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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从逻辑定义的准确程度上衡量爱德华·布洛（ EdwardBullough）提出的“心理距离”（psychology distance）一词， 那么，这一概念或许是不够严格的。在此基础上提出的“适中距离”、“距离极限”、“距离内在矛盾”等说法也就显得含混而玄妙。对这点，近代美学界不是没有微词的。然而，布洛的审美心理距离说并未因此而消声匿迹，它不仅成为本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美学理论之一，而且在审美实践活动中为人们所领会、所接受。布洛距离说的合理内核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距离才是审美的“适中距离”？怎样才能获得这种距离？是本文想探讨并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距离与纯粹审美观照
布洛距离说的合理内核是既强调了审美中无关功利的观照态度，又强调了审美活动最终离不开实用功利。这个由布洛在美学领域首先提出的崭新概念——距离——出现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它由我们的自身感受所形成，是一种“心理的距离”。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也可以转换为这种心理距离，布洛称之为心理距离的“特殊形式”。
强调审美的无功利观照态度，在美学思想史上可谓源远流长。东方庄周、西方柏拉图、继之而起的夏夫兹博里、康德、叔本华等等，都谈及这方面问题。其中说法虽不尽一致，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审美中的“无关功利性”。这确是审美心理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发现，诚如哈罗尔德·奥斯本在《美学与艺术理论》中所高度评价的那样，这个发现有如找到了心灵中的一块新大陆，或者说，发现了“自我意识”中的一块崭新的领域。在这点上，布洛的距离说与康德的“纯形式观照”说、叔本华的静观说非常接近，所谓雾中行船忘记恐怖和危险，把注意力转向“那仿佛由半透明的乳汁做成的看不透的帷幕”。“这种经历把宁静与恐怖离奇地揉合起来，人们可以从中尝到一种浓烈的痛楚与欢快混同起来的滋味”。说的就是暂时忘记实际危害性，由观照产生了审美愉悦。然而，我们进一步留心，则发现布洛的说法不完全等同一“纯粹的静观”，他强调了现实进行着的“经历”，强调了“浓烈的痛楚与欢快的混同”。一句话，并非远离现实功利活动去做超越生活的静观，在一定条件下，实际进行的现实功利活动不但不妨碍静观的进行，反而有助于审美观照活动。当然，这须有一定的条件保证，比如在行船中观雾，一是客观上行船不能有危险，不能相撞或触礁，一是主观上要拉开心理距离，暂时忘记自己的危险处境，一如在安全的陆地上观雾一样。
就审美态度而言，纯粹的审美观照与布洛“心理距离”说并无本质的区别，二者都基于审美的无利害关系这一前提之上，就观照的主客体而言，布洛“心理距离”说实际上是把审美的主体或客体看作是一个既是有利害关系的对象，又是一个无利害关系的对象，侧重研究处于某种实际功利活动中的主体如何获得审美愉悦的问题。因而，这种观照的特征至少有以下三点：
1.丰富性：一般说来，可以肯定的是感觉、知觉、想象、情感、思维是审美感受中不可缺少的几种基本心理因素。实际功利活动的多寡、长短、大小等因素，对审美中的感知、理解、想象、动情诸环节有重大影响。关云长率周仓单刀赴会，行进途中，面对晚霞映红了的浩荡长江、周仓颇为激动，大呼“好水”，“好水”！关云长也激动异常，但他却沉吟出：“水涌山叠，少年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桔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由然热，好数我情惨切，这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想起当年的赤壁大战，想起周瑜黄盖，想起人生事业……身负重任、经历丰富的关云长比周仓的感受更为丰富。俄国著名画家列宾在创作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时，记忆和想象的运动觉和肤觉以及别的内部感觉的表象和意象都转化为艺术思维的感性形式的组成“部件”。他感到自己同纤夫一块拉得“精疲力尽”，被灼人的烈日，口干唇焦的渴劲和疲劳所“折磨”，他的“磨出血的”双脚陷入沙中，他的胸脯被纤绳紧紧地勒着，感到磨伤的皮肤在刺痒地痛。这种感受何等真实而细致！我们很难定列宾本人是否拉过纤，但他至少体验过类似的皮肉折磨，有过类似的涉及痛苦、危难的实际活动。
2.深入性：审美中的理解是多层次的，理解的深入，意味着美感的深化。但理解的深入，又必须以广泛的知（科学、伦理）和切实的利（实际功利活动）为前提。关云长感受的深切，当然与他的教养、知识、思想深度和情感力量有关。贾宝玉对封建社会的否定远比梁山好汉们更为彻底。为什么？因为对很多梁山好汉所想往的生活——朝廷招安、封子荫妻、荣华富贵、娇妻美妾——是他有过许多实际体验而又彻底否定了的生活。所以，他可以超越古今之人，见人之未见，成人之未成。如鲁迅先生所言“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之中，且亦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汉文学史纲要》）
另外，仅以审美对象的形式要素和形式结构而言，尽管经过漫长的离析过程，看起来仿佛是“纯粹形式”，然研其本源，莫不积淀着极深厚的功利目的性。一弯曲线，一方矩形，鸢飞鱼跃，花好月圆，看起来是形式，但其中暗含着若干自身功利性及人类的功利目的。如果人们能够进一步认识到这些，那么，就会为他的纯形式观照增添更魂丽的色彩。正如鲁迅先生所深刻指出过的那样，艺术是“不用之用”，在美的愉悦的根底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当我们仰望广漠无垠的太空，当我们俯视浩淼烟波的江海，我们从审美愉悦中得到的潜移默化的性情陶冶，是其他意识形态所不能代替的；一出好戏，一本好书，在我们思想感情上激起的强烈共鸣更是其他意识形态所不能代替。它们的社会功利内容和效果体现于比较间接的方式里，通过了一种特殊的心理反映过程而达到和实现，而布洛的距离说正是更多地注重和强调了审美中潜伏的功利性这一点上。
3.广泛性：康德指出：“纯粹美不过是美之为美的标准”，生活中的纯粹美很少，大量的还是依存美。同样，生活中远离实际功利行为的纯粹静观也较少，绝大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不得不进行着最实际最功利的活动。嵇康能“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王羲之能悠然地“仰观宇宙之火、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不可否认，这种比较纯粹的审美观照确实令人神往，但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据《梁溪漫志》载，宋代诗人潘大临于秋日清卧，听搅林风雨之声，欣然起兴，于壁上题诗：“满城风雨近重阳”，刚写完这句，忽催租吏来，顿时败兴，留下这一句之诗。对绝大多数人言，其审美的境界和条件均远离前者，接近后者。如何为这些深陷日常功利活动的人们寻找一条通往美学王国的道路，实在是美学理论界责无旁贷的任务。布洛的距离说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这个问题。布洛说：“距离的作用确实不简单，而是极为复杂的。它有其否定的、抑制性的一面——摒弃了事物实际的一面，也摒弃了我们对待这些事物的实际态度。——也有其肯定的一面——在距离抑制作用所创造出来的新基础上将我们的经验予以精炼。……从这一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距离乃是一切艺术的共同因素，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距离也就成了一种审美原则。”（《美学译文》第二集）
当然，并非所有距离形式都能给人美感，能给审美主体最大美感的乃是审美的“适中距离”。那么，什么是“适中距离”呢？
二、审美的“适中距离”
布洛主张，审美的主客体之间一定要有距离，这必须被当作一条重要的审美原则来看待。这样，人们在审美活动中，一方面保存了事物的形式结构的真象，使主客体之间发生强烈的感情交流；另一方面又清除了外物对人的实际功利方面的影响，使主客之间的联系成为一种既是密切相关，又带有“距离”的关系。布洛指出：“只要使距离丧失，都意味着审美鉴赏力的丧失。”距离的丧失有两种情况：一是距离过远，二是距离过近。所谓距离过远是由于主体对客体缺乏理解、认识或实际体验，虽然他也和别人一样在观看，在倾听，但却对美的事物茫然不知，无法产生美感。所谓距离过近，则是主体把艺术等同于日常现实，产生实际功利欲望，从而失去美感。那么，审美的最佳距离在何处呢？
布洛认为：“无论在艺术欣赏领域，还是在艺术生产之中，最受欢迎的境界乃是把距离最大限度地缩小，而又不至于使其消失的境界。”这种最佳境界表现为：主体最大限度地与客体密切联系（诸如加强对客体的理解、认识或实际体验），同时，又随时否定、抑制、摒弃事物实际功利这一面，也摒弃主体的实际功用态度，使心理距离保持在绝不至于“要么消失”，“要么变质”的那个限度。布洛称之为“距离极限”。
中国古代算经早就谈到“柴梗日折其半，无穷尽也。”布洛也认为：“从理论上讲，距离的缩小可以是无止境的。”他认为，对艺术家而言，这种距离可以无穷小，所以，当他们制作和欣赏最“刺激”的对象时，比如说，裸体及裸体画。他们也能“使其保有足够的距离，以便达到可供审美欣赏的境地”，不至于沉溺于肉欲联想之中。“而普通人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它们缩短距离的能力很快就会丧失殆尽。”如鲁迅所言的某种人：“看见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事物所能提供的距离是很大的，但碰上这种“想象在这一层如此跃进”的人，再大的距离顷刻丧失殆尽，顷刻陷入某种最实用的“原始欲望”之中，如此，又从哪里去找“审美观照”呢？所以，布洛认为，从主观上讲，审美主体应根据自己“保持距离的力量”，选择自己既能与事物保持密切联系，又能进行审美观照的适当距离。既不要把审美态度与对事物的实际功利态度混为一气，失之于距离太近，使“欣赏力变质”，也不要远离事物，对客体所处的实际环境毫无感知，失去鉴赏的洞察力，使欣赏力“消失”。布洛举了一个妬忌的丈夫看《奥赛罗》演出的例子，认为这位丈夫“如果能做到在戏剧行动与他的个人感情之间保持距离，那么剧情与他个人的经历愈加吻合，他对这出戏的领会以及身临其境之情也必然愈加深刻入微”。反之，如果他把剧情完全当成了自己的经历，对此采取实际功利态度，那么，“这种看法的颠倒就是距离丧失的后果”。因而，正如常言所道：不离不即，审美主体就算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适中距离”。就艺术制作而言，一方面应该尽量接近日常现实生活，以调动观赏者的实际生活体验，引起深刻共鸣；另一方面，应该与日常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不至于“太实际”，以至使观赏者丧失心理距离，沉溺于实际功利活动之中，甚至做出某些实际的反映。当然，这个距离又不能太远，否则给人以“不切实、匠气、空洞或荒唐等等印象”，以至无法理解，不能引起共鸣。如此：不离不即，就算是找到了艺术制作的“适中距离”。
显然，由于这种“距离”是一种心理距离，由于审美主体保持距离力量的强弱差异，由于审美对象所提供的距离条件千差万别，所以，所谓“适中距离”本身也千差万别，不能用一个具体量度来表示。就审美主体而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一种距离；“身在碧云西畔，情随陇水东流”也是一种距离；“侧身天地长怀古，独立苍茫自咏诗”又是一种距离。一般而言，第一种太近，第二种太远，第三种不远不近。但力量自有大小，趣味无可争辩，或远或近，度势量己，唯适为中，唯中为宜，大概是布洛“适中距离”的要领之一吧。
要领之二是根据客观条件变化来调节保持“适中距离”，如空间变化，时间变化都形成保持“适中距离”的客观条件。美是眼睛与耳朵的艺术，把对象与主体分离开来的空间距离与时间距离是造成“适中距离”的另一种方式，按布洛的说法是心理距离的“特殊形式”。人生各阶段都有不同的磨难及痛苦，时光的流逝会抚平往日的心理创伤。普希金说：“一切都会消失，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这是时间变化到一定程度形成了“适中距离”，使诗人对不愉快的往事产生了美感。韩愈说：“天街小雨润如稣，草色遥看近却无。”天涯芳草以其迷茫朦胧的美色感动了诗人，使他感到“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是空间距离改变了诗人对外物的感觉而形成“适中距离”，使诗人获得审美的愉悦。当然，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也并非越远越好，而应“适中”，否则也不能产生美感。
以上两种寻找和维持“适中距离”的方法原无高下之别，各人尽可以按自己的条件实行之。有条件拉大距离并以此为“适中”者，尽可以“远眺”，有能力深入实际并缩小距离者，尽可以“近观”，介于二者之间者，不妨“远眺与近观”皆顾。然而，就审美心理的特质而言，依靠主体的力量，他的情感、知识、性格、气质等各方面的素质，是保持“适中距离”的主导方面。陶潜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所尔，心远地自偏。”司空图说：“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浓尽必枯，谈者屡深。”都强调了“境由心造”的一面。“心远”则“地远”。可见，审美主体的个人力量在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上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而这个“心理距离”对于现代工业社会中大多数人来说更是显得格外要紧。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空间越来越狭小，时间越来越紧迫，南极洲的鲸鱼尚有受污染之虞，尘市中的人又往何处去寻纯粹静观之一隅呢？时间的紧迫使人们很难驻足遐思，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中，生命和功利已完全融为一体。所以，“念天地之悠悠”之叹固然已成绝响，“独怆然而涕下”的悲哀却未必过时。面对这样的状况，为了生存不得不沉陷在各种实际功利活动中的人们，如何寻求和保持审美的适中距离呢？
三、来自“过程”的美感距离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欲不失时机地，最大限度地寻求和保持适中的心理距离，做到兼顾实际行动与审美观照，一种可取的态度和可行的方法是——注重“过程”。
所谓“过程”（course）就一般意义讲，指一系列活动的展开或一系列事物发展运动的程序。花开花落，水静水流是“过程”；生生死死，升升沉沉也是“过程”，我们这里讲的主要是人的活动过程。（以下简称为“过程”）。由于人的活动过程是多种多样的，从审美的角度看，纯粹的静观也是人们活动的一种过程，这是获得美感的方法之一。因而本文所要探讨的只是侧重于处于实际功利活动中的人们如何得到审美愉悦的问题，换言之，即人们在实现某种功利性目的的过程中，如何获得美感的问题。
从哲学意义讲，“过程”与“结果”构成一组范畴，具体表现为此岸与彼岸，现实与理想、现在与未来、手段与目的等多种矛盾关系、前者——此岸、现实、现在、手段等通常意味着“过程”；后者——彼岸、理想、未来、目的等通常意味着“结果”。
在理性精神占统治的年代，如中世纪的欧洲，以儒学、理学为正统的中国历年王朝，人们所注重的是上述矛盾范畴中的后者。或以为人生百岁，不过是天地间匆匆来去的过客，那朦胧的未来，永恒的彼岸世界才是最真实的，于是追求虚无，想往“天国”；或以为人生要义全在于某种实实在在的功利目的之中，在于实现某种永无休止的欲望。于是，一个目标达到了，还有下一个目标，永无止息，永无尽头。这两种倾向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其实质都一样，那就是轻视、躲避、诅咒“过程”——上述矛盾范畴中的前者：此岸、现在、现实、手段等。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本身并无意义和价值，不过是达到某个目的的铺垫，是暂时和虚幻的东西。人生的要义就在于尽快超越“过程”，实现目的，完成理想，奔向未来，达到彼岸。这样，人自身便消融到他们所刻意追求的目的中去，变成了某种虚无“理想”或功利“目的”的奴隶。
与上述态度相反，“注重过程”则是注重各组矛盾范畴中的前者。就是人们在实现某种功利性目的的过程中，并不惶惶于活动的具体功利目的，也不急急于达到某种遥远或迫近的功利性结果，抛弃急功近利的深算，把生活的着眼点和注意力集中于活动过程本身，并把对这个过程的经验提到首位，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眼下所作的点滴事情，仔细发掘及玩味其中的微妙之处。这样，在整个事件的开展中，人们皆可以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方面，他们生息劳作于日常功利活动之中，经验着，实行着；一方面，他们又可以摆脱功利性的因果锁链，以旁观者的态度观照着，体味着。他们既可获得维持自身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及大量的经验体会，又做到超越功利目地获得静观的感受和审美的愉悦。人人尽可以根据自身力量的大小和客观条件的可能，随时保持和选择最适中的距离。这样，一个必然的，不自觉的人生过程开始转为自觉的历程，艰苦、繁锁、世俗的日常生活开始贯注进美的情趣，艺术女神真正从奥林匹亚山峰降临人世，让生活和艺术统一起来。
让我们看几个“注重过程”而获得审美愉悦的例子吧：
庄子《庖丁解牛》所记的厨工是一位注重过程的人。宰牛，原是一种艰苦的体力劳动，但这位杰出的庖丁却胜任愉快，“奏刀
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艰苦的劳作竟合于音乐的节奏，敏捷的动作有如舞蹈的旋律。工作完毕，这位厨工获得极大的自我满足和美感，“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歌德笔下的歌者，以其优美的诗歌唱出“注重过程”的哲理。这位歌唱家为国王、大臣及嫔妃们唱了动听的歌，国王赠金杯为酬，歌者辞而不受，唱了这样一首歌：
我站在这儿轻讴／好像小鸟唱在枝头／歌声迸自我的歌喉／这便是我无上的报酬
刘义庆《世说新语·王子猷居山阴》记载了这样一位人物。“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以上事例，分别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注重过程”的不同方面：庖丁以其精湛的技艺，优美的动作与艰苦的劳动拉开了距离，他既是技艺的实行者，又是技艺的欣赏者，从而体会到极大的快意。这种熟能生巧，自矜技艺的事例与实际功利联系最紧，是“注重过程”最主要最普遍的一面。当射箭神手以审美态度观注到自己“弓如满月，箭如流星”的箭术时，当卖油老汉从自己熟练的注油如线，穿孔不沾的技艺中获得一种非生理非功利的愉快时，审美的愉悦产生了。
王子猷的“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是“注重过程”的典型。不受目的制约，不以任何预期的结果为归宿，一切随心所欲，随兴所之。“过程”本身同时意味着“结果”，现实与理想，手段与目的因此达到高度统一。
至于那位出色的歌唱家，则因为“注重过程”，实现了目的性（功利、实用）与无目的的目的性（审美）的高度统一。无须金杯作报酬，自己优美的歌声便是无上的报酬。只要具备这种能力和态度，这种“无上的报酬”随时可以得到。如司空图《诗品·自然》中所说的那样，“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与道俱往，着手成春”。这样，人们既是某种行动的实行者，又是自己行动的奖励者和鉴赏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最高的奖赏”。
可见，审美的快乐和愉悦并不一定在于事件的原因和结果，事件的展开便可以给人无穷的快意。比如登山、攀登顶峰固然是旅行的目的，也是登山的结果，但审美的鉴赏却可以实现在每一步行程之中。难怪阿尔卑斯山的路标上有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慢慢走，欣赏啊！
以此推之，人生的整个旅程不亦如此吗？黑格尔一再强调，生命乃是一个变化过程，其实质就在这变化过程本身。因此，他主张把“自身”视为目的，而不仅仅是为其他目的服务的手段。青年马克思也曾指出：“人的生活乃是人的最高本质。”其他如尼采的“审美人生论”，直到风靡世界的存在主义哲学……无不强调生命和生活本身的重要哲学意义，从理论上把这种生活态度提到了透彻了悟的高度。
中国佛教禅宗提倡把一切意念全放到今生今世，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这种境界，虽然更多的是禅机，但也有其审美的愉悦在内，与布洛的“适中距离”有相似之处。于是，尽管“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但“山”不再是一般的山，“水”也不再是一般的水，所以，“担水砍柴，莫非妙道”，“青山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在平实自然的宗教生活中并不缺乏生之乐趣，美之享受，正如下面这首歌中所道：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庄、禅、现代哲学、美学、艺术终于在一点上合流了。那就是：从日常一点一滴生活中，找到生命的发挥的机会，使生命活力得以自觉地展开，布洛苦苦追求的“适中距离”也终于凭借“注重过程”而得以实现。生命被看作一个奋求——满足——再奋求；无距离入，有距离出的实行——观照——实行的运动发展过程，人们梦寐以求的“生活艺术化”终于由理想走向了现实。
四、关于“注重过程”的思考
从一般意义上看，“过程”包括了一切事物进行或发展所经过的程序。诸如纯粹的静观也是一种过程。而本文所要论及的只是处于某种实际功利活动中的主体，如何以审美的态度注重这个带有功利性目的的过程，以获得审美愉悦的问题，因而，“注重过程”在这里是有特定含义的。
注重带有功利性目的的过程，是获得美感距离的一种方法，但绝不是唯一的方法，纯粹的静观给人的美感享受仍然是巨大的。当然，应指出，注重过程仅是一种审美的态度，它与注重审美的过程有区别，因而，并非只要注重过程就能获得美感，如果忽略了审美的其他环节，如对象的形象因素和形式结构，主体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等，那么，即使“距离适中”，也不一定给人美感。
仅以“注重过程”而言，还涉及若干复杂问题，乍看起来，由“注重功利性结果”转向“注重带有功利性目的的过程”，不过是心理上的“一念之差”，只须“顿悟”这一类，便可以抛弃世俗，飞身艺术、通往美学王国的大道也因此而变得非常广阔了。事实上却并不如此。细细想来，仅凭主观一念的转变并不能保证给人予美感，其中还涉及诸多自然、社会、历史因素。如果那位踌躇满志的庖丁技艺退化，体力不佳，不能“胜任”，他能“愉快”吗？如果那位歌喉圆润的歌者因曲高难和，突然哑然失声时，他能那么悠然自得吗？可以肯定，在极艰难，无力胜任的“过程”中，人们是不愿去“注重”，也很难获得美感。于是，宗教乘虚而入。而身体力行，胜任愉快，乃至熟能生巧，炉火纯青，这中间也包含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中可见“注重过程”的审美态度与其他重要的美学原则的相互交融。初看，在注重过程中“插入”“心理距离”似乎注重“心”的作用，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势必使人无法“注重”，而这种状况是普遍存在的，使人不得不深感遗憾。
为了获得日益增多的社会财富，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口号是“发展经济”，其实质就是“缩短过程”。因为“经济”就意味着节省、简化和走捷径。过程愈短、步骤越简化，目标就愈能尽快达到。事实上，科学技术的发展早已不断地简化着“过程”，试想，那位技艺高超的厨工如被迫站在一条高速流水线旁，全部劳动简化为看看仪表，揿揿电纽，合于“桑林之舞”的精湛技艺岂不成了屠龙之术？此时，“胜任”则有余矣，“愉快”则颇不足，如此简略的“过程”又何足更多“注重”呢？
但发展经济是必然的，简化过程也是必然的，很多人将因此而胜任愉快，很多人也因此而怅然惋惜。如何在如此情况下“注重过程”，实在是颇费周折的事。
其他如：同是“注重过程”，如何进一步区别禅法与审美？如何进一步协调“注重过程”与“注重结果”的关系。因为，科学、伦理、法律、政治毕竟是巨大的社会制约力量……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最后，我们想起了苏轼——这位“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的伟大哲学家诗人。在他充满矛盾的一生中，“注重过程”以“保持距离”，似乎也成为他超脱和排遣的手段，他著名的《定风波》仿佛着意涉及这方面问题，且借它来为本文作结吧！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收稿日期：1999－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