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特点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中论文,国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和前所未有的发展，其研究重点从传统中国转向现当代中国，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金融、历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美国中国学注重研究“模式”，确立“取向”，跨学科、跨专业地吸取社会科学诸多学术养分，丰富自己的研究模式和内容，形成了一支年轻而成熟的当代中国学研究队伍，许华茨、傅高义、何汉理等逐渐成为中国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当代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得益于1959年美国“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的成立，该机构为美国中国学研究提供了组织保证和资金保证，使中国学研究步入群体化、规范化轨道。从此，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方兴未艾，愈益成为当今美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显学”。（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pp.69-70)中国研究与美国国家利益相结合，凸显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是区别早期汉学研究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界限。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经历了从兴起、发展到繁荣等阶段，本文试论述不同时期中国学研究的不同特征。
一、中国学研究的新视角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学术研究大大促进了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费正清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指出，美国所以在亚洲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就因为“它不了解亚洲，执行错误的政策”。他强调要培养研究中国的专门人才，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费正清认为：“中国太弱了，它不能征服世界，但是它又太大了，世界不能吃掉它，所以中国在世界的最后地位，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人类生存的议事日程上就显得非常重要。”（注：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1969;）费正清首次提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随着第三代美国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形成，与早先中国学家们从西方社会科学中借用各种概念相比，学术研究时期的中国学研究“更注重跨地区的比较研究”。（注：郝平：“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四十年概述”，《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派伊的《亚洲的权力和政治》将日本、印度、南朝鲜等国作为研究中国的参照系，指出东方人所特有的“民族主义移情”（注：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85;）(p.186)，将学术化的中国学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通过微观考察体现宏观思考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国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中国讨论会”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学者们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方法开始对中国各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如妇女、知识分子、计划生育、老龄化、青年人口以及农民问题等进行研究。如华尔德的《中共的新经济主义》、埃米利和赫沙特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妇女》、谢淑丽的《同志间的竞争：中国的职业刺激与学生策略》、戴维士的《中国老龄人口与共产主义革命》等著述开拓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新视野，也为学者们尝试运用不同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奠定了基础。
研究主题细化、研究内容丰富多彩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另一大特色。这些主题包括：研究“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经济政策”、“关于《孽海花》民初流行的几个版本”、“中国士大夫群与政权中心关系的历史研讨”、“从艾思奇、邓拓、翦伯赞看‘延安路’知识分子群的历史命运”、“关于潘晓的‘人生的路’与当代中国知识青年的心态”、“北岛、顾城、舒婷的诗作所表现的中国新文学的困惑”等。（注：苏炜：“有感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读书》1987年第2期；）研究的问题如此专业，美国中国学研究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研究视角的转变使一些美国中国学家们深深地扎根于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的研究之中，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魏斐德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施坚雅的《中华帝国后期的城市》、杰罗姆·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的自由主义1917-1937》、魏特夫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阶段》、费维凯的《20世纪初在华的外资企业》等，其关注和研究的视角不仅仅是历史，而是多角度、多元化的，学者们注重地方史料的搜集，把宏观考察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将城市化与系统理论结合起来，为中国学研究者们从事现代中国社会和区域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二、研究模式发生变化
1970年代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高涨时期，也是美国学术界思想大动荡、大分化时期，美国学术界出现一股左翼批判思潮。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强调从“历史的深度”来研究中国，用“新的方法”来认识中国，这从宏观上为美国研究近现代中国奠定了基础。费正清以传统与现代化为经，冲击—反应为纬，以二者之结合来分析近代中国发展落后的原因，批评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中国有许多不切实际或一厢情愿的误解”。（注：徐国琦：“略论费正清”，《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
这种被称为“费正清学术模式”的理论遭到新一代年青学者们的公开批评，从而引发了学者们对中国学研究的思考。一些学者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批判二战以来美国汉学界出现的费正清、赖肖尔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保罗·柯文是批判“冲击—回应”模式的主要代表。柯文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提出“中国中心观”思想，标志着美国中国学研究方向出现新的转折。柯文全面回顾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进程，批判曾占统治地位的“冲击—反应”、“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等三种模式，认为这三种模式“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19、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注：Paul A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p.153)柯文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架构和指导思想——“中国中心观”，对美国中国学的宏观和微观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作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而把中国说成是一个长期以来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中国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才可能摆脱困境，取得进步。费正清列举从林则徐到孙中山的许多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认为这些人“无论是旧式满清官僚还是近代革命者，他们都感受到西方的冲击，并且作出强烈地反应”（注：Ssu-Teng & John K.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p.7)，但近代中国社会难以变革的原因是因为“背后存在着一种传统文化的情结，也就是强烈的大一统中国的意识”。
“中国中心观”标志着一种全新学术观点的出现，它反映了美国1970年代以来对东方各国社会研究的基本趋势，作者力求摆脱“殖民地史”的框架，从社会内部按照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探索其历史进程。柯文认为：所谓“近代中国所能经历的一切有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讨中国近代社会自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狭窄的死胡同”。（注：[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序言部分，中华书局1989年版；）(p.4)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使美国中国学研究发生方向性的学术转变，但“中国中心观”作为一种研究模式仍不完善，还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逻辑严谨的方法论体系，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中心观”模式需要充实新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中国学研究在反思过程中跃入一个新的境界。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近代中国》主编黄宗智提出中国史研究中存在“规范认识危机”的观点，强调从中国史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和经济，而不是从固有的观念、规范信念、经典理论出发研究历史。他的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从微观考察中国农村小农经济的发展上升到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宏观思考，这一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对柯文中国中心观模式的发展，也是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三、关注中国经济改革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发展。随着价格的放开，过去单一的固定价格逐渐发展为固定价格、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而且后两者支配的范围日益扩大。价格双轨制增强了企业的决策权，但它导致物价迅速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并且出现广泛的贪污腐败现象。美国中国学家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环境进行研究，出版了许多重要著述。如：佩内洛普·哈特兰·桑伯格的《中国的十年经济改革：未来的挑战》、巴里·诺顿的《中国经济中宏观政策及其结果》、德怀特·珀金斯的《中国：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龙》、简·普里波拉的《中国的改革与其他社会主义经济》、布鲁斯·L·赖诺尔德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深度与速度》、奥克森伯格和雅各布森的《中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学者们将研究的视角对准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困境，如物价、市场发展、企业行为、企业体制改革、决策权力分散、改革中的宏观经济等问题。
阿尔伯特·凯德尔提出中国推行价格改革的三种政策选择：第一，引进价格改革，增加非国营企业的直接税收，弥补由于价格改革所导致的利润及财政损失；第二，贯彻价格改革，通过利用国家赤字和向银行借贷保持对城市的补贴；第三，迅速增加城市劳动力和大规模城市投资的生产率，限制城市消费水平的增长。（注：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Vol.1,Washington:U.S.,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1991;）(pp.119-134)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企业行为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企业已不再单纯追求产值的最大化，但企业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还不是由市场机制所制约。企业关心的是利润，它们往往致力于通过低税率、优惠信贷来获得利润，而不是通过降低成本或提高销售来提高利润。对此，德怀特·珀金斯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剪断企业与政府官僚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一个独立的、本身受到硬财政约束的银行体制是很有意义的。一些不能将其损失转嫁到中央银行的银行将具有强大的刺激，促使企业还本付息”（注：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Vol.1;）(p.164-169)。
承包制是中国企业改革的重要特色之一。到1989年，80%的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注：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p.339)尽管如此，集体和私人企业取得的效益远远超过国营企业。哈特兰·桑伯特认为：由于承包制没有制定惩罚未实现利润目标的企业的条款，允许倒闭的只有私人或集体小企业，国营企业通常都要得到补贴，因而集体、私人企业有着提高效率的强大刺激。而对国营企业来说，承包制只是提供了胡萝卜，但却没有在他们的发展方向上挥起大棒。（注：Penelope Harfiand-Thunberg.A Decade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Washington:The Center for Strategi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89;）(pp.23-24)这揭示了中国企业改革初期国有企业存在的各种弊端。
随着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分权化和市场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各级政府对资源配置决策的直接控制逐渐减少，以往的行政控制和约束大大放松。这一方面促进经济自由化发展；另一方面导致经济运行不稳。由于在实施分权化和自由化改革时，没能发展起一套宏观控制机制，没有确定明确的财产权以避免外在因素对经济的干预，这种不稳定被进一步强化。对此，巴里·诺顿强调，只有稳定、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再加上不断的改革，才能使中国摆脱各种困境。对于中国的农业、外国投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影响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因素等问题，本杰明·沃德认为，海外华人的经验表明，一旦他们从政治动乱和国家的压制中解放出来，他们那富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企业家精神就会表现出来。
四、中国学研究与中美关系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为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大贡献。1966年3月8日，以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莱特为首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为了影响约翰逊政府对华政策的制订，同时为了教育美国公众和国会议员，主持召开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中国问题听证会。鲍大可、费正清、许华茨、约翰·林德贝克、施乐伯等人极力主张美国政府应放弃“遏制并孤立”中国的政策，鲍大可在会上首次提出“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建议，包括与中国进行除战略物资以外的贸易往来、与中国进行比大使级规格更高的对话、让中国参与重大国际事务、让美国公民到中国旅游、最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等。（注：顾宁：“中国通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美国研究通讯》2001年第2期；）这些建议对尼克松政府制订对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1970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陈述美国对外政策时宣布，美国的目标是“与共产党中国建立更为正常和更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中美之间在许多根本利益上没有冲突”。（注：Marshall Green,John H.Holdridge & William N.Stokes,War and Peace with China,Bethesda,Maryland,Dacor Press,1994;）(pp.87-88)
197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围绕美国应该如何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展开激烈辩论。艾伦·惠廷主张采取“日本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相反，托马斯·汤普森、艾伦·科恩则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应采取一种“含糊其辞”的政策：“宣布台湾与大陆中国之间的国际水域为双边和平区，约束双方在这个国际地区不诉诸武力。”（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pp.95-96)鼓吹一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折衷方案”。他们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出谋划策，把中国问题研究同参与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联系起来，凸显中国学研究与美国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基本特征。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美两国曾经有过的“蜜月”期不复存在。中美战略关系的基础由于前苏联的垮台而动摇，中美关系不断出现分歧和斗争。美国学者竞相提出“单极时刻”、“历史终结”和“国家利益决定”等理论范式，以解释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注：孔耕蕻：“‘文明冲突’理论评述”，《文艺报》1995年第1期；）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新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Foreign Affairs,Summer,1993;）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亨廷顿等人又以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为借口，大肆攻击儒家文明，鼓吹所谓“文明冲突”。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美国国内一些刊物出于不同目的，发表与冷战思维相呼应的论调，攻击中国加强国防是为了“对外扩张”，中国经济发展后会对亚洲国家构成威胁，“把中国看作是潜在的敌人”（注：吕其昌：“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几点看法”，《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2期；）。“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钱达甚至引用拿破仑名言，称中国是个睡着的巨人，“一旦醒来，她将震撼世界”；迈克尔·斯威恩指责中国“从不满足权力现状”，“对自己在该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不满意”（注：[美]钱达：“对龙的恐惧”，《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8期；），为“中国威胁论”的存在寻找各种理论依据。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中美虽确立战略伙伴关系，但美国从未放弃对中国实施遏制的战略企图。
在两国关系层面，美国国会动辄以“台湾关系法”为由，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双边关系，使中美关系有时甚至发展至倒退的边缘。在一些重要事件的关键时刻，许多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如奥克森伯格、查尔斯·约斯特、戴维·兰普顿、基辛格等主张维护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反对美国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强调“一个稳定和繁荣的中国将有利于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一个在经济发展上与美国及其盟国紧密联系的中国将不会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中美关系的改善将有利于缓和海峡两岸的对立局面”。（注：Michel Oksenberg,A Decade of Sino-Ameriean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Fall,1982;）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一种显著的范式转变，即从“虚弱中国范式”向“强大中国范式”的转变。美国国内就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展开大辩论。约翰·米尔斯海默坚持认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与一心维护独霸地位的现有霸主之间的斗争是国际体系的特征”，试图以此说明中国的发展必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地位。戴维·兰普顿提出对中国实行“带有保险的融合”政策（注：[美]戴维·兰普顿：“范式的失落”，《国家利益》秋季号，转引自《参考资料》2005年9月30日；），对当今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起到推动作用。
今年8月中美首次高层战略对话举行后，尚慕杰、傅立民等“中国通”立即作出呼应，他们建议美国应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芮效俭告诫美国，“中美经济已经相互依赖，制裁中国，只能导致美国经济下滑”（注：Washington Observer,August 3,2005，转引自《参考资料》2005年8月11日；）。谭若斯也不相信中国是一个“正在超越美国的超级大国”，他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谋求国内最大限度的稳定和保持中国令人钦佩的经济增长速度”。（注：[美]谭若斯：“中国不是超级大国”，《华尔街日报》2005年10月27日；）
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前不久，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对华关系演说时，鼓励中国成为当今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注：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Washington File,Sept.23,2005。），表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采取与中国接触和合作的政策。但美国要求中国加入以它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与美国一起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体系”，同样是对未来中美关系的严峻挑战。
余论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不断兴起，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正是因为当年有像费正清、鲍大可和施乐伯这样的美国汉学界泰斗，为此付出巨大心血。今天，新一代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戴维·兰普顿、傅高义、何汉理、李侃如、沈大伟等人已成为中国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与他们的前辈们不同的是，他们中有些人既是著名中国学专家，又曾亲自参与或正在为美国制订对华政策出谋划策，他们的研究具有两重性。作为学者，他们要保持学术的“客观公正性”；但为了美国国家利益，他们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政治上正确性”，因为他们是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必须确立和巩固在体制内精英集团中的位置，所以具有强烈的功利性。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在强调美国中国学研究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为其推行全球战略服务的基本特征时，也应看到，研究中国有助于改变美国民众和媒体对中国的认识，让美国中国学研究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通过美国中国学者的努力，让更多的美国人客观地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有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消极影响，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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