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中列宁对苏维埃的发现与理论论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维埃论文,俄国论文,列宁论文,理论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1-0065-05
一、布尔什维克内部关于苏维埃地位与作用的分歧
苏维埃是俄国革命的产物。苏维埃的出现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各派政治势力争相表明自己的态度，广大劳动群众也在行动中表达了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理解。对于苏维埃的作用，不仅沙皇政府与立宪民主党人与革命政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且在革命队伍一方，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看法也不一致。[1] 即便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对于苏维埃究竟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苏维埃在1905年革命中一出现即引起了布尔什维克的注意，有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明确表示要积极组织苏维埃并参加其活动，但也有不少人对苏维埃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2] 争议首先和主要的是如何看待非党组织的苏维埃与社会民主工党的关系问题。一些人反对苏维埃作为一种处于党之上的政治组织而存在，认为只有一个奉行阶级路线的强大的党才能够指导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并维护其纲领的统一性，而工人委员会一类的不确定的政治混合物是无力承担这种任务的。有人甚至认为，工人代表苏维埃无权成为一种政治组织，社会民主党必须退出这种组织，因为它们的存在会损害社会民主运动，甚至担心它会与党抗衡。因此，苏维埃要么作为一种工会组织存在，要么就根本不应存在。党应当采取三种对策，即布尔什维克应努力促使苏维埃限定自己只发挥工会的功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要使苏维埃声明接受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随后苏维埃将自行宣布解散，因为它作为与党并存的一种社会民主组织是多余的。[3] 有人还以“苏维埃抑或党？”为题发表文章，认为苏维埃只能指导无产阶级的特殊行动，解决联合整个无产阶级的具体任务，但它应当明确自己的政治倾向，应当申明自己承认哪一个政党作为自己的领导者和奉行什么样的政治纲领。社会民主党北方委员会也通过决议说，“工人代表苏维埃只应在那些党组织还没有别的手段来领导无产阶级的行动和那些需要把群众从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的地方建立起来”。它应当成为党对群众实施政治领导的工具，因此监督苏维埃并使他承认党的纲领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领导权是必要的。[4] 不过，也有布尔什维克组织明确表示要积极组织和参加苏维埃的活动，如莫斯科委员会就曾呼吁“让所有工厂和车间的代表们集合起来结成一个全莫斯科的代表苏维埃，这个苏维埃将集合莫斯科的全体无产阶级，它将为工人反对其敌人——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必要的团结和组织”[5]。
到1917年二月革命时，关于苏维埃的分歧再度出现，这种分歧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6] 从1917年3月27日至4月2日召开的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上的发言看，尽管不少人对临时政府的组成及其行为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大都并不认为苏维埃可以取代临时政府，最多也只是要求苏维埃对临时政府进行“革命监督”或“最坚决的监督”。如沃伊廷斯基、埃利阿瓦、谢甫鲁克等人认为，临时政府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管家，应当支持它的一切革命措施。斯大林在会上发言时也表示，“临时政府对革命的发展起多大巩固作用，我们就给予它多大的支持”，他还宣读了3月22日中央局会议的决议来为自己辩护，该决议要求通过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所有行动实行最坚决的监督。他说，他并不完全同意决议，而更赞成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只要工人阶级、农民和革命军队不断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就可以保证政府服从革命需要，对于革命的需要，临时政府满足多少，我们就给临时政府以多少支持。[7] 与斯大林持相同或类似立场的还有李可夫、加米涅夫、莫洛托夫、托姆斯基、加里宁等人。[8] 这说明在苏维埃本身是否可以行使政权职能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不少人包括一些著名的领袖人物是犹豫的。十月革命后在组织“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问题上发生加米涅夫等人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严重事件，也说明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苏维埃政府的组成等问题上的认识远不是统一的。
如果说在布尔什维克上层领导人中间尚且存在分歧的话，那么中下层苏维埃的领导人以及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一时不能把握苏维埃的实质也就毫不奇怪了。在二月革命后直到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十分明显。“这不仅表现在大多数人还不明白苏维埃的阶级意义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而且表现在他们还不明白苏维埃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确切些说，是一种新的国家类型”[9]。人民委员会号召农民把地方上的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明白，他们的农民代表苏维埃就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最高国家机关”，“农民还不相信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他们还期待政府拿出东西来，忘记了苏维埃不是私人机关，而是国家机关”。[10] 工人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当时工人们不明白新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明白苏维埃是否能成为国家机关”[11]。在《告人民书》中，列宁特地呼吁：“劳动者同志们，请记住，现在是你们自己管理国家。如果你们自己不团结起来，不把国家的一切事务自己担当起来，谁也帮不了你们。你们的苏维埃从现在起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即拥有全权的决策机关”。“你们要团结在你们的苏维埃周围，要巩固苏维埃，自己动手从下面干起来，不要等待任何人”。“工人、士兵、农民以及一切劳动者同志们！把全部政权掌握到自己的苏维埃手里”。[12] 此外，列宁还代表人民委员会拍发了大批电报以确立基层苏维埃的权威。如“人民委员会确认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颁布的关于解散莫斯科市杜马的法令”，“解散市杜马和选举新杜马的组织工作由地方、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进行”，“全部权力都在苏维埃。无需确认。你们的任免决定就是法律”等等。[13] 这些事实既说明了列宁对苏维埃倾注的心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权之初的基层群众对苏维埃认识的模糊，往往是已经掌握了实际权力却不知行使权力。
二、列宁对苏维埃的发现和论证
如果说革命的无产阶级是苏维埃的直接创造者，那么发现苏维埃的意义，从理论上赋予它议会民主替代物之地位的则是列宁。列宁在苏维埃一出现时就抓住了它的实质和核心，并在此后反复不断地进行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论证，于是，一个代替那被否定了的议会民主制的新型民主的肯定形式的轮廓便逐渐凸显了出来。
1.俄国革命选择了苏维埃作为唯一可能的政府形式
列宁在1905年11月初回国途中第一次提到苏维埃时就认为，“在政治上，必须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临时革命政府的萌芽”[14]。针对孟什维克等对苏维埃的态度，列宁反复表示，工人代表苏维埃不是工人的议会，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自治机关，而是有一定目的的战斗组织[15]。“谁也不会为了进行调查，为了发展工会等等而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建立苏维埃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群众斗争机关”[16]。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创造的独特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它们不同于在欧洲常见的那些群众组织(工会、社会民主党等)。[17] 对于布尔什维克内部“要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是要党”的困惑，列宁明确而干脆地回答，“不能这样提出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应该是：既要工人代表苏维埃，又要党”，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积极参加非党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并尽力影响它的活动方向。[18]
1905年的苏维埃是1917年苏维埃的胚胎形式，1917年的苏维埃比1905年的苏维埃更加成熟了。在新的形势下，列宁对苏维埃的论证也更加丰富、具体和完整了。既然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的组织，是工人政府的萌芽，是全体贫苦居民利益的代表者，那么，苏维埃应该做些什么呢？列宁说，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被看成是起义的机关，是革命政权机关，“这个在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得出的理论原理，恰恰应当根据俄国革命的这一阶段的实际经验加以阐明并且更加具体地加以发挥”，而“沿着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无产阶级，应当把一切被剥削的贫苦居民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使他们自己能够直接掌握国家政权机关，自己组织起这种政权的机构”。“俄国工人在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在1917年2—3月，就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在接下来的革命中把国家政权从地主资本家手中夺过来交给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府，“而这个政府则应当按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方式组织起来”。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19] 要让他们了解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必要性。即使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苏维埃中处于少数的情况下，也不应当抛弃苏维埃，而只能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去说明、宣传和解释。也就是要巧妙地、谨慎地、循循善诱地引导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前进，从“两个政权”进到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全部权力。[20] 也就是说，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走得多快，而在于往哪里走。“用工人代表苏维埃和他们的受托人代替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和议会。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21]
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列宁反复强调，要在全国建立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是生活的要求，别的要求是没有的。苏维埃不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那种职业组织，而是政权的萌芽。所以会出现政权危机，就是因为与临时政府并存的苏维埃在某些问题上也试图行使自己的权力，如在许多地方的中心城市，特别是工人集中的中心城市，苏维埃的作用显得特别大。在这里，单一的政权已建立起来；资产阶级完全被解除了武装，处于从属地位；工资提高了，在不降低生产的条件下工时缩短了；粮食有了保证，开始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撤换了所有旧的当权者，等等。[22] 当临时政府与苏维埃都试图行使自己的权力而二者的权力指向又相左时，政权危机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是两个政权并存的必然结果。要从根本上打破这个局面，就必须把政权全部转归一方，这也正是临时政府刻意追求的。而临时政府胜利之日，也就是苏维埃死亡之时。所以，列宁指出，“苏维埃只有在取得全部国家政权之后，才能真正发育起来，才能发挥自己全部的潜力和才能，否则就会无所作为，或者仍不过是个胚胎(而过久地作为胚胎存在是不可能的)，或者成为玩物”，两个政权并存就意味着苏维埃的瘫痪。[23] 要么作为起义的机关、作为革命政权机关实实在在地存在，要么成为无用的玩物，这是苏维埃的命运；而人民革命之所以创造出苏维埃来，这本身已是明确地做出了选择。十月革命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并通过苏维埃把政权交给了被剥削的劳动阶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正如列宁在回顾俄国革命的历史过程时所说，“如果有过1905年伟大经验的俄国革命的人民创造力，不是早在1917年2月间就建立了苏维埃，那么苏维埃在10月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夺得政权，因为当时要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运动是否具备现成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就是这种既成的组织形式……因为新的政权形式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只需颁布一些法令把苏维埃政权从它在革命最初几个月间所处的胚胎状态变成在俄罗斯国家内奠定下来的法定形式，即变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它诞生得这样容易，是因为1917年2月甚至任何一个政党都还没有来得及宣布苏维埃的口号以前，群众就已建立了苏维埃。正是有过1905年的经验而变得聪明的人民的深刻创造力建立了这种无产阶级政权形式”[24]。
立宪会议与苏维埃的冲突以立宪会议被解散而宣告结束，它标志着议会民主制被废除和苏维埃制度的确立。召开立宪会议，是俄国各派进步势力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所形成的一个共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对沙皇专制的各派政治势力争夺的一面旗帜。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强烈要求临时政府尽快召开立宪会议。但临时政府却一再拖延。布尔什维克也认为应该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十月革命胜利后，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明确表示，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不过，列宁是从阶级力量对比的角度看待立宪会议的。他说：“立宪会议的问题服从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进程和结局问题。”[25] 十月革命后的现实政治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而立宪会议的选举委员会、选举规则都是在革命前制定的。尤其是俄国革命已经创造了苏维埃这一民主形式。“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26] 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立宪会议的召开是没有保障的，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保证立宪会议“召开并且开得成功的条件只有一个：增加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的数量，加强它们的力量，组织和武装工人群众。这是唯一的保证”[27]。但立宪会议最终不愿意把自己纳入到苏维埃政权的轨道，从而被强行解散。列宁说，苏维埃政权和立宪会议的冲突是由俄国的全部历史造成的，苏维埃在1905年一出现，“社会党人就已经懂得，随着这些苏维埃的建立，一种伟大的、世界革命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正在形成。由人民完全独立地创造出来的苏维埃，是一种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民主形式”[28]。“革命一开始(即从1917年4月起)我们就直截了当地公开说过，苏维埃是一种比立宪会议高得多、完善得多、适宜得多的民主形式”[29]，“这种民主制高得使旧民主制无法比拟。苏维埃不是某一个政党所臆造的”。“能臆造苏维埃的政党还从来没有”。[30]“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它在1905年诞生并在1917年成长起来，建立起新型的共和国，这决不是偶然的。这种新型的共和国欧洲国家现在没有，而且只要那里还有资本的统治，将来也不会有”。1918年1月，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决定，涉及原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任何内容一概取消。代表大会还把苏维埃政府由“工农临时政府”改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列宁认为，“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这次代表大会巩固了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政权组织，为全世界、为各国劳动人民画出了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路标”。[31]
2.苏维埃民主是议会民主的替代物
列宁在比较苏维埃体制与议会民主制时是以下述基本条件为逻辑起点的，即在苏维埃产生的时代，资本主义已是剥削制度的最后形式，同样，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也是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苏维埃是后资本主义的民主形态；苏维埃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国家逐渐消亡的时期，至少苏维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32]；资本主义的发展创立了现代化的大生产和通讯技术——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相当简单，已可以简化成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至于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33] 以此为出发点，列宁对议会制与苏维埃作了详细的比较。
其一，就权力来源看，议会民主制下的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议会。政府或者直接由议会选举产生，或者按议会通过的特定法律组成。也就是说，权力的产生是以承认和遵循现存的法律秩序为条件的。而苏维埃则来自人民群众的直接创举，是直接的“夺权”，它是不承认现存的法律秩序的。[34] 在革命年代里，历史的发展和创造采取的是特殊的方法，即人民亲自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不承认无论什么人定出的任何法律和任何规章”，直接地使用暴力，实现政治自由，创立政权机关。[35] 世界上历次革命都是如此。苏维埃也不例外，它是在俄国革命中创造出来的政权机关，“这种政权就是专政”，“它不是依靠法律，不是依靠形式上的多数人的意志，而是直接依靠暴力”。[36]
其二，在议会制下，人民选举代表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在苏维埃制下，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这表现在：第一，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属于人民，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人民代表组成单一的人民议会，即单一的议院。[37] 第二，用全民的直接武装代替脱离人民、同人民对立的机构即常备军和警察；国家的秩序由武装的工农自己来维持；工农武装力量同人民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38] 第三，官吏或者也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权取代，或者至少要接受特别的监督，变成不仅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且一经人民要求即可撤换的官吏；他们处于普遍的受托者的地位，从领取资产阶级高薪和占据肥缺的特权阶层变为特殊“兵种”的工人，其报酬不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39] 也就是说，在苏维埃制度下，人民对官吏不仅有直接的选举权，而且有随时撤换的权力，官吏不再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而是人皆可为的。[40] 这样就保证了这个机构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的极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而这是以往国家所没有的。[41] 也就是要“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所有的人都不能成为‘官僚’”[42]。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人民群众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这样，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43] 第四，议会制下，人民除了在选举时或较少见的全民公决的情况下，一般是处在政治生活之外的。而苏维埃则依靠它的层层组织把广大劳动群众组织起来并卷入政治领域，“它为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毅力、最先进的部分提供了组织形式”，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广大群众的机构。[44]
其三，针对议会民主制中地域代表制存在的弊端，列宁明确提出用苏维埃的生产单位代表制代替之，即在苏维埃制下，选举单位和国家的基层组织不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工厂等)划分的。[45] 这种选举办法可以使苏维埃同各个行业和生产单位、经济单位建立密切的联系。[46] 此外，苏维埃的多级选举制也保证了广大群众与代表之间和政权机关的紧密联系，因为劳动者与基层苏维埃之间、基层苏维埃与上级苏维埃之间及各上下级苏维埃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关系。
其四，苏维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47]。巴黎公社已开始尝试废除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的议会制形式，目的是为了克服由这一形式产生的消极的一面。这种废除是以人民可以随时撤换、罢免自己的代表这一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手段为先决条件的。苏维埃力图继承这一传统。新政权规定，苏维埃不仅把立法权和对执行机关的监督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而且通过苏维埃全体委员把直接的执行法律的职能也集中在了自己的手里，以便逐步过渡到由全体劳动居民人人来履行立法和管理国家的职能。[48] 也就是说，苏维埃代表要亲自制定和通过法律，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这便是列宁设想的作为“工作机构”而不是“清谈馆”的苏维埃。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说它是“工作的”机构呢？第一，在经济上，它的成员是工作者；第二，在政治上，不是“清谈”，而是办事情，不是分立，而是结合；第三，把立法职能和行政职能结合起来——向消灭国家过渡，就是说，处理国家事务的将不是一个或几个特殊的机关，而是国家的全体成员。列宁认为，“现在必须把‘管理’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不仅有工厂劳动的换班，而且还有工厂劳动(农业劳动、一切体力劳动)和管理的彼此换班”。这是建立在另一种基础即高级基础上的“原始的”民主。[49]
其五，资产阶级民主只限于宣布形式上的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权利，例如集会、结社、出版的权利，至多也就是在一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取消过这几方面的全部立法限制。但实际上当局的实践及劳动者所受的经济奴役(这是主要的)总是使劳动者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不可能稍微地享受到权利和自由。苏维埃民主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首先主要是让居民中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能实际地享受权利和自由。为此，“苏维埃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的房屋、印刷所和纸库，并将它们全部交给劳动人民及其组织支配”[50]。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这就使群众的集会更加民主百万倍……它也因而使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51]
三、结语
列宁以其高度的政治敏感，在苏维埃一出现就抓住了它的实质和核心，捕捉到了苏维埃这一人民民主的新形态，并对之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和论证，凸显了一种迥异于议会民主的新民主模式。不过，这种论证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一种逻辑推演，尽管这种逻辑推演是建立在人民群众丰厚的革命实践基础上的。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日渐巩固，对苏维埃民主的可操作性的要求也便越来越高，于是，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又依据俄国的政治现实，设计出了多党共存格局下的苏维埃实践模式。[52] 然而，苏维埃体制在随后的发展中没能按照预设的轨道运转，而是出现了游离与滑轨，从而形成了作为后来数十年沿袭一贯的政治体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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