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社会转型的经济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基础论文,现阶段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社会转型从根本上规定于相应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社会转型是具有革命意义和质变性质的社会发展过程，而这样的社会发展过程必须建立在非常雄厚和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我国现阶段社会转型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必须在夯实经济基础方面做出三重重大选择。
一、经济基础是社会转型的根本规定因素
1.社会转型是具有革命意义和质变性质的社会发展过程。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社会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再由质变到量变的螺旋式往复循环行进过程，每一次具有革命意义和质变性质的发展过程都意味着一个有着漫长量变过程的旧的社会形态的结束和一个同样要经历一段较长量变过程的新的社会形态的开始。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形态变化；以及把社会形态特征的划分再具体一点，譬如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再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同样地，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等一系列形态变化史实，无不坚实有力地证明了社会形态变化所具有的非同一般变化过程的革命意义和质变特征。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人们不难看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非常清晰地对在他们看来应当是划分人类社会形态根本标准的一系列不同的生产方式进行过详尽分析，结果仅仅归纳出几种具有革命意义和质变特征的典型的生产方式，从而确认了人类社会仅有的由原始社会开始的上述几种社会形态或其“亚”、“准”分类；新制度经济学典型代表、美国经济学家诺思教授以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技术、人口及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具体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1〕似乎为社会形态变化构造了一个更为详 尽的“变迁函数”或“变迁分析模型”，但他的分析结果表明，具有革命意义和质变性质的社会变迁或社会形态变化也只不过是几个而已。
在确立“社会转型”范畴的含义时，必须注意：（1 ）既不能在社会发展的一般意义上，也不能在变化特征不甚突出的层次过细的“亚”或“准”变化的意义上对之进行理解，以免失之平俗。（2 ）社会转型过程是否既存，应尽可能依据具有明显革命意义和质变性质的变化的客观事实，尽量避免从个人价值标准出发主观地赋予其革命意义和质变色彩。
2.任何一种具有革命意义和质变性质的社会发展过程都必须建立在积累多时、非常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以及演进许久、非常发达的物质利益关系之上。具有革命意义和质变性质的社会发展过程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一系列同时发生的变革过程，这些社会变革过程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当时非常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非常发达的物质利益关系之上，而史实告诉我们，这样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物质利益关系总是以往长期积累和长期演进的结果。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无一例外地是同时在物质技术基础和物质利益关系两方面以先进取代后进的结果，而任何一种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发达的物质利益关系的最终形成也莫不经过数十成百上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在联系由落后的封建社会沿革而来的崭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形成，对作为资本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和物质利益关系载体的产业资本进行分析时曾经明确指出：“随着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就会发生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会发生变革。那几种在产业资本以前，在已成过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会生产状态中就已出现的资本，不仅要从属于产业资本，要和产业资本相适应来改变它们的职能的机构，而且只能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从而要和它们的这个基础同生死共存亡。”〔2〕诺思教授则指出：“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 资本存量、物质与劳务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资本存量的变化通过许多途径来诱导制度的变迁”，“资本存量的变化越快，现存制度体系越不稳定”。〔3〕实际上，在我国当今社会条件下， 各界之所以力议“社会转型”问题，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经过18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我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社会物质利益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形式以及个人消费品分配关系的许多方面或者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各个环节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进一步地，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使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阶段迈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将使社会物质利益关系的各方面和各环节发生更具革命意义和质变性质的变化。
毋宁说，具有革命意义和质变性质的社会发展过程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创新过程。而任何一种社会创新活动的发生、展开与成功都与社会物质技术基础的长期积累、强有力支撑和现代化要求的内驱力，与置于其中并经过长期演进而达到先进水平的社会物质利益关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3.社会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物质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经济基础。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的缓解与调和要求我们把自身生存、享受与发展的一切物质技术基础都看成是经济性的——除不包含任何人类劳动的自然资源以外，任何经过劳动过滤的有用资源都是有机会成本的，资源主要是经济性的；进而，人们在对各种物质技术条件或有用资源所有、占用与支配过程中所产生的相互关系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性的——任何关于包含一定人类劳动的有用资源的所有、占用与支配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正如众多的经典经济著作所述及的，物质技术基础或物质基础即为从生产方式的意义上理解的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因素部分，而物质利益关系则是从生产方式的意义上理解的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因素部分。就是说，物质技术基础以及物质利益关系的有机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础。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强调物质技术基础和物质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经济基础这一点，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都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于资源配置和利用的调节作用方能获得最大的生产效果和效益，正是基于这一以大量史实所证明了的真理，现代社会才把市场经济管理体制作为进行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唯一选择。也就是说，出于合理的投入与产出关系的考虑，现代社会本身就需要把一切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都视为经济性的。
二、我国现阶段社会转型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
1.经济发展仍具有突出的工业化数量扩张阶段的特征。从社会主义工业化有计划开始的1953年至今，我国的现代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形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初步奠定。按可比价格计算，1953—1978年国民收入（NMP）年均增长6.0%；1979—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年均增长9.8%。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 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的国民生产总值（GNP）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已经提前5年实现了，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至2000年将达到小康水平， 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逐步逼近。但是，从总体上看， 我国以往的现代经济发展一直存在着偏重总量增长、结构不合理和经济效益差的问题。将按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形如Y＝T+αK+βL的增长速度方程式计算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TEP）以及以社会生产物质消耗率、 积累效果系数、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人均国民收入和社会产品中消费资料占有率这5项指标组成指标体系， 按聚类分析法计算出的形如E[,i]＝〔1/D（F[,i]，F[,0]）×100 的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经济效益指数与相应的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增长进行跨时纵向关联比较分析表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与工业经济总量增长或者国民经济综合经济效益指数变动与整个经济总量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效益与结构的跨时纵向关联比较分析则表明，工业效益变动与工业结构演进、宏观经济效益变动与国民经济结构演进的相关不显著，却存在着在结构沿着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所要求的方向积极变化的同时，效益的增长速度及其对总量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的情形。有理由认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主要还是一种“速度效益”，尚不存在明显的“结构效益”。而这正是处于工业化数量扩张阶段的国家（地区）经济所具有的一般特征。
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后起发展中大国达到“刘易斯转折点”以后，即人均GNP达到300美元（1964年不变美元价格）左右、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75%、工业劳动力在工农业劳动力中的比重达到50%、工业增加值在GNP中的比重达到30 %左右以后，经济发展将步入总量持续高速增长和结构明显加速演进的阶段， 〔4〕也就是将由工业化的数量扩张阶段转入工业化成熟阶段或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阶段。据“推算法”计算的结果〔5 〕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6〕一书中给出的换算因子进行估计，我国目前人均GNP已经达到300美元（1964年不变美元价格）， 而据统计资料计算的结果表明，我国目前工业在工农业中的总产值和劳动力比重分别是83.0 %和24.4%，工业增加值在GNP中的比重为40.9 %。 可见， 目前我国人均GNP水平以及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工业增加值在GNP中的比重均已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唯工业劳动力在工农业劳动力总人数中的比重还远远低于“刘易斯转折点”的要求。由此所决定，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处于工业化数量扩张阶段，向工业化成熟阶段或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化也许还要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
2.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要求尚有较大的距离。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底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过去的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正在逐步破除，一种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经济管理体制正在逐步形成，市场经济对于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积极调节作用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上越来越充分地得以发挥。但是，一系列事实又说明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尚有较大的距离。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公有制主体地位究竟如何界定的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待很好解决。这又包括几个层次不同的问题：一是，公有制的数量份额究竟如何界定；二是，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的产业分工体系如何形成；三是，公有制的本质何在，与其他所有制的本质联系究竟如何。在探讨企业改革，特别是研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时，所有制结构是一个前提问题，而且是一个比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更加迫切需要解决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就目前而言，我国所有制结构尚未呈现出公有制主体发展后劲十足、地位牢固，各种所有制经济同时生机勃勃、展开平等高效竞争的合理特征。
——在经济调节方式方面，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问题实际上还有待于继续探讨，这实际上也就是国际上普遍存在的市场调节模式的选择问题——是选择自由竞争程度较高的市场调节模式，还是选择垄断程度较高的市场调节模式，抑或介于二者之间，只不过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很大程度上已转变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如何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从所有制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克服单纯市场调节的唯利性、盲目性、随机性和时滞性，又能保证发挥市场机制在社会再生产各方面、各环节应有的调节作用。
——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如何既有利于促进效率，又兼顾效率与公平，真正地解决个人收入差距拉得太大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还缺乏成熟的具体操作方式。现在的问题是，效率与公平、与适度差距之间常常是顾此失彼的，甚至出现了效率不高、机会不均等与收入差距过大同时并存的现象。
——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两种关系方面，前几年一再关注的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应该对称的问题，并没有因为实行了分税制等新的改革措施而得以根本解决，中央与地方在参与、组织和调节经济活动中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理顺。由于政府职能尚在转变之中，特别是由于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而使得这种转变还相当缓慢，政企不分的问题依然难以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只不过出现了许多政府对企业进行不当干预的变通形式，这实际上也构成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最大难点；政企关系，特别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的理顺，尚需在国有资产的所有和运营关系的界定方面做出相当大的努力，而这又与整个所有制结构的合理化相联系。
——政府职能转变，特别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阻碍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而且还制约着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建立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基础上的、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及早确立。
——社会保障体系和法制体系的完善尚有大量工作要做。社会保障各类基金统筹的社会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社会基金的筹措渠道、管理方式和使用办法都还需要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法制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包括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团和个人在内的各类经济活动主体行为的不规范现象，腐败问题，频频发生的经济和刑事犯罪问题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法治工作力度的不够和法制体系的不健全。
——现代企业制度的普遍建立既需要大量的外部配套改革措施，如政府职能的及早转变，特别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市场体系的及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法制体系等的及早建立和健全，也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发展环境，如经济繁荣，财政、金融“松动”，社会生产总过程顺畅。毋庸讳言，目前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还明显缺乏上述这一系列条件和环境。
——建立统一、开放和发达的市场体系，应当包括市场结构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完善两方面的内容。在市场结构方面，由于企业在银行的债务“沉淀”过多、银行商业化的内部基础工作薄弱、能进行有效竞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迟缓等原因，使得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进程明显迟缓；由于整个劳动、人事干部、户籍、工资、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尚未“到位”，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规模还十分有限；受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和各种配套改革均有待进一步深化的制约，技术、信息、房地产、资本等市场的规模也是十分有限的，包括一般商品、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在内的统一、完整的市场结构体系还有待于很好地完善。在市场机制方面，由于企业成为具有“四自”能力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尚有一段较长的道路要走，市场竞争主体在某种程度上“缺位”；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形式或卓有成效的市场调节方式尚在探索之中；各类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还很不规则；市场法则和经济法规也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统一、完整的市场结构体系也有待完善；价格、利率、汇率、税率等经济杠杆和供求关系、竞争法则等市场机制的作用还十分有限。在这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一般商品的市场定价数量份额虽然已经达到了80%乃至90%以上，但由于市场机制的上述内在缺陷，即使一般商品市场的发育，也还有待于继续努力。
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现状表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的经济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如果认为社会转型过程已经开始，那么可以预见到这一转型过程将需要一段比较漫长的时间。倘若认为这一见识的理由是充分的，那么，毋宁说我国现阶段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即将到来，或者说有迹象表明其正在孕育之中。
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必须在夯实其所需要的经济基础方面做出三重重大选择
1.真正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党中央提出的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建议，既概括性地反映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乃至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又为我国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水平达到既定的目标要求提供了可靠途径。从促进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的角度出发，应该强调：一是，我们必须切实贯彻落实好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任务；二是，不能局限于一般的加快改革步伐、深化改革举措、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加经济运行质量的意义，而应当从促进真正的社会转型及其所需要的经济基础的及早实现的深远意义上去认识两个根本性转变；三是，探索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整合措施，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以期及早奏效，实现产业组织创新是整合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模式双重转换的核心，〔7 〕也就是整合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核心。
2.全方位培育经济和社会创新机制。创新是推动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也应该是保证我国现阶段社会转型及其所需要的经济基础及早实现的根本保证。丰富多彩的创新活动是由成熟、健全的创新机制所保证的。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无疑是具有创新意义的社会实践，但却具有明显的时间局限性规定。更加理想的选择是培育起完整、规范和正常的社会创新机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经常发生作用。有理由认为，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从各个方面阻碍了完整、规范和正常的社会创新机制的及早形成，进而延缓了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及早实现由工业化数量扩张阶段向工业化成熟阶段或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变，以及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
3.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过渡时期经济问题”以及“社会转型”研究的“三位一体”。分开研究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合理抽象的必然结果，有利于研究本身的专业化和使之深化。但必须注意各种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分门别类的研究还需要综合，这又是科学地认识事物整体的必然要求。我国学术界目前分别由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等各自进行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过渡时期经济问题”以及“社会转型”的研究，实际上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由工业化数量扩张阶段向工业化成熟阶段或持续高速增长阶段转变及其所引致的整个社会转型这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的反映。为了科学地认识、有效地促进我国现阶段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实行“转变”、“过渡”与“转型”研究的“三位一体”，与分别进行研究一样重要——无论在研究的内容上，还是在研究力量的组织上，都是如此。
注释：
〔1〕〔3〕〔美〕道格拉斯·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 ～75、225～234页，第225、232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 第66～67页。
〔4〕张晓光：《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比较研究》， 《经济研究》1987年第5期。
〔5〕胡继晔：《中国人均GNP700美元：一种新的计算方法》，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
〔6〕H·钱纳里、S·鲁宾逊、M·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1、109～110页。
〔7 〕张卫国：《中国经济：世纪之交发展和改革模式的双重转换与整合》，《文史哲》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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