顾客在购买产品时了解到这一点。在怀特的著作中，人们所能看到的他对市场所作的最为贴切的定义是，“市场是相互密切监督着的生产者实在的同行圈。来自买方的压力构成了一面镜子，借助于这面镜子，生产者们审视到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消费者（怀特，1981b）。
罗纳尔德·伯特对市场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他撰写学位论文的时期。在他对市场的最初的研究中，他运用了特殊的数据模型，即在美国制造业的投入—产出表（伯特，1982,1983）。在这些数据资料的基础上，伯特开发出了一种描述市场结构的新概念：“结构性自治”(structural autonomy)。伯特指出：一个行动者，比如说一个企业，是否是自治性的，依赖于三个要素：①企业与其他对手的关系；②企业的供应者之间的关系；③企业的顾客之间的关系。当符合如下条件时，企业的自治性也就达到了最高程度，即①没有竞争对手或竞争对手很少；②大量的小型供应商；③大量的小型主顾。伯特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以下的结论，即结构性自治的程度越高，企业的利润就越大。即使具有很大的市场压力的企业，也将会在形式上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合并董事会等，使他们的竞争对手成为自己的新董事，从而提高企业利润。然而，对后一个观点的经验性的支持材料尚显得力度不够。
和伯特及怀特一样，韦恩·贝克也是在1970年代发展起他的结构方法论的。在其博士论文《作为网络的市场》(1980)中，贝克提出了关于市场社会学理论上的一般性的理论论点，并附有鲜明的经验性分析。在贝克看来，经济学家对市场的分析是含蓄的而不是精确的。“由于经济学家们只是典型性地假设市场——而不是研究市场，所以，大多数的经济学分析都含蓄地赋予‘市场’以一种‘无特征的平面’的性格”（贝克，1981）。然而，在现实中，市场并不是同质性的，而是以各种方式被社会性地结构化的。对这种结构的分析构成了“‘作为网络的市场’的中层理论中的主要的作业”（贝克，1981）。
在贝克论文的经验性的分析部分中，对如何能在网络分析法的帮助下层开这一理论作业的问题阐述得十分清晰明了。贝克的经验性研究论文是被分开发表的（贝克，1984；贝克、伊耶，1992）。利用从全国保险市场上收集到的经验性材料，贝克论述道，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市场类型可以被区分：一种是小型的、相当紧密的网络(xyz)；另一种是规模较大的，有着更多差异性的松散的网络(abc)。在此基础上，贝克指出：那些把市场看作是无差异性实体的标准的经济学观点具有误导性。但是贝克还想说明的是：市场的社会结构对于市场运作过程具有某种影响。为了证实这一设想，他关注着价格选择的变动性。结果他发现，分散的、较大的网络(abc)，比小型的、更为紧密的网络(xyz)，会产生更多的变异性。他归纳道：“社会结构的模式会戏剧性地影响价格浮动的方向和大小”（贝克，1984）。在贝克的研究中，同样清晰的是，他指出了以往的旧观念的错误性，即所谓的市场越完善，卷入其中的行动者就越多的观念。
尽管关于市场的结构研究法大体上代表着主要的前进方向，但还是有其他关于市场的社会学方法存在，甚至其中有些还直接对结构方法提出了挑战。例如，有些评论指出：结构方法缺乏文化尺度（扎丽泽，1988；祖金、D·马乔，1990）。而更一般的批评则认为，有必要建立起分析市场的法律政治尺度。
网络研究法的主要缺陷在于，其对象是如此的松散，以至于很难看出它们如何能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世界。换言之，网络研究法缺乏政治模型；缺乏市场交换的社会先决条件（例如，财产权观念，支配结构，或交易规则），并且它也无法着手对行动者如何建构世界予以概念化（弗里格斯坦、马里杰特，1992）。
第一项指控，即网络研究法忽略了市场的文化尺度，是由扎丽泽在1980年代末，在其一篇纲领性论文中率先提出来的（扎丽泽，1988）。扎丽泽明确表示，她对于倡导一种完全的市场文化理论并不感兴趣，并相信这种理论终究是无效的（参见汉密尔顿和毕哥特在1988年提出的论证）。但她也强调，社会结构法以无根据的怀疑态度来看待文化，将文化视为仿佛是过去危险的圣教观念的残余。然而，这种态度很容易在许多方面使得有关市场的社会学分析陷入困境，并会被看作是“社会结构简化论”的一种形式（扎丽泽，1988）。因为首先这恐怕会割裂社会学与人类学或社会史研究中有关“市场文化”的令人兴奋的新文献资料之间的联系（托斯格，1980；瑞迪，1984；阿纽格，1986）。其次，它阻碍了社会学家全面理解不同类型的价值体系在市场中所发挥的作用。
扎丽泽在自己的著作中，阐明了在市场社会学中考虑不同价值的重要性。在她的第一部主要著作《道义与市场》(1979)中，她分析道，在美国人寿保险的政策下，建立一个市场是如此的困难，因为提高寿保价格会招致人们的普遍的抵制。在她的第二部著作《对无价的儿童进行估价：儿童社会价值的改变》(1985)中，扎丽泽利用逆反的方法研究了相似的进程：即在世纪之交，孩子们是如何从劳力市场中被解脱，并且是如何被笼罩在与货币价值相对的高情感价值之下的。甚至正如扎丽泽在最近的大多数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货币也不总是以中性的“市场货币”起作用，而是根据人们的理解来扮演不同的角色，如“家用货币”或“慈善货币”等（扎丽泽，1989）。
人们对结构研究法进行批评的第二个主要的观点，是和它没有适当地结合法律政治的尺度进行分析联系在一起的（弗里格斯坦，马里杰特，1992）。弗里格斯坦(Neil Fligstein)关于美国企业的著作《企业控制的转换》(1990)可以作为在这一方面如何去拓展结构分析的一个范例。在弗里格斯坦看来，产业市场是通过企业之间的互动被创建起来的，而不是由企业自身所形成的或通过技术的进步建立起来的。而阿尔弗雷德·坎德勒(Alfred Chandler)和奥利弗·威廉姆森的假设，即现代美国企业的出现或多或少是作为19世纪末全国性市场形成的机械性回应之假设，结果是错误的。此外，任何市场的最终仲裁者总是国家；而且国家还在使以下的那种认知有效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这一认知是，诸企业拥有如何解决它们的竞争问题的自主权（用弗里格斯坦的术语来说，叫做“控制的概念”）。
国家在构建市场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这是最近许多关于市场的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例如，社会学家们指出：行动者会尽可能地利用国家来改善其在市场上的地位，从而回避经济领域中的竞争（艾特琼尼，1988；斯蒂格勒，1981）。有学者遵循珀拉尼的观点提出，如果要使市场最终不自我毁灭的话，国家就必须采取一些手段来降低经济中“市场性”的程度（波洛克，1991）。坎普贝尔(Campbell)和林德伯格(Lindberg)指出：通过操纵财产权，国家可以影响市场运作的方式（坎普贝尔、林德伯格，1990）。最终，各类国家代理者管理不同的市场，从而维持特殊市场的“道德秩序”和作为一整体的经济体系的“信任机制”（夏皮罗，1984,1987；伯特，1988）。
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市场的方法的整合
综观历史，现实世界中的市场呈现出了巨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将市场分析为具有其自身理由的社会现象——而不仅仅是决定价格机制——的令人感兴趣的努力，在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学中都已经被尝试过。例如，在经济学中，马歇尔制定过一个如何去研究“诸市场的组织”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虽然他本人没有完成这一计划，但人们仍能在他的著作中发现他对诸市场种种分类的假设性的尝试。按照马歇尔的观点，可以根据空间、正式组织、非正式的规则，以及具有社会联系的买卖双方的“在场”(presence)或“不在场”(absence)等标准，对市场进行分析。在理解具体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这一点上，张伯伦和马歇尔具有同样的兴趣，他特别强调，由于专利、商标、销售者信誉等诸如此类的原因，造成了产品的差异性（并由此引起市场的差异性）。而进一步针对市场的更为复杂的理论，还可以在（把市场看作是一个解中心化过程的）新奥地利经济学派（以卡尔·蒙格，Carl Menger以及L·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他的学生，《通向奴役之路》一书的作者、诺贝尔奖获得者弗利德利奇·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为代表——编者注）、（关注市场间和市场内的堕距及各种期待角色的）凯因斯（John M.Keynes,1883～1946）以及（强调市场行动者注重各种相互行动的）博弈理论家的著作中被发现。在这种语境下，产业社会学的诸多研究工作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丹尼斯·卡尔顿(Dennis Carlton)关于“市场出清机制”(Market-clearing mechanism)的研究。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有关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的研究也贡献了较为复杂的理论图式。而最后，新制度经济学则已公开论述道：市场不仅仅是决定价格的机制，人们还可以将它理解为有其自身理由的制度。例如，R·科斯(Ronald Coase)把注意力放在交易的合法尺度上，并导入了能够把握市场现象特征的概念，如交易成本、搜索成本、执行成本以及测量成本等。
在社会学界，将市场作为一种有其自身理由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以分析的种种努力早已有之。如M·韦伯曾强调冲突和社会规制在建构市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近来更多的社会学研究尝试把其首要的任务用来说明：市场并不单单是由买卖双方进入其中并与他人进行交易的一些同质的空间构成，而是一个独特的互动网络。社会学家们还试图强调法律和政治因素在市场发挥功能过程中的作用。而随之，在社会学家和新制度经济学家之间引发了一场关于某种效率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解释诸特定市场之结构的争论。虽然，在理解市场的社会结构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一种将市场仅仅作为交换机制来加以分析的顽固倾向。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社会学界，也同样发生在经济学界。这种倾向阻碍了一个完整的市场理论的产生。市场不只是包括交换行为，还包括法律和政治因素。沿着M·韦伯的思路，我认为，市场现象的核心不仅仅由交换这一种因素所构成，它应当包含有两种因素：竞争以及与竞争相联系的交换（见图一）。更确切地说，一个市场的社会结构是由以大量的行动者（买方和／或卖方）之间的竞争开始，而以一些行动者的交换为结束的一种特殊的互动类型所赋予其特征的。不管市场上存在的是什么，相对于这个首要的互动结构来说，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一个市场可以被说成是存在于复数的潜在方之间为获得进行交换的机会而展开竞争，甚至即使只是单方面的竞争的任何地方。在某个地点的物理性聚合，只是构成了最常规的市场形式。”（M·韦伯，1922）
图一：
虽然M·韦伯把竞争看成是任何社会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他并没有作具体的阐述，例如，为交换而产生竞争是延伸到市场之外，还是被限制在市场之内等。不管M·韦伯对此问题的解答是什么，如果作为为交换机会而展开的竞争的市场概念，还包含市场之外的那些部分——如果它还包括（用马歇尔的术语来说的）“生产中的竞争”和“交换中的竞争”（马歇尔，1890），那么，这个概念将变得还要有趣。更确切地说，当为交换机会而进行的竞争开始渗透到市场之外大多数的社会领域中时，市场将使曾经是社会中失去活力的力量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在所有的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为交换机会而展开的竞争。
按照M·韦伯的假设把竞争因素和交换因素结合起来，相比较目前出现的有关市场的理论而言，是更为完整的市场理论。关于竞争的文献能够直接被整合进有关市场的理论之中。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在此只能向读者提供一些有趣的资料，且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完整的竞争概念在此并未显得有多少有用性，与此相反，那些更为现实的竞争理论也能在经济学思想中被发现的。读者们会发现很少有关于竞争的社会学文献可供他们钻研。为了显示市场理论如何由于竞争因素的加入而变得更为有趣，按照M·韦伯的设想，我将把注意力放在一个特别令人有启发的关于市场的社会学解释上，那是齐美尔所作的解释，尤其是在他的《社会学》一书中所作的解释（齐美尔，1903）。
在齐美尔看来，竞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非直接的冲突”形式（齐美尔，1908）。它不同于普通的冲突形式，因为它不是直接针对对手的。竞争是包含着“平行性的努力”。与尽力去消灭一个对手的那种努力不同，竞争者总是尽力去超越对手。这意味着那种额外的能量被释放了，并且这还意味着，与其说社会仅仅从竞争的获胜者那里获得益处，还不如说社会从所有行动者的努力中获益。由于竞争的获胜者总要指望自己被第三方认定为是精良，所以每一个竞争者都尽量地去揣测第三方的愿望。齐美尔几近夸张地这样描述道：
竞争无数次地达到了通常只有爱情才能达到的境界，那就是预测到其他人的内心的愿望，这甚至在他本人意识到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竞争对手的敌对紧张状态促进了商业者对于公共趋势的敏感性，甚至赋予其迅速的洞察力（齐美尔，1908）。
齐美尔还强调说，即使每个竞争者是被其所期望在交换中获取的利益所驱动，然而如果一次真正的交换要存在下去的话，他或她必须要产生出交换的另一方所需要的东西。换言之，竞争“提供了一种作为创造客观社会价值之手段的主观动机”（齐美尔，1908）。齐美尔对竞争的作用所作的描述，回应了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讨论，只不过在这一回应中，竞争“对个人而言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的问题，转变成了竞争“对类或群而言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以上我们回顾了市场理论的许多成果，诸如实施成本和测量成本的概念等，这些概念恰好都能够被纳入到M·韦伯的为交换而竞争的市场理论之中。在这些近期出现的理论的基础上，也有可能发展出作为社会结构的各种市场的分类学（见表一、表二）。首先，依据竞争所触及社会生活领域的程度的不同，可以区别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市场。例如，在中世纪，典型的城市市场并没有对社会的其他领域产生影响。而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主要的市场形式上都是自由的，且其特征是竞争，而竞争不仅发生在市场领域中，也发生产生领域中。实施成本和测量成本在历史上是不同的。但是随着现代国家中标准的计重法和测量法的出现，这些费用开始下降，甚至已可被忽略。然而，在现代的各个市场中实施成本和测量成本还是存在着差异性。例如，由于国际资本市场的无效的治理，经常很难精确地判断出劳动力市场的交换水准。为了完整地展现出市场的社会结构，在表一和表二的市场分类中，还引进了其他的因素，诸如买主和卖主的数量，行动者以个人还是组织的形式出现，或者行动者是否被组织起来等。
表1 历史性市场的社会结构（理想模型）
竞争交易
前历史市场（例如
竞争的程度很低，它对
人们主要通过讨价还
在小共同体边界上
市场之外的社会影响也
价和以物易物进行交
的市场）
很小；市场参与者人数
易。交换主体来自不
较少。 同的社会共同体，对
所有主体有着严格的
行为控制，交换效率
很低（由于实施成本
较高）。
早期的长距离贸易
竞争是在职业性贸易商
存在多种不同的组织
市场（例如耶稣时
人间展开；贸易对象主
跨文化交易的形式；
代“丝绸之路”）
要为数目有限的奢侈物
交易成本较高并难以
品，竞争还未深入地影
预测，但经济交易的
响社会中的生产组织。
利润也是巨大的。
竞争是当地化的，并且
交易中讨价还价是典
中世纪的市场（
在城市市场中有着严格
型的，交换不是以标
例如城市市场）
的规制；竞争行为只是
准商品为基础的（较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某些
高的测量成本）、市
领域；另外，其经济规
场中的交易秩序受到
制是传统的。
特别的保护，但是交
易实施成本仍较高。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
产生了许多种能促进
现代资本主义市
际间，其竞争在形式上
交易的理性化机制（
场（例如资本市
是自由的；竞争行为已
较低的搜索成本）；
场）经深深地扩展到社会的
讨价还价只限于差价
所有领域之中。“市场
部分；整个现代国家
中的竞争”和“生产中
机器都在支撑着交换；
的竞争”同时存在）。
（较低的实施成本）。
表2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的社会结构（理想模型）
竞争交易
一般存在着众多的卖方
分散化的交换（搜索
劳动力市场 （个人），而买方（组
成本较高）。由于工
织）较少并更有权力；
会、雇主机构和公平
竞争受到工会、立法机
规则的限制，讨价还
关即雇佣机构的调节；
价的余地很小，测算
卖方间流动性的缺乏使
问题不是以所有权为
得竞争常常局限于某个
根据，而是相反，它
地域之内。
是与代理人有关的权
利的传达有关的。
买方和卖方的数目比较
交换是集中性的，通
少，并且基本都以组织
常以组织化的市场出
的形式出现，资本交易
清机制的形式出现，
资本市场
既受政府的规范干预，
有利于降低搜索成本，
也受私人规则的约束；
国家机器在国内支撑
竞争是在全国或全世界
着整个交易，并且交
范围展开的。
易意味着产权的彻底
转移。
卖方较少（往往以组织
交换过程中，讨价还
的形式出现）而买方较
价较少，价格是固定
消费品市场 多（往往以个人的形式
的。交换地点固定而
出现），买方中间不存
松散（如商店、购物
在着组织；竞争一般是
中心），搜索成本下
自由放任的，但也有一
降。交易的实现意味
些公共的规制。 着产权的彻底转让。
买方和卖方都很少，并
交换是分散性的，一
且都是组织。在这类市
般采取双方协商的形
产业市场
场中存在着买方和卖方
式。交易后产权全部
的经常性的网络。被转让，但卖方仍有
义务要履行。整个市
场的搜索成本较高。
注意：在形式上，所有资本主义市场是自由和理性的。竞争已经深入到社会（“市场中的竞争”和“生产中的竞争”同时存在。）
在当代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可以发现许多创造性的努力。这些努力的主要目的在于试图用将市场看作是一种以其自身的理由而存在的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视野，来替代将市场看成是一个简单的交换机制的传统方法。这种努力显然还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最终的任务是发展出一种分析性的兴趣模式，它可以被有效地应用于经验研究中。M·韦伯的关于可以将市场看着是为交换而竞争的一种互动形式的假设，代表着完成这一尝试的途径。然而，我们仍然丝毫没有解决将市场理解为特定的社会结构的问题。毫无疑问，无论在经济学理论中，还是在经济社会学的议事日程上，都仍将然是较为紧迫的课题之一。
标签：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交换理论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韦伯论文; 经济论文; 丽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