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教育的本质、内容和途径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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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教育的本质:文化·塑造·参与

一般认为,“政治教育”(Political Education )与“思想教育”(Ideological Education)、“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或称德育)。但应当说三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各自具有特定的内容和特殊的功能,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更不应该在教育实践中不注意它们之间的差异,而采用同一种教育模式。在这三者之中,“道德教育”与其它两者相比较而言,区别是明显的,并且已有不少学者主张“应该把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区分开来。[1] ”但是,以“长期以来存在着以政治教育代替道德教育的倾向”[2] 的观点来评判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强调道德教育而贬损政治教育,这是笔者不能苟同的。必须看到,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都面临着进一步加强与改进的问题,绝不能厚此薄彼。

那么,“政治教育”与“思想教育”之间是何种关系呢?应该说,“思想教育”是一个比“政治教育”更宽泛的概念,因为,在汉语中“思想”的内涵非常丰富。从以往人们对“政治教育”概念的理解和应用来看,常常注意到的是对教育对象的政治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即把“政治教育”仅仅理解为关于“政治思想”的教育,因此造成了人们对“政治教育”与“思想教育”的混用。应当说,“思想(意识形态)教育”与“政治教育”也是两个有着密切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在为数不多的关于“政治教育”的界定中,《教育大辞典》中的解释是颇具代表性的,即,“政治教育是有目的地形成人们一定的政治观点、信念和政治信仰的教育。”[3]陆庆壬等学者认为, 思想政治教育“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4], 言外之意则是,还有某些方面的政治教育并没有包含在“思想政治教育”之中。

笔者认为,把“政治教育”仅仅理解为“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灌输,仅仅“是要解决方向、立场、态度这些根本问题”[5], 这实际上还没有揭示出“政治教育”的丰富内涵。这种观点和做法与中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调动了人民群众追求新社会、建设新国家的积极性。但是,今天的人民群众是生活在法制化、民主化建设过程中的人民共和国之中,而政治教育缺乏对个体政治行为的引导和调控,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相适应。这既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德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政治学分支学科的研究,也不利于改革、发展和完善当代中国的公民政治教育。

根据教育学的分析,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这一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教育,即人类按一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人们传授知识与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的活动,都是教育。据此理解,我们可以认为,“政治教育”这一概念中的“教育”应是包括狭义的学校教育在内的广义的概念,即,政治教育是一种培养“政治人”的社会活动,它既包括学校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教育部分,又包括社会生活中增进公民的政治知识与技能、影响公民政治心理的各类活动。

那么,“政治教育”这一概念中的“政治”又作何解释呢?这实际上是一个直接关系到怎样把握“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的问题。在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为了维护其根本利益,围绕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那么,政治教育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是与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相协调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观念、政治知识、政治心理、政治价值等作为文化形态存在的“政治”因素,即政治教育“就是向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传播政治文化”[6]。质言之, 政治教育就是一种“政治人”的文化塑造过程,它关注的是公民适应和参与政治生活所需要的知识、价值、态度、技能等政治素质。

根据上述,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政治教育”作如是表述: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对其成员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文化的传输过程。正如对“教育”可作广义、狭义之分一样,我们这里所作的界定是一种“政治教育”的广义概念,狭义上的“政治教育”仅指学校中直接地、有计划地教授政治的活动。由此,政治教育的概念是:其一,政治教育是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对其成员实施的教育活动,政治共同体可以是阶级、国家、政府、政党等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理想的政治集团或社会政治团体。在当代人类社会中,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对本国公民的政治教育,也就是说,在一定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运用各种手段实施为维护本阶级的政治统治服务的政治教育。其二,政治教育具有直观性和间接性的特点,前者往往表现为外显的、直接的政治说教和政治鼓动,如学校中的的政治教育、政党的政治宣传、政府的政治舆论等;后者常常表现为隐蔽的、间接的政治影响和政治渗透,这种政治教育通常是对个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个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共同体所倡导的政治文化。其三,政治教育的内容是一定的政治共同体所倡导的主流政治文化,它代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的观点和情绪,反映共同体的利益和要求,并与每个成员的政治心理以及政治行为方式分不开,影响政治共同体的全部政治生活,对巩固和发展特定的政治制度、政治体系有着重要作用。

正象任何一个方面的教育都是使得受教育者适应并参与某一方面的生活一样,政治教育对共同体成员的文化塑造过程,实质上是培养特定政治制度所要求的政治人,使他们具有适应和参与一定政治生活所要求的政治素质,按照主流政治文化的要求去思考和行动。主流政治文化在社会政治共同体中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对各种非主流政治文化及敌对性政治文化统摄力的强弱,决定着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可以说,政治教育是政治稳定和政策发展的重要手段,政治教育过程就是社会主流政治文化型铸的过程。

这里有必要明确一下“政治教育”与“政治社会化”(PoliticalSocialization)之间的关系。这是两个意义非常相近的概念,在广义上两者是一致的。 对于“政治社会化”这一概念, 美国学者西尔斯(David O.Sears)曾说:“‘灌输’(Indoctrination)、‘涵化’(Acculturation )、 ‘教化’( Civilizing )、 ‘文化的传递’(Cultural Transmission)及‘适应文化规范’(Adopting Cultural Norms),这些名词皆是这个用法之同义字。”[7] 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也常常将“政治教育”与“政治社会化”替换着使用。[9]但是在狭义上,“政治教育”仅仅是个体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之一,“政治学习”、“政治参与”等也是个体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式。对此,笔者将另文探讨。

二、政治教育的内容:思想·制度·心理

如前所述,可以认为政治教育的内容就是“政治文化”,即作为文化形态存在的“政治”因素。对于“政治教育”与“政治文化”的关系,革命导师列宁在本世纪20年代初曾说过:“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立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没有地主的国家。”[9] 可见列宁当时讲的“政治文化”是同“政治教育”并列提出的。这与中、西方对“文化”的理解是一致的,都含有“教育”、“教化”等含义,反映了文化的教育性。

那么,什么是政治文化?中外学者对此各执一端,莫衷一是。纵观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研究热潮,不难看到,西方学者大都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10]虽然西方学者是从一个较狭窄的层面来研究政治文化的,但他们的探讨大都是与公民对政治制度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有关,与公民的政治社会化程度有关,目的在于构建一种与西方政治制度相符合的公民文化,维持政治体系的稳定和发展。而且西方政治文化研究一开始就是与“公民教育”相联系的。阿尔蒙德与维巴在60年代初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的前言中开篇便指出:“早在大约30年前,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分院就有人就进行民主政治研究提出了倡议。……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这一研究的发端当归功于查尔斯·梅里安的著作,他的《公民培训》丛书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研究所涉及的许多问题。”[11]因此,西方学者认为:“政治文化首先意味着政治教育。”[12]

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大多是在广义的层面上展开的,将政治文化理解为具有精神性质和物质性质,由政治思想、政治心理、政治习惯等观念形态的文化和政治规范、政治制度等制度形态的文化构成。这种理解虽然与西方的政治文化分析不甚一致,但比较符合国人对“文化”的一般理解。

每一个政治体系中的政治文化都是该社会总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伴随着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而发展和流变,呈现出一定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同时,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也呈现出一定的社会结构特征,都是由主流政治文化与非主流政治文化甚至敌对性政治文化共同构成的。而一定政治体系中的政治教育所倡导的则是推动该社会政治发展的主流政治文化,通过政治教育型铸主流政治文化,并逐步整合非主流政治文化,抑制直至消灭敌对性政治文化。具体而言,公民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政治教育的内容是灌输主导政治思想,培养公民政治价值观念。一定社会的主导政治思想也即该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是一定阶级的人们关于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包括阶级、国家、政党、政治集团、民族、社团等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观点的总和,是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政治现象的思想体系,居于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历史继承性及对政治实践的先导性。它能够为政治实践制造政治舆论,进行政治动员,设计政权组织形式,培养公民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在一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必然是该社会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思想体系。因此,“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13]在政治教育中实施社会主导政治思想的灌输也就成为古今中外历代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政治统治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资产阶级在获得政权之后,一方面通过政治社会化使自己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公众之中,使其普遍接受;另一方面大力发挥意识形态对统治地位合法化的辩护功能,证明自己政权存在的合理性。”[14]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就运用先进的政治思想动员和组织广大劳动人民为自己的翻身解放和建立美好的社会而奋斗,在建立起初步的新型政治制度以后,又始终坚持用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教育人民,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培养人民群众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仰。

但是,应该看到,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政治思想的灌输方式和方法是极为不同的。有的是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在充分论证和说理的基础上,使得公民信服和认同社会主导政治思想;有的是将社会主导政治思想的精髓渗透在公民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使之潜移默化地接受政治灌输。同时,随着特定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日臻完善,公民政治教育如果仍然停留在灌输政治意识形态的层次上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因为此时的公民是生活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之中,政治教育必须同公民的政治生活相联系,使之不仅从理论上认识到该政治制度的先进性,而且能够通过自己的亲身参与体会到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其次,政治教育的内容是认知既存政治制度,规范公民政治行为模式。政治制度是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它一方面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是其政治理想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又提供了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政治行为规范,规定了公民政治行为的基本模式。因此,提高公民对与社会主导政治思想相对应的既存政治制度的认知程度是使公民认同一定社会的政治思想、形成正确的政治行为模式的基本保证,是促使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措施。当代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通过政党的政治教育途径帮助公民了解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国情”,熟悉各级国家机构的工作制度、办事规则和程序,使公民在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时知道该如何通过政党的渠道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这样能够使公民从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上认同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政治制度。

在政治教育中帮助公民认知既存的政治制度也是提高公民参政知识和能力,培养富有政治责任感的“政治人”的过程。“如果一个人对其所处社会的制度都不甚了解,甚至一无所知,那么要他成为‘恰当评价’并‘积极参与’社会的合格公民,显然是无从谈起的。”[15]我国学者张明澍在调查研究公民政治素质的过程中发现,在一些经济处于起飞阶段,刚刚开始对外开放的社会中,由于经济和文化的不发达舍不得社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少数人在既缺少参与知识和技术,也缺少参与的经验的情况下,受高涨的参与欲的驱动常常会表现出超出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缺乏节制的参与行为,给该社会的政治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他认为这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这些社会的政治教育还没有来得及向他教授必要的参与知识和技术”[16]。

此外,提高公民对政治制度的认知程度也是实现公民对各级国家机关进行有效监督、根治腐败的有效手段。在公民不懂得政治运行过程和规则、不了解政治实情条件下,任何形式上的“监督制度”也就只能是一种“摆设”而已。只有通过政治教育,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教育公民逐步改变对权力的盲目崇拜以及由此产生的以权力断是非、权力与“真理”成正比的价值取向,让公民知政、知情,才能真正保障公民的权力,实现人民监督。

第三,政治教育的内容是优化社会政治心理,塑造公民现代政治角色。政治心理通常是指人们对政治过程和政治生活的一种不系统的、不定型的、感性的反映,表现为一定的政治动机、政治态度、政治情绪、政治信念等。它具有直接感受性、自发性、社会性和阶级性等基本特征。政治心理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同时它又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优化社会政治心理有助于推进社会政治意形态转化为公民政治行为。一定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只有通过相应的政治心理活动才能形成公民的政治动机、政治态度、政治信念等,才能影响公民的政治行为。因此,政治教育应帮助公民顺利完成两个“转化”,即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转化”为公民的政治心理,公民的政治心理又“转化”为政治行为。政治教育要客观、全面、准确地让公民了解社会发展实际,引导公民从民主政治建设的角度理性地思考社会政治现实与个人的政治行为。

优化社会政治心理有助于形成浓厚的社会政治凝聚力。社会政治凝聚力的高低主要是通过政治共识来评判的。一般地说,一个国家政治共识的程度越高,政治凝聚力就越强,政治就越稳定;反之,政治共识越低,政治凝聚力就越弱,政治也就越不稳定。政治教育要调适和优化社会政治心理,培养公民对既存政治制度的持久的政治认同感,促使公民对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形成较高的政治共识,为政治共同体的长治久安提供有效的心理保障。

优化政治心理是社会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政治现代化不仅要求社会政治结构、政治生活的现代化,还包括公民在政治上的现代化,包括政治观念、政治人格、政治心理、政治行为方式等的现代化。从政治教育的角度讲,应把握社会政治心理趋向,发挥民族心理优势,化解消极心理,克服心理屏障,使公民成为符合社会政治规范所要求的政治角色,创造一个适宜政治发展的社会政治心理氛围。

三、政治教育的途径:政府·学校·媒介

每一个政治共同体都十分重视传播主流政治文化,向其成员灌输政治共同体正常运行所要求的价值、态度、知识、技能等。这种教育是通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等多方面的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实施的。如家庭、同辈群体、执政党、政府、政治团体、工作场所、学校、大众传播媒介,等等。其中,政府、学校和大众传播媒介等途径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担负着传播主流政治文化,教育和影响公民的重要职责,具有突出的政治教育作用。

第一,政府。这里是泛指国家政权机关,是政府概念在广义上的应用。即把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它一切公共机关统称之为政府。这也是中国普通公民心目中的政府概念。在现代社会中,政府通过颁布法律、法令等为公民提供基本的政治行为规范和政治生活模式,把个体的政治意识纳入到一定的轨道之中。政府运用多种手段对社会主流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演变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对公民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教育与影响。比如,政府具有作出强制性决定的合法权利,如果政府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控制权与这种强制力相结合的话,无疑会对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

现代政府不仅通过其所控制的学校、大众媒介等传播所倡导的政治文化,塑造合格的公民,而且还通过政府自身的形象体现主流政治文化观念,感染和熏陶公民的政治心理,取得公民对政府的好感与认同。比如,政府首脑在公众面前所展示的良好形象、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办公室里插挂国旗和亲自升起国旗,等等,都可以促使公民增强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因此,政府官员的形象、作风、政绩等也成了影响公民政治态度的重要方面。西方学者认为:“无论在学校里讲授的政治制度观点是多么积极,一个公民如果被警察折磨,被福利机关忽视或者被不公平地征税,是不会对政府当局有多大好感的。”[17]由此可见,在现代民主国家中,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必须以自身的最佳工作形象对公民产生积极的政治影响。总之,现代化政治教育决不仅仅是少数专职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事,它是国家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包括执政党的在内的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地位所必须认真做好的一件大事,是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所有人员应尽的职责。

第二,学校。学校是近代文明的产物,它是现代社会有目的、有计划地对青少年和儿童实施政治教育的专门机构。现代国家是一种超越血缘关系、地域联系的政治实体,这个实体的统一与稳定只能依赖全体公民对国家和政党的认同,对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认可,对自身义务和责任的确认,简言之,依赖于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而这种共同的政治文化的传承已经由过去的教会、家庭转变到学校,学校成为社会主流政治文化传播和灌输的重要场所,通过学校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传输给社会的新一代。因此,“无论各个社会的理想看上去如何,所有的近代社会都期望学校在指导人民的政治思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学校的任务是维持社会制度,保证后代人象前一代人那样思考政治。这实际上意味着,社会对学校的期望是要为社会训练出好公民,训练出有责任心的、尊重不断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因而有助于维护和延续国家的公民。”[18]

学校对学生的政治教育有明确的要求、丰富的内容、灵活多样的方式,因而能够收到显著的效果,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学校是通过正式的有关政治方面的课程和活动直接实施政治教育,把政治意识形态灌输给青少年,使他们了解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体系,训练正确的参政态度和爱国情感等等。譬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小学设置的“公民课”、“社会研究课”等,就是直接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培养合格的公民。如美国的中小学都制定了明确而系统地讲授指定的政治信息、态度和价值标准的教学计划,其中主要包括:有关国民性的信息、有关政治权威的信息、有关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信息、有关政治生活实际情况的信息、有关民主的信息等。美国学校传统递其基本政治思想的方法有:不断强调统一的政治象征和参加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仪式;对当局、政治组织和政治过程提出理想化的看法;避免涉及政治领域中“有争议的”问题或针对它们提出政治见解,仿佛在这些问题上既没有争论也无可争论;用温和的方法使学生们树立起要忠顺于政治权威的价值观念;宣传;隐蔽着的课程。[19]另一方面,学校的管理措施、校园文化、教师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学生之间的交往和模仿等都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政治影响。

作为对公民实施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学校教育对个体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人受教育时间的长短往往决定了个体政治观念的巨大差异,受教育时间越长,政治兴趣则越浓,参与意识就越强,对政治的认知也越系统和完整,对一些基本政治价值观念的认识也就越深刻。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在英国、墨西哥和美国进行的调查发现,青少年的政治教育和政治技能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联系。[20]他们认为,受过教育的人能更好地认识到政府对其生活的影响,对政治更为关心,对政治领导人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并表现出更强的政治能力。

第三,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是指报纸、杂志、书籍、电视、广播及电影等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它们是现代社会向公众传递信息、思想和观念的重要工具。“毫无疑问,大众传播媒介在当代的政治思想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1]特别是以电视为主的现代电子媒介,其对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更是前所未有的。一般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对公民的政治影响表现在培养政治兴趣、扩充政治知识、形成或改变政治态度、强化对政治观念的认识和理解、鼓励政治参与等方面。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的特点,与正规的学校政治教育相比,它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认可。因此,现代化国家都非常重视对政治传播的研究,都要有效地利用政府所控制的传播媒介,确保社会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播、构建和渗透,使社会主流政治文化融入公民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之中。

注释:

[1]参见王伯军:《呼唤新国魂来临——谢遐龄教授访谈录》、 《探索与争呜》,1996年第6期。

[2]参见张应强:《论当前大学德育的改革方向》, 《上海高教研究》,1994年第1期。

[3]《教育大辞典》第1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

[4]陆庆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第3页。

[5]胡守棻:《德育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3页。

[6]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第185页。

[7][ 美] 格林斯坦等:《个体政治论》, 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33页。

[8]参见宋迎法:《西方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研究概述》, 《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

[9]《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页。

[10][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11][美]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2][美]坎恩、麦克尼文:《政治文化研究》,《国外政治学》,1987年第2期,第58页。

[13][18][21][美]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365——366、370页。

[14]杨雪冬《论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第13页。

[15]苏崇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16]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17][美]阿尔蒙德、鲍威尔:《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9页。

[19]参见[美]沃思伯恩:《公立学校与政治社会化》,《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7年第4期。

[20]参见[法]朱迪思·拉扎尔:《法国的青少年与政治》,《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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