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律性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客观上要求改革从过去的全能政治体制中演化而来的现行政治体制。一方面，与现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以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并将其改革深入推进；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
就改革政治体制而言，必须以基本政治制度不变为前提，同时又迫切需要根治现行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适应发扬人民民主，不适应逐步实现依法治国的某些弊端。这既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又要求我们关注改革的过程，深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稳定发展的关系并力求做出带规律性的认识结论。
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在人类已经历过的政治变化过程中，是有其规律可循的。
政治现代化过程证明，政治体制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在于：政治体制的制度化程度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政治体制，包括政党组织，其制度化程度与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般而论，政治体制的制度化过程也就是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过程。制度化程度偏低，政治不稳定因素或潜在的政治不稳定因素相对增大。主要表现为：（1 ）由政治体制制度化程度偏低而导致权力结构不合理，权力的运用失去规范，权力自我扩张，增大权力的负面效应。如权力腐败、权力资本，行政低效而无力、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作风等等。（2 ）由政治体制制度化程度偏低而无力约束个人和集团欲望的泛滥，政治状态充满着社会势力之间的竞争，造成政治不安定。（3）政治体制制度化程度偏低， 政治参与水平相对超前，政治参与的较高期望或离开合法渠道表达政治愿望对政治稳定来说，具有潜在的不稳定因素。（4 ）政党组织的制度化程度偏低，容易导致由于政党内部各派主张对立，从而出现政治不稳定。上述四种类型的政治不稳定因素，必须在民主与法治相结合的原则上，对权力合理配置、限制和监督，提高政治体制和政党组织的制度化程度，逐步消除不稳定因素。这是人类社会政治过程中，政治体制运行的制度化规律。具体体现为，以法律约束权力，即法律规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主张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以民主监督约束权力，主要通过新闻舆论监督，经济民主及各种民主权利的行使规范权力的运作；以权力限制权力，是指为了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将权力分散，实行权力分殊化，用权力制约权力。对此，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但应重视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建设，强化对权力的约束，使之规范运作。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制度化程度不适应改革、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深刻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7页）在另一次讲话中， 邓小平同志又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样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在这里，邓小平同志的第一段话提出了要从具体制度上，以民主和法制为基本内容，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现行政治体制。而从第二段话的内容中，则不难看出，邓小平同志指出了我国政治体制制度化建设应达到的某种程度。
政治现代化过程还证明，政治体制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在于：政治体制适应社会经济变革的能力和自我变革能力的强弱，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里，政治体制适应社会经济变革能力是指运用国家行为来推行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能力。具体表现为：（1 ）制定和执行改革政策的能力。包括选择改革的时机、决定改革的优先顺序，实现局部的渐进变化。在制定和推行改革政策时，必须有效地控制社会变化，使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与政治体制的结构性改革基本上相互适应。（2 ）政治协调能力。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必将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并引起阶层结构的变化。政治体制必须具备调节和适应这种变化的能力。政治体制的自我变革能力是指与社会经济变革相适应，政治体制内部的自我改革和完善的能力。些外，政治体制的自我变革能力还取决于完备的政治功能和高效行政。完备的政治功能意味着能够有效适应特定社会变革的要求，有效行政意味着政治体制在整个系统范围内的有力行政。历史证明，从经济发展到政治发展并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往往需要准确把握社会经济变革对政治改革提出的要求。或者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主动改革。原苏联解体、东欧演变，如果要从政治上分析原因，可以这样说，除了推行政治改革的措施不恰当外，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僵化程度，不具有弹性、不具有政治包容性则是主要原因之一。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这个现实，着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中国政治》——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 第5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从政治学角度分析，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 就是旨在提高我国政治体制适应社会经济变革的能力和自我变革能力。
提高政治体制的制度化程度和自我变革能力，是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政治过程，经历了政治兴衰，从经验和教训的角度给我们提供的规律性认识，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所应遵重的共同规律。同时，还应当看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各个国家的特殊性，不仅没有被弱化，而且以更强劲的势头日益呈现出来。由于各国面临的条件不同（包括所处的国际条件及周边环境条件、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及地缘关系等诸多不同）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近期目标不同，因而，各国由于社会变革、经济变革所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目标、力度也不可能形成某种模式。这就要求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国情或特殊性予以高度的重视，深入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规律。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既不能神话西方的政治模式而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同时又由于前苏联解体、东欧演变，而使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参考和借鉴。必须承认，改革现行政治体制，我们是在走一条人类从未走过的道路，具有很强的探索性。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不适应部分，使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适应。从上述意义上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就要求我们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规律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确立体制创新的新思路。当前，特别需要深化以下规律性认识。
体制创新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在我国现实发展中特殊的表现的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具有相对独立性，政治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恩格斯高度概括和总结了三种类型的反作用：一是同向性，即政治权力同经济发展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二是逆向性，即政治权力同经济发展相比，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三是同向性和逆向性交替起作用。在“这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483页）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原理， 揭示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从理论上，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早在1986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0页）在这里，邓小平同志不仅讲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而且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在各项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客观上要求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是因为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根本政治制度不变而带来的。前苏联和东欧的根本政治制度变了，至今的改革和发展很不顺利，动荡太大。但是也必须看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如以权谋私，司法不公正的现象还存在，行政效率低下，社会分配不公等现象，则与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相联系。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要求。只有通过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内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依法行政，才能逐步加以解决。从另一方面看，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还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改革成果的保证，已到了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中某些不适应部分的时候了。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要求政府体制和职能相应改革，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廉洁的有限政府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实现政企分开，实行企业民主管理，权力资本应退出市场；建立股份制企业要求实行经济民主等具体问题，客观上必须通过改革政治体制才能深入发展。其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深刻的革命性。改革是一场革命，政治体制改革是把改革推向前进的一个标志。这就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蕴含有丰富的革命性质。在这个问题上，应尊重客观实际，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创造有利的条件。
体制创新的目标取向。总体上说，体制创新的目标取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是对其弊端的扬弃，从而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治体制，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巩固和发展。并不存在改革政治体制会改掉基本政治制度的问题。根据苏联解体和东欧演变所提供的教训，既要认识到我国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必须坚持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也应该看到，前苏联解体和东欧演变，政治体制长期高度集权僵化也是其重要的原因。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在于缺乏健全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为此，体制创新的基本内容，总体上说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逐步实现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民主政治与法治的伴生关系既表现为民主政治的各个环节、各个具体制度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同时又表现为，没有坚固的民主制度，也很难有可靠的法治，法治又必须建制在民主基础上。否则，无论是民主，还是法治，都有可能流于形式。因此，按照民主和法治相统一的原则，改革现行政治体制，是体制创新的基本思路。
从体制创新的过程来看，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应充分运用和发挥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功能作用，改革现行政治体制，健全社会参与制度、社会议政制度、社会监督制度和社会制约制度，逐步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依法操作政治功能，用法律程序的方式制约国家权力，使权力的运用达到规范化和程序化，提高政治体制的制度化程序，有利于减轻改革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阵痛，降低社会改革的成本或代价并促进社会主义公正原则的形成。只有按照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原则，建设民主的法治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对重大问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国家重大事项的决定依照民主的原则按法律程度进行，保证令行禁止，政令畅通，妥善地化解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和纠纷，加强团结，增强凝聚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共同奋斗。实现更高程度的政治稳定，为最终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创造和奠定有利的政治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
体制创新要求观念变革。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借鉴人类共同的有益的政治经验。在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强调要有一个阶级立场，即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这是不能忘记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为了完成反封建的任务，社会主义可以借助资本主义社会运用的政治经验，如民主、自由、平等等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需要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经济上的某些共同性决定了在政治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共同的东西。如人民主权、代议制、责任制、公务员制度、权力制约机制、依法治国等治国方略和手段，在推进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政治体制改革，应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借鉴人类社会共同的有益的经验。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形式和多党制，一是因为我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因为我们的国情有别于西方社会。但这并不能看作是权力可以不受到制约和约束，也并不是唯有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才能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换言之，权力要受到制约是权力运行规律所要求的，权力运行规律具有共性。权力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使其具有自我滋长的特性，权力是一种强制力，具有排他性和扩张性，当权力处于没有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易产生权力失范，被滥用甚至走向腐败。我国经济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办事。同样的道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也需要尊重权力的运行规律，借鉴人类社会积累的制约权力的政治经验，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现行政治体制，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中国政治》——面向新体制的选择的时代，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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