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视角下澳门产业结构优化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视角论文,文献论文,结构优化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澳门产业的一般认识
(一)澳门产业的演变
澳门开埠以来,由于主导产业的转变导致经济结构演变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中转贸易。16—17世纪,受到明朝海禁影响,澳门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国际转口港应运而生,以澳门为中心,开辟了多条国际贸易航线:①澳门—果阿—欧洲;②澳门—日本;③澳门—马尼拉—美洲;④澳门—东南亚。贸易商品以生丝、丝绸、瓷器、药材等为主,中转贸易成为澳门经济的支柱产业。[1]其后香港开埠,凭借天然良港优势取代澳门国际中转港地位。
第二阶段:博彩合化法。1847年澳葡当局公布法令,由政府开投,赌商专营赌业。20世纪50年代,博彩业成为澳门经济支柱产业。
第三阶段:加工出口制造业。受惠于全球成衣及纺织品配额制度,20世纪70年代,澳门出口加工业发展迅速,80年代成为澳门第一大支柱产业。1984年出口加工业产值已占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37%,远高于博彩业的20%。踏入90年代,受《多纤协定》和生产工序外移影响,出口加工业开始下滑。2005年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更使澳门出口加工业走向衰落。
第四阶段:博彩业独大。2002年,特区政府推行赌权改革,引入竞争。到2007年,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48.8%,而制造业下降至2.2%,博彩业一业独大格局形成,发展至今。
从上述四阶段发展来看,可归纳出澳门产业结构的演变主要受到外部制度变迁的影响。
(二)博彩业的重要性
对澳门发展而言,博彩业有其特殊性。其重要性在过去和今天都得到充分肯定,不少研究指出其重要性表现在政治稳定、财政收入、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国际声誉方面。在政治稳定方面,晚清时期,博彩合法化确实挽救了葡萄牙,令澳门社会和经转危为安。[2]博彩税收入代表的是博彩业收入的稳定增长,保证了澳门政府的顺利运作和政权的平稳交接。[3]103在财政收入方面,博彩税是澳门财政收入中最稳定的第一大收入和公共支出的主要来源。[3]108在经济增长方面,澳门博彩业历史悠久,在经济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是澳门集中程度最高的产业,也是澳门历史与本土中最具植根性和世界声誉的产业。[4]以赌权开放为龙头,澳门经济经过全面的市场化改造,健全与完善了澳门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为“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为特区政府的有效施政作出了重要的经济支持。在社会福利方面,博彩业的兴旺发展对澳门居民的总体福利至关重要。[5]博彩业不仅成为澳门经济的半壁江山,而且成为澳门特区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在澳门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6]在国际声誉方面,博彩业是澳门社会发展的发动机,正是依靠博彩业这张城市和产业名片的国际吸引力,澳门才得以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逐步确立自身极具特色的国际地位[7],使澳门“东方蒙地卡罗”的形象和影响举世瞩目[8]。但也有研究指博彩业如一把双刃剑,“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的重要性突出,其特殊性不可不察。[9]冯家超更指澳门博彩业产生的社会成本与其增长成正比,并指出由博彩业所产生的可计算的社会成本包括刑事司法成本、博彩业监管及征税成本、旅游博彩推广及博彩从业人员培训成本,而目前难以估计的有病态赌徒成本和寻租成本[10],并提倡责任博彩①。
(三)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发展的必要性
早在1991年,杨允中在《澳门产业结构特点分析》一文就提出“适度”的发展概念:“澳门的第二次产业中有轻无重……宜推行适度的工业多元化和产品高档化政策。”[11]文中没有进一步对“适度”作诠释。后来澳门工业也没有适度发展起来,继而走向衰落,“适度”发展概念再没有被提起。直至特区政府成立,行政长官何厚铧提出“固本培元,稳健发展”的施政方针,有学者提出一业为主、多种产业并存的发展策略[12],开始了澳门产业结构多元化研究。2002年,行政长官何厚铧提出以博彩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其他行业协调发展的定位,确立了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发展的目标。[13]2004年,新增三个赌牌正式投入运作,澳门经济快速复苏。2005年,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对澳门加工出口制造业造成沉重打击。[14]在第二、第三产业一增一减下,博彩业一业独大问题迅速衍生,社会再次提出经济适度垂直多元发展的构想[6],也引起学术界对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化发展必要性的探讨。有研究认为,澳门的“壮大龙头”与适度多元的“协同发展”策略不可偏废,缺一不可。适度多元化有助于孕育和扶植澳门本土的内生、自主的经济发展动力,创造本土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竞争性基础十分必要[15]。况且,澳门是一个微型经济体,资源缺乏,市场狭小,没有条件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多元”,只能“适度多元”[16]。郭永中跳出本土思考,从区域、国家层面阐述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必要性:①有利于摆脱对外依存度高的风险;②有利于区域间的产业长期和深度合作;③有利于赢得中央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④有利于“一国两制”政治优势的发挥。[17]也有从抗风险能力、经济安全、社会和谐发展、良性循环发展方面论述澳门适度多元发展的必要性[18]。但也有研究指出,多元化通常涉及经济成本。若一个经济体系已接近完全就业,剩余的资源有限,多元化将资源由已建立的产业再分配到新的产业,至少在短时期内将拉低经济增长率。纵使多元化实证能有效降低经济波动风险,特别对一些已发展或高收入的经济体来说,它亦可能与风险—回报的最优考虑不相符。而澳门要发展适度多元化,应从长线的角度出发,选择循序渐进的方式,避免对领先产业的发展造成干扰,令社会付出沉重代价。[19]
(四)澳门中小企业的稳定性
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全阀,其稳定性不亚于博彩业的重要性。行政长官何厚铧在2003年施政报告重点中明确提到中小企业是澳门的重要支柱之一。2006年的施政报告中,特区政府明确表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并认为中小企业在推动澳门经济发展、就业、社会稳定等方面贡献良多。2009年的施政报告中,特区政府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如增加工商业发展基金拨款(15亿澳门元)和调整中小企业信用保证计划(由3亿澳门元提升至35亿澳门元)。第三任行政长官崔世安在2012年施政报告中针对中小企业的援助包括小企业信用保证计划、中小企业专项信用保证计划、企业融资贷款利息补贴、扶持中小微型饮食特色老店计划、工商业发展基金、中小企业援助计划(由50万澳门元提升至60万澳门元)。对中小企业由政策激励到实质扶持,足见特区政府重视中小企业在澳门社会发展中担当的举足轻重的角色,也为澳门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奠定了基础。有研究认为,澳门企业90%以上是中小企业,不但为社会创造着大量财富,还吸引了半数以上的劳动大军就业,扶植中小企业发展,不仅关系到澳门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其社会稳定。[20]
二、澳门产业结构问题的隐患
(一)博彩业独大
澳门赌权开放,国际资本大举进军博彩业,市场博彩业已呈一业独大或产业极化状态[15]。博彩龙头产业没有带动其他行业协调发展,相反,由“产业蚕食效应”(industrial cannibalization)所导致的单一化现象[21],反而加深了一业独大与适度多元不足的“深层次问题”[22]。有研究指出博彩业一业独大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不在一业独大本身,而在一业独大的特殊产业——本质上属于财富再分配的活动[15]。陈文鸿等进一步探过澳门产业结构单一问题,博彩业独大直接地挤占或排斥其他行业服务业以至于其他产业发展空间,一是挤占劳动力,二是排斥外资投放其他行业;间接地带动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矛盾。[23]有学者将这些现象定性为“挤出效应”(如“博彩业发展进一步使制造业萎缩,同时也使劳动力更加短缺。”)[24]、“马太效应”[25]。它们将不断增加澳门经济的风险和波动性[26-27]。王五一更指出,在逻辑上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当赌业占GDP的比重仅为1/4时,如果赌场倒闭,整个经济将垮掉1/3;当赌业占GDP比重一半时,如果赌场倒闭,整个经济可能都垮掉。同时指出,在博彩业一业独大所形成的产业风险基础上,博彩业本身又生成了内地客“一源独大”的市场结构所形成的另一层风险。[26]张应武采用HP滤波方法中的参数和回归分析得出,博彩业一业独大及其在经济中的独特作用,一方面将自身的波动性传给整体经济;另一方面导致产业结构日益单一化,加深澳门的经济波动。[28]陈广汉等指出,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削弱了产业间的周期协调能力,使澳门经济越来越受博彩业波动影响,并通过增长率方差计算,得出澳门博彩业波动性是整体经济的2.6倍,而整体经济波动性也高于中国内地、美国、新加坡、香港和卢森堡。[29]周运源将这种经济结构性风险归述为对外高度依存的结果。[30]除上述较宏观的分析之外,也有研究从微观角度出发,指出博彩业独大下的两大结构问题:一是客源结构单一,博彩业收益的主要客源来自内地游客,不正常的财富转移已令国人为之心痛[9]。中央亦担心这种依赖内地客源的“输血”来发展澳门博彩业后果不良,收紧自由行政策正好说明这一点[31]。二是财政结构单一。博彩税成为特区政府主要财政收入,形成“博彩财政”,“财政对博彩业的高度依赖将可能造政府缺乏推进产业结构改革以及博彩业监管改革的实际动力”。[24]82008年澳门的财政总收入中博彩税的比例高达82.03%,较回归当年高出3倍。一方面,财政对于博彩业的高度依赖性可能造成政府缺乏推进产业结构改革以及博彩业监管改革的实际动力,博彩业成为制度的实际支配者[24];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博彩税收入的“一税独大”是不争的事实,而一旦博彩业受外部环境影响,产生较大的波动,博彩税的减少必然导致政府可支配资源的萎缩,从而引发可能的财政风险[32]。
(二)中小企业问题
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是构成澳门产业结构单一、失衡的重要一环。至今,中小企业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仍存在经营困难的挑战。区宗杰从实践经验方面指出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几个内在因素:缺乏现代化的经营理念、融资能力有限、转型意识淡薄、营销网络狭窄、人才短缺。[33]冯邦彦则从政府政策方面指出,澳门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不明显,一是扶助欠法律基础,二是没有一个专门机构管理中小企业问题,三是没有建立起主导企业对中小企业溢出机制,四是融资、信用担保欠缺政策配套等。[34]徐雅民等在《提升澳门中小企业竞争力研究》一书中指出,澳门中小企业大多数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水平落后,产品技术含量低,在宣传、推广、人才罗致、资金融通、价格竞争等方面都比大企业困难,也难以产生规模效益,加上家族式经营(欠制度化),管理也不太规范,将窒碍其稳定发展。[35]50,74,76郭永中将澳门中小企业问题归纳为:“一小”、“一高”、“五低”、“四短缺”。②[17]更有研究指出,博彩业产生的挤占效应大大削弱了澳门中小企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24]。归根到底,澳门的中小企业问题,本质上是企业的竞争力不强,难以适应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急速变化,它的出现不但突出了澳门经济发展最薄弱的一环,而且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6]。
(三)人力资源短缺
人力资源短缺是制约澳门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约束条件。有研究指出,劳动力不足,正在削弱澳门的竞争力和产业结构升级[37]。导致人力资源短缺的原因在于博彩业迅速扩张产生的急剧膨胀[38]和挤占效应[24]。在劳动市场供不应求下,工资成本大幅上升,1999—2010年,按行业统计的每月平均工作收入中位数由4920澳门元升至9000澳门元,升幅接近1倍。面对人力资源短缺和工资成本大幅上涨,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陷入人手不足、成本上升的经营困难。[39]徐雅民等指出,外资娱乐场相继亮相,对制造业及一些服务业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形成强大挤压,人手变得紧张。[35]62面对人力资源短缺,坊间要求政府开放外劳的声音日益高涨,特区政府不得不松绑外劳政策,2000—2012年,澳门输入外劳人数由31887人上升至95187人。在外劳输入大幅攀升下,由于相关劳工政策未有妥善安排,以及打击黑工不力,加剧了澳门的结构性失业和潜在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尤其是对从事低技术行业和能力低的本地劳工而言。[39]人力资源短缺不仅是一个量的问题,还是一个质的问题,博彩业市场的开放与竞争,一方面拉动了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也同时拉高了劳动力质量要求。由于澳葡时期在人力资源政策上的放任,使本地劳动力质素不高、技能差、教育程度偏低,未能配合突如其来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调整。陈广汉认为,澳门在推进产业适度多元化过程中,劳动力供给不足既表现在供给的量的方面,更严重的是供给的质的方面。[39]有研究机构指出,澳门的劳动力在质的短缺方面更趋严重,它影响着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育,对长远的发展将产生负面效应。[7]
(四)土地制约
土地是发展之父。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的澳门受到土地局限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已是铁一般的事实。封小云、杨道匡(认为20世纪90年代博彩业重登澳门龙头产业,澳门已不再有土地、劳力等禀赋优势。[40]陈文鸿(2004)就指出澳门特区的土地供应有限,经济持续扩张会使土地资源短缺情况加剧,土地成本和价格上升,从而抬升了澳门的整体生产成本。[41]澳门属于微型经济体,本身就存在着发展空间狭窄又难以取得突破的制约与隐忧。[42]澳门经济学会在《珠澳合作开发横琴专题研究——澳门如何参与》中就指出,澳门受限于土地狭小,产业布局难以展开,因此造成产业单一的问题与风险。[43]
三、澳门产业结构优化路径
(一)构建优化模型
受到外围开赌因素冲击,澳门以博彩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面临着潜在威胁。有关澳门产业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已由一般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走向模型构建分析。
吴丽燕在其博士论文《澳门经济发展及其供需平衡的统计研究》中,运用本地生产总值(GDP)计算的一个衡等方程式③,通过“习惯假说”④、“实用加速模型”⑤,构建出澳门供需平衡计量模型。作者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提供的1980—2002年相关数据,利用Eviews计量软件估算,揭示了澳门总供需平衡的实况和真貌。核算结果证明了澳门多数处于供需失衡的状态。作者还指出,在1982—2002年间,澳门总供需的分布情况为:供需平衡占33.33%,失衡的占66.67%;在供需失衡上,出现“供过于求”占42.86%,出现“供不应求”占42.86%。由此可得出“没有财政赤字等于供需已平衡”是谬论。[44]由于供求问题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论文没有再进一步论述这方面,但已间接地揭示了澳门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郑华峰在《从深化粤港澳合作看澳门博彩业的区域绩效——以纵向二次多元论及其动态模型作切入点》一文中提出“纵向二次多元论动态模型”。该模型强调以博彩业为轴心和动力,以点带面,先带动旅游业,再带动其他行业协调发展。如果博彩业的增长动力加快,其轴心旋转也因而增强,受惠行业面积也将增大,形成一次多元扩展;在一次多元的理论基础上,再追求二次多元,即博彩业发展动力不断转动下,自上而下地扩大影响经济范围,由特区扩展至粤港澳南部经济圈,形成等边三角两层锥体的动态模型,即纵向二次多元论动态模型。该模型的运行机理为:博彩产业带动旅游业,再带动其他相关行业协调发展,从而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产业结构得以优化,经济得以适度多元。其理据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澳门特区可以通过制度与制度创新,将博彩产业的正面绩效从本地区辐射至粤港澳南部经济圈,再充分利用其区域生命周期,在全球经济迈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影响至国家层面。[45]
阮建中在其所著《澳门博彩产业竞争力研究》一书中,提出“澳门博彩产业竞争力七因素模型”。竞争力七因素由机遇因素、集群因素、生产要素、制度因素、需求因素、企业因素、人文因素组成。研究得出结论:澳门博彩产业竞争力主要由区位⑥、企业⑦、产业集群⑧、制度⑨因素构成。如果在这些关键因素上澳门政府能够提供政策支持,可以提升澳门博彩产业的竞争力,促进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化,改善澳门结构单一等问题。[46]
王勇在《劳动力迁入对澳门经济发展影响》一文中,采用理论与检验相结合展开研究,以澳门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和就业规律等切入,考察澳门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短缺的现状以及迁入劳动力的规模与趋势,运用“个体决策模型”⑩推出“迁移决策基本模型”,再构建出迁入劳动力的微观动因模型,又以澳门1996—2006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迁入澳门的劳动力除了具一般性的收益—成本权衡的规律外(如就业机会和相对收入的作用),软环境的“社会网络”效应成为迁入劳动力的推动因素,地理因素的国家(地区)边界效应则构成两个层面的壁垒因素(自然壁垒和体制壁垒)。研究更以“迁入”与“本土”劳动力的职业匹配模型分析,认为“迁入”与“本土”劳动力的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利于促进澳门经济转型,而迁入劳动力过量涌入澳门,从事低端蓝领岗位,竞争带来廉价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红利”,同时本土劳动力享有“本土红利”,在双重红利基础上,带动澳门整体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透过实证,发现澳门迁入劳动力、人力资本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呈正相关。[47]
袁持平等在《澳门产业结构适度多元化研究》一书中,运用产业间的合作竞争的演化博弈模型进行分析,指出澳门产业间合作竞争演化稳定状态不仅依赖于主导产业企业和非主导产业企业双方的学习速度和方向,也取决于它们的双方的初始状态(依赖程度)。要想引导澳门博彩业与非主导产业合作,实现多元化,就应该降低其与非主导产业的合作成本。同时他构建了“价值链优化的澳门产业结构多元化模型”。该模型强调澳门作为一个微型经济体,政府与企业是促使产业结构多元化的两个主体,并认为澳门博彩业一业独大使经济资源过度聚集,挤压了其他行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在马太效应作用下,其他产业相对不振,加剧了经济与政府对博彩业的资源的进一步集中,其他产业相对萎缩,使得澳门产业结构单一化问题更加突出,社会贫富差距问题恶化。可以透过纵向(11)、横向(12)两个角度优化整个产业链,从而使产业结构多元化发展。[48]
(二)优化思路
关于澳门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大多数研究都围绕两大主线:一是垂直适度多元发展,二是横向适度多元发展。
(1)垂直适度多元发展。其理论依据为比较优势,即在既有优势基础上进行发展。澳门经济学会课题组在《澳门产业结构优化与适度多元化研究》一文中指出,多元化的方向首先应该是优势产业链的延伸,新兴产业必须是原有优势产业的补充或发展,以充分发挥经济体原有的比较优势,并强调澳门产业结构多元化应是“垂直”而非“横向”,即在原有优势产业——博彩旅游业产业链的延伸,是产业内部的多元化,如发展综合性旅游业、会议展览业、航空运输业、离岸服务业等;但不排斥有条件时进行横向发展的可能,同时主张通过行政改革、制定产业政策、土地规划、加强中小企业支援、改革教育制度、CEPA合作等公共政策推动垂直多元发展目标。[6]陈守信在《澳门经济多元化的理据与选择》一文中指出,澳门多元化不应着眼于将资源分散至大量的行业,而应侧重少数可确定的“朝阳”行业,它们应可补充领先产业的发展,以促进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有效应用,并为经济长远增长新增动力,并强调当资源由比较富有竞争优势的领先产业抽调至前景不明的初生产业时,经济效益将会被牺牲。[19]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在《澳门博彩专营权开放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评估与展望》报告中指出,澳门的产业规划应是以综合旅游业为主导的适度多元化,围绕着博彩业这个核心产业进行同心圆式扩充,以降低经济系统的潜在风险,并提出发展酒店、饮食、零售业、会议展览业、物流业和金融业的优化思路。[7]
(2)横向适度多元发展。其理论依据为后发优势,即通过政府政策发展不具备自身优势的产业或与博彩业逆相关。曾忠禄在《澳门博彩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一文中指出,澳门比过往有更多条件实施多元化发展:一是澳门财政状况持续盈余,有能力为创新产业提供支援;二是澳门的低税率是周边地区无法比拟的;三是澳门紧临世界最大的中国内地市场;四是知识经济与IT技术的突飞发展,为新进入者创造蛙跳机会,如果澳门能够选准有潜力的产业,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加以扶持,澳门完全有可能在某些产业获得相对竞争优势。[49]李红在《澳门产业横向多元化的探索》一文中运用边境产业多元化的矛盾规律分析,指出澳门产业具有边境经济的诸多特征——小规模或微型、强波动性与随机性、依附性和服务性、结构单一或偏门。作者认为,澳门可考虑利用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机遇和广东对东盟地区紧密的经贸网络、澳门初具形态的“三大服务平台”等地利或边境区位优势,再结合CEPA及其多个补充协议的天时,善用珠澳跨境工业园区,通过珠澳合作发展科技型制造业和服务业。[50]陈文鸿、钟民杰在《澳门经济结构优化及在珠江三角洲都会区的定位》一文中通过摩纳哥、爱尔兰、芬兰的横向发展比较,得出大力投资教育及研发活动是推动工业升级转型、发展高附加值的专门服务业重要的基本条件,提出在博彩业一业独大发展的前提下,澳门特区可以政策倾斜,金钱打造优势,吸引生产所需的要素,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典范,而关键在于特区政府是否具备前瞻性和胆量。[23]
(三)其他优化视角
不少研究认为可以通过发挥制度优势、人才开发培训、加强区域合作、支援中小企业发展等来优化澳门产业结构。在发挥制度优势方面,陈多、张亚伟认为“一国两制”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创造了法律依据和发展条件。[51]王五一也认为“一国两制”为赌权开放创造了政治条件,反之,赌权开放也为“两制”中的“一制”(澳门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21]9在人才开发培训方面,冯邦彦认为,制定长、中、短期政策优化劳动力,短期可以输入外劳,中期可以引进专才,长期可以发展教育。[27]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的研究指出,透过发展高等教育和各层次教育,加强职业培训,制定弹性的外劳政策,制定科学的人才引进政策,可以有效提升劳动力的质与量。[7]胡坚认为,特区政府应该借《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之机,从产业结构升级和多元化的角度进一步审视澳门的人才政策,加大特殊人才培养、引进和开发力度,使得澳门产业结构多元化切实可行。[52]在加强区域合作方面,张作文认为,应在CEPA、泛珠区域合作下,利用三大商贸服务平台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粤港澳合作和澳珠共同开发横琴等。[37]郝雨凡等(2009)认为,澳门多元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以横琴开发为突破点,以珠澳关系为承接点,发展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旅游文化产业,最终实现珠澳同城化发展。[53]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陈文鸿认为不排除有更多的境外服务企业利用CEPA从澳门打进内地市场,机会增加,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转型。[41]张作文认为,一方面在税务和人力资源等政策方面向中小企业适当倾斜,协助企业“走出去”,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协助中小企业改善和提升自身管理水平,向中小企业提供经贸、市场资讯和法律、投资方面的咨询等。[37]有研究认为,关键在于提高产业组织竞争力,强调要从企业之间分工体系、社会化支援体系和区域性合作体系着手。[54]在CEPA方面,有研究指出,CEPA最大的作用是消除港澳与内地“市场”与“规则”之间的制度不平衡[55],对澳门经济的复苏或发展起到关键作用[56],建议充分利用CEPA的零关税、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等优势,推动澳门制造业、物流业[57]、会展业[58]的升级发展,甚至有助于参与西部开发[59]、横琴开发[30]等。在商贸服务平台方面,有研究认为要大力发展“中葡经贸合作论坛”,抓住中葡贸易之机,让台澳企业可以在葡语国家间信息提供、中葡贸易中介服务、物流网络、欧洲航线开通、金融电信等领域进行合作,一方面可以以合作促台澳关系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优化澳门产业结构。[60]但也有研究指出,澳门虽然成功地占据了中葡商务中介角色,但要从中取利仍有很多地方要改进,其中一点是中葡双语人才不足[61]。有学者更建议澳门可以借助自身区位优势、历史文化优势,由政府牵头,与粤港台紧密合作,大力打造会展业与文化创意产业,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适度多元化的目标。[30,62,63]
四、小结
(一)现有研究的突破点
1.明确博彩业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不管是内地或本地学者,在研究上一致认为博彩业在澳门的重要性,是微型经济体下的必然选择,将它放在龙头产业的位置是正确的定位。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博彩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突出其在政治稳定、财政收入、社会福利和澳门国际声誉等方面的重要影响,从而更加巩固博彩业龙头地位,使博彩业政策在未来发展上不易被动摇。研究的突破具有实质意义,它让澳门社会大众明白博彩业的正面作用,发展博彩业是正确的选择。同时,研究也反对博彩业一业独大。学者运用经济学上常用的实证和规范分析,指出博彩业一业独大会对中小企业产生“挤占效应”,对社会产生“马太效应”,给经济系统带来波动性和脆弱性;甚至认为博彩业一业独大将对本地或周边地区产生难以估计的社会成本,对澳门在与周边地区进行区域合作时有所顾忌。因此,研究更渐渐从博彩业的重要性转向特殊性研究,目的就是要明确博彩业的龙头地位与一业独大问题。学术界没有被博彩业的庞大收益而迷失理智,而选择一方面肯定其重要性的同时,另一方面却突出它的特殊性问题,这是相对理性的研究。
2.确立了澳门产业结构优化问题研究的大前提
几乎所有研究都认为在确保不干扰博彩业发展的前提下,澳门应该寻求适度多元发展,学术界取得的共识是研究的一大突破,它确立了澳门产业结构优化问题研究的大前提,即日后相关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在这一前提下展开,至少短期内就不存在博彩业被新兴行业取代的问题。在这一大前提下,接下来就是“适度多元发展”问题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不再讨论要不要适度多元发展,焦点转向如何适度多元发展问题上。目前有两种看法:一是垂直适度多元发展,二是横向适度多元发展。两者取向有所不同。前者服从于比较优势思考,认为在博彩业优势基础上作延伸发展将成本更低,风险较低和见效快;后者服从于后发优势思考,认为博彩业延伸发展未能克服经济系统波动性和脆弱性问题,一旦博彩业发展放缓或下滑,垂直紧扣发展容易触发火烧连环船后果,而主张政府政策倾斜发展与博彩业不相关的产业,更列举了卢森堡、芬兰等微型经济体横向发展的成功经验。虽然两者在研究立场上不同,但彼此不互相排斥,只是存在先后问题,要么先垂直、后横向,要么先横向、后垂直,这与刚开始时的研究立场分明已有所改变,发展思维也转趋兼容并蓄。
3.重视“优化”概念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由提出至今已接近10年,发现近几年的有关文献在研究澳门适度多元发展时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优化”一词,而20世纪90年代较常用的“调整”、“升级”等词的使用明显少了,这可看做一种研究取向的突破。笔者认为,这种突破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学术界对适度多元化发展的一种推进研究,反映学者在澳门产业发展规律、结构问题上有更多了解,因此,在分析上更趋理性和务实,或者认为“优化”手段更能实现适度多元发展目标。从文字角度来看,“优化”二字本义为“创造有利条件的改变”。“优化”身上也隐含着一种循序渐进式的增量改革,并受到“路径依赖”约束,因而较适合用于研究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事实上,过去12次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中,与产业结构有关的施政方针就有9次使用了“优化”一词,这是一种巧合抑或官学共同推动的成果,不得而知。但至少学术界和政府都重视“优化”的使用,原因可能有多方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优化”的使用在研究问题时更具弹性,对于研究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有一定的优势,研究的对象、范围、程度、方法、形式可以有更大的思考空间,而且风险相对较低(主要受到“路径依赖”约束),社会也较容易接受。相比之下,对“调整”和“升级”,社会未必容易达致共识。
4.找到产业结构问题所在
澳门属于微型经济体,在分析产业结构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套用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法则、钱纳里标准、霍夫曼比率等产业结构理论。例如,澳门现时人均GDP达40000多美元,失业率仅2.8%,GDP年增长达双位数,第三产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高达85%,数据都比产业结构理论所提出的标准要高、要好。这是否说明澳门不存在产业结构问题,已达致均衡发展?答案显然不是。过去,无论是澳门学者还是内地学者,都较少采用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如克拉克定理和钱纳里标准进行产业结构分析,同时也欠缺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而普遍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所以,经过多年累积研究,在产业结构的定性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突破性,基本上认为博彩业独大、中小企业发展问题、人力资源短缺是澳门产业结构的问题所在,是澳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隐忧。
5.优化思路多元化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有关产业结构优化思路不再局限在经济层面,而是呈现一种多元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思路不再局限于本土化发展,更多的考虑区域合作,透过拓展三个商务服务平台,充当中国与欧洲、葡语国家的桥梁角色,从中找到更好的发展机遇,从而优化产业结构,此其一。其二,思路超越纯经济逻辑,而将政治纳入分析。近期的研究中不少主张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正确理解《基本法》,从而向国家获取优化产业结构所需的生产要素。其三,思路不遵循比较优势法则。如人力资源,对澳门而言,是各项要素禀赋中最劣势的,若按比较优势法则,则不该优化人力资源,而应该发展一些低技术产业以迁就人力资源质素。但事实并非这样,几乎所有研究都提出优化人力资源,不但透过输入专业人才,更多地重视本地教育改革,强调产业结构优化由人才本地化做起。可见,尽管有关研究思路日趋多元化,然而,研究始终坚持最核心的发展思路——以人为本。
6.研究方法日趋成熟
就掌握文献来看,有关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模型分析、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比较分析、理论分析和规范分析等。方法应用不再是简单的观察分析,而是复杂的“模型+定量+理论”分析,应用起来日趋成熟。如上述提及的“澳门博彩产业竞争力七因素模型”、“迁入劳动力模型”等,得出的结论较科学,易使人接受,同时容易带出新的研究问题,有助于推进研究。至于理论的应用也有所突破,不再是生搬硬套,而服从“实事求是”大原则。总的来看,研究方法正由简单趋向复杂,由单一趋向混合,日趋完善。
(二)现有研究的不足
1.欠缺相适应的优化理论支撑
目前有关澳门产业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是采用单一嵌入式的理论分析,而这有可能促使产业结构朝非均衡发展,尽管均衡发展最终由重复非均衡发展得来,但单一理论有可能导致政府制定政策时偏离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目标。举例说,有学者提出垂直适度多元发展,其理论依据是比较优势,但该理论将使产业更高度集中发展,难以分散波动性风险。也有学者提出横向适度多元发展,其理论依据是后发优势中的政府政策干预,理论上可以分散博彩业独大风险,但政府透过政策倾斜集中资源配置给新兴产业,一方面扭曲了市场竞争制度,另一方面会挤占博彩业资源,表面上做到结构均衡,实际上换来的可能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的经济失衡。从目前的理论研究看来,单一嵌入式理论似乎无法解决澳门微型经济体的结构单一问题,但至今仍欠缺相适应的优化理论支撑,从而窒碍了澳门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推进研究。
2.欠缺优化动机分析
目前研究大多集中在优化什么、如何优化的问题上,甚少对优化动机进行分析,因而产生一种较空泛的理论研究,无法付诸实践。毕竟,任何优化手段都是由人去推行的,如果缺少对人的动机的分析,就无法解释政府为什么愿意推行优化改革。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也难以让人相信这是一份可行性的研究。
3.欠缺优化系统模型分析
虽然目前有关优化模型的研究日趋成熟,但仍未完善、系统化。其中最重要一点是未有将“一国两制”纳入相关模型变量分析,而“一国两制”是促成今天澳门经济繁荣的重要制度保障,这对于奉行“一国两制”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而言,无疑是条件不充分的一种模型构建,它无法贴近现实分析,也无法对模型推断出的结论给出一种合理的解释。
4.欠缺产业结构定量分析
尽管澳门产业结构问题在定性研究上已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但要对澳门产业结构问题有全面了解,我们仍要多作定量分析,巩固定性研究成果。例如,博彩业独大在澳门这样一个极微型经济体下是否合理;澳门只有第二、第三产业,这是一种怎样的结构,属于均衡抑或失衡;博彩业对其他产业的冲击程度如何;博彩业与非博彩企业的关联度;等等。这些都需要有定量分析,才能说清楚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
注释:
①冯家超在2011年“第三届亚太区问题赌博及成瘾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②“一小”指中小企业规模普遍太小,1~9人的微企占中小企业总数的96.1%;“一高”指中小企业经营成本普遍较高;“五低”指中小企业的产值低、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低、素质低、竞争力低;“四短缺”指自然资源短缺、人力资源短缺、资金短缺和创新意识短缺。
⑥作者引用伯格斯特兰的贸易引力模型作实证分析,通过香港、中国东部、日本、东盟、美国、欧盟的比较,得出多数国家/地区经济发水平与澳门的距离影响与预期一致,区位因素与澳门竞争力存在相关性。(参见:阮建中.澳门博彩产业竞争力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10~118)
⑦作者运用澳门博彩业特殊经营方式、财务竞争力模型、决定因素、特殊因素分析,得出企业是构成博彩竞争力的因素,当企业越负上社会责任时,其利润越大,竞争力也因而提高。(参见:阮建中.澳门博彩产业竞争力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19~146)
⑧作者运用集群理论的空间格局、区位分布、行业部门聚集,得出澳门具有集群效应、马太效应、制度效应、羊群效应。(参见:阮建中.澳门博彩产业竞争力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47~151)
⑨作者认为在“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下,实行的“自由行”政策是构成澳门博彩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参见:阮建中.澳门博彩产业竞争力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69~177)
⑩作者依据Tabuchi and Thisse和Crozet的思路,得出预期收益方程:ER(O)=∫[p[,1](t)p[,2](t)Y[,d](t)-P[,3](t)Y[,o](t)e[-n]d[,t]]-C(0)。(参见:王勇.劳动力迁入对澳门经济发展影响.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0:39)
(11)纵向是指纵向多元化发展之意,即围绕博彩业相关产业的多元化。博彩业的上下游产业有赌具制造业、旅游产品制造业、酒店业、找换店、典当业、交通运输业等。(参见:澳门经济学会.澳门产业结构适度多元化研究.2011:88)
(12)横向是指横向多元化发展之意,即通过发展其他产业形成多元化。如中药业、高等教育产业、信息产业、海洋技术产业、环保产业、生物工程等。(参见:澳门经济学会.澳门产业结构适度多元化研究.20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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