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异、利率和消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率论文,差异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前后，中国国民经济波动中，“抑制消费”、“消费膨胀”、“消费早熟”、“市场疲软”等问题都不断地提到了消费的变动，这些问题引起了经济理论争论与政策制定的差异，当前消费持续的低迷更是把消费问题推到了理论与实践政策操作的前沿。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消费加以分析，从而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消费政策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有关消费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在国外已经研究的很深入了，国内介绍和翻译的作品有很多，包括凯恩斯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莫迪哥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等，到70年代后，消费理论与资产选择、流动性资产限制相联系，分析了大量的资产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论文。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以制度确定的条件下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制度变动、人口和收入差异等因素不在模型中涉及。这些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分析有着极强的理论启示，但难以合理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拉美的经济学家针对其消费状况，提出了“消费模仿”的相关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行为不是自主的，消费模式模仿发达国家，特别是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高收入者消费完全与发达国家相似，需求与本国生产能力关系小，满足消费靠进口。
中国的问题更为复杂，不仅有发展中的问题，而且有很强的制度变迁问题，制度变动超越了人们内生的行为，完全不同于西方研究的消费者主要是内生决定行为，中国的消费者的行为是一种短期性决策模式，在实证分析中国更接近凯恩斯假说的短期消费函数，由于制度的不确定性，中国消费者不太可能对自己长期收入或生命周期等进行理性预期和安排，但随着新的市场制度建立，内生化行为模式确立，长期消费预期才能形成。中国学者为探索中国自己的消费问题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归纳起来比较突出的研究包括：（1）宏观消费变动的研究。 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杨坚白等研究了适度积累率，90年代杨圣明同志在其《消费模式》论著中系统地对中国“消费膨胀，抑制消费政策，消费疲软，刺激消费”的消费现实与政策波动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中国消费模式和适度消费政策的研究（杨圣明1990）。1999年王洛林、刘树成等再次对消费比例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当前的消费比例已经是历史性最低点了，提出了直接启动消费的理论与政策。在积累与消费比例方面的宏观理论与政策研究还有大量的文献，都主要集中在消费规模与经济政策协调，有很多文章使用了消费函数进行了测算。（2 ）寻求微观消费决策对宏观消费的影响的研究。代表作是《居民的消费选择与国民经济成长》，该文从全国消费家计调查中得出了80年代中国城市居民无风险预期下的消费者选择对经济的影响，为消费者微观研究打下了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居民行为课题组1988）。到9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居民行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张平对微观决策行为进行了修改，提出了城市居民风险预期从无到有，而且外生性的体制风险预期对居民消费决策影响非常大。消费者无法通过内生的理性预期加以控制，导致对风险预期的很多放大效应，表现在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的持续下降（张平1995、1997、1998）。在微观消费者实证研究中还有一系列的非常优秀的论著和论文，着重了微观消费者行为的实证，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的有效性检验和西方模型在中国适用性的分析等（贺菊皇1998、赵志君1998、臧旭恒1994）。（3）利率对消费的影响。 利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消费者对财富和消费选择方面进行分析，分析出相应的影响。随着消费者收入的不断提高，消费者财富的积累，对利率的敏感性再加强，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宋国青有关利率和消费波动的研究（宋国青，1995；杨目，1999），他测算了消费者对实质利率是敏感的，认为1994年以后储蓄增长加快的原因是实质利率提高的结果。但也有持反对意见的，认为“利率对储蓄单正向作用的理论说法从未得到完美的实证检验结果”（李焰1999）。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极为有价值的探讨和假说。中国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赵人伟1998），而传统研究消费倾向变化都是假定收入差距是基本保持不变的，因此把收入分配差异变化纳入到消费倾向变化研究中可能是一个有意义的假说。中国在90年代后，财富选择方面呈现多样化，股票、债券和不动产在人们财富中的比重将会快速加大，这对消费者财富选择方面有重要影响，而消费信贷、信用卡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流动性约束被放松，它又对消费者支出产生影响。资产、流动性限制等变量都是对利率有高度敏感的，利率对消费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尽管现在实证的数据不充分，但探讨利率对消费者影响则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在梳理了上述国内研究，希望主要仍集中研究消费者行为模式以及消费者行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上，但这次主要是分别就城乡居民各自的行为进行分析，研究收入增长、差距、不确定性和利率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消费者行为决定变量的分析
1.居民收入差异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90年代后，消费者行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者的行为受到其收入的决定，而收入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支出。从城市消费者的收入变化来看，可归纳：（1）收入与人力资本开始成正比。 它源于企业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劳动要素能得到正确的市场评价。尽管还存在着很多制度性垄断障碍，劳动力要素市场不完善，但劳动者收入的内生决定模式已经基本形成，随着改革的深入，劳动者收入的内生决定将越来越强，并将彻底改变传统体制留下的人力非资本化。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影响依然，1995年统计表明，传统年工序列制导致了中国居民收入的年龄分布是，年龄50～59岁年龄的人收入最高（李实1999）。而近几年改革的加快，1998年出现了高收入者年龄前移，表现在20～35岁的劳动者收入最高，45岁左右的中年劳动者收入低（李强1999），这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收入—年龄分布是不同的；（2 ）低素质劳动者报酬下降，很多劳动者面临失业，丧失收入。消费者的收入虽然愈来愈多地取决于人力资本；（3）资本所得的比例开始发生作用， 有资本所得者的收入将成为新的拉开收入差异的变量（赵人伟1999）；（4 ）由于失业已经成为经济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失去收入的可能性在加大，城市就会有一批消费者需要通过政府救济而存活，城市贫困问题日显突出（魏众1998）。
城市居民家庭由于收入差别的拉开，原有的消费支出行为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各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明显出现差异，从而影响着总的消费支出的加总结果。
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决策和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1）消费阶段不同，城乡收入差异2.5倍，耐用电器普及率相差10年，但进入城市后受到工资歧视，由于歧视对所有农村劳动力都是如此，因此视为外生的，农村居民收入基本上是内生人力的函数。（3）农村收入中有40%的收入来自于实物收入，这一比例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工作的比例变化而变化。农村居民的现金收入是决定其消费支出和储蓄的重要变量。（4）收入差距拉大比城市更为明显， 根据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1995年的调查，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1，在农村内部更突出地表现在非农收入的拉开上，非农收入差异对农村家庭收入差异的贡献已经高达55%（张平1998）。农村中的高收入者中的现金收入比重远远高于中低收入层。中低收入层的实物收入比例仍很高，现金消费支出能力不强，遇到农产品市场不景气时，家庭现金收入更为窘迫，消费支出，特别是现金支出能力下降，而实物支出受到价格下降的因素影响，实物消费支出（实物量乘价格）也相应地减少，实物量可能变化不大。高收入者则对整体的经济景气非常敏感，经济不景气，乡镇企业倒闭，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都直接影响着非农收入，也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农村居民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因此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与经济景气变动非常相关。
中国城市居民受到制度变动影响大，而农村居民受经济波动影响比较大，所以中国居民消费的短期波动性也将比较大。
2.居民消费—储蓄跨时均衡
城市居民随着其享受的传统福利制度的解体，消费者决策不仅要考虑当前消费，而且要根据消费储蓄跨时均衡衡量的条件进行决策。福利制度解体最主要的表现在，一大规模公有房进行销售；二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全面就业、退休福利制度走向全面解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福利制度解体的威胁，福利制度的解体直接要求规避风险的内生化，人们必须调整收支结构，有效地配置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上的比例，跨时的消费储蓄最优均衡必须纳入到居民的决策中。但象前面所描述的那样，由于风险集中释放，而且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非常不同，影响也就差别很大，如原有占中国消费具有主体地位，而且收入较高的国有企业的职工受到失业压力越来越大，从中间收入层直接可能就掉到了底层，特别是年龄在45岁的职工则打击更大，很多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很可能失业，而且很难再找到工作，其消费支出被快速缩减。而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年龄较轻的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收入预期很好，消费支出增加很快，这就在城市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消费—储蓄决策模式。
中国居民经历了20年收入的高增长，有了相当规模的储蓄，财富收益增长很快。财富的选择也开始多样化，股票市场的开放，现已经有近5000万人开户进行股票买卖。国债购买，外汇储蓄和买卖都是资产选择。福利制度的改革又把住房推入到资产选择中，而消费信贷和不动产抵押制度的安排使得不动产具有流动性。财富决策纳入到居民支出系统后，居民支出对利率就非常敏感了，但这种敏感更多地表现在各种金融资产的选择。
综合来看，收入风险—年龄分布不对称和利率成为了城市居民支出决策的重要约束。
农村居民的消费—储蓄决策行为与城市有很多的不同，农村社会保障是依靠家庭耕地。而农村的金融市场非常不发达，农村居民的金融工具选择是困难的，农村居民的金融资产只能对利率进行反应。农村居民的支出决策模式中，现金收入流是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最关键变量，由于市场化较早，长久性收入—消费预期是可以形成的，但由于承担未来风险的职能主要在土地上，其储蓄周期与标准的生命周期储蓄周期是不同的。具体表现在目的和周期阶段上不同，农村储蓄的主要目的是建房等消费目的和生产目的，不完全是为了养老；储蓄周期最高点是在30岁左右，为了婚嫁和建房，而不是退休后。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在土地，消费和储蓄的跨时约束比较小，对利率和金融多样化选择比较弱。在发达的地区，很多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来自乡镇企业，其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已经向城市靠拢，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改变仍未占到主导。
三、收入增长、差异、不确定和利率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1.消费倾向持续下滑，农村出现了消费负增长
从表中可以看出一些基本现象，（1）1991年后， 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不断下降，与80年代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处在较高的水平是很不相同的。（2）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更是持续下降，已经接近90 年的历史最低点了，而农村则出现了负值，人们支出愿望低下。（3 ）农村居民收入在增加，但消费支出出现负增长，这是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农村消费状况令人担忧。
表190年代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倾向
城市居民
年份
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平
实际边际
可支配收入
消费支出均消费倾向
消费倾向
19901510.201278.890.850.45
19911700.601453.810.850.96
19922026.591671.730.820.52
19932577.442110.810.820.76
19943496.242851.340.820.78
19954282.953537.570.831.04
19964838.903919.470.810.39
19975160.304185.640.810.85
19985425.104331.610.800.58
农村居民农村居民
年份
农村居民农村居民 平均消费实际边际
纯收入 消费支出 倾 向 消费倾向
1990686.31 584.630.850.43
1991708.53 619.790.873.38
1992783.99 659.010.840.24
1993921.62 769.650.840.67
1994
1220.98 1016.810.830.80
1995
1577.74 1310.360.830.81
1996
1926.07 1572.080.820.71
1997
2090.10 1617.150.770.05
1998
2161.98 1590.330.74
-0.12
2.收入差异拉大导致平均消费倾向下降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均是不稳定的，而且到90年代后有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解释外，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可能不仅仅是平均收入提高导致，很可能是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化过快引起的。
首先，我们看看城市居民的分配变动与消费倾向下降，（1）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居民的收入差异不断拉开，1985年最高收入者的人均全部收入比最低收入者的人均全部收入高2.9倍，到1989年提高到了3.2倍，而到1997年提高了4.22倍，收入不平等化程度提高。（2）由于各个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不同，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低，低收入层消费倾向高，因此分配对消费倾向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1985年收入相对平均，高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与全部人口的平均消费倾向都基本相同，中偏高以下组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普遍高于平均，所以当时消费倾向较高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到1998年，收入差距拉大，最低收入组的消费倾向在变高，高达0.97。而高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却已经下降为0.69，高收入组的低消费倾向直接拉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
表2
城市居民收入差异与消费倾向
1998
等级最低收入 低收入 中等偏下 中等收入 中等偏上
人口比例 10
10202020
收入2467.75 3303.17 4107.26
5118.99
6370.59
消费支出2397.6
2979.27 3503.24
4179.64
4980.88
平均消费倾向 0.97 0.90 0.85 0.82 0.78
1989
等级最低收入 低收入 中等偏下 中等收入 中等偏上
收入 780 981.7
1145.58
1352.43
1594.76
消费支出 731.1908.8
1036.91
1193.82 1382
平均消费倾向 0.94 0.93 0.91 0.88 0.87
1985
等级最低收入 低收入 中等偏下 中等收入 中等偏上
收入 482.8599.2691.68805.2 935.52
消费支出 455.6551.3626.88724.2 830.28
平均消费倾向 0.94 0.92 0.91 0.90 0.89
1998
等级高收入最高收入平均最高最低差异
人口比例 10 10
收入7877.6910962 54254.42
消费支出6003.212397.64331.61
平均消费倾向 0.76
0.69 0.80
1989
等级高收入最高收入平均最高最低差异
收入1891.1 2493.54
1387.8
3.20
消费支出1579.8 2001.071211
平均消费倾向 0.84
0.80 0.87
1985
等级高收入最高收入平均最高最你差异
收入1098.2 1383.72821.4
2.87
消费支出963.24 1162.92732.24
平均消费倾向 0.88
0.84 0.89
我们利用1989～1998年的收入最高最低比与平均消费倾向变动做回
归分析，模型如下：
LN（APC）＝4.644－0.164LN（diff）－0.0012LN（gincome）
（－7.56）（sig 0）（－4.964）（sig 0.002）
R－平方＝0.931，F＝46.95
LN（APC）：平均消费倾向乘于100的自然对数
LN（diFF）：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差异的自然对数
LN（gincome）：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自然对数
模型通过检验，而且变量是显著的，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差异拉大和收入增长呈负相关，即收入增长快和差异越大，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则越低。从模型系数看，收入差异明显比收入增长对引起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作用要大。从1997年数据可以看出，中偏低收入者以下的消费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很高，但缺少消费能力，因此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将有助于提高整体的平均消费倾向。
从农村来看，由于缺少农村居民的连续的等分分组数据和全体样本的基尼系数，因此无法计算收入差距对消费倾向下降的影响。在这里只能推断可能有此趋势。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1988年和1995年的两次收入分配调查表明，农村的收入差距拉大趋势非常明显（赵人伟，1998），从现在还没有扭转趋势的积极性因素，因此到1998年收入差距拉大仍是不可避免的，与次同时，消费平均倾向也一直在下降，从0.87下降的0.74，可能在这里存在着某种联系，理论上可以解释，但由于缺少系统资料，从实证角度看这仅仅是推断性假说。
3.利率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古典模型中将储蓄视为利率的函数，而现代经济学更强调了利率对居民资产结构的选择含义，强调了储蓄降低，可能导致股市上升，居民的“财富效应”会导致居民的消费提高，特别是以美国为例研究了利率、资本市场和财富效应。中国很多学者也对利率和储蓄或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很多的实证，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从1985年到1997年，实际利率上升一个百分点，消费增长速度下降0.68个百分点（杨目等1999）。利率对抑制消费是有效的。但笔者用实际居民储蓄余额增长与一年期实际利率回归则相关系数很小，而且模型未通过检验，用新增储蓄增长变动与利率回归也没有取得满意的效果。但名义利率和名义储蓄余额增长进行回归，效果是显著的（见公式）。
sav＝2.265+0.575r－0.489dummy
（6.02）（3.14）（－2.3）
R－square＝0.437
上式中的SAV为居民名义储蓄余额增长率的对数
r为一年期居民名义利率的对数
duMMy为哑变量，主要是为消除1988年价格闯关政策导致的异动， 取1988年为1，其他值为零。
上述模型通过检验，相关系数为0.66，符号为正，当名义利率提高百分之一，名义储蓄余额会增加0.575个百分点， 这表明储蓄增长与名义利率是相关的。实际或名义利率对消费或储蓄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如何完整地实证是实际利率，还是名义利率对消费或储蓄产生作用，现在仍然没有很好实证结论。
如果分时段看，效果有所不同。1981—1989年相关系数非常高，达到了0.96，而90年后，相关系数仅仅有0.3， 从符号上看名义利率的作用依然为正，说明90年代后名义利率与名义储蓄余额增长依然相关，但解释力下降，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其他的解释因素有多种，（1）90年代后，特别是1992年以来， 城市居民资产选择开始多样化，非银行存款（如信托储蓄和一些非法集资）股票市场、房地产等资产选择因素越来越多，扰动了居民储蓄的行为；（2）从1994年后，城市福利制度改革加快， 同时重新开始了保值储蓄，消费者为了养老、子女教育和财富等长期储蓄目标，对长期储蓄的利率变得更为敏感，而对一年期利率反应相应较弱（张平1998）； （3）1997年以来出现了通货紧缩，央行连续降低利率，人们开始更向其他资产转移，1999年7、8两个月出现了新增储蓄负增长，人们向股票、房地产投资增加，未来研究中应将股票指数、房地产指数加入到城市居民资产选择研究中，但现在数据不够完备，在这里没能进行经验检验。
90年代一年期储蓄利率对储蓄的作用下降，但并不表明利率的作用削弱，主要可能是金融选择的多样化，使得利率的作用不仅仅只是对居民银行储蓄起作用，而对其他资本品均要起作用，反过来影响到消费者的总储蓄和投资行为。
四、消费行为的宏观效果与政策选择
在80年代消费对中国GNP增长起决定性的带动作用，对GNP的贡献平均高达68%，90年代后，投资和外需增加很快，消费需求的作用下降，但消费需求依然是举足轻重的，依然平均占到55%。
从消费者选择的角度看，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与经济增长似乎存在着某种同步性，当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时，经济增长一定放慢，1996年后中国消费边际倾向与GNP增长同步下降，到1998 年边际消费倾向已经下降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提高消费倾向是提高宏观经济政策乘数效应的关键。特别农村居民1998年边际消费倾向呈现负的情况，这是非常严重的挑战。
在这些总括描述中，我们实证了收入差距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分析了利率、储蓄目的和资产多样化选择可能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从分析的结果看，收入差距拉大直接导致了消费倾向的下降，利率虽然作用有所下降，但仍然影响着消费和储蓄的选择。因此从政策上看我们主要有以下三条建议：1.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提高消费倾向。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严重地影响了居民消费倾向，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就会提高居民总体的消费倾向。因此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于通过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状况，加大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补贴。2.降低利息和加大社会福利保障应并重。为了刺激消费，国家连续降息，但正象我们实证的那样，90年代后，利息对消费的作用下降，人们对长期的消费稳定和资产选择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仅仅靠降息，刺激消费是比较困难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重建社会保障制度，以稳定消费者预期，稳定了消费者的预期，降息的作用可能才会更大，否则人们难以扩大消费支出。不重新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降息是对消费者自我保障体系决策的破坏，更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3.解决农村问题核心是劳动力转移。中国农村发展的关键是劳动力转移，只有劳动力能转移出去，农村才有足够的现金收入来进行消费。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要加快城镇化建设，通过城市化，带动服务业从而扩大就业，促进劳动力转移。农村收入上不去，重振内需就非常困难。总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要使其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消费乘数，没有乘数，财政和金融政策都是非常有局限的，扩大内需政策中至关重要的政策就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居民的的消费倾向，使得政策能有乘数的配合，真正发挥宏观政策的调节。
表3全国总体消费倾向
年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边际消费倾向
1986
8.5
0.81
1987 11.6
0.94
1988 11.3
1.05
1989
4.1
0.79
1990
3.8
0.59
1991
9.2
1.05
1992 14.2
0.65
1993 13.5
0.80
1994 12.6
0.82
1995 10.5
0.85
1996
9.6
0.73
1997
8.8
0.58
1998
7.8
0.35
注：有关全国消费这际倾向计算方法见张平（199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提要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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