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雀山汉简中的官社经济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论文,汉简论文,银雀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守法》、《王法》、《田法》等十三篇（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 5年4期。）
，自其问世以来，经 过不少专家学者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些成果多集中在两个方面：或从文献学的角 度，或对其中个别制度进行研究。然而利用这批虽为断简残篇却极为珍贵的资料，对其所反 映的社会经济制度体系做出综合研究则尚付阙如。本文目的在于通过对《田法》等与其他文 献以及考古材料的综合对比研究，透析出包括秦在内的战国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 体制的基本形态。《田法》等十三篇，其所反映的当为战国现实，为研究包括秦制度在内的 战国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尤其是《田法》、《王法》等篇，为质疑对战国经济制度的传统 看法，即所谓新兴封建地主经济体制支配说提供了铁证。拙见以为包括秦在内的战国，尤其 是战国早期，其社会经济体制的支配形态乃是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通过多种形式的国家授 田制，建立起强制性极强的份地农分耕定产责任制。这些份地农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上，对国 家依附性甚强。这是一种官社经济体制（注：“官社”或“官公社”，是我为了概括和表述中国古代史上一定历史时期一种带有普遍 意义的社会经济体制而使用的概念。这种体制的基本特点是政社合一制，所谓政社合一，实 是以国家行政为统绪，以农为本，包括农业社会生产、军事以及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等在内的 与国家行政的一体化。）
。由于实行国家授田制和换土易田制，份地农间并 不存在社会阶级分化。当时不存在所谓新兴地主阶级与佃户农民的阶级分野和对立。
在未论述本题之前，有两点必须说明。首先必须对《田法》等篇之性质加以讨论。总之， 我以为其并非子书或某些政治家、思想家设计的理想国方案，而是国家实行的制度。所以如 是说是因为：首先，《田法》等篇不同于《周礼》。《周礼》制度其背景虽可见，然其太多 后人设计与理想的成分，很难指说为具体的实行制度。《田法》等篇则不同。它的规定系统 而具体，切实可行，且多可于历史中觅见其踪影，晓其来龙去脉。第二，不同于诸子书。先 秦诸子虽也偶涉制度，然实用做理论的注脚，亦多语焉不详。《田法》等篇则较明细具体， 如言规格标准，则升斗尺步计较之，显非空头理论。其次，《田法》等篇反映战国现实与时 事。对此，学术界略有共识，此不赘论。然而究竟反映何等现实，拙见以为，《田法》等篇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未被学术界认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即是时普遍存在的官社经济体制模 式。这个经济体制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具有普遍意义，代表着一定历史阶段与社会形态，即由 古代农村公社共同体，向比较自由的秦国家授田份地小农，进而向汉代国家个体小农经 济支配形式的普遍过渡形态。
一
《田法》反映当时普遍存在着土地国有制及国家授田制，这是勿庸置疑的。《田法》云： “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又云：“三岁而壹赋田。”按，“赋”即授予之意。“赋 田”与“授田”同意，均为国家普遍授田制。“赋田”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是指为承担 兵 赋的需要，而由政府特授之田”（注：杨作龙：《银雀山竹书〈田法〉刍议》，《洛阳师专学报》1987年1期。）
(一)国家授田与居民行政编制的关系
《田法》云：“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州)而为州(乡)。州、乡以地次受(授) 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人不举或(域)中之田，以地次相……”毫无疑问，这是 国家普遍授田制，而且还应是国家授田制的早期类型。这里可注意者有三点：
第一，州、乡地方乡官是授田的具体负责和主持者。此由“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 可 得以证实。大抵说来，这一点在国家授田制中具有普遍性，地方乡官在各种国家授田活动中 都是当然的直接负责与主持者。《汉书·高帝纪》载，刘邦在汉五年发布的安民诏中重复“ 以有功劳行田宅”之法，其中提到当时“小吏未尝从军而多满”，此亦透露地方乡官小吏总 是国家土地的直接控制管理与具体分划颁授者，因而多能首先得其利。
第二，“乡田同井”原则。《孟子·滕文公上》云：“乡田同井”。这实是战国时期国家 授田、制土分民的通则。这个原则的基本要求为：国家公民在乡居同市井，而在野(田)则同 井田比邻而耕，在乡之居民行政编组与在野之受田耕垦秩序是一致的。此等民生产耕作、生 活朝夕与共，只有这样才能在政府的统一管理下，达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的理想社会效果。“乡田同井”，显示了高度发展的土地国有制，也是国家村社(官社)的 特征之一，是政社合一制度之不同阶段的表现。《田法》云：“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 。”可见，乡居行政编制与在野授田之“地次”是一致的，各户里伍邻次与在野地次是统一 的，而且行政编次决定了在野之次第，这实际上就是孟轲所谓“乡田同井”原则的贯彻。《 田法》州、乡民居之行政编次与其在野之授田作业区地次之统一性，正反映了古代行政编制 与生产组织的合一制之存在，亦当来自古政社合一之传统。
《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职文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 之。”贾疏云：“其室在都邑之内而云制之者，依其域内室数于四野之中制地与之，谓若九 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之等是也。”此正与《田法 》所谓“州、乡以地次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域”的基本原则相同。其具体编组分划 之法不必尽同，而其原则即按在邑民居行政编次而遂于其野之地次授之田，亦即使乡州里中 民居邻里编次与在野之授田地次编制统一起来，则是相同的。《周礼》多理想以及后世人编 制的成分，而《田法》则为实行之法。关于此制之某些方面，《田法》更详明于《周礼》， 可补其不足。乡里之行政次序决定了在野耕地之次序，如此则便于对田民的管理。可以想见 ，秦《田律》之田啬夫对居田舍之百姓也是如此管理的。《田法》云：“人或不举域中之田 ，以地次相……”便是表明对于不努力举事田业者的处罚。
由《田法》知，野次的规划也是整齐的，而且百人为一区，千人又划为一域。“区”、“ 域”为大小两级农耕作业区划范围。这里的“人”就是上面所说的“家”。百人即百家。一 家以一夫为标准授份田。二里人家之田规划为一区，一州之田规划为五区，二州为一域，一 乡规划为五域。这种居民编制与授田法，绝非后世散户乡村编制。这种乡田编制规划整齐统 一，是较早期的国家授田方法。
秦之授田虽未见如此之明文规制，但一般说来，在早期国家授田制下，其原则大抵皆如此 。青川秦牍所示之整齐田间规划，亦当系国家授田制下有秩序授田之表现，与上述基本原则 是相通的，所异者乃其具体细节耳（注：参见《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1期。）
讲战国国家授田制的学者大多无视此“乡田同井”的原则。殊不知，正是这一基本原则的 贯彻，才使其形成了与后世诸种国家授田制(如均田制)区别开来的重要特征之一，显示了战 国时期土地国有制的高度发展。
第三，编户民的等量份地制。《田法》虽未见授田数额之规定，然而既行授田，则绝非任 意耕垦，无所限制。毫无疑问，对于州乡编户民应是实行定量份地授予制的。这从其“区” 、“域”规划严整，同时规定“卒岁田少入”若干应受何等惩罚的统一指标，以及各类不同 土地的“当一”(当一份耕地)折算法可得到旁证。不管授田数量为若干亩，各人(户)间应维 持着大致均衡的等量份地状态则属无疑。
(二)授田制中人、地因素的结合与平衡问题
国家授田制必受人、地二大因素的制约，实必做到人、地条件的合理统一。人有性别、年 龄 之异，故有劳动能力之差；地有质量、生熟之不等；再加以古老的农村公社均美恶传统习惯 的作用。为此便有种种配授田亩的方案设计出来。
《周礼·地官·司徒》“遂人”职文曰：“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 。”郑玄注引郑司农云：“户计一夫一妇而赋之田，其一户有数口者，余夫亦受此田也。” 《汉书·食货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亩，……农民户人已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 以口受田如此。”按，“户人”，即户主，一般为男丁，即“遂人”之“夫”，亦即正夫， 正夫只一人。正夫之外，若有可任耕之子弟则为余夫，亦如正夫受田之数而授之。惟《孟子 ·滕文公上》则云：“余夫二十五亩。”与此说异。《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条何休注， 《后汉书·刘宠列传》李贤注引《春秋井田记》并云：一夫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 一家，多余五口，名余夫，余夫以率受田二十五亩。此与孟子说同。《孟子》赵氏注以为《 周礼》“遂人”职文之“余夫亦如之”，其意是：“余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余老小尚有 余力者授二十五亩。……受田者田莱多少有上中下。《周礼》曰‘余夫亦如之’，亦如上中 下之制。”（注：《孟子》卷5《滕文公上》赵氏注，四部丛刊初编本。）
此皆必先假定余夫受田二十五亩为足数，然后解“如之”者即为如正夫之田莱 之配比也。余夫上田二十五亩，莱则当为十二亩半。其他依此类推之。按上述诸种说法，余 夫受田数量虽不一，然谓授予其一定数量之土地，则为其一致之处。
《汉书·食货志》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谓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由此正可见 为按户计口(丁壮之口)授田。这与后世比较细密的均田制下的授田法有所不同。又，一般说 来，秦多五口之家，家庭规模比东方尤其比齐鲁为小。《孟子》“八口之家”实为小集体家 庭，人口、年龄结构较五口之家为复杂，因而也就有正夫、余夫之别，人口因素较为突出。 这种状况势必在国家授田制中有所反映，正夫之外的余夫丁壮势必予以考虑。至于非男丁壮 户主，以及老小罢癃如何解决，文献阙文，不得而知。
《田法》提到“食口七人，上家之数也。食口六人，中家之数也。食口五人，下家之数也 ”。还提到“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可见《田法》在授田制中也涉及人、地二大因 素的统一、平衡问题，只是对于它的具体方案还搞不甚清。为了弄清《田法》的具体授田方 案，有必要先对见诸文献的其他多种方案加以研究，以期为之提供多方面的参照系。此或可 多少有助于对《田法》具体授田方案的理解。
授田活动中如何处理人、地关系的综合平衡问题，就文献所载大致不外有如下几种方案：
一是以土地数量补其质量之不足，即折合之法。此法简便易行。如魏国以授田百亩为标准 份地，而邺地田恶，遂以二百亩当之（注：《吕氏春秋·乐成》：“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
。虽然地质之别非必恰为整数倍，此为易行便宜取其 大 略。《汉书·食货志》、《周礼》“大司徒”职文之授田均为此法。《汉书·食货志》云：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 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职文曰：“凡造都鄙 ，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 百亩。”郑玄注引郑司农云：“不易之地，岁种之，地美故百亩；一易之地，休一岁乃复种 ，地薄，故家二百亩；再易之地休二岁，乃复种，故家三百亩。”一夫(即一家，五口之 家)授田以百亩为基数，此为通行之率。应当指出：“大司徒”之法分为上、中、下三等田 ，比魏氏行田法精细。然其分划授田之困难与纷扰，比之魏氏亦大为增多。在小范围中的如 此细微的区分等次按家而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魏氏行田之于大范围中的粗略之法，是 一种最为简易切实可行之法。
二是将田亩数量固定，而以质量不等之土地配以人口多寡不一之家庭。如三等地皆以百亩 为率，人多者耕上地，少者耕下地，中者耕中地。《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职文曰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 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孙诒让《正义》认为，八人以上并以七人为 率授以上地，四人以下并以五人为率授以下地。他认为：“《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 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汉书·食货志》说李悝作尽地力之教 亦 云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盖并据下地言之。此与大司徒都鄙三等田衰同而制异。”按：宣公 十五年传何注及《汉志》李悝法，恐皆以普通小家庭为率，而亦并不分三等田，乃统以普通 田言之，而不能强与“小司徒”三等田配家口不等人户之法相对应。且综合《汉书·食货志 》李悝之言及《吕氏春秋·乐成》篇云魏氏之行田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之论，可知 其户以五口为准，田以普通良田百亩为率，而并非“据下地言之”。孙之所以如是说，是因 为他对《周礼》推崇备至，对一些问题往往是削足适履，以迁就礼经。
古代“相壤”、“相地”而别其高下。《管子·乘马数》以“上臾(腴)之壤”、“间壤” 、“下壤”名之，等同上所言之上田、中田、下田。关键在于田与人如何结合配搭。《吕氏 春秋·上农》云：“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 ，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此亦为三等授田与家口人数相配搭为法。七口以上 之家多为东方情况，若秦当多五口之家。孟、荀所言八七数口之家，田百亩，不言壤之高下 。这可能反映当时不论口之多少皆以百亩为率，亦不别地之美恶，而以各地情况自定。因土 之美恶各地无法统定，只能大别计之。尤其面向全国范围的国家授田制理论原则，细别其壤 之等第则几无可能，只有在较小范围内才能均齐之。也只有在小范围内彼此之差别才易见， 故须别之。计地高下之等，时间愈古，范围愈小，则愈计较之。《周礼·地官·司徒》“旅 师”职文曰：“凡新氓之治皆听之，使无征役，以地之嬍恶为之等。”郑注：“以地之美 恶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与旧民同。”此与“小 司徒”法亦同。然特言明新民亦如之。其对新民之优惠乃在于免征役。
三是以丁夫为本，综合土地质量之等差，田莱相配授。此可谓“田莱”制。《周礼·地官 ·司徒》“遂人”职文曰：“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 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 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这是以丁夫为本，而不计人口。每丁夫随授上、中、下 三等田皆可，而只是在不同等次之田中配以不同数量之莱田而已，丁夫之外，余夫亦照此率 授之。
《周礼》“遂人”对于上、中、下三等地均配以不同数量的莱田(莱田乃经熟耕而又放荒之 田，非指一般未垦之生荒地)：上地100亩——配莱50亩；中地100亩——配莱100亩(加上莱 之倍)；下地100亩——配莱200亩(加中莱之倍)。由此看来，此莱之质亦不同，田莱同质， 非田自田，莱自莱。由此可知，其虽在上田亦有休闲之地。上田耕二年放荒一年，田与莱总 凡150亩，可分为1、2、3三等份，每份50亩。第一年耕1、2份之百亩，第二年耕2、3份之百 亩，第三年耕3、1份之百亩，每耕二年则放闲一年，以恢复地力，周而复始。可制其休易示 意图如下：
中地为耕一放一之地，下地为耕一放二之地。必须明白，此田莱必连在一起，由上田莱耕 休之法知之也。此田莱制起于耕作制度。三等田配莱成等比级数下降。此上田亦须定期撂荒 ，与耕作制度有关。郑玄注以为此乃六遂野授田之法，“所以饶远也”。按，野中地多，配 莱亦有可能。究竟配否，当与土地多寡有关，至于“饶远”倒未必。若此，则只是饶了上田 ， 他地未饶。又，田莱同质，必连在一起，过去人们不明此，讲糊涂了。其授田实即上田150 亩，中地200亩，下地300亩。这反映野中田地质量即在上地亦不甚上，差于国中。故在上田 亦须定期撂荒以恢复地力，只是撂荒的时间周期短些。
“遂人”之田莱制，与其田野基本规划形貌格格不入，这是其本身不可调和的矛盾。其职 文曰：“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 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五沟配以五涂，皆以十进位制。其中 下之田莱制尚可勉强纳入此田野规划格局，然夫家之数则不足此额矣。惟上田之田莱150亩 则 断无法纳入之。或以为二夫(家)共300亩，然则此已非夫间有遂，十夫有沟之田间格局了。 由此可知，这种制度必带有极大脱离实际的人为设计与理想成分，非绝对实行之制度。
四是以户间换土易居来均肥硗。《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条何休注云：“司空谨别田之 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硗确 不得独苦。故三年换土易居。”《孟子·滕文公》篇：“死徙无出乡。”赵注：“徙谓爰土 易居，平肥硗也。”《汉书·地理志》：“秦孝公用商鞅制辕田。”颜注引张晏云：“周制 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商鞅始割裂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云：“三年爰土 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 其田，不复易居也。”且不论张、孟二家对“爰田”之理解正确与否，然单就易田而言，综 合上述诸说看来则有两种易田制：一为户间相互换易，也就是所谓“换土易居”。一为自家 于 已田中休耕换易，也就是《汉书·食货志》所谓“自爰其处”，孟康所谓“爰自在其田”。 何、赵、张皆以换土易居为周制，孟康的“古制”之说亦属此范围，而班固《汉志》则实以 “自爰其处”为周井田之法，与上述正相对立。孙诒让《周礼正义》卷19“大司徒”职文疏 释张晏“周制三年一易”云：“周制三等受田之人彼此相易，当年耕上田百亩，二年耕中田 二百亩之百亩，三年耕下田三百亩之百亩，至四年而仍耕上田百亩。”按：孙说应称之为“ 一年一易”，而非“三年一易”。“三年一易”应为耕三年而易一次也。
前述《周礼》三种人、地配授之法，实皆难纳入人户间彼此换易之制。“小司徒”说六乡 授田制以人数为等衰，分别配授以三等田地，使人口之众寡与地之肥硗两相济而平衡。此授 田法以人口为本，不可再于户间换易田等，否则将会使人户间收入状况更加不均。又，《周 礼》“遂人”之田莱制，以及“大司徒”之三等田制亦断难于人户间换易。因为任何比较精 细的国家授田制，必是人(户)与土地在量(质)上的一定统一。若照其所给标准定期均美恶的 原则换田，则必有恰当的人、地比率数方可。今设为之：第一，人户必能以三整除之，才好 于人户间定期换耕均美恶，否则便会出现不整齐之现象，如九家则无法与十家换。第二，三 等田地之数亦必恰当按等之比率分划之。三等田数之比若按“大司徒”之法则必为1∶2∶3 ；若按“遂人”之法则必为3∶4∶6。设以三十户计之授田，按大司徒之法，则必有上田区 千亩，中田区二千亩，下田区三千亩；按遂人之法，则必有上田区一千五百亩，中田区二千 亩，下田区三千亩。如此才好依次换均美恶。大自然能如此恰当整齐的赐予三等田块吗？由 此亦可断言，此等在人户间依次换田之法断难行得通。此乃战国时代儒者脱离实际想当然的 设计之法。而当时实际最易行的乃是如《吕氏春秋》所说魏氏于大范围内的粗略笼统授田之 法。我以为在较古时期若村社中则是实行定期易田撂荒制，并不计田之美恶。村社成员在一 块土地上耕作一定时期后便集体放荒休闲，然后再重分另一块土地而耕。此并非人户间换耕 以均美恶，而是集体大面积的定期撂荒。后来则发展为国家授田制下于大范围内的较粗疏的 略计土质授田之法。魏氏之行田便是这方面典型的实行制度。
现在来看《田法》均美恶的制度。《田法》云：“……□□居焉，循行立稼之状，而谨□ □美亚(恶)之所在，以为地均之岁……□巧(考)参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 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又，《周礼·地官》之属官有“ 司稼”一职，其职文曰：“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 为法，而悬于邑闾。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掌均万民之食，而赒其急， 而平其兴。”司稼的职掌有两个方面：一为巡视邦野，考察各类庄稼，搞清其品名与其所宜 于生长的土壤，然后公布于众；一为巡野调查观察庄稼之年景产量，并在此基础上定出征敛 租税之法(包括徭役兴作)。与此相连的《周礼·司徒》之属，尚有“土均”一职。其职文曰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贡；以和邦国都鄙之政令、刑禁， 与其施舍、礼俗，丧纪、祭祀，皆以地之嬍恶为轻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土均” 的职掌系掌管均平土地税贡之事，实如《国语·齐语》管仲治齐“相地而衰征”之类。当战 国之世，不管其职官名称、系统如何，政府中应有一种机构掌管评产、定地等、理赋税之类 事宜，则应属无疑。秦简《田律》“雨为澍”条规定地方于每年八月前应将“早(旱)及暴风 雨、水潦、螽
、群它物伤稼者”等上报其顷数（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24页。以下凡引此书者不再出注。）
。《田法》之“循行立稼之状”，也是 指由政府派出官吏巡行田野观察庄稼长势，并进而“谨□□美亚(恶)之所在，以为地均之岁 ”。这便是通过评估产量，并由此而平地均之征。因之，可以肯定地说通过巡行观稼而获得 的“均计定”的产量之数，便为运筹、会计提供了一个基础数据，“余食”也便有了结论之 数。
建立在调查产量、别地美恶基础之上，《田法》制定了“受地美恶”之法。其法比《周礼 》“司稼”、“土匀”所言精细，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步骤，可补《周礼》之不足。《田法》 均美恶之制与上述四类受田之法皆难完全求其合一。不过，从“更赋田”、“毕易田”、“ 皆受地美恶”云云，知其为“换土”的“易田”制则属无疑，至于其究竟如何具体换易法， 是户间彼此换易，抑或是定期大面积撂荒制？这还需要经过一番分析研究才好确定。
要想正确认识《田法》均美恶之制，还必须对“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做出 正确解释。关于这两句话的解释，银雀山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 十三篇》注释提出两种说法：“似‘三岁而壹更赋田’仅及于三分之一左右之民户，故须至 十岁方能‘毕易田’……或谓田分上中下三等，农民三岁耕上田，三岁耕中田，三岁耕下田 ， 换田三次以后，每个农民都耕种过上中下三等田一遍，所以说‘十岁而民毕易田’。”又有 学者认为：“这里明确规定，上、中、下田要三年更换一次。如是，每个农家耕上田三年、 中田三年、下田三年之后，才能重新换耕上田，故曰‘十岁而民毕易田’。”（注：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1992年，420页。）
此可归入注 释“或谓”之说。
按，我以为上述二说皆误。其说未通观律文，不合《田法》文意，只是凑合“三”、“十 ”之数。“三岁而壹更赋田”，不能解释为三年仅换“三分之一”民户田的。至于“或谓” 之说，乃是首先将田设定分为三等，然后依次换耕。这里只是一个笼统的原则说法，然究竟 如何换耕，却并未给出具体实行方案。问题就出在这里。此法既无内证，而又经不起推敲。 如其所谓这种人户的换耕组合，究其概率，大别可有两种：一为以全体为一组合，依次换耕 三等田。要之，彼之所谓上田乃是取“大司徒”的不易之田为说的，然而在此组合中，它却 依然要被休弃不用。可以肯定地说，此断非实行制度。再一种则是将全体人户分作三组，于 三等田中依次换耕，这里问题就更多。首先，人户之数必须能以三整除尽，方才可行。然而 ，由其州乡及其野次的编制来看，这却是不可能的。《田法》云：“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 为州，十乡(州)而为州(乡)，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可 以肯定地说，“三”分之组合，与此编制格格不入，不可纳入此“五”、“十”、“百”、 “千”之数的编制系统。由此观之，其三组授田之法绝不合《田法》州乡野次之编制及其授 田系统。又，即使抛开人户的绝对因素而论，仅其三等田数之比亦必须合1∶2∶3之率才可 行。然而，如此分比，难于切合实际。又，如此分划田等之法，于文献所载授田实行制度中 亦找不到任何先例。我们所看到的魏国的授田通以百亩为率，只是在邺地才授以二百亩，因 为其地“田恶也”。魏氏行田之法在全国具有普遍意义，简便易行，为实行制度中之最佳方 案之一。证诸文献，战国田地大多只分良恶二等。睡虎地秦简《仓律》除规定了普通用种标 准外，又特言明“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也”。可见，这里是只分别出大面积的普遍 田与特殊的良田来。《商君书·徕民》篇也只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孟轲讲授田 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这里只说“私百亩” ，而未论其良恶，更无三等之别。而于《田法》之授田与换土易田之制中更找不到上、中、 下田三等区别之文。这是必须知晓的。
我以为，必须从《田法》州乡野次之授田编制系统、生产管理体系、耕作制度并其间之内 在联系中，求其具体换土易田之法。其实很简单，这里关键是对《田法》耕作制度的理解。 一言以蔽之：它的耕作制度仍是遵循着传统的定期莱田撂荒(放荒)制原则的。具体到《田法 》而论，便是耕三年，放荒六年，令其自然恢复地力，然后再重复使用。因之，其授田并不 分别为上、中、下田三等，而是划作三大方，每方都是耕三年，放六年。由“三岁而壹更赋 田，十岁而民毕易田”，知其地分三大片，每三年一个小周期。这里不是户间彼此换易，而 是大面积的定期撂荒，换土易田。从前引《田法》来看，我以为此法换易的步骤大抵有如下 述：当年经巡行观稼“考参”以定“岁均”之计，第二年仍经如此观察考参过程，再结合第 一 年“岁均”之数，便可求得一个平均数据，并且固定下来，这就是所谓“二岁而均计定”。 这里所谓“二岁而均计定”，其所定者乃是一个平均产量，更应指出，这个平均产量实际上 还 是作为三年的均数来使用的。它的原则仍不外是“较数岁之中以为常”。何以知为行用三年 之数？由“三岁而壹更赋田”知之。这里实际上是试种二年，则知地之美恶，求得一常数， 经种三年，则“壹更赋田”。也就是说此一方土地使用三年，便弃而不用，集体换易到他方 而更行授田。此即所谓“三岁而壹更赋田”。每方都经如此周期过程而更易之。因之，第十 年也就周遍而复始，亦即“十岁而民毕易田”了。必须再次肯定的是，这里只是把土地分作 三大部分，而不是三等。其虽然也提到美恶，那只不过是表明每三年一小周期中都要经过观 稼平产定产而已。这就是《田法》的“受地美恶”之法。它的均美恶，实是每大方土地都是 经平产而求得“均计定”，以为三年之贡法，而并非分上、中、下三等田以换易之，均美恶 只是笼统言之。这是属于较早期的换土易田制。限于材料，关于《田法》的“受地美恶”“ 易田”之法，只能讲到这个程度，求之过细，反而离谱甚远。
这里有必要谈一下此前历史上的有关耕作制度的一些问题，以有助于对《田法》问题的理 解。《诗·小雅·采芑》云：“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诗·周颂·臣 工》云：“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此反映了西周时代的耕作制 度。《尔雅·释地》和《毛传》皆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三岁曰畬。 ”其说可信。以田之耕龄论，分别对第一、二、三年耕治之田命以专名，外此而无言。可以 说，经种三年，因地力耗尽，此田便被弃置放荒。耕治之田各有专名，撂荒后的田叫什么名 字？考诸文献，应名之曰“莱”。《周礼》“遂人”职文注：“莱，谓休不耕者。”《诗· 小雅·十月之交》：“田卒污莱。”这就是说，田经种一段时间后，终因地力已尽而须弃为 “污莱”。低洼田放荒曰“污”，高平田放荒曰“莱”。可以肯定地说，西周时代一般是田 耕三年，则须撂荒。撂多长时间，《诗》和其他可信周代文献并未提供证据。《周礼》“一 易”、“再易”之说，是不可信的。一般说来，西周时代之撂荒，似无制度，即使有所规定 ，恐周期亦较长，不同于后代之莱田撂荒。因为西周时代，其耕作能力与施肥技术远未发展 如 后世，乃是纯任自然以恢复地力。《田法》耕三年，放荒六年之制，其耕龄同于西周，其撂 荒时间似乎长了些。不过，比西周是进步了，因为毕竟制度化了。还应指出，《田法》之背 景当在地广人稀之地，耕作仍较粗放之时。证诸其他文献，可以肯定地说，至战国，尽管连 续利用地力是其时耕作制度发展的大趋势，然而莱田撂荒制继续存在。《商君书·算地》篇 反对“治莱者不度地”。《孟子·离娄上》云：“故善战者服上刑……辟草莱、任土地者次 之。”孟子所谓“辟草”系指垦生荒而言；“辟莱”实是连续耕作而放弃莱田撂荒制。可见 孟子是主张保存莱田放荒制的。睡虎地秦简《田律》规定：“不夏月，不敢夜草为灰。”《 礼记·月令》：“(仲夏月)毋烧灰”。这都反映了火耕莱田的大背景。行用于秦统一前后乃 至于秦末的龙岗秦残简律文有“纵火而□布其程”、“□而争”、“取人草□□……□茅” 之言。可见，此时莱田制尚有行于世者。不过，历史大势还是连耕制的发展。至秦始皇统一 中国后，“久并来(莱)田”便成为皇帝的无尚功德以勒石夸耀了。
还应指出，从《田法》“邑啬夫□□吏邑□吏二人与田啬夫及主田之所□参也而课民之… …”知“循行立稼之状”、求“岁均”、定“均计”、“更赋口”、“易田”，以及生产劳 动 的监督管理等活动皆由政府直接具体掌握进行，这正是土地国有制及其国家授田制下，政府 直涉于经济活动的表现，是当时土地国有制下社会经济体制的特点之一。
(三)《田法》授田中的定期还授制度
《汉书·食货志》云：“民年二十授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 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这是论述的周代井田制中土地还授情况。在古代授田制中 ，受田应有一定年龄限制，而且年老失去劳动能力时还要归田。银雀山竹简《田法》未明言 有如此之还授制度，然而却规定：“□□□以上，年十三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与 年十六以至十四，皆为半作。”这与上引《汉书·食货志》的制度其原则是一致的。只是具 体规定有所差异耳。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注 曰：“所谓‘皆食于上’似指不负担赋税徭役而言。”按，此说不确。“食于上”，即指被 政府养起来，亦即不须从事体力劳动。又，民年至高龄段，六十岁以上到始“食于上”的 一段时间与“年十六以至十四”，皆为半作，即今之所谓半劳力，可见仍是要从事部分体力 劳动的。这里透露了《田法》授田制中田地还授年龄之限。我以为可以肯定地说，其法以年 十七至五十九为授田年限，即年十七授田，五十九归田。由此观之，《田法》之授田制下， 存在着以年龄为限的大周期的还授制度是毫无疑问的。又，《田法》规定：“三岁而壹更赋 田，十岁而民毕易田。”这是由于适应田地定期撂荒耕作制的需要而必须采取的换土易田制 。这是一种小周期的定其重分还授制度(说详前)。
综上所述，可见《田法》国家授田中存在着两种定期还授制度。
二
在古代村社生产体制下，农业生产以及社会经济生活都带有集体性、统一性、强制性。中 国 古代村社具有极明显的官社性质，其集中、统一、强制的性能就更加明显了。《田法》中的 国家授田制，实脱胎于村社，它是把原来大小不等的邑里村社，改变为整齐划一的国家里州 乡的行政编制，并由其授田耕垦，村社的传统性能被较多地继承下来。也可以说，《田法》 国家政府州乡统治下的授田于野的农耕组织，就是一种新的官社。那时，国家授田制的实质 、目的，就在于在保证农民占有一定数量土地的前提下，还强令其耕作，以为国家提供剩 余生产物以及各种力役之征。
《国语·鲁语》云：“自庶人以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社而赋事，蒸而献功， 男女效绩，衍则有辟，古之制也。”《汉书·食货志》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 右孰，邻长坐于[左]孰，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斑白不提携。 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条 何休注论述井田制时亦有大致相同的说法。这种集体的、统一的劳动，行动一致，有共同的 作 息时间按排，都反映了劳动生产安排的统一强制性。《鲁语》说这是“古制”，可见其来源 当甚遥远。青川秦牍《更修为田律》也反映了在国家授田制下所产生的生产规制，显示了很 强的统一性，其生产虽可自理，然有许多公共事宜尚须统一进行，如修封埒、正疆畔，整治 道路、桥梁等。睡虎地秦简《厩苑律》“以四月”条所示田啬夫管辖下的农牧组织亦具有明 显的官社性质。《田法》更表明它不仅保有古代农村公社许多传统习惯，可以说在其国家授 田制下所成立农耕组织就是一种新的官社制度。这个官社组织自上而下分为乡、州、里三级 层次。
《田法》云：“□□□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与年十六以至十四 ，皆为半作。”言外之意，年十七至五十九则为“整作”。此“作”即秦简《仓律》之“作 ”，汉简之“使”，皆为劳作、劳动之意，与今劳动意同。“整作”指整劳力，“半作”即 半劳力。这里是说，民到达一定年龄必各尽其劳，实是强制劳动。“食于上”，注谓“似指 不负担赋税徭役而言。”按，此说不确。实际上在古代曾经存在着如下制度：民在一定年龄 限度内，人人必须劳动。《吕氏春秋·上农》篇“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就是这个意 思。但在未成年及老年时，虽不劳动，亦由集体供养。《田法》云：“……有技巧者为之， 其余皆以所长短官职之。邑啬夫度量民之所，田小……明示民乃为分职之数，齐其食饮之量 ，均其作务之业。”这实际是由官对民进行“三官”“分职”，民之“公民”性极强， 民无选择职业之自主权，作务之业、食饮之量皆有严格的官定标准。农业也是集体性很强的 体制。集体性还表现在统一授田，地次井然，藏粮于民，按家饲养家畜，“卅日之休”，“ 大息 ”以及“大息”前的集体狩猎等方面。这是一个官集体经济体制，也可以叫官公社或官 村社。
《田法》所露社会经济体制，显示了一种强大的超个人的外在束缚力的存在，生产、生活 都是在一种行政外力统治、指令、干预下，集体按照同一个目标进行的(并不一定是集体生 产)。分言如下：
第一，对民进行严格的行政编制，按技术，按年龄，分职授业，包括授田耕垦。并“明示 民乃为分职之数，齐其食饮之量，均其作务之业。”
第二，州、乡授民田，并监督生产。《田法》云：“人不举或(域)中之田，以地次相…… ”其语虽不全，然其意却颇可知，是说人不举耕田将要受到一定惩罚。受而不耕，耕而获不 多，都要受到处罚。《田法》云：“邑啬夫□□吏邑□吏二人与田啬夫及主田之所□参也而 课民之……”所谓“课民”，系指官吏到“所”即耕田之处所课耕监督生产。又云：“卒岁 田入少入五十斗者，□之。卒岁少入百斗者，罚为公人一岁。卒岁少入二百斗者，罚为公人 二 岁，出之之岁[□□□□]□者，以为公人终身。卒岁少入三百斗者，黥刑以为公人。”这与 《史记·商君列传》载秦商鞅变法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制度是一致的 。银雀山汉简《王法》云：“岁十月，卒岁之食具，无余食人七石九斗者，亲死不得含。十 月冬衣毕具，无余布人
尺、余帛人十尺者，亲死不得为帍幠。中□之木把扞
以上，室中不盈百枚者，亲死不得为郭。无井者，亲死不得浴，无堂者，亲死不得肄 。”《周礼·地官》“闾师”职文曰：“凡庶民不畜者祭无性，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 ，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衰。”上述所云并非指己不劳而不得备如许丧祭之物，而是指集体 不供且亦不容许其用之，以此示罚。
第三，不能随意种植作物，作物种类当有定制，种获时间周期同步一致，以便于统一定期 放荒休闲。这是一种集体、统一、指令性很强的农业。之所以如此，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亦 与农田耕作制度密切关联。大面积的集体统一撂荒易田制，必须有统一步调的农耕管理制度 。
第四，田间规划系统严整。《田法》虽不见有如青川秦牍之阡陌封疆制、《吕氏春秋·任 地》篇之亩畎制、《周礼》之九夫井制和十夫沟制，然而从《田法》之“以地次受(授)田于 野”云云，则可知其为系统严整的农田规划当属无疑。这是对古村社经济体制的继承。
古代民间联系本极密切，有共同的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其亲密之程度远甚于后世。村社 时期还是这样。这种社会风气在历史上一直延续了相当长时期。蜡腊之祭、息民之礼便是其 中之一方面。
周有大蜡之祭，而无腊。《史记·秦本纪》：“秦惠文君十二年，初腊。”秦始皇三十一 年，更名腊曰嘉平。《礼记·月令》定于孟冬举行腊祭先祖五祀，即系秦国之礼。蜡、腊之 祭为年终大典，在氏族公社与农村公社中都是最为隆重的祭礼，周秦时期仍然维持着。一年 劳动，喜获丰收，年终合聚万物而索祭享之，以报成功，并于此时举行燕饮之礼，“劳民以 休息之”。这便是与蜡、腊之祭同时举行的息民之礼。《周礼·春官·宗伯》“籥章”职文曰：“息老物者谓息田夫万物也。”可见，蜡腊之祭中有息民之礼。《诗·豳风 ·七月》：“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这便是 在收获完毕，地净场光、万物收敛归仓后举行的劳农休息之礼，显示了他们共同社会经济、 精神生活的存在。
据文献知有劳农休息之礼，然多语焉不详，而《田法》则略可补其不足。诚然，此息民之 礼至《田法》时代已屡经蜕变，然其毕竟可补某一阶段之缺环。《田法》云：“粟九升，上 为之出日大半升，以为卅日之休□……醪。卒岁大息，上予之十人而一斗肉，使相食之。酒 食自因其所。上使公人可使畜长者，养牛马及狗豕鸡。先大息五日，上使民之壮者，吏将以 猎，以便戎事，及助大息之费。猎毋过二日必错。”这是一段极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生活史 料，反映了一种较为特殊的社会制度与风习，于此，亦可以窥见其民与政府的关系，以及政 府对民生产生活的管理职能系来自村社。《田法》规定政府官吏率民先大息五日集体行猎， 更能说明这种集体行动，原系民与共同体的关系，今转为民与政府的关系，成为官吏指挥下 的统一行动。这说明原来村社的一些行事与习惯，于村社解体之后，在政府的政事活动中 尚被保存下来并延续至很长时间。大息及腊皆由国家领导并组织进行，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由上述《田法》材料，可得见当时民之处境及其大息之礼的基本过程。(1)原来息民酒食之 费是来自村社公物，而此时也是按十人为一组由“上”(政府)分给肉一斗，“酒食自因其所 ”，即由当地受田民之所在政府若州、乡等供给。“自因其所”的“所”与“及主田之所” 的“所”应是一致的。其大息之费当主要出自官。(2)先大息五日，组织壮民，由官吏带领 举行田猎，以助大息之费。原来社员也是在收成后集体出猎的。《诗·豳风·七月》云：“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人豵，献
于公。”秦之腊祭亦以猎得名。《月令》郑 注“腊谓以田猎所得禽祭也”，便证明了这一点。不过，《田法》之由政府组织田猎以辅助 大息之费实为平调役使民力，而至李悝作尽地力之教时，各种祭祀之用如社闾尝新之费则全 由民自出了。由公出到自出，便是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过，在秦也还有在社时由政府以 里为单位赐民米肉之事。(3)《田法》之所谓“以便戎事”，乃是假田猎以为军训。《月令 》云，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兵”。这正是古代以田猎教战，民人共同军旅 生活的延续，兵农合一制之遗风。(4)“上为之出日大半升，以为卅日之休”。是指月底休 息之费，由政府每日拿出“大半升”积累而为之。(5)“上使人可使畜长者，养牛马及狗豕 鸡。”从上下行文关系来看，此种牧养活动目的之一便是为大息提供一定费用。此等“公人 ”，即是因未完成生产任务而被罚作的个体生产户。《田法》规定：“卒岁田入少入五十斗 者，□（注：按，此阙文或为“谇”，“笞”字之类。据云梦秦简《厩苑律》来看，其时对生产等活 动评比惩罚，其轻者为“谇”(斥责)”，再则为“笞”。）
之。卒岁少入百斗者，罚为公人一岁。卒岁少入二百斗者，罚为公人二岁。出之 之岁[□□□□]□者，以为公人终身。卒岁少入三百斗者，黥刑以为公人。”使公人“养牛 马及狗豕鸡”，这种牧养业乃是集体事业。牧业多集体，与秦简《厩苑律》田啬夫例一致。 可见，虽六畜首成为私有财产，然村社公牧却是最后退出历史舞台的。农耕地多早分耕，其 牧却多仍为集体，因为村社牧场是最后丧失的。即是在份地制下，农田放荒后仍为牧场，牧 场的公用性最强。
银雀山竹书中所透露的产品分配关系也有很大的特殊性。《田法》云：“赋，余食不入于 上 ，皆藏于民也。……叔(菽)萁民得用之，稿民得用其什一，刍人一斗，皆藏于民……上家畜 一豕、一狗、鸡一雄一雌。诸以令畜者，皆藏其本，斋其息，得用之。”这里涉及三类生产 物：粮食、家畜、刍稿的分配使用问题。
就文献所载来看，战国时，对农民生产物的处置方案，大抵有如下几种：(1)《商君书·农 战 》：“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说民》：“訾粟而税”，亦属此类。惟其剥削量有轻重 之异而已。《孟子·滕文公》所谓“校数岁之中以为常”的贡法，秦简《田律》规定的“入 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皆不出此法。(2)《商君书·垦令》：“家不积粟，上藏也”。 这是皆藏于国库之法。(3)即《田法》所规定的“余食不入于上，皆藏于民”之法。不过， 从《田法》所提供的直接证据来看，这种制度还不甚清楚，应加以研究，方可揭晓。
首先应搞清“余食”是指什么。《田法》说：“王者一岁作而三岁食之。”此可谓余二岁 之食。贾谊《新书·忧民》说：“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汉书·食货志》 ：“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银雀山汉简《王法》：“岁十月，卒岁之食具，无余食人 七石九斗者，亲死不得含。”可见，此所谓“余食”是指扣除一定部分之后的余额粮食。现 在应搞清扣除的是哪些内容。看来口粮应是扣除的重要项目。此外，还应包括上之赋敛在内 。《田法》此句前只存一“赋”字，其上句意不知，然此字当为“赋敛”之类，则可肯定。 《田法》之所谓“余食”，当系指扣除口粮、赋税之后的余数。不过这个“余数”也不是任 意数。受田、产量、口粮、赋税皆有定准。因之，这个“余食”也就必然是个固定数额。
“余食”之多寡，取决于受田、产量、口粮、赋税四项综合平衡之数，而其中产量实是一 个决定民之生计的伸缩性很大的可变量。这个变量，经“循行立稼之状”的观稼平产，考参 以为“岁均计”，甚至“二岁而均计定”。从形式上看，实在认真。而问题的结局究竟如何 ，关键却不在于此。平产的随意性甚大。如此，便对民之实际收入、家之生计产生了不可估 量之影响。
细较之，从《田法》云“卒岁田入少入”若干要受惩罚的规定来看，知其受田民都有官定 的产量标准。从大息日“酒食自因其所”，知平时非国家供应。又从“齐其食饮之量”，知 民口粮是有固定标准的。这样，受田民的产品就被分解为三部分：赋，口粮，余食。《王法 》云：“岁十月，卒岁之食具，无余食人七石九斗者，亲死不得含”。照李悝计算，人月食 石半，五口终岁之食为90石，百亩之收为150石，扣除口粮尚余60石，再除什一之税，则余4 5石。照《王法》计最低限度余额则为7.9×5=39.5(石)。李悝算的是个大略平均数，不能求 之过细。照秦简《仓律》规定：秦隶臣作者，月食二石，未能作者，月食一石，相覆以为率 ，正好为1.5石。秦律为具体指标，李悝之法为取其均数以约略计算五口农夫之家的生活指 数，可取以为概率估算家计。石半之数当为战国时通计口粮之率。《王法》之口粮标准可以 石半之额以均计五口之食数。惟对劳力则应以秦律隶臣田者月禾“二石半石”之标准例之， 日合九升弱、八升强。正近似于《田法》“粟九升”之说。故知《田法》“九升”，应为农 业劳力一日之食。可见那时从事农业劳动者口粮待遇最高。
古代藏粮于民与藏粮于国存在斗争。贾谊《新书·春秋》记着如下一个故事：“邹穆公有 令，食凫雁者必以秕，母敢以粟。于是仓无秕，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秕。”官吏以 为不如以粟食之。邹穆公反对说：“取仓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粟乎？凫苟食邹之秕，不害 邹之粟而已。粟之在仓，与其在民，于我何择？”于是，“邹民闻之，皆知其私积之与公家 为一体也。”此处便有藏粮于民的味道。不过，从私积与公储为一体来看，这里还是公私分 明的。其所言乃在于说明宁可转藏于民也不能浪费掉的道理，与《田法》所谓“余食”藏于 民还不是一回事。战国时藏民与藏官是个大矛盾，当时不少人抨击的就是过多的藏于国。《 管子·八观》篇云：“辟地广而民不足者，上赋重流其藏者也。”民之生产物为上所重赋敛 而去，故下民无藏。
《田法》之“余食”“皆藏于民”，表面看来与《八观》相反，实则一致，且有甚于《八 观》之说。按，这里关键在于搞清《田法》“藏于民”的实质。此“藏于民”，只是暂藏耳 ，并不为民所有。《田法》规定菽萁民可得用，而稿只可用什一，刍人可用一斗，余“皆藏 于民”。以令畜者，可用其息，而必“藏其本”。由此可证，此所谓“藏于民”，乃是暂为 保藏而不得私用之意。“余食”不足若干要罚，“田入少入”若干亦相应受罚，皆可证此“ 藏于民”的“余食”实乃不可动用的官物。这样一来，受田农之生产物则被分解为三部分： 赋税、口粮、余粮。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实际只有口粮一项。口粮虽有定准，然而国家却必 首先取足赋税、余食。因此只有在超产的情况下，民才可望能在“余食”之外再有一些真正 属于自己的余食。在赋税、“余食”必须达标的情况下，其口粮之数实则已成空头支票。若 因种种原因而达不到产量指标，则必移口粮以补官定“余食”之不足，而其他家庭开支则更 无着落。这种“藏于民”之法，对民来说实是更加严重的一种额外负担，官家既无保存之苦 ，又无雀鼠之忧，不负其责，也丝毫无损。到收用时，民少一粒也当不可。这是一种很特殊 的古制，后世不存。
三
由《田法》等篇可以看出，其时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授田制，建立起一个带有 严 重强制性的官社经济体制。其特点为：
第一，地、邑、民居“三相称”，即三统一的编制体系。《田法》云：“量土地肥硗而立 邑建城，以城称……三相称，出可以战……”“口与城三相称，乃可以□□□”，字句虽残 缺，但与文献相对照，其完整意义却可知。《礼记·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 以居民，地邑民居，必三相得也。”《尉缭子·兵谈》云：“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以城 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上述诸说讲的都是同 一个原则，即邑、地、人三统一的宏观规划原则，亦即行政(包括军政)、土地、人口统一编 制的原则。《田法》便是按行政编制，于野规划授田，同时进行“五人为伍、十人为连”的 军事编组的。农民即土伍，立户受田，服役从戎，休则耕，出则战，这正是在土地国有制下 ，所确立的一整套以国家行政为统绪，以农为本，寓兵于农新的政、农、军合一的社会经济 体制。此可名之曰官社经济体制。其首要特点，简言之，可谓政社合一体；详言之，实为政 治、社会、经济生产、军事，乃至精神文化生活等与国家行政之一体化。这种体制的基本框 架结构，乃是以政府行政系统进行编民、编农，其目的在于为国家提供役源和剩余生产物。 比之较原始的农村公社体制，此乃是一种更为高度发展的政社合一制度。可以说，农村公社 解体而官社生，官社去则转为较分散、自由的国家份地农，再则进为个体小农散户乡村。大 致可以说，当战国之世，官社曾经是较普遍的制度。孟子的井田说，实亦可囊括在其中。
第二，国家授田份地农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模式化，对国家的人身依附性甚强。秦份地农性 质即如此。
第三，生产组织形式及生产过程虽非集体化，然而却是在政府严格管理下的统一性极强的 分耕制。从统一藏用粮食、菽萁、刍稿及畜养豕狗鸡等的规定来看，作物种植种类及家畜饲 养都有严格要求，显示出是指令性很强的农业。
第四，农业生产实行定产承包责任管理制度。《田法》规定实行份地授田，产量、口粮皆 有统一标准，具有极大的强制性，这在战国时期带有普遍性。《吕氏春秋·上农》篇云：“ 故敬时爱日，[将实课功]（注：照许维遹说，从《亢仓子》补“将实课功”句。《吕氏春秋集释》卷26《上农》，文 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
，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 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此“将 实 课功”，就是利用经济行政手段督耕勉作，在“大任地之道”的名义下，只能益，不能损， 生产指标被极度拔高，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绳索。对于完不成生产任务者都有严酷的惩罚， 若秦有收孥之法，《田法》有罚为“公人”之制。这种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在后世尚可 隐约觅见其踪影。
必须着重指出，这种古老的农业上政府定产指标责任管理制度，曾经是先秦历史上的关键 制度，带有普遍性，是官社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历史上的所谓什一之税，或十五税一等率 ，其实乃是建立在评估定产基础之上的分成制，它的前提是定产，只有产量定，才能分成计 积。产量由谁来定？此向是政府之事。且产量之定，亦并非待收成之后再一一升计斗量，而 是通过观稼评估以定之。因之，其结局便有极大的随意性。秦的收孥之法，《田法》的罚为 公人之制，昔日的相地衰征等，实皆赖评估定产以行之。即在汉之三十税一等，以及四六分 成等之屯田，亦实皆隐约折射着古代官社体制下的评估定产承包责任制的余光。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官社经济体制模式的存在。在普遍土地国有制与国家 授田制基础之上，国家通过州乡政府将土地分授于民，并组织、干预、监督管理生产，从乡 民的行政编制、授田编次，以及田地分授、土地换易、产量评定，到对受田民的勤惰考课， 口粮、产品的分配与藏用，如此一系列经济生产事宜，都是由政府官吏直接主持，并按照政 府统一指令进行安排，因之，份地农之间也就有着比较密切的共同经济联系；政府还直接干 预并组织份地农的社会精神生活，如月终的休息，年终的大息，皆由政府供给酒食，并由政 府 官吏组织受田民进行猎捕，以补其休息之费。应当说，这是一个以政府行政为统绪的官公 社农业社会经济组织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对份地农实行分耕定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此等 官社体制的核心制度。前已详论之，从州乡之行政编制，并由其主持授田于野云云，知其为 国家普遍授田制。因之可见，这种官社体制尚具有普遍性，乃是当时《田法》行用地域范围 之中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支配形态。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实行份地授田，年老归田，并以 三年为期换土易田，故耕者之间的贫富阶级分化是不存在的，这里民间没有地主阶级的踪影 ，也不容许地主阶级产生。在上述官社经济体制之下，其政治经济关系主要是在政府与民之 间发生的，所谓阶级关系也都表现在官民对立之中。这就是当时真实的农业社会。细思《田 法》等篇所暴露的官社经济体制，吾信知时行的战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说，确乎有违于历史 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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